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的村庄

左拐右拐，上坡下坡，我随着风儿走进了故乡。我在万象河畔慢悠悠地走着。时间也在慢悠悠地流淌，如一架老钟表，指针上沾满灰尘，一步一步迟钝地走着。

那时候，我上小学，在大队部。从家里去学校，经过一条小河，再穿过几条蜿蜒的田埂。难忘的是雨天，赤着脚，撑着桐子油油过的黄布伞，迎着风缓缓地蹚过万象河往学校走去。

小学校里几百人，教室是土坯黑瓦房，桌子是破旧的木桌子，自己从家里带凳子去坐。教我的老师大多是本地的高中毕业回大队的民办教师，有一个公办教师，好像是我同学的母亲。父母常说，吃红壳本的人真好，雨水淋不着，太阳晒不着，常年也不用挨饿。他们让我好好学习，长大也要当个公办教师。

家里只有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到了年终，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母亲用玉米、南瓜、红薯代替大米、白面，即便这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公社医院处在乡村和商业街的结合部，赶集的、上店的，人来人往。傍晚，我和姐姐各提着一筐黄瓜站在医院门口叫卖，五分钱一根。母亲种的黄瓜嫩油油的，上面长满了一个个小刺，瓜蒂上长着个发蔫的褐色的黄花，不到一个钟头黄瓜就卖完了。我用卖黄瓜的钱买了铅笔和本子，铅笔用了一个月，一直到捏不住笔头为止；本子写了正面又写背面，角角落落落满了我工整的文字。

母亲比父亲小两岁，父亲年少时就失去双亲，家里一贫如洗，母亲嫁给父亲时，才十八岁。外祖父来父亲家里相亲，父亲正在屋顶加盖茅草，外祖父说，这小伢勤快，就他了。母亲从小吃惯了苦头，过门后，每天合计着怎么过活。她除了种黄瓜，还种苋菜、韭菜、洋葱、丝瓜、豇豆等。菜地少，母亲种的菜不够吃，她将辣椒放在地锅洞里烧熟，切碎拌上油盐，再和稀饭搅拌，算是菜肴。

生活的困窘让母亲愁肠百结，她很少开怀大笑，母亲生姐姐时年仅十九岁，我有记忆时，母亲才二十几岁，但我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没青春过，她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我们一家六口人住在三间黑暗潮湿的茅草房里，一间用作卧室，一间用作堂屋，一间当作厨房。小弟出生后，委实住不下，父亲决定将旧草房翻盖成土坯黑瓦房，另盖两间厢房，当作厨房和仓房。

外祖母家四口人，全是劳力，听说我家要翻盖房子，送来木料、蔬菜。

动工的那一天，村子里的青壮年自带工具都到我家帮忙来了。

打好了地基，开始砌墙。父亲指挥几个叔伯先掉好线，再沿着线砌墙。抱土坯、和泥、挑水，那个小小的场院里忙碌而富有生机。

要上梁了，外祖父和舅舅抬来一根新刨过的白晃晃的木料，上面裹着红布，看起来非常喜庆。木匠们在新架的房梁上，用斧头这里锤锤，那里敲敲，把接缝的地方弄得更合窍些。中梁上挂着太极图，两边的梁柱上贴着红腾腾的对联。这太极图、红绸子、红对联，多么惹眼。外祖母挎着一个筐，我们都知道那筐子里装的有猪肉、挂面之类。大锅支起来，火苗嘶嘶地舔着锅底，母亲忙着炒菜，外祖母忙着往灶塘里添柴，肉香飘得好远。

中午十二点，做好的整体大梁由十几个人抬到场，三十几个人绳拉肩扛，总算将大梁立上墙头，最后将外祖父裹着红布的横梁放在屋脊上。父亲手里拿着一个大斗 ，坐在屋脊上往下撒钱，撒的是花生、白果、白馍，一分、贰分的硬币。

