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书亭

 人总是会有些承继的，我所承接的是一座淹没在尘埃里的绿色铁皮房子。那是父亲的书亭。

售书亭算是街面上最卑微的建筑物了，大城小镇的街隅巷岬都能见到它，在如今飞速窜高的摩天楼檐下，它的身形越发的渺小不堪。可这座小房子不同，它是我们家祖辈来通向市井的唯一不动产，虽是不起眼，却代表着整个家族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奠基人就是父亲。

父亲归属上世纪30后，是跟随爷爷赶着马车从旧社会走进新中国的。解放后干过铸工，后来做了一名邮差，1982年提前病退。年底，领导搞慰问目睹到父亲寒苦的家境，为之动容，便把火车站边一个荒废的旧书亭承包给了他。又过三秋，单位干脆将书亭永久转让给了父亲。

父亲瘦，口吃，性子急，没文化，只上过几天新中国的扫盲班。听奶奶说他的口吃病是打小被脾气暴躁的爷爷惊吓的，遇急事，父亲常为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把脸憋的青紫。伴着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和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据说父母生下不少孩子，但养活了的是我们姐弟六人。生活在村镇不分，人多地少，农工混杂的县城，残疾父母拉扯着我们一群饿崽。生活状况随人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百业待兴，车站成了小城最热闹的地方。不久，教育复兴的浪潮从大城市席卷到乡下，这股浪头首先光顾了父亲的书亭。亭前广场上，不分昼夜拥着前来购书的知青、学生和干部。热门书籍连连告罄，口吃的父亲为订不到书籍或发货的迟缓不停地大呼小叫，喊破了嗓子。那段日子，火爆的书亭仿若一座遭哄抢的金山，又像是一个繁忙杂乱的渡口码头。

岁月跌宕，书亭的火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接踵而至的是商经大潮，满街人头攒动，却鲜见买书的人了。书亭成了名符其实的凉亭、荒亭。

落寞的父亲每天照常猫在亭拐角，像是守着一驾废弃的马车。亭外三尺就是另番光景，已是千家商铺流金淌银灯红酒绿喧嚣无比的车站大街上，连昔日混迹街尾的人渣也摇身变成了阔佬。熟人挨个劝父亲改行，但父亲就是不吭声。

父亲的眼神充满了迷惘。一个文盲父亲与五尺书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拉扯，没人读得出。有段时间他捡起了废品，以维持生计，但仍守着书亭不舍不弃。

一个雨天，有个行色鬼祟的公鸭嗓来找父亲。很快，就听父亲挥胳膊大喊：“我是个卖书报的穷骨头，不亮堂的事咱不干！”从父亲舌根呼呼的喘动，语句啊啊的断裂拉长，我洞察的到他干张口说不出话的痛楚样子。事后我得知，那人瞄上了父亲的书亭，欲拉父亲入伙，试图利用车站人来人往的便利倒卖假烟。父亲拒绝了，随之书亭多次被砸。

穷苦孩子早当家。我们几个头大的勉强读完初中后，陆续进了工厂。父亲对过早地赶上了饥荒、动荡的我们，有指望但不抱大希望，他更在意的是最晚出生的小弟，不惜一切供小弟考正规大学。父亲总爱站在屋门口台阶上张口嚷：

“咱家有书亭，好书好杂志，你们没事儿都要去看嘞！”

父亲喊得执着，“咱家有书亭”是口吃人一生说出的最顺畅的一句话。除了这句话，父亲还总是不惜口齿地训导：“我们穷，不能光赖命，根子上说还是咱辈辈儿文化水低闹得……”他上下颌张开就难闭合，一只手臂上下拍动像是在演讲。但这些话让人听着好像都不该是从他嘴巴里冒出的。

父亲七十九岁冬至那天住进了医院，至此再也没有回过书亭。

弥留之际，当姐弟们聚拢到病床前时，他的面庞舒坦，干瘪的眼仁里闪着眷恋与希冀的微波。他像是有太多话要讲，很着急，口张的老大，喉结咕噜噜的喘个不停。最后，大家把他零碎的话一字字地拼合。大致是说他有两样遗憾，头桩遗憾是没能给我们攒下房产钱财，另样遗憾是我们六姐弟只有一个半入了大学堂（小弟算一个，我上的函大算半个），他愧对祖上。显然，父亲对他和母亲只养活了一窝初中生而耿耿于怀。让父亲宽慰的是我们都成家了，有了一帮孙男嫡女，个个上进。他感念说是书亭显了灵，值！

还有件事是父亲晚年最上心的，那就是每当有新生儿落生，父亲就专门定制一张与书亭同色的小书桌，赠送给隔辈人，嘱其相伴一生。我常想，如果把我们家比作是一艘出海远行的老船，那这艘船就是在父亲的书亭港湾里停泊大修后扬帆起航的。

泪花中，父亲的形象模糊了。

父亲苦撑书亭，尊书亭为神座，他把书亭视为了接续家族书香的长亭驿站（现在成为了我们家庭成员共同的心灵驿站），这当该有何等的定力与承受啊。这是自幼受尽欺凌，卑微、残疾，一生奔波劳累的文盲父亲吗？他在想什么？病榻上分明平卧着一个博大的胸怀，奄奄一息中跳动着一颗远大的心。他的思想眼界远远超越了我们。

如今小城巨变，但书亭犹存。它是父亲的遗产、我们的家，四散的儿女会重聚，轮流来守护它。“我家有书亭”是父亲恒久的遗训；承载着父亲神灵火种的小书桌，也会源源不断交替传递给我们的第四代、第五代……它们叠加起来就是高山，就是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