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过小年

俗话说：细伢儿盼过年，我的童年何尝不是如此呢？那年月，那日子，哪家不是紧巴巴的，大人们通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但一到过年，那节奏，那景象，就大不一样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杀年猪，磨豆腐，搓圆子，打糍粑，做油面……不亦乐乎。我们小孩子不仅有吃的，有玩的，还可以穿新衣，走亲戚。那感觉，那滋味，够轻松，够自在的了。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对于过年，我现在有些淡然了，在记忆中似乎模糊了。可无论如何，我怎么也忘不了，十二岁那年过小年！

我十二岁那年，就是1975年！

那年腊月二十三，大人们照旧忙着上工，做着生产队上那永远没完没了的农活。我和临近的上匡垸的保朝叔，吃罢早饭，到屋后西山上挖树兜子，准备过年烤火用，也算是帮父母做点家务事，分点忧，减轻点负担。那天天气不错，虽阴沉着，但没下雨，很适宜做挖树兜子这种苦差。那是个大集体年代，挖树兜子，除松树兜子外，其余的杂树兜子，只能挖死的，不准挖活的，如果哪个挖了活兜子，大队或小队的干部只要发现了，就要来没收或者罚款的。不知是上天的恩赐还是怎么的，那天我和保朝叔都挖了很多死树兜子，比平常要多一倍，我们是累并高兴着。保朝叔提议第二天，把兜子挑到附近的白莲镇上去卖，为家里挣点过年费,我欣然应允。

谁知第二天，也就是小年那天，一大早，我们把兜子捆好，挑上肩正准备出发时，天空忽然飘起了雪花，地面虽没有积雪，可纷纷扬扬的雪花满眼都是。我心里直打退堂鼓，而保朝叔却不同意，他用大人的口吻开导我:只要不下雨，下雪没事。

说起保朝叔，我不得不介绍一下:我虽然叫叔，其实只比我大一岁，可能是祖辈上的姻亲，他比我长一辈，所以我叫他叫叔；我们是一个小队的，但属两个垸相隔一里多地；我们同一年发蒙，在一个班上读书，上学放学，我们是形影不离，所以，我们的关系特别要好。

既然保朝叔不怕，我想我也不能胆怯，因为在学校读书，我自我感觉哪方面都不逊色于他，所以，我就狠了狠心，壮起胆子，挑起树兜子，跌跌撞撞地跟着保朝叔上路了。

爬了两个山坡，顺着一道山埂，我们大约走了三里多路，好不容易到了邻村的郭岗水库的渠道边，这里正好有一块四米见方的平地，平地外边有两个巨石，像两头老黄牛，高高屹立，这是山上的人通常到镇上去，必经的休憩之地。我满身是汗，嚷着要歇歇，保朝叔就同意休息一会儿再下山。因为再下去，要走五里多的下山路，挑着担子走下山路，那才是最累人的。

我放下担子，喘着粗气，一屁股跌坐在黄牛般的巨石上。刚一坐稳，邻村看山的（专门监管山上树木的人）黄老头子竟神不知鬼不觉地上来了，我和保朝叔都不认识，只是听说过。黄老头子恶狠狠地盯着我和保朝叔，开口就向我们要大队开具的卖兜子的证明。我们都是小孩，哪晓得卖兜子还要证明啊。我和保朝叔面面相觑，吓得气都不敢喘。黄老头子可能看出了底细，他更加严厉地吼着我和保朝叔:“如果没有证明，兜子就要没收，你两个在这儿等着，不准走，我到郭岗（郭岗是这个村的一个小生产队）有点急事，马上转来没收你两人的兜子。”说完，黄老头子径直向郭岗走了。

我简直瞎蒙了，腿也软了。还是长我一岁的保朝叔有主见些，等黄老头子的背影一消失，保朝叔就决定:我们不走山埂这条主道，改从很少有人走的大山沟里下去，以免黄老头子回来时没收了我们的兜子。见我有些疑虑，保朝叔还说他曾经跟垸里的大人们走过一次。

没别的法子了，只得按保朝叔说的办。其实山沟里哪有路，只是水冲洗的一条大水沟，再就是山里砍柴的人临时走走而已，有的地方窄得不过一尺来宽，陡的地方是垂直的石岸。大约走了一半，我的肩膀磨破了皮，疼痛难忍，我哭着不想去了，直打退堂鼓。可保朝叔像个大人，不停地安慰我，叫我走不动时就歇歇，休息好了再慢慢走，他先挑下去，等会儿转来接我。

见保朝叔做到这个份上，我才止住哭。保朝叔先走了，我歇了好长时间，又挑起兜子，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往下拖。从山沟里走，好在没了雪花，有大树遮着，路不滑。我歇了五次，走了不到一里路，保朝叔真的回来接我了。走这五里多点的山沟，我们差不多用了三个小时，在保朝叔的帮助下，我们总算下山了，迎来了平整的机耕路。

机耕路大约有七里长，我们虽然疲惫不堪，虽然饥肠辘辘，但我们走走，歇歇，又走走，又歇歇，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白莲镇上的刘胡兰合作社。营业员一过磅，保朝叔的60斤，我的50斤，保朝叔卖了一块二，我刚好卖了一块。

我和保朝叔收了钱，心里才踏实了许多，回去时，只有扁担和绳子，再也不用害怕黄老头子了。此时，天色已晚，只是雪花增大，不停地在空中飘舞着，地面已经积了很厚的雪，路面还是很亮。我们顾不得肚子咕咕叫，也顾不得看镇上的新鲜，就直接返程了。因为小年的晚上，家家为了接祖人，都做了平常根本看不见的细米粑。早上出门时，我母亲还特地叮嘱了我。我们也怕大人在家里为我们担心。

攥着一块血汗钱，想着美味的细米粑，走着大雪铺满的山路，我们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也许是饿过头了，一天没吃饭，十五里的山路，而且是十五里的雪路，我们居然仅用两个多小时，就回到了保朝叔的家。

刚一进屋，我的两个大人、保朝叔的两个大人就迎了出来，四个大人眼里都噙着泪花，纷纷唠叨着责怪我们。我们也深知大人们的心理，他们该是多么地焦急，多么地担心，所以面对大人们的责备，我们只是默默地点头。

从保朝叔家出来，我父亲接过我的绳子扁担，什么也没说。而母亲牵着我的手，却一直唠唠叨叨到家。当我把那一块钱交给母亲的手上时，我清楚地看到，我父亲和母亲的眼角同时流下了痛楚的泪水。

母亲做的细米粑已经冷了，只得再放进锅里重新蒸，还不等热，我就开始吃了起来，里面还包裹着韭菜肉馅，我一口气吃了六个。母亲事后对垸里人说，我那晚足足吃了一斤二两米的细米粑。

十二岁那年过小年，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二年，那情景，那酸楚，那艰辛，那难言，我始终没有忘记！

如今，当我有感而发对我的两个孩子述说这件事时，我的两个孩子都很漠然。我有些担心，虽然现在的孩子再也用不着去卖兜子，虽然现在的孩子到三十岁还有大人给钱花，可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呢？但愿我这是杞人忧天！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走过岁月，走过自己，回首茫茫来时路，心中满是对世事对生活更深更真的感怀与领悟！

我永远也忘不了十二岁那年过小年的经历，我常常惦念十二岁那年过小年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