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藏的故乡

作者/水白

人的一生属于什么？我的理解是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地域。人的一生应该记住什么？也应是这个时代，这个地域。我出生于1981年，今已不惑。对于这个时代，这个地域，始终充满感恩与敬畏。我出生于一个小镇的小村，小镇隶属思南，名叫文家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镇，小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去镇上赶场，赶场看热闹，赶场见世面，赶场会亲友，赶场识新物。一直到本世纪初，古镇都保持原样，后来因为修建思林电站整体搬迁后而沉入水底，其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巷子，每一栋楼房，一草一木我都了如指掌，在心中打上了深深烙印。如今回家，望着一湖平水，所有过往的经历便如同沉睡的鱼儿又跃出水面，掀起阵阵涟漪。

以乌江为坐标，家在古镇下游。儿时赶场，从蜂桶沟经丰产坝到螺蛳湾走小路，最先抵达古镇的便是酒厂。酒厂为两排砖瓦结构的房子，中间有个大坝，厂区我从未进入过，每次过路，就只看见水蒸气形成的一团团雾气从瓦片里升起，还有就是带着粮食味的酒香了。廖家与酒厂隔着一条马路，在酒厂后面，他家经营着一家砖瓦厂，窑子的炉口就在路旁。廖家的主人是公社干部，但他经常在炉口穿着一根短裤烧火，红红的窑子里传出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这是煤燃烧后的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一股热烫的气流。如果是在冬天，在路边也能感受到一阵温暖。而我，每次遇见廖家主人，都有一种恐惧与抵触。他家虽靠近文家店街上，却与我们同属临江公社，当年母亲生下弟弟，违反了计划生育，就是他带着十几个干部在家里等了一整天，说是要罚款要带父母去结扎。父母当时则带着年幼的妹妹弟弟一起躲藏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家，看着一群陌生的来人，只能在院坝角落里玩泥巴。所以每次见到这位烧窑的干部时，除了害怕，就是反感。

挨着这位干部的一户人家也姓廖，是否同宗同族至今我从未打听。他家有两个女儿，一个与我们同级但不同班，另一个比我们约高两三个年级。两姊妹圆圆的脸蛋，眉清目秀，都是一同上学，放学后又一同回家。不幸的是，还在她们念小学时，她们的母亲因为疾病去世了。埋葬她母亲的早晨，我正好上学从她家屋外路过，看见身披孝衣的同学，尾随着送葬的队伍，小小个子以致于孝帕拖到了地上，带着泥土的孝帕好像她的另一只手，一直想拉着自己的母亲，可抬丧的汉子一路向前，大喊着“起——起——起——”的号子，因为还要沿着公路而上到老场坳，大概有三四公里，得快速前行以节省体力。那时，古镇的坟山大多都在老场坳。老场坳据说原本是这个区域“日中而市”的地方，后面一位姓文的商人在乌江边开了一个店铺，这个市便慢慢转移，且改名为了文家店，后来的老场坳，除了几户人家，几乎都是荒山。这里地势高，阴阳先生说，镇上附近耕地本就少，在那里站得高看得远，人埋于此，一定家发人发。有些事冥冥中象是注定了一样，今天的文家店场址又搬回了老场坳。

同学名叫廖娅，她姐姐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印象中，她母亲去世后两三年的样子，她们家里又来了一位女性，有人说是跑来的，具体是怎么来的，年幼的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应是她父亲给她们找的新妈妈。同学的新妈妈似乎很“体贴”“关心”她，没事就去文家店小学，不管学校是否还在上课，她都会拉开嗓门高声呼喊“廖娅，廖娅……”，有时老师也会出来劝几句，而她则会亮出包帕里装着的一碗炒饭或别的吃的东西，“我给我女送饭来了”。如在上课，同学是不能也不敢答应的，当时我们同学也都有所感知，小小女孩，怎么能承受起这一份“特殊的爱”。不过再后来，她的新妈妈也离开了这个地方。至于去了什么地方，后来是否寻找过？这么多年，我也没有遇见这位同学，就算了遇见了，又怎么好问这别人家的伤心往事？当时还听说，因为她的新妈妈经常去学校“看望”两个女儿，而挨了她父亲的辱骂与毒打。其实也可理解，父亲为子女找一个新妈妈，本是希望给她们带来温暖与关爱，而不是让她给孩子心灵产生另外一种伤害。其实，很多年后，网上有一篇很红的文章《我的疯子娘》，文中有一部分细节，特别是文中的娘去学校叫他名字的细节就与廖娅的这位“娘”去叫她的情节一模一样。有时，我就在大胆猜测，这两位“娘”是不是同一人？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了。

同学家屋外是一条水沟，水沟旁是公路堡坎，堡坎上有一根铁管子，一年四季流出一股清凉之水。赶集的人从那里路过，一旦渴了，便去管子处喝一口。同学们放学的时候路过，也喜欢在这里停下，本身肚子就饿了，又没什么吃的，双手握着管子喝几口，感觉也能增加不少能量。

沿着马路继续前行就是食品站。食品站，顾名思义就是供应食品的地方，那时古镇叫文家店区，辖临江、六井、长县、过天、柏杨、三河、三星、上坝等公社。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的猪场了，计划经济时代，作为重要肉品供应的生猪，都会运送在这里临时喂养后，再运往古镇各地。偶尔经过，就算在路外，也全是臭味，得捂着鼻子走。这里还有职工宿舍，印象中这里的宿舍是古镇当时最好的住房了，当时的一位区长都住在这里。

