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
内刊会员
（原载《梵净山》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聂洁，女，汉族，生于1969年，贵州省石阡县人。贵州省作协会员，石阡县作协主席。供职于石阡县林业局。2018年获第八届梵净山年度文学奖。获铜仁市文艺创作扶持基金资助出版非虚构散文集《我在老鸹林——驻村帮扶手记》，该散文集获2022年首届贵州省文学奖散文类二等奖。
储木场
聂洁
五岁那年，我家搬到了储木场。
打开大门，只见一垛一垛的木材垛子，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浓郁的木材香味。储木场被叫作“场子头”，场子很宽阔，周围用石墙围起来。我家房子这一带的石墙不高，却厚，可在上面奔跑。
春天，我们爬上墙头，墙面有绿苔，丝毫不妨碍我们坐下来玩石子。从公路边的围墙上纵身一跃，能跃到墙外的柳树上去，折发了芽的柳枝编草帽。偶尔在柳树上发现有黑色的滑腻腻的木耳，兴奋得尖叫。站在北墙上放眼望去，是一片宽阔的田野，油菜花正在开放，一大片金黄铺展开去，耀人眼目。浓稠的菜油花香气里，夹杂了胡豆花的丝丝甜香，深吸一口，让人沉醉。
房子很少。储木场的南北两端，靠墙边，寥寥两三栋木房。我家房子位于北面，坐北朝南。还有一列靠近公路，坐西朝东。公厕在靠河边的位置，一条小径斜斜伸过去，径旁多杂草。晚上独自一人断不敢去厕所，即便提着马灯，也不敢，须得母亲陪着——走在有草丛的小径上，怕蛇。癞蛤蟆是经常有的。暗夜里还要经过那些黑巍巍的木材垛子，也让我感到恐惧异常——神秘的鬼怪，指不定就藏在这庞大的黑影里！
公路边，南北两头各有一道大铁门。装卸木材的车进出时，铁门大开。平日里供人进出，开小门，或者大门开一道不大的口。铁门并不上锁，我们都喜欢在铁门上玩。双手吊在铁杆上，一只脚在地上使劲蹬，巨大的铁门就载着我们转动起来。爬铁门，互相攀比，看谁爬得高，看谁敢翻过去。当然是男孩子厉害。故意把脑袋放进铁门栅栏间隙中，钻进钻出，这些间隙大概有十来公分宽，有时脑袋被夹到间隙里半天出不来，急得满面通红，脑袋左转右转，好不容易才转出来。
——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切都是我们的玩具，连同那一垛垛木材。
木材垛子密密匝匝挤满了整个场子。这些木垛清一色呈井字形，木材被规规矩矩一层一层地码放上去。垛子高低不同，品种和规格也各不相同：松原木、柏原木、杉原木；松木枋子、柏木枋子；枕木；厚薄不一的各色板子……
选中一个垛子爬上去，站在圆滚滚的原木上，瞬间就有了广阔的视野，能看见一大片木材垛子顶端。如果垛子够高，还可俯瞰整个储木场，甚至南北两端的房子都看得见——平时必得从北走到南，穿越整个储木场，才看得见另一端的房子。而且此刻看见的还是房顶，这在地面上也是断然看不见的——这样的视角，给人一股居高临下的豪情。
我每每看见母亲干完活回来，臂弯里必定抱一捆柴块，或者树皮。站在木材垛子上，欣赏完了周遭景象，我们也学大人样，剥树皮，尽力为家中灶膛添加一把柴火。这些木材已干透，有些还包裹着树皮，从切口那里剥，很容易就扯下来一大块。有的树皮剥开后，布满密密麻麻弯弯曲曲的瘢痕，那是虫子居住过的痕迹，虫子当然早就不见了。听着树皮剥离树干的呲呲声，特带劲。
失去树皮的原木，裸露出白花花光溜溜的躯干，坐在上面真是舒服。左看看右看看，再数数上面的节疤，惬意极了。
