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房子里的年

范建生

每逢过年，我就想起小时候的“纸房子”。

小时候我家住在城南街道上的一间老房子里，房子一面是石墙，三面是木板。所谓“纸房子”，就是用废报纸裱装陈旧的房子，时间长了，报纸一层覆盖一层，成了纸糊的房子。我小时候，就住在这种纸房子里，年，也就在这种纸房子里度过。

住在纸房子里的好处，就是坐着、睡着随时可以看报，不想看都不行。正好那时我读小学，闲着无聊时就和兄弟几个读报上的文章，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或临摹报上的图画，或捂眼猜字练视力，墙壁上的报纸成了我们学习娱乐的园地。母亲没有文化，也加入了我们的“文化沙龙”，“逼”我们当老师教她识字，她学得比我们还认真，有时半夜喊我起来问一个字，弄得正睡得迷糊的我好不耐烦。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想到一年下来，她居然能够用铅笔给老家写信了，虽然有些句子还不太通顺。学文化使母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成了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入了党，长辫子剪成短发，斜襟衣也换成列宁装，有些像电影里革命妇女的形象。

裱装房子基本上一年一次。又是一年春节到了，原来裱装的房子四周墙壁上早已尘锈斑斑，有的地方被我们涂鸦，弄得一团漆黑。做小职员的父亲照例从单位上讨回一大沓旧报纸，准备裱装房子。以前，这活总是父亲干，这段时间由于他忙，就交给了我们。裱装房子是个细致的活，也是有讲究的，先要找准接口，报纸要一张一张对齐，抹平不起皱纹，转弯抹角处衔接恰到好处，这样裱装出的效果才好。好在我们兄弟几个长时间给父亲当过帮手，干起来并不难。半天的功夫，就将房子裱装好了。开始，由于报纸被糨糊打湿了，刚裱装的屋里反倒显得有些黑暗，到了第二天报纸干了，房子里才显得亮堂。房子裱装好后，再进行一点点缀，如在窗户贴上母亲剪的窗花，门边贴上父亲写的对联，屋子里顿时充满了浓浓的年味。条件好的人家用白纸裱装房子，在当时来讲是相当豪华的。

纸房子的年像一坛陈年老酒，母亲早早地就开始酝酿。她在街道敬老院做事，既要照顾几十个老人，还要照看我们兄妹五个，只有晚上的时间才属于她。临近年关，每天她搭着围巾早出晚归，夜深了，还在灯下为我们扎鞋底、缝衣服，做这做那地张罗，似乎不晓得疲惫。在那个屋场里，我家的灯熄得最晚。窗外，雪花儿正在漫天飞舞。

人家的团年饭都在腊月三十，而我们家却在正月初一。因为敬老院的老人也离不开母亲，直到三十忙完了老人们的团年她才能安心回家。每年这天，我们按照母亲的嘱咐不去串门，就在家里等她回来。平常时间一混就过去了，但那天觉得时间是那么的漫长。屋场里和街道上传来的阵阵团年鞭炮声和欢笑声，搅得我们心慌意乱，连平常喜欢的娃娃书都懒得看。我们等啊等，直到晚上才把母亲盼回家来。

这天晚上，精明能干的母亲，扎着围裙，忙着在厨房里推汤圆，炸果子，烙豆皮，窝醪糟，炉火映红了她的脸庞。父亲则在一边收拾着，这是我们最喜欢看的一幅画面。从厨房里飘溢出来的油炸食物的香气，馋得我们直吞口水，忍不住时悄悄偷几个油炸的果子，被母亲看见，她拿锅铲把轻轻地打我们几下。那天夜晚我们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屋里很温暖，于是打开楼阁上的天窗趴在上面看夜景。除夕之夜的古城墙下，一片青瓦，层层叠叠，好多家的窗户都亮着，有人影晃动，也有小孩在巷子里放冲天炮的，黑夜里炸开一串串小小的花朵，小街沉浸在年的喜悦之中。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早晨起来，每人床头上放着一人一套北京蓝新衣裤，还有灯芯绒新棉鞋、新袜子。习惯往枕头下一摸，拿出五角新票面的压岁钱，我们知道，这是母亲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

父母亲是外地人，在本地没有亲戚。但母亲善良、豁达，邻里有扯皮拉筋事都喜欢找她说和，人缘好。正月期间，街道上和隔壁邻舍好多人拿着糍粑、鸡蛋、糕点什么的到我家拜年，一口一个“王姐”、“王婶”、“王嫂”地喊着，乐得母亲脸上笑开了花，笑声几乎把纸房子撑破。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们和与大人同来的小伙伴在院子里玩耍，瓜子、糖果直往嘴里塞，嘴巴始终没停过，直吃得喊肚子疼。

没想到，在我刚读初中的时候，正值壮年的母亲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母亲走了，也把纸房子的年带走。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年，父亲带着我们离开了那个曾经使我们幸福又使我们伤心的纸房子。母亲去世的那一年过年，是我们家最冷清的，全家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想起母亲，都止不住留下眼泪。我这时才知道，年，不是光会给人带来快乐的。

纸房子是美好的回忆，纸房子过年的感觉真好，我怀念纸房子里那种特有的年味。简陋的纸房子，装满了年的欢乐，装满了母亲的呵护，融化在我的记忆深处，化作对母亲和那个年月的依依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