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朵栀子花

栀子花，洁白素雅，芳香馥郁，它没有玫瑰的鲜艳娇媚，也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它是百花丛中最不起眼，最朴素的一朵，却是我一直以来都喜欢的花。

犹记得儿时母亲种在菜园子里的那株栀子树，大概有一米多高，它的叶，经年不凋，冬雪春寒夏雨秋风中翠绿依然。并没有人去精心打理它，只有母亲在浇菜时随手给它一瓢水或者是一勺粪，它就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每年春天，当阳光一阵暖过一阵，甚至有些热时，当雨水一阵透过一阵，甚至有点大时，当新叶一阵绿过一阵，甚至有些翠时，栀子叶间便孕育出一包包白色的花朵。

柔柔的六月的清晨，当一阵阵清香随风缓缓飘来，当一丝丝香甜钻入心扉，那就是栀子树开花啦！花儿一朵朵咧着嘴在枝头大笑，满树嵌玉，满树生香。

总是全家最早起床的母亲无论多么忙碌，总不会忘记在栀子花盛开的清晨，掐下一把还带着露水的栀子花，泡在罐头瓶子里，放在房子堂屋的供桌上，顿时，满屋生香。

栀子花盛开的季节，正是农村最忙的季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总是一副忙忙碌碌，风风火火的样子。每天总是最早起床做早饭，随便扒几口就撂下碗筷，饭还在喉咙口，就已经急急忙忙拿起锄头出门去上工，中午从来没有休息过，不是忙这就是忙那，晚上下工回来丢下了锄头又拿起了扁担，挑起水桶到菜园去浇菜，不忙到天黑不会回屋。那时的母亲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梳着一对及腰长的麻花辫，长长的辫子随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在她的身前身后跳跃，再忙，母亲也不忘在辫梢别上一朵栀子花。

大集体的时候，靠挣工分吃饭。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我们兄妹都还小，家里只有母亲和爷爷两个人挣工分，因此每到麦收，秋收分粮的时候，母亲为了多分一点粮食好养活我们兄妹，总是要和生产队干部吵闹几次，哭好几场，用母亲的话来说是：稻一场，麦一场。就是这样也得不到生产队干部的同情，为了养活子女，多分一点粮食，母亲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拿着箩筐就去装稻谷，双手提到大秤上就要称，碰到队干部不给称，母亲就蛮横地说：算我借的还不行，我明年还，怎么，共产党领导下，还要把老百姓饿死不成？队干部没法，只好帮母亲称了，然后记上账。那些年，我们家年年欠生产队的账，旧账还上又欠新账。那时的母亲很可怜，为了子女们能吃饱肚子，不惜把自己的自尊放低，真是低到尘埃里去。

后来实行了责任制，分田到了户。家里的责任田在搞农业植物保护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连续两年取得了大丰收。母亲这下扬眉吐气了，她说：再也不愁会饿肚子了，再也不用受生产队干部的鸟气了！

那时的母亲总是一副眉开眼笑的样子，干起活来更有劲了，忙完责任田，就忙菜园，还经常上街卖菜，农闲时节，就去父亲所在的县城找小工做，赚了钱给我们姐妹扯花褂子穿，一家人的日子，在母亲的辛勤打理下，逐渐过得红红火火。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父亲的缘故，我们农转非进了城。与我们一起进城的，还有母亲带来的一株栀子树的小苗，被母亲栽种在家属院的小院里，虽然我们总是精心地侍弄着它，可是它不知为何总是不争气，再也长不到与老家的那棵那样枝繁叶茂，开出的花朵也没有老家的那棵大，我想它大概是水土不服吧！

进城后，与小栀子树一样水土不服的还有母亲，离开了土地的母亲清闲起来了，反而不习惯，加之父亲的工资微薄，还有三个女孩子要读书，母亲自己又没有工作，家庭经济的拮据让母亲经常叹气，整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那时的母亲已剪去了麻花辫，留着齐耳的短发，曾经是圆润的脸庞也逐渐变得瘦削了。

母亲开始闲不住了，四处找活路。冬天，在农场休闲的稻田里种菜，后来又捡邻近农场人不要的菜地来种，也帮人搬过货，拉过煤，甚至学会了编织菜篮子。母亲的身影又开始风风火火地在家属院里忙进忙出，母亲的脸上又绽开了栀子花般的笑容。