食品站下是一个码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临时客运码头，每到赶场天，大大小小船只就会停靠在此，然后，老的小的，背着背篓的，背着小孩的，挑着竹筐的，挑着货物的，打着空手的，就会沿着小路而上，向着热闹的集市而来。到了下午散场之后，一路路人群又向着码头而去，有的因今天的土货又卖出了好价而满脸笑容，有的也因在街上听说了些许悲伤的消息而愁眉苦脸，不管怎样，一到下午，逐渐升起的白帆就像一面面旗帜在召唤，回家时间到了，快一点，快一点吧！

再往前走一段距离，就是鸡行了。说是卖鸡，实是一个大杂烩卖行。除了卖鸡的，还有卖猪崽的，卖牛的，卖牛肉汤锅的，卖油炸粑的，观花的，抽竖牌算八字的……应有尽有，实在闹热。先说鸡的买卖，买鸡的每人挑一对竹编的笼子，见卖鸡的就上前搭讪，问多少钱卖不卖，卖鸡的也会到处看看，或许有其它人会开出高一点的价格，价格一谈好，买鸡的人就会把捆住鸡脚的绳子往秤上一挂，秤砣尽量往下麻，秤杆尽量往上翘，有的还会把一只手不自觉的往秤底压，当然这些都被卖鸡的看在眼里，有的干脆会说，“单来个”。卖牛肉汤锅的，就在鸡行旁边，大多是一个简易棚，更有甚者就是捡几块石头搭上一个铁锅，热气腾腾的汤锅在这里与鸡行的鸡屎猪屎发出一股诱人的味道，有的乡亲，吃完后，还会用手抹着嘴巴幸福地说：“这带着牛屎味的汤锅才香”。卖猪崽的，有的牵着三四个，有的牵着八九个，那些被用谷草搓成绳子系着的猪崽，也在此发出各种不同叫声，吸引着前来探看的下一个主人。

赶场天，鸡行边上有一排专门为人算命的人。一旦家里有什么三长两短，或者不顺，有的赶场时便会去抽抽竖牌，看下自己的运气。竖牌好似一些被暂时隐蔽和预知的未来，不同类别的好坏事项写在纸上被折叠起来，几十张放在一个杯子里，人们都会花上一块或者两块钱，抽上五张或者八张，然后再请算命的人一张一张打开，慢慢解读。一般而言，所谓的算命先生都会故意拖长腔调，用一种专注的眼神凝望着祈求于他的人，显得他是多么清楚别人的内心或者命运。时不时，他也会把手指伸进嘴里蘸一点口水，轻轻翻开竖牌，显得对别人命运变幻莫测的尊重与敬意，或者说是对即将翻开的他人未来的同情或欣喜。除了抽竖牌，还有就是观花的，观花实是一种巫术，观花婆自充一个圣者，她连接着人与神，传递着神对人的昭示。观花时，观花婆会让人座在一张凳子上，自己带着被观花的人共同用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各自的双腿，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似乎便失去了自我，慢慢地，她就成了某位特殊神灵化身与当事人对话。

此外，鸡行边上还有一排卖油炸粑的群体，每到赶场天，从各个村寨来的妇女会聚集在此，她们一般清早从家里出发，背着早已准备好的米浆以及馅、油、柴火、凳子等各种原料、工具前来此地，架起一口小锅开始一天的劳作，待赶场的大队伍吃过早饭来到这里时，基本都也煎好了一大盆。读初中时，平时住校，偶尔赶场天中午，也会到街上转转，一次转到这里，怎么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低头煎着油炸粑，再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母亲，一阵悲喜袭来，悲，总觉得母亲从事这行当是一件丢人的事；喜，则是可以免费吃一顿。

鸡行旁边还有一家有名的铁匠铺，主人姓肖，在古镇读书时，曾无聊去那里看他们拉风箱打铁，当烧红的毛铁被一锤一锤打制成各种工具时，由衷敬佩着他们的工艺。镰刀，锄头，斧头，能打的都能打制。长长的风箱足有两米长，由一人专门负责，从风箱里出来的风助推着炉火熊熊燃烧，像一种希望，燃烧着炉火里的毛铁，达到火候的铁块由一人用钳子夹住放在一个约半米高像树桩一样的铁桩上，另一人按照需要的形状不停锤打，打到一定程度又回到炉火里，这样来来回回有时需要好几个回火才能制作完毕，最后把锤打而成的铁具再放到水里冷却，便完成了所有工艺。

我的一位表姑，大姑婆的女儿嫁给了铁匠铺的一位成员。婚后不久，这个大家庭就要分家。表姑父因为残疾话说不明，在分家的过程中不知是什么想不明白，最后用一把杀猪刀杀死了他的大伯，他的大伯是一家之主，铁匠铺最重要的传承者。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之间究竟为什么，外人都不明白。但这位表姑父的父亲，也就是死者的弟弟，是一位瞎子，曾经在他哥哥的带领下，辅佐一家人经营着铁匠铺，才走到了在古镇上有一定名望的地步。一大家人，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到此，最终落成这个结局，怎又是大家想看到的结果？但事已至此，唯有哀叹！表姑父也因此受到了法律制裁，而我的那位表姑也带着孩子外出打工去了，长大后的孩子会问起他的父亲吗？又会怎么看待他的父亲？

