苏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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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勋嗲
勋嗲也姓雷，说起来，他还是我舅爷的舅老倌。因这层关系，我母亲就叫他家里边的王婆婆舅娘。他跟友嗲是本家，只是应该出了五服，并不怎么亲密了。
他住在友嗲东边，小小三间土坯房，和他幺儿幺媳一起住。分了家后，他住偏西的那一小间，所谓“湫隘嚣尘，不可以居”的境况，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吧。平时鸡彘同室，炊则灶烟满屋，雨就处处接漏，天晴久了不免灰尘纷纷。这也差不多是当时乡下贫苦老人晚景的一般写照。他也就是在那小屋里过完了一生。
说起勋嗲来，我直接跟他打交道，就只有一次。听他说起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也只有一次。
那时我大概不过十岁，还没读几年书。从小来我身体就不大好，经常得病。有一段时间祖父看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就疑心说：“这伢儿是不是失魄了？勋嗲应该会看的，去叫勋嗲看看是也不是？”我不得已跟祖父就到了勋嗲的屋门口，他正好在。祖父说明来意，勋嗲翻开我的眼皮看看我的眼睛，隔了一会，说：“感冒失魄！”我虽则小，但一直是无神论教育成长的，就不禁在心里好笑，但我也不做声。我祖父问他要如何治呢？他有点不大乐意的样子，说了一些我祖父不大愿意听的话，说话口气也似乎是冷冰冰的，弄得我祖父很有些窘迫，就拉了我一起回家了。这以后我觉得他这个人脾气就是怪，与人打交道，也真是太直接。他那科学与迷信捏合在一起的那个“感冒失魄”，有一段时间还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笑料。
他的脾气确实有点古怪，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不喜欢与人往来。但他性格中更有一种叫人惊异甚至可怕的类似漠视一切的特点，许多人可能都觉得他这人有些不可理解。
泛泛来看，在情感上，行事上，他的行为也确实不同于一般人。
和友嗲比起来，勋嗲的出身家庭在那时候的社会里应该不会很好，但也应该不至于太差。他认得字，还能写会算。只是不如友嗲读书那么多而已。他大概也上了几年学。在他小的时候，新式学堂不只有城里有。在清泥潭这块地方，来传教的洋人牧师早已在清末就扎下了根，很多新的风气也就悄悄跟进来，多多少少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新式学堂随民国建立也早就慢慢遍地开花了。
我记得他家堂屋上贴的“天地国亲师”，就是他写的，还有一副对联，今天只能记得“积善人家有余庆”这一联了。虽不能说是写得中规中矩，端端正正，但也可以看得出习过唐楷的童子功，那还是描了几年红才能捉得稳笔的手才能写得出来的。
还有一件事没说。也是在读小学的时候，我曾亲耳听他说到过一个关于“太白”的故事，就是李白的故事。在一次战争中，这个李白惨遭火焚，“烧得跟一个芋头娘差不多！”他语气冷冰冰的说。他一贯总是这种腔调，既没有丝毫嘲讽，也没有点滴同情。芋头娘云云，是我们那里特有的比喻，也很形象，意思是说被烧得乌漆麻黑，跟那烂泥里挖出的黑乎乎的芋头一个样。我对于那位伟大诗人和著名道士的遭遇在当时当然所知不多，很惊奇了一番，想不到他竟还知道这个大人物有如此惨痛的人生经历。但我后来晓得这不过是子虚乌有的事。他究竟是在哪里听到这些稀奇古怪的说法的呢？我记得好像他是说朝圣路上听来的，他还有碰上赶尸人什么的，时间久了，我也就记不大清了。
在以前，我们那里还是叫澧州府，方圆几百里地，有很多名山大川，其中在慈利有一座名山，叫做五雷山，也称五维山的，是湘中赫赫有名的道教圣地。每年都有不少游人和信徒去游玩，去朝拜。勋嗲说他年轻时也曾去朝拜过。他说起一个道观很神奇，那观前有一道沟壑，深不见底，很是怕人。如果你不是诚心诚意去朝拜的人，就怎么也越不过去；但如果你是诚心来朝拜的人呢，就是小脚的白发老婆婆，也会很轻易的就跨了过去。他说这见闻，使小时候的我们对那几百里外的遥远名山起了很敬畏的想象。但显然这也只不过是个传说。