偶尔有发霉的木材，绿色菌斑遍布树干。这种喜欢长菌斑的大抵是松木，水分多，有一股霉味，容易打滑，也容易长菌类。
只有一种白色的小菌可以摘下，拿回家煮进汤里吃。并不怎么好吃，比较韧，但有一股鲜香味。
我们这一端的两栋房子里，先住有五家人，隔壁冯孃孃一家搬到水洞门的砖房去后，院子里长住的只有四户了。
房前两三米宽是土坝，然后是很大一片三合土硬化地面坝子。我喜欢三合土坝子，又光滑又硬朗，在上面跑跳、玩石子都不会有泥土沾在手上、鞋上。三合土坝子结束的广阔地面，松松铺了层鹅卵石。木材垛子就堆放在三合土坝子里和鹅卵石地面上。
早先，这些木材垛子堆到了我家门口，留一条通道供我们进出，只能在两三米宽的土坝子里玩。雨天无聊，即便雨停了，泥地稀滑，也不敢出去，只好蹲在屋檐下，看檐沟里无数蚯蚓半截粉红色的身子软软趴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找来一支小棒，轻轻碰它一下，这半截柔软的粉红色身体立马缩进泥地中，只剩一个小洞。不一会儿，它又慢慢爬出来，软软地趴在沟里。
渐渐地，三合土坝子空地越来越宽，我们在宽阔的院坝里疯跑打闹，不知忧愁为何物。
夏夜，邻居们陆续到我家门口的院子里来乘凉，祖父搬出好几条板凳，大家围坐一起，有一搭无一搭摆龙门阵。娃娃们在月光下躲猫猫。平常夜里独自一人，我断不敢挨近木材垛子，此刻躲猫猫，我却藏进了木材垛子的角落里去——藏在这里，他们根本找不到我。
跑跳累了，回到大人身旁。月亮离开五老山越来越远了，又还没有升到中天，木材垛子的阴影缩短，月光也更清亮，夜风正凉，汗水很快就干了。我靠在祖父怀里，只听得沿河口音的张孃孃正在讲：
“他那晚上就在那山里头走啊走，就是走不出来！都是平时走得很熟悉的路，怎么转了老半天也转不出来呢？他心里明白，晓得是撞着‘鬼打墙’了。他一边骂一边继续走，这样不停地走啊走，走得很累了，可不敢睡着。转了一晚上，直到天麻麻亮，听得见鸡叫了，他看到还是在昨晚上刚刚走进来的位置转。天亮了他才看清楚路，走出去了。这就是碰到鬼打墙了！”
张孃孃的嗓音十分单薄，月夜里听来，她的话音似乎从别的地方传过来，让故事更具有了一层神秘色彩。我听得心都缩紧了，把祖父靠得更紧。
她那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儿满满在一旁插话说：“撞到鬼了要去它坟头钉一根竹子，鬼就被钉住出不来了。”
张孃孃一声骂过来：“娃娃家再乱说！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
满满嘻嘻一笑，声音弱下去：“是你说的么。”
“小姑娘家，话莫多！”张孃孃又轻轻呵斥一声。
见满满被斥责，我不厚道地暗自高兴。
夜深了，母亲催促我去睡觉，他们继续坐在院子里聊天。我的房间在楼上，父亲挚着油灯送我爬上楼梯，躺下。房间紧邻院子，木房，丝毫不隔音，院子里的说话声一句不漏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来。静悄悄的深夜，他们的说话声格外清晰，又似乎从远远的地方飘过来一般。就像此刻月光里的世界，清朗中带着一层虚无缥缈的意味——
“我家有个堂哥到另一个寨子去吃酒，回家时，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喝了点酒，有点晕乎。走了半天，发觉不对头，好像走错路了。平时早该走到家的，这次走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拢屋呢？晕晕乎乎的，看到前头好像有灯，他就朝灯光走去。是单家独户的一家人，拍门，有个老婆婆出来招呼他。他说喝酒了，头昏，走错路了，想在你家借宿。老婆婆让他在床上睡下。他家里人见他一夜未归，着急，担心在路上摔倒，跌进沟里头去，天亮就出去找他。家人找遍了整条路，都没发现人。后来在荒坡上一个坟边看见他，还在呼呼大睡！把他喊醒来问，怎么会睡在这里？他回想起昨晚上的经历，吓出一身冷汗！”