后来，鸡行靠派出所路口开起了一家百货店，房子是临时搭建的钢架棚，面积就八九个平方，因为区位因素，生意出奇地好。卖货的女主人姓安，她儿子和我在学校同桌，在班上无话不说。一次，他还从自己家里给我带了一株茉莉花回老家种植。同学的父亲在区卫生院上班，是当地有名的医生，这样的家庭生活是当时很多农村家庭都羡慕的典范，按理说，一家人的生活应该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可有一天，同学母亲跳河了，古镇的人都不敢相信，但这却是事实，而不是梦境。古镇就在乌江河岸，自古以来，滔滔河水不知要了多少人命。不时都会听说谁想不开又跳河了。乌江本是一条孕育着生命与文明的大河，可为什么这些要寻短见的人，而要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去污蔑我们的母亲河呢？

印象中，鸡行靠河坎还有一个农资仓库，主要是库存化肥农药的地方。每到春季场日，赶场的乡亲们都会来这里买上几包化肥农药，为一年的春耕生产做好准备。特别是一到下午，大家都挤往这里，数着沉甸甸的货款，极不情愿地支付给售货员，然后又带着满脸笑容扛起心爱的物资，行走在回家路上。话说回来，能够买起整包肥料的人户还是殷实人家，走在路上步子都会大一点，别人也都会投来羡慕或是赞叹的目光。大部分人家，只能自己备着一只塑料口袋，十斤或者二十斤的买回家，那时的父亲就经常在这里零零碎碎地购买肥料。

从鸡行再往乌江上游方向走，是一段泥泞路，我们上小学时，只要下雨，中间的汙泥足有一尺对多深，穿着解放鞋的我们只有往路两边过才不会弄脏鞋子，但路外面又是十多米高的坎子，随时都提心吊胆，心想一旦摔下去就完蛋了。过完这段泥泞路就到了一个丁字路口，路口继续往前是主街，左转是上街，那里还有一条小路向下，直达月亮台码头。

月亮台码头是古镇最重要最繁华的码头。码头由上等条石一级一级砌成半圆形，既美观又方便船停靠。至于说为什么叫月亮台，一直没有人去考证，是能在码头上清楚看见月亮影子，还是圆圆的码头在月光影映下像月亮呢？美丽的名字，并没有给船工们带来幸福生活，吃在船上，住在船上，有时要几个月才能回家，而且随时还要面临乌江河中那些惊涛险滩的考验，且不说闻名于外的龚滩、新滩、潮砥滩乌江三大滩，就是附近的羊心滩、桶井滩也足够他们对付。船运养活了一群搬运工人，早晨，他们从各个地方赶到这里，一见有船停靠，争先恐后不分你我抢起搬运，把货物扛到了街上才再问是谁家的东西。有时一天下来，没有几趟活路，有时一天，也累得不可开交。无论如何，他们对新的一天始终充满着期待，这期待就像那些在乌江岸边响起的船工号子，沿着水流而下，沿着层峦叠嶂的山脉，向着上上下下的船只，向着他们心中的远方。

说起搬运工，东狗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东狗是二姨伯家侄儿子，开始在街上碰见他，还觉得奇怪，后面才知他在做搬运，一天下来，好的时候也有十几块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有了自己的收入，他也慢慢学会了抽烟，打牌，打牌是要输赢钱的，渐渐地，白天搬运、晚上打牌也成了他生活的重要方式，他父母也劝不了他，反倒二姨伯教育过他多次，说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哪里听得见别人意见，印象中东狗在那个阶段是没有改变的，当时的我们也不能理解，一天辛辛苦苦的血汗钱为什么要在牌桌上去输掉？我也曾经见着他一肩扛起两袋物品时的汗水直流。或许，对生活的选择只有他自己清楚，正因为有了劳累，才需要用这样的放松与调节，正因为有了对远方生活的渴望，才有了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抗对现实的绝望。

月亮台码头旁是干洞子，一股黄桶大的清水从洞口流出，一年四季发出“轰轰轰”的响声，水大的时候，在街面都能听出水流的声音。这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春夏之交，有很多燕子及蝙蝠寄居在溶洞崖壁上，每日从这里飞进飞出，守护着这片独有的家园。奇怪的是，洞子的水整日流淌，为何又叫做干洞子，最先为此命名的是哪一位先祖，可能唯有他能解释清楚这其中的缘由了。

有一段时间，文家店至思南的客船一般停留在这个码头。一次，寒假结束，我正准备从老家到街上四叔家寄宿，以便第二天赶船近一点。奶奶见此，特意把我叫到一旁，特意给了我一块腊肉，“给你四叔带去，他应该会给你一点路费”，她还特意叮嘱，让我不说是她拿的，对此我也没拒绝，把腊肉带到了四叔家。那夜，我和堂弟睡在四叔家二楼的木板上，其实那也不是四叔真正的家，那是他们租住的房子，以便在这里售卖饲料。第二天，天还没亮，正起床准备赶船，四叔好像听到了我起床的声音，也跟着起来，塞给我几十块钱，“就在路上买点水喝。”心里特别矛盾，一方面并不想要这点钱，感觉这好像一种交易，之前没带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不拿钱，至亲的人何必这样，一方面又心想觉得白有几十块钱又何乐为不为？总之，一想起奶奶前一天说起的话，心里又软了下来。如今，奶奶和四叔都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母子之间的那一种默契似乎还在延续，每次看着她俩并排的坟头，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个早晨。

