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爱情

1，那时年少

年少时，她在长满了蒲公英的原野上放牛，穿着蓝色的粗布对襟小褂，黑色的大脚裤，脚上是一双手工有些粗糙的黑布鞋，一对乌黑的麻花辫垂到腰际，夕阳染红了山头，也染红了她的脸。这是一张眉清目秀的脸，茶色的皮肤里透着健康的红润，一对乌黑的眸子像山间的小溪一样清澈，澄净，活泼灵动。

他来了。一件及膝的对襟马褂裹着他瘦弱的身体，五官分明的脸长得和身体一样瘦削，背着粗布制作的黑色书包，踏着满地的小黄花向她走来，边走边喊：死丫头，死丫头。她和小伙伴们在坟堆里捉迷藏玩得正欢，并没有听到他的喊声，直到他走到她面前，向她伸出手：死丫头，钥匙呢？她才慌忙地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怯怯地递给他。他劈手夺过钥匙，对着她的头磕了一下：死丫头，就知道玩。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她楞在草地上，那个时代用的铜锁很大，钥匙也差不多有筷子那么长，也是铜的，敲在她头上自然是生生地疼，她忍不住用手蘸了口唾沫，使劲地去揉。被他这样一打一骂，她不敢再玩了，牵了牛默默地回家，夕阳下她的身影显得又单又薄。

她和他是不同的。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被父亲宠得跟个地主家的少爷一样，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要把书读好。而她是他的童养媳，九岁来到他家，就是给他家干活的。洗衣，做饭，挑水，放牛，田间地头，菜园样样活都要做，事情做得慢了或是做得不好，还要挨打受骂，公公是个鳏夫，脾气很不好，有时候还很暴躁，她得小心谨慎才行。她其实是有名字的，这名字和她的人一样秀气，叫国秀。可是他从来不叫她，只会喊她死丫头。他也有一个和他的外表一样斯文的名字—义文。可是他总是对她那么凶，一点儿也不斯文，因此她也不愿意叫他，每每有事找他时，总是对着他喊一声“喂”了事。

那时年少，他们都不知爱情为何物。

2，结婚

他读书出息了，考上了市里的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分到了邻县的农业局当了名技术员，虽然还是和田地打交道，却是脱离了农门，成了城里人，吃上了公家饭，也有城里姑娘给他递情书，他总是跟人家说自己已经订了亲。可是公公却开始嫌弃她大字不识一个，配不上自家儿子了，和他商量着：把这门亲事退了，把她送回娘家。他却坚决地说：不行，人家在咱家辛苦十年了，咱不能坏了良心。

她没有把他们的话听完，就开始收拾起衣服，用花布包裹裹起来，背着就出了门。那时候的她是女大十八变，变得越来越好看了，而他呢却长得又瘦又矮，一副文弱的样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她还有些看不上呢，她心里想：退就退吧，有什么了不起，她离了他还能活不成了，找个农村干活的男人也是一样过日子，她还不用那么累。

他看到她背着包裹出了门，连忙追上去，劈手夺过她的包裹，拉住她的手，温柔地挽留：国秀，你不要走，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他二十一岁，她二十岁。他们结了婚。那一天，她穿了一件枣红色的小花褂，是他从城里买的，麻花辫的辫梢结着红头绳，显得格外娇俏可爱，他穿着一套中山装，上衣口袋里还挂着一只钢笔，一副斯文儒雅的模样，在五月的春风里，他们肩并肩趟过开满油菜花的田野，向公社走去，领回了大红奖状似的结婚证书，贴在新房的墙上，墙边的床上，她和他并排坐着，彼此的脸因为羞涩显得比墙上的奖状还要红，彼此的心因为激动跳得比锣鼓还要响。虽然住的是破草房，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粗茶淡饭，但是他们的心是贴在一起的。也许是读多了书的缘故和接受了生活的磨砺吧，他的脾气退却了年少时的骄横，变得比较温和了，他开始轻柔地唤她：国秀，国秀。她也开始叫他了，不过都是连名带姓的称呼。

婚后，他去城里上班，她在家里种田，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忙碌着。逢到他放假回来，她总是做些好吃的给他补身体，虽然那时家里很穷，她能做的不是水蒸蛋，就是炒鸡蛋，他还是吃的很香。他也会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日子就是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人都已经开始吃不饱饭了，哪里走来的奶水喂孩子？他开始节衣缩食，从微薄的工资中省下钱和粮票，偷偷地买点米或面带回去，他们把粮食当宝贝一样装在坛子里，掉在地上一粒米都要捡起来，每餐抓上一小把米或面，加点红薯和青菜煮在一起裹腹，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没有婆婆照顾的媳妇坐月子是凄凉的。她先头生的两个都是儿子，坐月子的时候，他因为工作忙，都不能在家伺候，只有邻居的二婶偶尔来帮点忙，但也不好老麻烦人家，所以还在月子里，她已经开始下地洗衣做饭了。

