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那些年

       电话问母亲，家里的萝卜白菜多不多。母亲说：“多着呢。”不到个把小时，哥哥就给我带来了两大袋母亲菜园子里的蔬菜。打开来看，一小袋一小袋，分门别类，装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白菜外面枯黄的菜叶已去掉，只留下白白嫩嫩、紧紧拥抱的菜心；绿油油的菠菜又小又嫩，叶片上还带着点点亮晶晶的水珠；红萝卜、白萝卜肩并肩排列着，白的似雪，红的似梅；在绿白红中间还藏着一袋泡乎乎的馍馍。一丝甜甜的液体润过我的喉咙，流向肺腑。

看到馍馍，那些年在娘家过年的情景如泛黄的老照片，一帧帧翻过，久远却清晰。

母亲是逢年过节最忙的人。既要张罗安排，又要事事亲为。冬月的时候，豆米就晾晒在场院里的晒箕上，酒香就飘荡在屋里屋外。进入腊月，洒扫除尘，浣洗翻新，缝补置办，母亲把年前的日子安排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杀年猪哥哥是得力的帮手，赶猪、扯猪尾巴、砍肉、搬肉、腌肉、挂肉，哥哥和父亲一起乐呵呵的忙碌。姐姐们帮着母亲做饭、洗衣、喂牲口。作为幺女的我则担任跑腿打杂的角色。哥哥叫，给我倒杯水；姐姐说，把火笼的炭火发大些，烫上酒；父亲说，来帮忙扶梯子；母亲说，给鸡子撒点儿粮食。如此等等，我在家里串来串去，串进串出，有时候很欢喜，家里人都需要我；有时候很烦恼，“怎么你们都叫我呀，我又不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哥哥姐姐们笑：“小儿勤，爱死人。大家都喜欢你，才叫你嘛！”

俗语说：“二十六，来炖肉；二十七，宰公鸡（杀灶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接近年关的那几天，母亲更忙了，家里的热闹喜庆气氛也更显了。厨房里每天都充溢着喧闹声和各种香味。母亲常常会用一下午的时间剁肉馅，肉馅剁好了，一大部分用来炸卷卷，留一点儿包馍馍。剁肉馅是件很细致也很辛苦的活儿，把一块块廋肉剁成肉酱，再加入各味调料翻来覆去一点点儿的剁均匀，等把肉馅剁好，母亲的胳膊抬都抬不起来了。剁完肉馅，母亲又开始和面，做麻叶儿，做油条。常常是看着母亲做这些，我们都垂涎欲滴了。十二月寒冷的天气，母亲的额头上却沁出滴滴汗珠，母亲边忙边笑眯眯地对我们兄妹几个说，别急，等到晚上啊，让你们吃个够。

夜幕降临了，炸菜的食材都准备好了，灶膛里的火熊熊燃烧，锅里的菜油烧得滚沸，父亲和母亲围着灶台，父亲打下手，母亲亲自主炸。随着一声声“曲啦啦”的食材下油锅的声音，诱人的香气在窄窄的厨房里弥漫，飘散到堂屋、火笼，并挤出瓦缝，在村庄里四处肆意流淌。我和姐姐们在火笼屋里烤火，看电视，烘豆米、烘花生。圆圆的筛子上铺一层纱布，把豆米均匀的摊开在纱布上，姐妹三人六只手抬着筛子，放在火上，一边烘一边时不时地拨拉拨拉豆米，等到豆米拨拉起来哗啦啦响，母亲也在厨房里喊，豆米烘好了来下锅。接着又把花生放在筛子上接着烘。妈妈说烘过的食材，下锅炸得又脆又焦。起锅的卷卷，我们一人拿一根，顾不得烫手，就大快朵颐。那个香，成了我对食物最美好的最纯粹的记忆。

厨房里热气腾腾，哥哥把灶膛里木柴燃烧后的红火炭不断的往厢房里的火笼里铲，火光把简陋的屋子映照的红彤彤的，我们的脸颊热的烫手，脚上穿着妈妈做的布鞋，热量从脚心传到全身。炸菜接近尾声了，母亲说，该烫酒了，准备吃饭。我们就把火笼上架个铁质的三脚架，三脚架上烫上一壶妈妈酿的黄酒。不一会儿功夫，酒香就在家里袅袅升腾起来。我们吃了卷卷和其他炸得食品，饭也吃不下了，陪父亲哥哥一起，喝下小半碗黄酒，就醺醺入睡了。母亲通常则是被油烟熏得厉害了，又累，不吃饭就睡下了。

那时候屋外白雪皑皑，屋内暖意融融。

那些年，沉淀在记忆里，如一壶老酒、一首老歌、一部老电影，当岁月唤醒她，她依然鲜活的出现在我眼前，让我心生喜悦温暖，推着我们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