丁字路口何家，男主人是当地有名的阴阳先生，街上及其附近民众去世后，葬礼几乎都由他来掌坛。葬礼本是人生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所谓最后一场“仪式”，也是祖先崇拜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历史上其与宗教、地方信仰的结合，而赋予了更多内涵。荫庇后人成为了子孙们最向往的一部分内容，如果有老人去世的人家都想让阴阳先生堪一块风水宝地，因此，何先生一家在当地颇受人尊敬。说起堪地，阴阳先生也有讲究，一是不能亏自己，据说堪了好的阴地，会亏自己，所以很多民众也明白，好的坟地比较难得。二是不能亏主人，主人如果有几房，几房也都不能亏，如果这样，以后就没有人请他们了。出殡一般在早上进行，时点也由先生根据死人各自的生辰八字、去世时间以及其它因素综合决定，冬季天亮得晚，有的出殡时间又早，所以慢慢街上就形成了一个习俗，有人出殡的早晨，一般凌晨四五点左右，一群帮忙的小孩就会在街上一路敲锣，以提醒大家起床帮忙。

何家对面是徐家，徐家主要靠编扎葬礼的祭祀用品维持生计。花圈是最常用的，还有灵房，陪葬用的白鹤等等。每次路过，一见徐家在编扎各种祭品，就知道又有人去世了。所有的巧合都没有这样的巧合让人质疑，是什么让何徐二家的祖先选择了居住在一起，是什么让他们又选择了这样一门手艺，对门二户共同主宰了这一方百姓去世后的未来。他们的内心是否有过考量，该怎样传承自己的手艺，才能让相濡以沫的乡亲在另一世界安好，该怎样留下自己的名声，才不让自己及子孙留下骂名？

丁字路口向上是一条小巷，人称上街。由于巷子窄，一到赶场天非常拥挤，印象中，这里集中了数十位乡村理发师，以及卖香纸的老人。乡村理发师大多携带一个布口袋，装着一套理发工具，主要是推子和剪刀，口袋一般挂在简易的木架上，木架上还有一盆水，一块肥皂。有时，一盆水要洗几个人，里面的头发堆积了许多还有人要用，但没有办法，水都是到附近人家端的。有的理发了还要刮胡子，理发师会用海绵在带着头发的肥皂水里蘸一下，然后往其脸上一擦，再把刮胡刀在水里打湿，二指便熟悉的拿起刮胡刀咔嚓咔嚓的为客人刮掉胡子，这样的声音，有时在热闹的人群里也显得格外响亮。

卖香纸的大都集中在这一段，想必也是受了徐家的影响，香纸的主要用途也是祭祀，徐家在这里就像一个“龙头”，吸附了每场在这里来售卖香纸的乡亲。纸是火纸，用竹制造，十张为一指，十指为一叠，十叠为一捆，纸大多以一叠起卖，纸也还有宽窄之分。香用香柏制成，先是把竹子削分细当香签棍，同时把香柏枝采来晾干舂细成粉末，用香签棍均匀沾染，再阴干，便是上等柏香了。

记忆中，卖香人有两位我记忆深刻。一位是瓮鼻子老奶奶，这位老人自我认识起，就没有鼻子，而是一个洞，说起话来声音是瓮的，所以我们称之为瓮鼻子老奶奶。几乎每个赶场天，她都会背着自制的柏香到上街巷子里售卖。小时的我们问过大人，问她鼻子为什么会这样，他们都说是飞蛾害的，所以直到现在，我看到飞蛾，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还有一位就是三姨婆了，对三姨婆的认识以及印象源自于这个巷口，至今还能回忆起她慈祥的笑容，用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

上街，也是区公所所在地，也是后来镇政府的办公地，一部分办公人员的住宿也集中在这里。老家寨上有个叔叔，因为他父亲是当时的村会计，改革开放前被推荐上了贵州大学，后面分配到镇农技站工作，年龄与父亲差不多大，赶场不忙之时，父亲便会领我到他家坐坐。他家居住的房屋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瓦房，每户人家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厨房，那年代在街上，有亲戚朋友，有杯水喝，也是一件荣幸之事。四叔从江口调回老家工作之初，有一段时间便住在他家隔壁，后面因为要卖饲料而租住到了下街。记得四叔家还住这里时，我和一个表弟正在上初中，周六还要上半天课，有天放学回家之前，便跑到这里混饭吃。再后来，一位哥哥在镇里上班时也住到这里二楼，不过这时我已经上大学了，有次寒假，几个兄弟便相约在这里吃饭，玻璃杯一满杯白酒，几个一口就吞了。这楼就在镇政府办公楼旁边，后来很多次从此路过，看见那些门上生锈了的锁，如记忆，也如一种亲情在时间里慢慢异化。

中医院也在上街，如果没记错，应该去那里看过一次病。同是一大房的一位伯伯曾经在那里上班，父亲带我去看病的时候，他拿着听筒贴在我肚子上，他到底听见了什么，我其实也感到怀疑。隐隐约约听人说，他除了会打一点预防针外，其它什么也不会。那时的中医院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后来效益不好，他也就下岗打工去了，至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毕业于什么学校，按照逻辑，如果医技较好，下岗之后开个诊所应该也不错，而他选择打工，这更加验证了当时别人对他的言说。这个伯伯，后来他把老家的房子及宅基地、承包林都卖给了他的干爹，也是我父亲的干爹，此后，如鸟没有了归巢，回家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而我，除了偶尔与他的儿子还有一点电话联系外，已经多年未见他那张熟悉的面孔了。中医院斜对面是一中医世家，姓陈，与我们家还有一点远房关系，小时最怕的就是看见他背着药箱到我们寨上打预防针，一次，看见他到了路口，我和堂哥直接在坡上躲了整个下午。