他呢，他越过去了吗？没有人问过他，他也没有说起。但他说他是专门朝拜五雷去的。这说明他曾经还是一个有过信仰的人。
他和王婆婆一直过得好像很拮据。值得一提的是，勋嗲和王婆婆的情分应该是很深厚的。他唯一对王婆婆很依恋。只有偶尔听见王婆婆发发小脾气说他，而他始终都不会出声。在他们老两口最终分手时，听说他还特别给王婆婆留下了一笔养老钱，使她不致完全指望儿子媳妇，也是担心万一儿媳困难，供给不周，怕她一个人会过得艰苦。还有一件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的小事情，也足以说明老两口感情很深。
在我们那个地方，老一辈的夫妇互相称呼，是很有意思的。普通的就是叫老汉、老倌子；婆婆、老妈子或者这一类的。但勋嗲叫王婆婆不如此，他是叫“姆妈”的。有时候王婆婆在屋后面大家共用的吃水堰塘边洗菜清衣，勋嗲有事叫她，声音很大，“姆妈”“姆妈”的叫，像是小伢唤娘。有一回，我们的邻居李婆婆，见他一面走一面叫王婆婆，就取笑他说：“勋嗲勋嗲，你叫‘姆妈’‘姆妈’，是不是要喝妈了啊？”喝妈就是喝奶。这往事由一个孙辈的后生回忆起来，未免会被人指责为轻佻，但在此不过是说，老两口子过得的确还是比一般人谐和，相互依赖很深。
他们一起生育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很早就出门去谋生了。家里一贫如洗，想必也没有什么依靠和指望。他据说是在湖北谋了份差事，就是扫砖窑厂里高高矗立半天中的烟囱。又危险又伤身体的活儿，一般人不能做，也不愿意做。他到底是自己找了个湖北姑娘，只是好像得过脑膜炎，有时候说话就显得思路不太清楚。但他们好歹结了婚，还有了孩子，一个漂漂亮亮的女伢。勋嗲每年都会看到他的大儿大媳从湖北回来，一家子也都还是体体面面的。他们在家里呆上几天，看看老人兄弟，然后又大大小小都回到干活的地方去。
有一年，大儿子携妻挈女又回来了，这回，大儿子再也没有出门去。
他患了肝腹水，已经到了晚期，腹胀如鼓。
当过澧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余家北嗲，那时已经退休回老家颐养天年了，但还在经常行医，给村里人带来很多方便。这时候他就被叫来给勋嗲的大儿子看病。余家北嗲每天都拿着粗粗的针筒来来去去。但是病情继续恶化，好像仅在家里这样休养治疗，已经是回天无术了。他如此严重，早就应该住院去。
他天天呻吟，后来是号呼不止，听说连床上的蚊帐也给撕烂了，连盖的被褥也给撕烂了。
“幺幺，你想办法给我诊病啊，幺幺！我好了会还钱给你的呀，幺幺！”病人不住凄苦的哀求。
勋嗲坐在家门口半掩的门后，一动不动，好像充耳不闻。不晓得是不是在悄悄流眼泪。他有个习惯，就是闲暇时，总坐在半掩的门后，只探出半个脑袋，面无表情的好像在窥视着外面。
他实在是没有钱，他也实在是不愿去向任何人借钱。好像生老病死对他来说，已经见惯了，哪怕即使是发生在自己的骨肉身上， 他也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
小孙女才会走路，话也说不清楚。穿得破破烂烂，脸蛋也皴裂了，鼻涕涎水满脸，没人搭理，再也没有以前那么齐齐整整，干干净净。她整天端着个磕了口的小瓷碗，拿着一把锡调羹，在院子里磕磕绊绊的走来走去，碰到生蚕豆也吃，碰到生果子也吃。时时跑到我们这里来玩，那么小，根本不晓得冻，也不晓得饿，可怜巴巴的。有时跌在泥里，一身泥；有时碰在墙上，一块青。老听见哭哭啼啼的，旁人也揪心。大儿媳听说总坐在病人旁边，已经有点痴痴呆呆。
有人愤愤不平地说：“当嗲嗲的看见孙丫头倒在地上，坐在那里连动也不动，睬也不睬，尽她哭，也不拉她一把。世界上没看到过有这么一种人！”
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肯定有教育这么一种人的环境。树木之所以有瘿瘤，那不是伤痕痊愈后变形的结果吗？自责，愧疚，痛苦，伤心，无奈和隐忍，逃避和自私，遗弃还有冷漠，对勋嗲来说，哪一种体会会更加真实呢？谁又能振振有词的指责一个几乎身陷绝境而计无所出的人？在外人看来是灰暗无比的他的世界里，他能看到的又会是些什么？