哗啦啦，空中下了一场五谷雨，底下已经乱成一团，喊声、笑声，衣服的撕裂声皆有，坐在房顶的父亲笑声更其灿烂了。

我的那些乡亲，直到我家的房子盖好才离开。他们仅在上梁那天吃一顿饭， 一分工钱没要。别人家盖房子时，父亲也带着抹子、瓦刀天不亮就砌上了墙。

房子盖好后，我家更穷了，母亲将弟弟送到了外祖母家，直到上学。

那年，田地一下子就分到户了。生产队长说这叫联产承包，叫责任田。

一份责任田抚慰了父母，也抚慰了整个村子。联产承包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劳动的积极性，父母侍弄土地就如养育儿女一样。麦收时节，田埂上弟弟提着饭盒背着水壶，田间父母、姐姐和我挥镰收割，金黄的麦浪在我们眼前慢慢倒下，我们的脸上流淌着汗水，但我们心里甜蜜蜜的。母亲合计着等麦子收上来，做手擀面、包饺子，还可以烫面炸油糕，还可以发酵做千层饼……

待麦子收割后，父母在麦田里插上秧苗。秋天，我们又看到金灿灿的稻谷。那年，我们种的是杂交水稻，稻子亩产量增加了，碗里的米饭又白又糯。

我家还种了芝麻、花生等，我们能吃饱饭了，我们有油吃了，我们的学费也能交了。外祖父来我家 ，餐桌上有酒肉了。外祖父喝酒时嘴巴咂吧得很响，看着外祖父喝酒的神气，父母笑了。他们一高兴，小孩子可以上桌和客人一起吃饭了。

种好了几亩田，交上几箩筐公粮，就算没事了。以前的队长、会计、计分员都统统没事干了。母亲说你看那会计，以前那个胸脯子挺得高高的，头抬到天上去了，像俺家田边的大白鹭，眼里哪有我们社员？现在，你看他们个个都蔫了。

池塘边的老柳树是村里的“俱乐部”。中午，男女老少端着大碗坐在树荫下，我碗里的炒鸡蛋拨给你尝尝，你碗里的臭豆干夹给我品品，一顿饭下来，我们吃到了好多家菜肴，心里的那个乐挂在脸上。夏夜，我们手摇蒲扇，搬着竹床，兴匆匆来到柳树下，听六叔讲评书，《岳飞传》《杨门女将》，随着故事徐徐展开，小孩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小小的脑瓜歪在一边……

责任田还是那些责任田，种田的还是那些人，只是那几亩薄田不顶事了。那年夏季交了几箩筐麦子后， 秋季还要交钱，叫提成，也叫农业税。每个人头每年要交100多元，一家六口人，全年要交1000多元。一年下来，交完了公粮，完成了提成，再算算买化肥的钱，糊口的粮食，所剩无几了，父母的眉头又紧锁了。

这时候，大集体时就闯荡武汉的人回来说，城市里大兴土木，建桥、修路、盖楼房，比种责任田赚钱多了，于是父亲跟着辈前往武汉去了。又有一些人前往往杭州、广州、无锡、深圳去了。他们有的去了工厂，有的去了建筑工地。这些去了外地的人。过了几年，有的开着小车穿着洋装回来了。后来那些飘到城市的人，买了房子、车子，将老婆、孩子接到城里安营扎寨。

曾经喧闹的村庄孤独了，寂寞了，一幢幢老屋在风雨中飘摇。有一天实在撑不住了，风雨交加的夜晚，它们倒下了，脸颊上流淌着思念的泪水。

老屋门前的大冲是肥沃的良田，金黄的麦浪、稻浪曾在这儿翻滚。眼下，看不见一个劳作的身影，疯长的凄凄荒草在风中摇头叹息。

我就读过的小学校，曾经的欢歌笑语，曾经的书声琅琅，再也听不见了。那淘气的孩子、可敬的老师，也不知藏匿到哪儿了。门前的万象河依然在流淌，那高高的篮球架向远处眺望，梧桐树上的鸟儿在唱着寂寞的歌儿。

村里那棵上百年的老柳树还在，柳树旁那棵杏树也在。正值初夏，柳树郁郁葱葱，杏子金灿灿的。如今，坐在树下的只有零丁的几个老者，当年偷杏子的孩童长大成人，奔赴远方了，给我家盖房子的乡亲，走的走，老的老，再也聚不到一起。黄昏下的老柳树，留下一地的阴影，显得更加孤寂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