何家再往主街方向就是合作社。合作社是古镇当时最繁华的场所，卖的东西也最高档，货品基本由玻璃柜台装着，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到里面闲逛一下欣赏欣赏就已经很满足了。文家店的场期是农历二七，每逢这个时日，合作社的门口都有几个缝纫师傅摆摊以帮别人“做衣服”为业，那时人们都不直接买衣服，而是“扯布”用其缝制。这里人流量大，路过的人多，“扯好布”的人会把布匹交给师傅，师傅会把要“做衣服”的人的身高、胸围等尺寸量好，不忙之时，还会把布先拆好，这场交的布，有时下场衣服就做好了。还有时是父母“扯布”给孩子做衣服，而孩子又没到现场，师傅便会估计一下父母所描述的身高，根据自己的经验而猜测大概的尺寸，对于农村的父母来说，孩子的衣服长一点不要紧，可以多穿两年，也因此，他们大多会给师傅说，“做长一点没关系”。二姨妈家大女儿年轻时也学过缝纫，也曾在此度过了一段青春年华。学缝纫的大多是年轻女孩，有的也能因此而收获一段意想不到的爱情，那些来做衣服的好心人，看到年轻的缝纫师傅便会问，“妹，找到人家了吗？如果没有，我们那里有个门户不错”。爱情这东西，有时就是歪打正着，这个道理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适用。缝纫工们除了做衣服，也还做背带、帽子等物品，所以对于一个家庭，能够找上一个会缝纫的媳妇，生了小孩，也会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

合作社对面是驼子嘎公家，驼子嘎公因为背驼而得名，他们与嘎公应该不亲，听父亲说是舅舅们认的亲戚。赶场上下，舅舅父亲们基本都在这进出，母亲的很多亲人我都是在此认识的。还记得，驼子嘎公去世的时候，我和父亲还在这里住了一夜。驼子嘎公家的房子是典型的吊脚楼，临街一层是门面，卖一些小百货，背街则是卧室，背街的楼下是厨房和猪圈，厨房和猪圈外面便是悬崖，悬崖下就是日夜奔腾的乌江了。门面的一边隔出一条小巷，既为过道，又当客厅，赶场天，摆上几根木凳子，亲戚朋友随时都可在此休憩，碰上几个实心人，便勾上二两苞谷烧，眼睛一眨就吞下了。在鸡行卖货跳河自尽的同学的妈妈，便是驼子嘎公的大女。驼子嘎公的小儿子叫六万，人称安六万，多年后，他们所在的那条街发生了一场大火，因为全是木房，近几十米数十家的房屋全部化为灰烬。对此，民间一直就有人传言，火是六万舅家起的，不过这也只是传言。

从驼子嘎公家往前走是一个斜坡，新华书店就处于这里的斜坡上，我所拥有的第一本新华字典便是在此购买的，那是三年级的事了。新华书店不大，在春节那段时间，里面除了卖书以外，还会卖一些年画，每次进入，闻着充满油墨香的印刷品，心中很是向往年画中的场景。

新华书店再往下有一个转弯，这里有一位瞎子，说是算命很准，姓鲁，人称鲁瞎子，鲁八字，据说后面挣了许多钱还去了省城买房。就算命而言，如果说那些摆地摊抽竖牌的是“江湖骗子”，那他就是绝对的所谓“门派大师”了。关于这位鲁瞎子，是否有如传说那么传奇，长大后我没有求证。但有些事是可以去猜想的，那个年代，那么僻远之地，于那些失意的人，这种似乎超越了灵魂的安慰绝对很有作用，这种安慰会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疤，让其放弃暂时的苦恼，以开启新的希望和人生。有的人，也明知自己的苦难，也明知自己的所求没有结果，而就是需要一种所谓的智者的安慰，而鲁八字，或许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鲁瞎子家门口有一条通往乌江的小路，我没有走过。想必，他应该走过，他应该熟悉，他应该对此路之下乌江连接着的远方有着丰富的想象与臆测，或者他在年轻之时，也曾由这里走南闯北，见证或者听说了许多人生沧桑，才得以后来在需要他开导的人面前游刃有余。

此街与菜行接口处，有一个自来水管理房。一到早晨，特别是夏天，街上的居民都会挑着水桶在这里排队取水，水管员则拿着直径约一寸的水管对准水桶，不一会儿，一挑水就满了。说是管理房，其实就是一个烂木棚，临街面开一个窗户，像杂货铺一样，水管员站在里面，以防日晒雨淋，待没有人再来挑水时，而把管子收在里面锁上。

水管房斜对面，也就是靠老场坳的一面，当时有一家冰棒厂。一到夏季，从早到晚，都是冰棒机的响声。上小学时，冰棒也就五分钱一支，可对于我们，大多时间还是吃不上。一到暑假，大一点的孩子，有的就会去走村串寨卖冰棒，赚一点零花钱。看着他们背着泡沫箱，我就会想起这个厂中各种繁忙的场景，特别是路过时，那带着水果香的冰棒之味。

冰棒厂挨菜行方向是一栋约四层楼的砖房。有一位小学同学家住在这里，姓赵。应该是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要求学生自带物品，姓赵的同学便给陈三毛说，让陈三毛给他背东西，吃的东西就由他负责。三毛是我一路上学的伙伴，他把他们的约定给我说，感觉有点炫耀的成分，毕竟赵姓同学家里条件要殷实一些，一到春游，父母应该会给他准备很多好吃的物品。对此，我是不屑一顾的。那次春游，我们在乌江岸边的一处草丛里，老师带着我们用石头砌灶，捡柴烧火，煮上自带的一些食物，甚是快乐。某个瞬间，我也看见了三毛，躲在一旁，偷偷吃着赵姓同学赠送的物品。

