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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自建了天一阁藏书楼，这座唐代即为中国三大口岸、清时又是“五口通商”之一的商埠，就有了不绝如缕的书香，让一代代文人墨客为之倾到。
出市区西门口，南行不远就有条幽静的甬道，引你进入这“南国书城”。穿过与起居院落分隔的风火墙弄堂，眼前有一排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古朴无华地矗立着。
取古书“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范钦通楼上六间为一，中间用书橱分隔；楼下六间有分有连，并取名“天一阁”，以借“水”防火。苍天有眼，书楼从建造时的明嘉靖40年（1561年）算起，历430多年的风雨依然无恙，成了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藏书楼。
曾任兵部右待郎的范钦，亢直守正，为严嵩所不容。归田里居后，他啸咏著述，又厚今薄古，注意收集当代的地方志、实录、诗文集，不想至今成了宝贝。这实在是国家和民族的幸运，无意中少了一个官僚，造就了一位至少目前说来是空前的藏书家。
“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这是清康熙十二年著名学者黄宗羲破例登阁，编定书目后所发的由衷感叹。历代藏书家不胜枚举，而能将书留之今日的能有几人？在宁波，有宋代楼钥的东楼，元代袁桷的清容居，与范钦同时的丰坊的万卷楼等，可惜都灰飞烟灭了。范钦的侄子范大澈也是藏书家，藏书处称卧云山房，“得秦汉以来图书至四五千有奇”。但藏书早散，后人非但不知有卧云山房，有的学者还将他说成是范钦的儿子。这位常因搜寻奇书与伯父争锋的大澈先生若地下有知，绝对要气得发昏。
天一阁藏书历久而不散，靠先人的严规，更与后人的遵规有关。在藏书楼的楼梯旁，仍竖着当时的一块禁牌，上书：“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人入阁及擅开书橱者不与祭一年；……”范氏人在以天一阁后人为荣的信念支撑下，谨守定制，在战乱、劫难中，保存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范氏子孙能安于清贫，也是重要因素。范钦大儿子范大冲欣然放弃万金家财，担当起保管天一阁藏书的重任。清末民初，废科举，兴新学，一些藏书之家以为古籍无用。与天一阁鼎足的郑性二老阁、卢址抱经楼万卷藏书，均由子孙公议或商定，全部变卖给上海书贾。然而，范氏子孙即使在金圆暴跌、食不果腹之时，也未闻有出书换钱一说。藏书楼也曾有过阁墙破败之时，但族人总设法募捐集资，未有卖书之举。故曾有人称颂说：“老屋荒园足魁海内，抱残守阙犹傲公候”。
更值得称道的是，新一代的护书人。解放后，天一阁成为国家藏书单位，一批年青人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枯燥乏味的行业中。记者认识的邱嗣斌、骆兆平、洪可尧几位老同志，都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在整理、研究古籍，默默无闻地修残补缺。有的身染沉疴，有的鬓发浓霜，依然痴心不改。全靠了他们这样一大批热心人，天一阁古书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不但未见损失，反有了增加，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史上的奇迹。
“文革”初期，一批红卫兵突然跑进天一阁，说要将封建糟粕一火烧光。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找来一大批价值不大的旧期刊和纸张发黄的书籍充作“四旧”供他们“横扫”。吃一堑长一智，他们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凡有人上门造反，就由“组织”出面阻挡。同时，派人到废品仓库、造纸厂和“横扫”现场，抢救古书画。有次，他们在大堆废纸中，发现了天一阁原藏散出的明抄本《周易要义》零页，就设法将所有的废纸都搬了回来，再一页一页地寻找、核对，除原缺者外，居然将一本书全部找到。40多年来，由于他们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捐赠，天一阁访得原书185部，共计710册，3067卷，早年失散在宁波民间的书籍基本上归阁入藏。
李白有诗云：古来圣贤皆寂莫。研究、保护古书的人也是如此。在“文革”狂热中，他们是“逍遥派”；在经商热潮中，他们还是“逍遥派”。年轻的天一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邬向东说，搞古籍研究整理，就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名利诱惑，听了顿生敬佩。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现实生活，这无可非议；但如果还能超越它，并将我们的身心奉献给一种真善美的事业，那么生命的意义也将更为神圣！巍巍书阁至犹在，范钦业绩还将流传，而与其同代的多少达官贵人与草木同朽，有谁还记得呢？
（曾载1995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第10 版）
后记：本人是范钦公的后裔，不是攀龙附凤，反而常感羞愧：先祖的铮铮铁骨，先祖的藏书远见，超越了时空，并还将久远存在下去。我辈虽晚生了数百年，却远远跟不上祖辈的生存智慧。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如秋草一岁一枯荣，也可以如流星一闪而辉煌，而能在历史真正留下自己痕迹的，几千年来能有几人？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几度夕阳红，而文化的品味却让人隽永难忘。先祖挑了最难的一件事做了，他的儿孙们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地坚持下来了，这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心向往之，愿能学得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