父亲是个读书人，整天只知道上班下乡，领一份微薄的死工资，所以逼的母亲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家庭的收入。可是到了九十年代来临之际，父亲所在的单位经济开始不景气，就连这份微薄的死工资也不能领全了，那时与父亲同在一个单位的我们也一同遭了殃，家里的日子又陷入了愁云惨淡中，这一次叹气的已不只是母亲，还有父亲和合同工的二妹，临时工的我。如何走出眼前的困境，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很茫然。

有一日，二妹骑自行车进城去玩，傍晚回家时在路上捡回了一块很大的蓝色条纹状的遮雨布回来，母亲把遮雨布打开摊在院子里左比划右丈量了半天，突然说：这雨布这么大，倒是可以做一顶帐篷，不如明天去汽车站门口搭个帐篷卖小吃。

母亲说做就做，当即和面，发面，凌晨四点起来剁饺子馅，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和平时家里吃饭用的小圆桌，小凳子，小椅子一股脑儿地收拾到架子车上，拉到汽车站门口摆起了小吃摊。

为了做点生意赚点钱，母亲起早贪黑，受不尽的累和苦。不但要忍受周遭做生意人的排挤，还要严防城管来收缴东西。第一次城管来了，要收缴母亲的东西，母亲不服气地说：我老头子下岗了，我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还要供女儿读书，一不偷二不抢，犯了哪条法律？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干，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拼死张开手臂护住不给人家拉走她的东西，可是母亲毕竟人单力薄，护得了这里，护不了那里，三四个城管如狼似虎一样，三下两下就把母亲的帐篷拆掉，锅碗瓢盆，凳子都扔到了车上，眼看着城管就要把东西拉走了。这时母亲不顾危险，双手攀着车厢边，两腿蹬着车轮子翻进了车厢里，一件一件地往外扒拉她的东西，这些城管怕出事，不敢开车，力劝老太太下来。母亲这时倔强起来：我偏不下来，今天你们不把我的东西放下来，你们的车开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县政府我都不怕，我倒想去问问县长，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坐大号我也不怕，我家里正好揭不开锅了，听说大号里有饭吃。周围做小吃的这时都围了上来，一起帮着母亲说情。城管最后没法，只好放下母亲的东西，罚点款了事。以后那些城管见到了母亲再也不敢动真格的收缴母亲的东西了。

母亲用赚的钱慢慢地置起了家当，先是买起了冰箱，后来又买了一辆三轮车。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自然是不懂什么交通规则的，每次骑车进城买菜都让我们很担心，她老人家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只管骑着三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人群，哪里有空往哪里钻，居然每次都能够平安归来，真是一个奇迹。那时的母亲虽然因为睡眠不足，眼里常带着红丝，尤其是冬天，两只手因为经常接触冷水，绽开一条条的血口子，但是她一点儿也不在乎，干起活来依然是劲头十足，尤其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她总是热情地招呼人家，脸上布满了笑容。

那时的我们心高气傲，向往着去外面的世界赚大钱，都不屑于跟母亲常年守着小吃摊，我去了广东，二妹去了浙江。家里只留下父亲和还在上学的小妹偶尔帮助她，母亲就是用她赚的钱供妹妹读完大学。

2002年那年回家，母亲还在做小吃，虽然只是搭了个小棚子，但是母亲的生意却做的有点起色了，尤其是母亲炸的糖糕，特别抢手。聪明的母亲，在做好的糖糕饼的表面上先撒上一层芝麻，再放到油锅里炸，这样炸出来的糖糕真是又香又酥又甜。那年的端午节，我看到人们排着队来买母亲的糖糕，有人还专门从城东跑到城西来买西大畈农业银行大钟下摆小吃摊的老太太炸的糖糕。

再次见到种在家里院子中的那棵栀子树，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霜雨雪，已经长得枝繁叶茂，和从前老家的那棵差不多高大了，也开出了清香无比的花，它终于适应了城里的环境。

女人如花，花如女人。母亲在我眼里就是一朵栀子花，虽然外表平凡朴实，但是内心美丽，坚韧，醇厚。母亲的爱也一如栀子花的清香，无论我们走到海角天涯，永远围绕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