水管房往上街方向是菜市，菜市一边是老供销社，一边是医院。菜市前方有一块空地，名为朝土坝坝，这名称的来历当然不知。朝土坝坝边有两条巷子，一条连着合作社，一条连着上街，两条巷子都是猪圈加臭水沟，每次路过，都不情愿睁大双眼。

老供销社是一栋两层楼的木楼，赶场天，乡亲们都会聚集在这里排队，购买自己需要的货物，煤油、火柴等等之类。医院的门诊部靠近菜市，有一个十来步的台阶。弟弟小时经常生病，三四岁了还不会说话，父母便把他带到这里请当地最有名的刘医生为其看病，刘医生先让他转身，再放电视，一听见电视里的声音，弟弟便又立即转过身来，他说：“耳朵没聋，应该没问题”。弟弟会说话的时候，已经六岁了，这时，父母再也不用背着沉重的负担来到这个伤心之地方了。我没有问过双老，于此他们何时才如释重负，其实父母一直都在担心操劳，特别是对于弟弟的这种情况。从后来为他上学、求人带出门打工、找媳妇、带孙子、建房子一系列事情来看，他们的确一辈子在担忧。

医院住院部在半坡，由一条水泥梯步相连，相传，曾经有一位医生姓曾，一天，来了一位难产妇的要生小孩，最后经过他的努力，孩子是生出来了，但孩子出生不久，便没了气息，孩子父亲认为，孩子应该没气了，便悄悄丢在了厕所里。半夜，曾医生正好路过厕所，听见有一小孩在哭，便抱起来，发现正是自己接生的孩子，问起缘由最后又才把孩子抱回了父母身边。后来曾医生回忆起了前不久的一个梦，一个小孩在梦中给他说，让他一定要救救自己。后来，这位孩子的父母一定要重谢曾医生，而且要让孩子拜寄给他，当然他婉言谢绝了，只留下了这个玄而又玄的故事。

菜市往合作社的巷子口上有一个小相馆，那时，刚刚流行彩色照片，相馆里面有几张彩色底布，照相师会根据客人不同的喜好而采用不同底布，人在小镇，通过一张照片，似乎就抵达了理想之地。青年男女为了留住美好的青春，时常会到这里来留一段回忆。家里的老人，有的满五十或者六十，也会到这里来留下一脸笑容。刚满月的孩子，或一岁两岁，有的父母也会到此给他拍下几张。不过，大部分乡亲还是舍不得的，毕竟这也要花几块钱。如果买生活必需品，比如盐巴，折算下来又可以用好久时日了。

朝土坝是一个土坝，平时停有一些车辆，赶场则是卖杂货的地方。这里靠近上街的方向有一栋砖房，是信用社的办公地及员工宿舍。初中时，一位同学的父亲在这里工作，有一次趁他父亲不在的时候，他便邀约我到他家做客，我们一起煮饭、炒菜，一起聊天谈论人生，还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在这古镇的夜晚，一切都很寂静，唯有我们的言语在小镇的夜空飘荡，愿望就像夜空的星星一闪一闪，时而可见也时而不见，我们畅想着未来，似有很多海誓山盟。幸运的是，后来我们一同考上了高中，也考上了不同的大学，只是都没有再此相见，不知他是否还记得，那一个夜晚，我们谈论的那些未来，如今却成为了少有往来的现实、借口和理由。

水管房往陈家冰棒厂方向走就是下街。一条独街，两排房屋。邮局便在这条街上，邮局是一栋两层楼的砖房，门口挂有一个牌子，明显的绿色是特有的标签。寒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小学和中学的开学通知都贴到这里墙上，只要看着红纸写着的开学通知，心里就会默默高兴，又要回到学校，见到自己的同学了。当时寄往邮局的信件大多是平件，每到赶集天，工作人员都会把信件放在门厅的一张桌子上。小学五六年级时，父亲已外出打工，那时母亲就交待我，时不时到邮局去看看，有没有父亲的来信。每当看着有父亲寄来的信件，心里就如吃了糖一样，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到父亲的来信，心里也非常着急。那会儿没有电话，如果有什么急事，几乎都是通过电报，记得外公去世的时候，就是通过电报通知父亲回家的。母亲是不识字，每次，父亲来信都要叫我念给她听，父亲的思念之情，幼小的我已能感知，母亲听完了之后，又要叫我以她的口吻给父亲回信。每次去邮局一寄出，心里就想着父亲什么时候能收到，什么时候又能收到父亲的回信。当时，不应只是我，还有很多家庭，很多孩子和我一样，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和情感都与邮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每当看着绿色的门头，邮车，还有盖着邮戳的信封，心里五味杂陈。

