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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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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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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先生

范先生,我的外公,离世已有30多载了。

我小时候,弄堂里上点年纪的人都叫他“范先生”。我外公从没在学校里教过书,小巷子也不是讲究客套的上流社会。邻居们这样称呼,自然是带着一种尊敬。

想写一写我外公,是我多年的心愿,却因为疏懒,总是没动笔。去年十月起来过几次北京,因为心情与事务的诸多因素,总没去看看表弟,终于在阳历年底前抽了个空。

细一想,俩人竟也有三四年没见了,真不知在干些什么,一转眼自己都退休了。早几年看过韦君宜的一篇散文,说是早就有个长篇小说的构思,工作时想等退休时写,退休了又忙这忙那的,结果脑溢血了,写个小文章都很吃力了,结果遗憾离世。

说是表弟,我与他可比亲兄弟还亲。我自小没见过父亲,一直生活在外公家中。他呢,打小离开父母,也到了外公家中。于是,两人在一个锅里吃了二十余年的饭,你说能不跟亲兄弟一样?

岁末年初,就容易聊到往事。表弟很感慨:知道我家根底的人说,你跟你哥哥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能到现在这样子真不容易!

我说,是呀。我单亲抚养,没有父教;你远离父母,缺少亲情,都很容易形成脆弱孤僻的个性脾气,有的甚至会走向极端。如今,我们各自还有些作为(他是北大教授了),这主要是靠了外公啊!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汉,是他默默教了我们怎么做一个大写的人!

久久沉浸在追忆中,我们眼角都有了些晶莹。也就是这次会面,触动了我写外公的文思。

外公范先生,可谓仪表堂堂。个子挺拔,在当年有1米70多身高,是很有回头率的;双眼大而有神,总是透出几分和善。哪怕是穿一件旧衣衫,也很有点范儿。

其实,他很辛苦。每每他都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天不亮就出去扫巷子了。外公早先在上海做徒工学生意,临解放时百业凋零,他只好回到宁波老家。老家同样没有工作,就靠扫街来贴补家用。

我记不得这报酬的具体数目了,好像也从来没问过他。当时学徒工的一个月工钿是人民币13元6角,他扫地大概也就这个数吧。虽然所得极为菲薄,但他扫得十分认真,角角落落的地方都找不到果皮纸屑,卫生先进的小红旗始终插在巷口。现在回想,感慨无限,人要活个精气神,看来外公做到了。

等我们起床时,外公早已扫完巷子回来了,常常满脑门的汗珠挂在脸上。如果在冬天,他已经谢顶的头就会像下面点着火的蒸笼一样热气蒸腾。常常累成这样,他自己仍舍不得喝碗豆浆什么的,却必给我俩买来早点。

当时没钱买蛋糕、粢饭、金团这类价钱贵的糕点,也就是一副大饼油条吧。当时不懂体恤老人,也从没问过他吃了没有,往往一把抓来咬在口中,背起书包风也似地上学去了。这大饼哪怕在冬天都是温热的,恐是外公捂在怀里带回来的吧!

三年“人祸天灾”时期(即六十年代头三年),粮站连早稻米(南方种两季稻,早稻米质量差不抵饿。在丰年时,粮站每月会有三五公斤的晚稻米的供应配额)都不能保证足额供应了。一人每月的24斤定粮中,记得有四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是番薯干或番薯粉。

这黑不溜秋的番薯粉散淘淘的,得掺入好多面粉才能揑成团。我家经济条件还算好的,妈妈在邮电局工作,工资稍高些,能买点黑市商品(黑市,就是当时政府不允许公开买卖的物品,百姓却在私下交易的地方)。这自然也有外公每天的汗马功劳!于是,就从黑市里买些面粉,将番薯粉掺入后做成饼子吃。蒸熟后,这饼倒甜丝丝的还有点糯性,年少不知愁滋味,吃一二个还觉得蛮好吃。

麻烦的是番薯干。乡亲们在刨削的时候哪有功夫去皮呀,可能也舍不得去皮(粮食紧张,有皮份量重呀)。天闹灾,这番薯个头也长得小,短短的一根中,两头都是皮还沾着泥,直接去煮还真不行。

我每每放学回家就看到,外公坐在堂前间的椅子上,耐心地将两头的皮剪掉了,洗了几次后再掺进米里煮。这说来,也有点奢侈,人家吃不饱的时候,我们还在剪番薯皮。但当时外公是为了让我们在长身体时吃得好点,就这样的费心费力。煮成饭了,外公往往先把饭中的番薯干扒拉到自己的碗中,再给我们盛饭。这样,我们的碗里基本上都是白米饭了。小孩也不懂谦让,还觉着大人这样做是应该的。但自然也把这举动,无意识地的记在心里了:做男人,是要这样吃苦在前的。

外公自己极节俭,但他却不限制我们小孩读书上的花销。文革期间,刚好是长学问的时候,每当借得一本好书(常常是“禁书”),就会漏夜一口气读完它。在外婆为心疼电费而唠叨时,外公总护着我们。他的堂兄弟中,有一位自学俄文成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时常被他用作鼓励我们好好读书的榜样。我表弟后来苦读外文,外公早年的鼓励一定是最初的推力。