只有在生大女儿时，她才享了他半个月的福。大女儿生在正月里，那时他刚好放假在家，在这半个月时间里，他不让她下床，精心地照顾着她和孩子，洗尿布，换尿布，给孩子洗澡，样样活儿都干，一直干到正月十六上班才走。后来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却再也享受不了这样的待遇，好在1975年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她坚决地做了绝育措施。文盲的她虽然没有什么觉悟，却觉得计划生育好，让女人少遭了很多罪。

3，城里和乡下

她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在县农技站当站长，站里人手少，他想叫她进城当临时工，帮站里搞搞卫生，在职工食堂做做饭，她不肯，她惦记着家里的一亩三分菜地和孩子们，后来又生下了两个女儿，她更走不了了。

那时候是大集体，挣工分吃饭。家里的孩子们还小，只有她和公公两个人挣工分，每到麦收，秋收分粮的时候，因为挣的工分少，自然分得粮食少，看着分到的那寥寥几箩粮食，想着家里嗷嗷待哺的五个孩子，她忍不住就会悲从心中来，跟生产队干部又吵又闹：我一家大小七口人，分得这点粮食怎么够吃？看到队干部没人理她，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箩筐就装粮食，装好后让队干部称，队干部说：你挣得工分已经分了粮食给你啦，不能多分呀！她不服气地说：这两担算我借的，明年挣了工分再还，怎么啦？共产党领导下难道还要把我们老百姓活活饿死不成？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每年分粮食的时候，她总是要跟队干部大哭大闹一场，后来她的两个儿子慢慢长大了，寒暑假也可以出来挣点工分了，再后来，就实行了分田到户，她再也不用受那些队干部的鸟气了，彻底扬眉吐气了。

责任制的那几年，每到春种秋收，他都会赶回来帮忙，买来化肥，农药，用他的农业技术，精心地打理着自家的责任田，因此年年，自家的收成总是比别家的高。收割的时候，他虽然不能下田干活，也总是帮家人们送送茶水什么的到田间，地头，孩子们看见老爸来了，总是干得更欢了，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鼓舞着他们。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小小的县城也陷入了疯狂，到处贴的是大字报，今天揭发这个，明天批斗那个。他胆小怕事，谁也不敢得罪，更不敢参加任何派系，慢慢地就成了靠边站。后来县城还发生了武斗，他吓得躲回乡下。她问他怎么回来了？他把县城的情况讲给她听，她说让人家去闹吧，没事就呆在家里，家里还有三斤老米吃，不要去干那些缺德事。后来武斗事件平息了，他才敢回城。

七十年代初，站领导看他一贯忠厚老实，让他做了财务室的会计，却不曾想，他不知为何算错了账，到年终结算时，亏空了八十多元钱，对于当时工资只有三十多元钱的他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领导责令他停职审查，他灰溜溜地跑回家，她听他说完，安慰他道：不怕，咱把账还上，以后再不要干跟钱沾边儿的事不就行了吗？她把她偷偷攒下的，给他补身子的一百多个鸡蛋拿到供销社去卖，换得钱交给他去还账，他停职审查了三个月，才还完公账，回去上班。从此后，他再也不干与经济沾边的事儿，只埋头搞自己的技术。

他出生十二天就失去了亲娘，是用面糊糊喂大的，因此身子骨一直都很弱，常年的单身生活，吃着食堂里没有营养的饭菜，加上干起工作那种拼命不顾身体的精神，导致他很多疾病缠身，也让她担了不少心。

有一年的大年初三，他的胃不舒服，吐得满地都是，还夹杂着血丝，把她吓坏了，急忙去请赤脚医生，那几天正好下雪，地上的积雪都深得及膝，她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回跑，请来医生帮他打了针，输了液，她的心才安定。

后来又一年，他的阑尾炎发作，必须手术治疗，临上手术台时，他对着她哭了：万一我下不了手术台，你要照顾好家里老人和孩子。她也吓哭了，拼命地拦住他：不会的，不会的，不要瞎说，不要瞎说。生死关头，他们都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他们在彼此心目中就是亲人，他们那么害怕失去彼此！

4，进城

他努力地工作和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地有文章发表在《农业科技通讯》上，在八十年代初，被评为高级农艺师，成了农业部门的高级技术人才，按照国家政策，家属和子女都可以转城市户口，吃上商品粮。这一次，为了照顾三个女儿读书，她不得不进了城。