说起这些陈年旧事，还要往前谈到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据说当时是大集体，天灾频仍，粮食短少。干部群众日子都很紧。大食堂里统一蒸饭炒菜，全生产队的人统一开饭，各家都不动烟火。很多劳力干活功夫重，耗体力，吃不饱，出现身体浮肿。“脸肿得像亮壳子”。这是他们回忆那段日子经常说的一句话。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都没见过“亮壳子”。这其实就是白纸糊的灯笼壳，浸过桐油，燃灯放在里面，提出门照明时防风的，燃灯时一望通明。人匮食得浮肿，听说脸色就像这个样子。
有一种说法，勋嗲个子大，生得五大三粗，饭量自然大，自然吃不饱，也浑身开始浮肿。他可能是觉得他快逃不过死亡的召唤了。但他不能干等死啊，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带了一个小口鼓腹的养水坛子，趁食堂没人的时候翻窗进去，把米饭满满的盛在坛子里面。稍稍掩饰痕迹后，再出来悄悄踅到一口堰塘边。他把坛子口封紧，坛颈上扎根绳子，然后把坛子沉到堰塘里，一端绳子系到一处岸边的树根上。到了夜里饥饿不可忍耐时，就摸过去取出坛子来抓饭吃。如此反复，居然也没人去认真的细察。都是熟人，况且很多是同族叔伯兄弟，谁忍心让他活活饿死不成？他到底是从那艰难的日子里熬了过来。
死里逃生，他对生命不能不有所新的体悟吗?是更加热爱？还是漠然视之？这些，对这样一个有着刻骨铭心接近死亡经历的人来说，都太“文艺”气了。他作为一个底层农民感受到的，只是面对着铁板一样坚硬的生存挨下去而已。
勋嗲的大儿子终究是没有挺过那一年。他大儿子死后，那对孤苦无告的母子在那里好像无依无靠，就依然回湖北去了，这一去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此就断绝了消息。
勋嗲依然和老幺一起过。老幺后来也结婚生子，渐渐日子平平淡淡过去了。但是贫穷还是压人头。他晚年无法可想，不得不多次出门讨生活，起初还早出晚归，生怕人知晓。这也算是他究竟丢不脱羞耻二字在心里作怪。他还是跟一般老人一样，在意别人的眼光——也只有在那万不得已时，才会连这都顾不上。
听说他开始关心孙子。经常把从人家筵席上包回来的好肉好菜分给他们一些。这是以前不大有的。因为以前实在也是无物可分。并不是“天干无露水，老来无人情”。许多年前，我读四川人周克芹写的《许茂和他的女儿》这部小说，当时觉得许茂其人，就在眼前。如今更相信勋嗲和许茂，其实就是同一类苦难之中久浸后麻木了的可怜人。
他们的老幺，后来也因为癌症抛下了妻子儿女。他们都是终身没有挣脱贫困。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也像他的哥哥那样呻吟，号呼。他盖的被褥也被撕烂了。他的小女儿，也是像她那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堂姐一样大，才能磕磕绊绊的走来走去，还不时地哭哭啼啼。
勋嗲这回可不用再坐在屋门口半掩的门后装得好像听不见了。他这回是真听不见了。他早已经安安静静躺在地底，永远不用再为世间事操心了。
有一回我妈妈的老姐妹亚妈妈来我家玩，曾经说起过勋嗲，她满怀恻隐地感叹道：“勋嗲就是一个遭孽人啦！一辈子真是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我还记得他们几父子冷天挖砖的事。两个就在前头拉，一个就在后头推。几个都整得脸红脖子粗，果果汗直流，人就像从水底起来的！”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那里农村修新屋，多用土砖。就是先在田地里用石磙把泥土压得紧紧实实，再用大锹划成大小一致的规规矩矩的砖块，然后就是从田地里把划好的土砖铲起来，这就叫挖砖，是个粗笨的苦功夫。往往一人执掌挖砖的平底铁犁在后，数人如纤夫拉纤在前，嗨哟嗨哟吆喝着前进。
这个形象很深刻，多年以后，我仍然能想像得出，这苦命的父子们，在寒冷空旷的田野上，佝偻着腰身，奋力挣扎着艰难向前的身影。
如今，王婆婆还在，独自居住在浩伯留下来的早被弃置的房屋里。而勋嗲他们自己的土砖屋早就跨塌了,那里现在只有一个高高的土堆,爬满了茂盛的南瓜藤,长满了齐人腰的荒草。
苏案：本文是多年前旧稿，如今，王婆婆也已经离世。她的离去非常凄凉，亲人出门打工，多不在身边。她在孤独里闭上了眼睛。一个远去的时代，差不多就这样快要结束了，苦难的岁月，希望不会再降临。又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