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先生

范先生，我的外公，离世已有30多载了。

我小时候，弄堂里上点年纪的人都叫他“范先生”。我外公从没在学校里教过书，小巷子也不是讲究客套的上流社会。邻居们这样称呼，自然是带着一种尊敬。

想写一写我外公，是我多年的心愿，却因为疏懒，总是没动笔。去年十月起来过几次北京，因为心情与事务的诸多因素，总没去看看表弟，终于在阳历年底前抽了个空。

细一想，俩人竟也有三四年没见了，真不知在干些什么，一转眼自己都退休了。早几年看过韦君宜的一篇散文，说是早就有个长篇小说的构思，工作时想等退休时写，退休了又忙这忙那的，结果脑溢血了，写个小文章都很吃力了，结果遗憾离世。

说是表弟，我与他可比亲兄弟还亲。我自小没见过父亲，一直生活在外公家中。他呢，打小离开父母，也到了外公家中。于是，两人在一个锅里吃了二十余年的饭，你说能不跟亲兄弟一样？

岁末年初，就容易聊到往事。表弟很感慨：知道我家根底的人说，你跟你哥哥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能到现在这样子真不容易！

我说，是呀。我单亲抚养，没有父教；你远离父母，缺少亲情，都很容易形成脆弱孤僻的个性脾气，有的甚至会走向极端。如今，我们各自还有些作为（他是北大教授了），这主要是靠了外公啊！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是他默默教了我们怎么做一个大写的人！

久久沉浸在追忆中，我们眼角都有了些晶莹。也就是这次会面，触动了我写外公的文思。

外公范先生，可谓仪表堂堂。个子挺拔，在当年有1米70多身高，是很有回头率的；双眼大而有神，总是透出几分和善。哪怕是穿一件旧衣衫，也很有点范儿。

其实，他很辛苦。每每他都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天不亮就出去扫巷子了。外公早先在上海做徒工学生意，临解放时百业凋零，他只好回到宁波老家。老家同样没有工作，就靠扫街来贴补家用。

我记不得这报酬的具体数目了，好像也从来没问过他。当时学徒工的一个月工钿是人民币13元6角，他扫地大概也就这个数吧。虽然所得极为菲薄，但他扫得十分认真，角角落落的地方都找不到果皮纸屑，卫生先进的小红旗始终插在巷口。现在回想，感慨无限，人要活个精气神，看来外公做到了。

等我们起床时，外公早已扫完巷子回来了，常常满脑门的汗珠挂在脸上。如果在冬天，他已经谢顶的头就会像下面点着火的蒸笼一样热气蒸腾。常常累成这样，他自己仍舍不得喝碗豆浆什么的，却必给我俩买来早点。

当时没钱买蛋糕、粢饭、金团这类价钱贵的糕点，也就是一副大饼油条吧。当时不懂体恤老人，也从没问过他吃了没有，往往一把抓来咬在口中，背起书包风也似地上学去了。这大饼哪怕在冬天都是温热的，恐是外公捂在怀里带回来的吧！

三年“人祸天灾”时期（即六十年代头三年），粮站连早稻米（南方种两季稻，早稻米质量差不抵饿。在丰年时，粮站每月会有三五公斤的晚稻米的供应配额）都不能保证足额供应了。一人每月的24斤定粮中，记得有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是番薯干或番薯粉。

这黑不溜秋的番薯粉散淘淘的，得掺入好多面粉才能揑成团。我家经济条件还算好的，妈妈在邮电局工作，工资稍高些，能买点黑市商品（黑市，就是当时政府不允许公开买卖的物品，百姓却在私下交易的地方）。这自然也有外公每天的汗马功劳！于是，就从黑市里买些面粉，将番薯粉掺入后做成饼子吃。蒸熟后，这饼倒甜丝丝的还有点糯性，年少不知愁滋味，吃一二个还觉得蛮好吃。

麻烦的是番薯干。乡亲们在刨削的时候哪有功夫去皮呀，可能也舍不得去皮（粮食紧张，有皮份量重呀）。天闹灾，这番薯个头也长得小，短短的一根中，两头都是皮还沾着泥，直接去煮还真不行。

我每每放学回家就看到，外公坐在堂前间的椅子上，耐心地将两头的皮剪掉了，洗了几次后再掺进米里煮。这说来，也有点奢侈，人家吃不饱的时候，我们还在剪番薯皮。但当时外公是为了让我们在长身体时吃得好点，就这样的费心费力。煮成饭了，外公往往先把饭中的番薯干扒拉到自己的碗中，再给我们盛饭。这样，我们的碗里基本上都是白米饭了。小孩也不懂谦让，还觉着大人这样做是应该的。但自然也把这举动，无意识地的记在心里了：做男人，是要这样吃苦在前的。

外公自己极节俭，但他却不限制我们小孩读书上的花销。文革期间，刚好是长学问的时候，每当借得一本好书（常常是“禁书”），就会漏夜一口气读完它。在外婆为心疼电费而唠叨时，外公总护着我们。他的堂兄弟中，有一位自学俄文成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时常被他用作鼓励我们好好读书的榜样。我表弟后来苦读外文，外公早年的鼓励一定是最初的推力。

