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子其实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我用地名替代人名,除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外,我也觉得这个已经离世一年多的男人,身上确实有不少属于山的品质。
由于我过去在一家大医院工作,虽然不是医生,但总有一些老家的亲戚朋友慕名来找我介绍看病。熟人好办事,在不少人心里都是一个处世的信条。这样的时候多了,我倒像一个被动的“医托”。有同事戏言:你可以设个“老家驻医院办事处”了。我苦笑,穿梭于病房之间,看到感受到病人及家属的诸般苦痛,有心无力,心实在是累。
山子是找我的病号中比较特殊的一个,那次来医院看病是妻子陪着来的,中年男人,一身地道的农民装束,中等个,偏瘦,除此也看不大出疾病的痛苦。事实是,他已经确诊了肝癌晚期,在北京的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医生委婉地建议他们回当地医院治疗,这样的医嘱传递的是一个危险信号,我想山子夫妻不会不明白,但他们的表情却没有任何的沮丧,言语中闪烁着对未来的希望。很多时候,疾病可以压垮一个人的身体,但却无法放倒一个人的信念。
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一向紧张,我虽然提前进行了预约,但就诊还是费了不少周张。我担心山子再受刺激,就让他在医院的走廊里等候,我和他妻子拿着他的材料去见医生。也许是类似的病号见的多了,医生的话云淡风轻,住院、放疗、化疗之类,一些耳熟能详,却又让人胆战心惊的医疗术语。等我们与医生交流完出来找他时,看见他捂着肚子,佝偻着身子,倚靠着走廊的墙壁,在长廊的映衬下,更显得痛苦而无助。
我扶着他去住院病房,他仍旧弯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迈步,能体验到他承受的巨大痛苦,到病房时,他的额头已经布满细密的汗珠。但他还是勉强地挤出笑容,对医生护士、对我轻声地表示感谢。虽然见惯了病房内的苦痛,但我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压抑和酸楚。
过了两天,我去看望他,由于上午刚做完手术,他显得有些虚弱,但气色比刚来时好了些,看上去也不再那么痛苦。出于礼貌,我在那多呆了一会儿。从谈话中得知,他们家有两个女儿,老大研究生即将毕业,小女儿刚读初中;村里刚给他们家申请下来了低保,下一个月开始每月就会有一千多元的收入……说这些时,他妻子疲惫的脸上流露出些许欣慰。山子仰躺着,很少插话,只是偶尔会心地笑笑,轻轻地点点头,若有所思。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到病房时,他表面上比上一次还好些,但我从医生那得知,这种情况只是药物的疼痛缓解作用,并不是什么康复的征兆。但山子却觉得自己的病快好了,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对我说:“明天出院,过几天再回来复查。这次算是治着了!”我没有多说什么。
我大致知道山子对未来的憧憬,大女儿处了对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节点,他们夫妻对未来的女婿非常满意,按照农村的风俗,他得把家里好好拾掇拾掇,院子里得铺上水泥地面,风风光光地给女儿出嫁。小女儿成绩很好,得为她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还有家里养的牲畜,等等。作为家里的男主人、顶梁柱,山子对自己的责任一清二楚,但却不知道老天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次出院后,他再也没能回来。听说山子回家后觉得自己已经大好,就兴冲冲地洗了个澡,接着就张罗着铺院里的水泥地面,一到晚上感觉不好,接着陷入了持续的半昏迷状态。电话联系主治医生,医生听完对他的症状描述,叹了一口气:“他的肝完了!”在县医院昏迷了几天后,这个被我称为山子的男人走了,53岁。
山子从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不甘的离开人世,我不确定的东西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承受了太多的身心折磨,也有太多的尘世期盼,他至死都没有做好死的准备。从我的了解中,他们家因病返贫,没有什么物质财富留给家人,但在妻子、女儿心中,我想他一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还有他的坚持、他的隐忍、他的努力,都会深深地印刻在家人心里。终有一天,他们会走出阴影,继续去实现这个家庭关于明天的所有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