可是离开了责任田的她心里却空空的，没了着落。两个儿子结婚后都各自分家单过了，三个女孩还在上学，她又没有工作，单靠他一个人那点微薄的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什么都要买，城里什么都贵，连个小菜都不能大方吃，这样的日子过得怎么不让她发愁呢？

她开始想办法贴补家用，先是在家附近农场秋收后休闲的农田里种菜，后来又捡邻居不种的菜地来种，一点一点地解决家里的吃菜问题。她还借别人的架子车去附近的汽车站帮人搬过货，后来有钱了干脆自己买了一辆架子车去煤场帮人拉煤，即便是阴雨天在家她也闲不住，又学会了用编织带编菜篮子，拿到城里去卖。

他在单位上着他的班，下着他的乡，她在家里做着她的家务，种着她的菜，打着她的小工。进城了，他们也还是各干各的事。

有一次，她正挑着水桶从鱼塘里挑水去浇菜，他单位的小年轻见了开玩笑地说：老太太，你还在这里这么辛苦干什么呢？你可知道你那老头子正在乡政府里吹着空调，和小姑娘聊着天，日子过得风流快活着呢？

她微笑着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

小年轻继续挑拨着：老太太，你不生气啊？要不我们带你去把那老头子骂一顿？

我才懒得管他呢，我还要种我的菜呢。她头也不回地挑着水就走了。她肯定是不会相信小青年的话的，三十年的婚姻，早在她的心中种上了对他的满满的信任。

他们二十年来，一直过着聚多离少的生活，从来没有红过一回脸，吵过一次架。进城了，两个人之间却有了摩擦。她的性格比较急躁，遇事总是风风火火的，忍不住高声大气地和他吵，而他呢，毕竟有文化，比较沉得住气，当她急躁发脾气时，他总是不吭声，等她脾气发过后安慰她：国秀，你不要急嘛，这事等我再想一想，想出一个周全办法来。到最后，她还是会按照他的办法来做。

她在农村住的是单门独院，自然养成了农具随意放的习惯，可是现在住的是机关大院，依然积习难改。每当他发现她把种菜的锄头，铁锹，水桶再随便放时，总是劝她：国秀，你要把东西放好，这是机关大院，要注意影响。劝了几次后看到毫无效果，他只好亲自动手，帮她把农具归置好。

日子在她的勤扒苦作下，慢慢好了起来，大女儿，二女儿先后高中毕业，安排进了他的单位上班，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儿还在读书，本以为就这样等孩子们都有了工作，他们身上的担子就减轻了，日子也就好过了。

谁知世事变幻大，九十年代初，因为单位人口多，国家又缩减事业经费，他的单位效益开始不好，大女儿，二女儿相继下岗，南下打工，连他这个干了十多年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也只能拿到60%的工资，他离退休还有七八年的光景，何况还要供小女儿上大学，日子怎么过，钱从哪里来，又成了问题。

为了供小女儿上大学，她豁出去了，用板车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统统拉到汽车站门口，摆起了小吃摊。从早上四点起床，干到晚上一两点，他白天在单位上班，下班后就来帮她，后来他们干脆用砖头临时搭了一个小棚子，晚上，她就住在小棚子里，不再来回跑了，他却总是不放心，常常等她睡下了，帮她掖好被子，封好炉火，关好门才放心地离去。就这样又挨了几年，供到小女儿大学毕业，直到2000年他领到了退休工资，她也老了，干不动了，才歇了手。

两个儿子都盖了小洋楼，住上了高楼大厦，可他们老了，还住在单位分的那两间低矮的红砖瓦房里，她做梦都想住上那样又干净又明亮的楼房，可是他却没有能力再给她盖了。

2010年拆迁修路，他们的老房子扒掉了，补偿款不够买补偿给他们的房屋面积，他们又要开始筹款买新房。为了买新房，他们没有住进儿子们的楼房里，而是去了市里帮小女儿带孩子，带了两年孩子，他的工资悉数存了起来，补齐了房款。

2012年，老两口搬进了新楼房，坐在宽敞明亮的新楼房里，她喜得合不拢嘴，脸上挂满了比新楼房的玻璃窗还要闪亮的笑容，高兴地对他说：跟你受了一辈子苦，没想到到老了还能享到你的福。

老太婆，这回咱们算是熬出头啦！他欣慰地说。

他们就是我相濡以沫的父母。他们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只有为生活奔波的艰辛和无奈，没有滚热发烫的海誓山盟，只有风雨同舟的相携相扶，他们甚至没有互相说过“爱”这个简单的字，但他们却有浓浓的陪伴一生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