外公写得一手好字,又和善。邻里老人就常常找他代笔写信。他一落笔,习惯把一页信纸写得满满的,把他们的心意都在纸上倾注满了,有时连纸的背面都写上了。写到这里,自然忆起了那首名诗: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密密的写,使让外公代笔的老人们十分满意,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将一份思念变成了沉甸甸的家书。于是,找他的人更多了,这自然是义务劳动,他却乐而不疲!我从小爱惜纸张,一直到正反面都用了才舍得扔掉,至今亦然,就是受了外公的影响。

我下乡时,他怕我学坏,差不多半个月就会来一封信,吃饭如何,农活重否,和队里的人关系怎样,等等。这时读信,就觉得外公成了外婆了。有次翻检旧筴还发现了两封,很珍贵地保存起来了。可惜,后人还能体味其中的滋味么?

外公是街道的小组长,文革前主要是动员居民打苍蝇、灭蟑螂什么的。另一个要务则是调解,张家李家动手打架了,王家的婆媳闹矛盾了等等,往往来请小组长过去讲公道。我们家吃饭时,老有别的墙门的人心急火燎地过来叫外公去劝架。我有时跟过去看热闹,看着外公三言两语地就把双方摆平了,很是佩服。许是他平时很讲公道的缘故,巷子里的人们就称他为“范先生”了。

那年横扫“四旧”的风,也刮到了我们的小巷。我家租住的是老实巷24号里的两间房,房东也和我们住一个墙门里(东南一带的人将类似四合院的房子冠以“墙门”这称呼)。这家人多势众的又有钱,平时很看不起我们这家老的老小的小的。有一天,乡下有人上来贴大字报,揭发他家是漏网大地主,把他们搞成灰头土脸的。我高兴死了:吓,你们也有今天!

晚上,外公把我叫到跟前,很严厉地说,你不许跟着别家小孩起哄,不许叫那老太太是地主婆!我从来没见过外公这样严肃过。自己是弱者,还被人家欺负过,却不落井投石。也许,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是这样的吧。

小巷斜对门的22号住着一位陈姓老太,当时有60余岁了吧。她的婆婆80多岁,俩人相依为命。有天下午,红卫兵来抄家,说陈是资本家的小老婆,家产都是工人的血汗,全部要充公。来了好几辆黄鱼车,要把她家的东西都拉走。

外公一看急了,就过去找了个头儿模样的人说,你总要给人家留些过日子的东西呀,被子、衣服不能拿走!这帮人才收敛了一些,弄了些硬木家具和字画走了。陈老太第二天过来,千恩万谢地要塞些钱给外公,外公怎么也不肯收。

其实,头夜他落了我外婆一晚上的埋怨。因为我家的成分很不好,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外公还这样引火烧身。万一这带头的人火了起来,来查查我们家的底细,或者将我们家也一起扫了,不就连老本也赔进去了吗?

外公虽然是大户人家出身,但是还在娘胎中,他父亲就过世了,家道败落,寡母孤儿相依为命。及长,学得一手好算盘,又命薄心傲不肯屈身求人(他舅舅陆家号称“宁波西半天”),打了半辈子工无所积蓄。生育了一儿两女,虽各有工作也各有难处,到老还得替儿女们带养小孩。

这样的艰难人生中,从没听外公吐一句怨言,却总是含着微笑乐呵呵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外婆有时要数落他,他就避开去等夜深才回,外界不大听得到他们两人吵架。

我年纪小时,外公还抽几根烟解解闷,是1角3分一包的,叫做“烂眼红鹰”的最低档烟。一包烟省着抽,能对付上三五天,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戒了,也为了省钱吧。却记得我去插队落户时,外公买了两条最高档的3角3分一包的精装“上游”烟送给了我在乡下落户的那家主人。这可是他半个多月的扫街钱哪!

他故去得很突然。那年夏天,我外婆的妈妈(住在同一条巷的八号,我们称之为“八号太太”,以区别于外公的妈妈)去世了,她的儿子不知何故不去联系墓地,外公这个老女婿却被支派过去了。大热天的到三四十公里外闷热的山区里转了大半天,没几天又送老人上山。等老人安葬完毕,他也一病不起。送医院检查,医生责怪我们,怎么这么晚才送来,已是胃癌晚期了,无法开刀!

当时已参加工作了的我大哭一场,后悔自己粗心!其实早就蛛丝马迹可寻。外公的胃口不好、胃痛已有一段时间了,只配点药就对付过去了。我想,外公是知道自己病况的,但他没有公费医疗,怕加重我们的负担,就默默熬着,这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呵!我不是从农村回来也赚工资了吗,外公,你为什么这样的苛待自己呀!子欲养而亲不在,人之大痛也!

每每有想消极的片刻,想起了外公,就觉得惭愧!

清明节快到了,更想他!

(原载2012年03月27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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