邮局前面不远处是工商所，工商所是一栋木房，记忆中，经常有一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坐在门前。他到底是把家当成了工作场所，还是把工作场所当成了家，这一疑问已经随着记忆的淡忘而模糊不清。只记得，这一段街面，一到赶场天，就是一排屠夫在卖肉，虽然有菜市，但卖肉的好像已经约定俗成了在这里。现在想来，是不是方便工商所的监管，肉市才设置于此，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罢了。说起屠夫，三舅就做了几年这样的生意，一般在几场前，屠夫会提前与有意向卖猪的人家把价格谈好，赶场的早上，凌晨三四点左右就到主人家处把猪杀好，天刚麻麻亮，就把猪肉用两个木叉做成的“羊马叉”扛上街。一次，三舅到二姨妈家过猪，所谓过，就是买了去卖，那时我正好在二姨妈家寄宿读书，那天天还没亮，三舅就把猪杀好了，一路上，跟着他扛着猪肉的背影，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跟上，最后，我们被远远地甩在了几个山塆之后。过猪，有整头猪一起过的，也有除去内脏或者猪头什么的。不管怎么，屠夫都是想第一时间赶到肉市，抢个好价。这也许就是那个早上永远无法追上三舅，或者说他没有耐心等待我们孩子的缘由。

工商所前面是粮站，粮站分布在街两旁，靠山方向是粮仓，靠江方向是办公楼和员工住宿地。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每户农民都要交公余粮。公粮免费交给国家，相当于农业税，余粮则是按统购价格卖给国家，价格低，但必须得卖，且有一定指标，指标因各地而不同。每年秋收后，每家每户首先的任务就是完成公余粮，那时没有公路，更不说车辆，基本就是靠肩挑背扛，近的几里路，远的十几里，挑到粮站，工作人员还要检查干湿程度，以及谷壳的多少。有的农户倒是故意挑选干得不够的谷子，以为可以多称一点斤数。遇到这种情况，粮站人员肯定是要让其挑回家晒干后再来，这就费力不讨好了。有的则是谷壳的成分要多一点，粮站则有现成的风簸，先簸了再称秤。父亲一向比较厚道，记忆中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有一次陪他挑粮上街，到了粮站，人特别多，排队排了将近两三个小时，才轮到他，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还得继续。

粮站再往前走就是下街的尽头了，这里有一家粉馆，每日早上走在路上都能闻到香味。往上是公路走文家店中学，往下经几级台阶是文家店教办及小学。我一年级在家里由父亲自己教学，二年级在村小，三年级才转到文家店小学，在此度过了四年时光。从街头的石阶而下，右边靠河是教办，那是一个带着围墙的两层楼院子，里面住着教办老师和孩子，我们甚是羡慕，左边是小学操场，操场边上有一个垃圾堆，街上的一部分居民平日把垃圾往这里倒，时间一长，在这里行成了一个小坡，课间或中午，我们一伙同学便跑到这里来玩耍。小学在一个垄上，呈台状，下面是一个小操场及教师的住宿楼和办公楼，上面是一个坝子及教学楼，教学楼四周有很多大柏树。

有一次报名，大概是四年级开学，因为事先也不知道书学费是多少，母亲便只按照之前的标准给了我十几块，可到了学校，书学费已涨了，要二十块，沉默不语的我甚是难堪，其他同学也看着我，一种自卑油然而生，或许，父母也只能从家里拿出这么一点钱了，我强忍着眼泪放弃已经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此时，正好寨上的一位姐姐看见了，从她多余的零钱里给我添了几块才把名报上。

小学大操场靠山的公路边有一个水井，赶场过路，尤其是夏天，大多都会在这里喝上一口凉水。水井上面就是古镇有名的观音洞，观音洞本是一个溶洞，不知何时有人在里面添置了一些菩萨，成为了当地群众烧香拜佛的地方，每年六月十九，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水井旁边住着一个老奶奶，主要负责观音洞的日常管理，她住着一个三间没有装修的简易平房。开始，大家都以为她是一个孤奶奶，一个人在这里。后来，这里多了两个小孩，约四五岁的样子，一男一女，平时衣服裤子穿得脏兮兮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打着光脚板，后面才知是她的孙子。有一天，正好是学校的中午休息时间，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回来了，穿着西装和皮鞋，在小平房的门口嚎啕大哭，数落着自己和母亲，大意是自己不应该把孩子放在这里，活像是极大的罪孽，同时也责怪着自己的母亲，应该对孙子再好一点，而这位老奶奶也是满脸委屈，两个孩子则没有多大触动，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偶尔还在打打跳跳。

学校旁边有两家小店，一家卖包子，一家卖油炸粑。卖包子的主人姓刘，人有点胖，所以同学们都称他为刘肥子。刘肥子卖包子的时候，特别是夏季天热，经常光着膀子搭上一根湿帕子，汗水一颗一颗往下流，没钱的同学都自我安慰，说他家卫生条件差得很，还有甚者更杜撰出，说他家的包子是放在脚盆里用脚踩面粉做成的，现在想来，这都是同学们不懂事的说法。卖油炸粑的主人姓罗，他们家住着一个简易的木房，临路的一面开着一个小木窗，炸好的油粑粑用一个盆子装着放在窗口，学生们从这里递上一角或几角钱，便取走几个相应的粑粑。学校的旁边还有几个老奶奶在卖瓜子，有一角一杯的，也有两角一杯的，一角的杯子被用胶布粘住了一半，两角的杯子则没有。

文家店中学还在乌江上游，可以算是古镇的一个尽头了。从文家店小学到文家店中学有好几公里，步行需要二十分钟左右。因此，初中下晚自习后，街上的同学们都是成群结队回到家里。这几公里路上好长一段距离没有人户，而且还到处是坟场，记得有一个地方，在公路里坎，一个坟墓的棺材有一半都还悬在坎上，晚上一个人路过，肯定是有点心虚的。据说，当时还有胆大的同学爬上棺木里去寻找尸骨。