外公写得一手好字，又和善。邻里老人就常常找他代笔写信。他一落笔，习惯把一页信纸写得满满的，把他们的心意都在纸上倾注满了，有时连纸的背面都写上了。写到这里，自然忆起了那首名诗：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密密的写，使让外公代笔的老人们十分满意，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将一份思念变成了沉甸甸的家书。于是，找他的人更多了，这自然是义务劳动，他却乐而不疲！我从小爱惜纸张，一直到正反面都用了才舍得扔掉，至今亦然，就是受了外公的影响。

我下乡时，他怕我学坏，差不多半个月就会来一封信，吃饭如何，农活重否，和队里的人关系怎样，等等。这时读信，就觉得外公成了外婆了。有次翻检旧筴还发现了两封，很珍贵地保存起来了。可惜，后人还能体味其中的滋味么？

外公是街道的小组长，文革前主要是动员居民打苍蝇、灭蟑螂什么的。另一个要务则是调解，张家李家动手打架了，王家的婆媳闹矛盾了等等，往往来请小组长过去讲公道。我们家吃饭时，老有别的墙门的人心急火燎地过来叫外公去劝架。我有时跟过去看热闹，看着外公三言两语地就把双方摆平了，很是佩服。许是他平时很讲公道的缘故，巷子里的人们就称他为“范先生”了。

那年横扫“四旧”的风，也刮到了我们的小巷。我家租住的是老实巷24号里的两间房，房东也和我们住一个墙门里（东南一带的人将类似四合院的房子冠以“墙门”这称呼）。这家人多势众的又有钱，平时很看不起我们这家老的老小的小的。有一天，乡下有人上来贴大字报，揭发他家是漏网大地主，把他们搞成灰头土脸的。我高兴死了：吓，你们也有今天！

晚上，外公把我叫到跟前，很严厉地说，你不许跟着别家小孩起哄，不许叫那老太太是地主婆！我从来没见过外公这样严肃过。自己是弱者，还被人家欺负过，却不落井投石。也许，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是这样的吧。

小巷斜对门的22号住着一位陈姓老太，当时有60余岁了吧。她的婆婆80多岁，俩人相依为命。有天下午，红卫兵来抄家，说陈是资本家的小老婆，家产都是工人的血汗，全部要充公。来了好几辆黄鱼车，要把她家的东西都拉走。

外公一看急了，就过去找了个头儿模样的人说，你总要给人家留些过日子的东西呀，被子、衣服不能拿走！这帮人才收敛了一些，弄了些硬木家具和字画走了。陈老太第二天过来，千恩万谢地要塞些钱给外公，外公怎么也不肯收。

其实，头夜他落了我外婆一晚上的埋怨。因为我家的成分很不好，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外公还这样引火烧身。万一这带头的人火了起来，来查查我们家的底细，或者将我们家也一起扫了，不就连老本也赔进去了吗？

外公虽然是大户人家出身，但是还在娘胎中，他父亲就过世了，家道败落，寡母孤儿相依为命。及长，学得一手好算盘，又命薄心傲不肯屈身求人（他舅舅陆家号称“宁波西半天”），打了半辈子工无所积蓄。生育了一儿两女，虽各有工作也各有难处，到老还得替儿女们带养小孩。

这样的艰难人生中，从没听外公吐一句怨言，却总是含着微笑乐呵呵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外婆有时要数落他，他就避开去等夜深才回，外界不大听得到他们两人吵架。

我年纪小时，外公还抽几根烟解解闷，是1角3分一包的，叫做“烂眼红鹰”的最低档烟。一包烟省着抽，能对付上三五天，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戒了，也为了省钱吧。却记得我去插队落户时，外公买了两条最高档的3角3分一包的精装“上游”烟送给了我在乡下落户的那家主人。这可是他半个多月的扫街钱哪！

他故去得很突然。那年夏天，我外婆的妈妈（住在同一条巷的八号，我们称之为“八号太太”，以区别于外公的妈妈）去世了，她的儿子不知何故不去联系墓地，外公这个老女婿却被支派过去了。大热天的到三四十公里外闷热的山区里转了大半天，没几天又送老人上山。等老人安葬完毕，他也一病不起。送医院检查，医生责怪我们，怎么这么晚才送来，已是胃癌晚期了，无法开刀！

当时已参加工作了的我大哭一场，后悔自己粗心！其实早就蛛丝马迹可寻。外公的胃口不好、胃痛已有一段时间了，只配点药就对付过去了。我想，外公是知道自己病况的，但他没有公费医疗，怕加重我们的负担，就默默熬着，这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呵！我不是从农村回来也赚工资了吗，外公，你为什么这样的苛待自己呀！子欲养而亲不在，人之大痛也！

每每有想消极的片刻，想起了外公，就觉得惭愧！

清明节快到了，更想他！

(原载2012年03月27日人民网记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