文家店中学坐落在一个山凹里，教学楼是一栋两层楼的苏式砖木结构房屋，上下各六间。楼后是没有围墙的山坡，好学的同学们经常会去荒坡里晨读，当然偶尔也有早恋的男女在林中散步。有时中午，偶也还有一群同学邀约在林中用扑克牌赌博，我们叫“闷金花”，也叫“开拖拉机”，记忆中就是一毛的底，手气好的一次也要赢几十块，那时，馒头三毛钱一个，粉一块五一碗，手气差的零用钱几下就输光了。

住校生基本都是从家里背米用饭盒蒸饭，饭盒蒸的饭有时干，有时稀，有时连饭盒都会被其他同学偷走了。当时，一班有一个箩筐，每天有两个同学值日，把箩筐放在寝室边上，吃完饭洗好饭盒装上米又放在箩筐里，收齐后，两个值日生又把箩筐抬到食堂，放学后，又去食堂把箩筐抬出来。当然，箩筐上用红油漆写有班级的名字，饭盒上则写着自己的名字。

学校没有自来水，每人便备上一个塑料壶，下课后，便到乌江河或附近的一个洞子里打水，当然为了方便，有时是边吃饭边提着水壶前往，吃完饭，又洗了碗节约一次水，再打着一壶水回到寝室锁在木箱里，夜半三更口渴时，则从箱子里取出喝一口。

说起吃饭，家庭条件好一些且路途又远一点的同学，家里便会多给一点钱，他们则在附近村庄里的几家农户搭伙，大约五毛钱一碗饭，甑子蒸的饭当然要好吃点。没钱的同学见状，则商量农户把米拿去兑饭，周日从家里背来便直接到了搭伙点，秤好并计好数，每次去半斤半斤扣除，当然，这个半斤的饭肯定是没有半斤米煮的饭那么多的，别人也是靠这个做生意赚钱。当时，搭伙点有学校教学楼外面的任家，还有附近的杨家，安家，以及安仁的王家等等。

初二时，我们的历史老师姓何，历史是副课，学生们基本都不重视，但我每次考试都接近满分，同时他也还教地理，考试我也是接近满分，所以他对我关爱有加，很多时候，他都叫我把蒸好的饭带到他家里吃，那里有可口的小菜，冬季还有温暖的煤炉，夏季有让人凉凉的风扇，但我还是有一些腼腆，去了几次就不肯去了。何老师有四个孩子，老三、老四和我都是同学。很多时候能感觉得到，他对我比他两个孩子还好，至少在学习方面的一些事上。我和他的两个孩子从小学玩到初中。小学时，有时中午我便陪他们从小学走到中学，他们回家吃饭，我在路上等候，等他们吃完饭后又沿着乌江河边回到小学。后来，应该是我念大学时，何老师去世了，当然，和他两个孩子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少。从骨子里讲，与何老师的很多情感是需要记住且感恩的，但人生就是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去向他重述曾经记忆深处的那段岁月之时，那个人却离开了我们。或许，他对待每一个学生都是这样，对待每一份情都是这样，而他的两个孩子，我的两个同学与我之间，也却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相去甚远，童年之间的美好，似乎都已随着时代变迁和年龄增长而成了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此外，初二那年，学校争取到了一笔资金新修教师宿舍，据说资金不够，学校便动员学生去乌江河边挑砂，安仁码头的河砂是上等建筑材料，全校动员，班班参与，当时我个子较小，气力也小，扛一包砂走了许久才到学校，当时班主任看我实在不行，便叫我不再参与了，而专门计数，哪个同学扛了多少斤，一笔一笔记清楚，其它同学很是羡慕。一年后，学校又动工新修学生宿舍，这次则没有叫学生参与了，新修的学生宿舍我们住了一个多月，便初中毕业了。

教学楼外是几大块平土，印象中，麦苗长高之时，绿油油一片，映衬着浅灰色的教学楼，人在路上，心情也豁然开朗。我常站在麦土边的岩石上，远望着西去的太阳，听着悬崖下乌江水的奔流之声，心想，假如有一天离开了这里，应该记住这里的什么，是那几只飞行于麦苗间的麻雀，还是已经开始萌动的情愫？春夏之间，一阵凉风袭来，瞬间也会忘记所有，远方教室里的窗门推开了，是谁的一双手又在向谁挥动。

沿江而上，这是古镇的尽头，也是从这里，开启了我的另一段生崖。离开了这里，便离开了父母，离开了故乡，开始了生命的另一趟行程。

我想，不只是我，很多同学，很多乡亲都是如此，从这里离开，就像雄狮离开了一片草原，就像猛虎离开了一片丛林，就像温驯之猫离开了一个家庭，就像一只新生的鸟离开了父母筑下的巢……

很多回忆都可以去寻找，而这些回忆却已无法寻找，它所依靠的每一条道路，每一栋房屋，每一条巷子，每一棵有特定意义的树木，每一个店铺，每一个场景都已经深埋在因思林电站而生的白鹭湖下了。

唯剩下的那些人，却也各奔东西，如山花的种子散落在世界各地，我只能如一株母本而靠着本性尽力地去寻找同类，便借用了一些储存于脑中的画面转换成文字，坦率说，在这些画面的形成中，我虽是一个参与者，而更多时候只是一名过客。

有的人已经离开人世了，连同祖先，被淹没在湖底，他们已经无法仰望，这片湖上的天空，但他们是幸福的，一生都属于这里。

对于那些还在漂泊的人来说，比如我，这注定是一块被埋藏的故乡，就像被窖藏的一坛老酒，越藏越香。或许总有一天他们都会回来，回到出生地：文家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