我在床上，也吓出一身冷汗。怎么也不敢一个人睡了，爬到床边的桌上，从窗口向着院子里大喊：伯伯（老家对爸爸的称呼）快上楼来呀，我害怕！院子里的大人们都笑起来，母亲笑骂道：吃碎米的胆子吗？怕什么怕！
他们终于散了，各自回家。我听见大门关上，传来父亲爬楼梯的声音，心里就踏实了。
从此害怕一个人走夜路。不过我那时的活动范围，超不出储木场，所以还没有遇到过鬼打墙。
长大后，当我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时，才时常撞上“鬼打墙”——稍不留神就陷入困境里，任凭你左冲右撞，苦苦挣扎，直累得精疲力竭，也还是冲撞不出去，老在原地打转。无力，无助，又无望，只能在心里咒骂。每当这时，极渴望眼前有光，照亮前路，挣脱这该死的“鬼打墙”。
鬼故事听多了，夜里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鬼怪情景。不敢独自睡觉，非要父亲陪在身旁，才能安然入睡。这样，父亲一直陪我到十岁。
我不可遏制地长大起来，兴趣转移到了别的事上，逐渐脱离了父亲的陪伴。
我发现书中有个新世界。
自二哥当兵离开家以后，他的房间就成了我的，他留在房里的书也成了我的。那些寒冷的夜晚，我就蜷缩在二哥的床上，盖着他的被子，在一盏墨水瓶做的油灯照耀下，囫囵看完了《童年》和《在人间》。深夜，祖父“咳、咳、咳”的声音从楼板下面传来，苍老，干涩，带着咯人的硬度。在祖父干涩的咳嗽声中，我进入由文字营造的世界里，进入阿廖沙的生活，携裹在遥远俄国的寒气里，陌生又惊奇。虽不怎么喜欢，到底还是沉浸在书里头了。
每天上学经过老街，有一家摆连环画的书摊。两分钱一本小人书，就站在门板搭成的书摊边看。我的口袋里经常连两分钱也掏不出，只好在书摊旁流连一阵，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回到家来，跟父亲磨叽，要钱。这可得避开母亲，且还要正赶上父亲心情好的时候，要个两毛钱，就比较顺利。要是遇到他心情不好，轻则挨他几声呵斥，重则他要告诉母亲，我会遭到母亲的斥责——母亲训责起人来，可比父亲严厉得多。缺钱的滋味，真不好受。
同时我还喜欢上了发呆。
二哥这个房间，泛出一股清冷气息。长长的白日，无所事事。我在桌上支着起胳膊，临窗眺望。广阔的田野，一条白光光的公路穿过。遇赶场天，公路上必行走着无数农人，背了沉重的背篓，抑或挑着满满当当的箩筐，去街上赶场。他们的背篓里是些什么？我想象母亲去赶场，会不会买点什么好吃的回来，比如麻糖，或者梨……河对岸的村庄隐现在浓绿的树荫里，远山绵延到未可知的极远处……
不觉就发起呆来——远处究竟有多远？山的尽头是什么？……直到胳膊支得发酸，才收回胳膊，站起身来。
我喜欢这个房间，在院子背面，比我那个房间更安静，也看得更宽广。现在这间屋子是我的了，真好。
储木场靠近河边，这让母亲很是满意。她说，大河大水的，生活才方便。母亲生长在赤水河边，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河流，如今搬迁到了另一条河流旁，她十分庆幸。
院子里的人家，每家必有一人在清晨去河里挑水。通往河边的小径，每天清晨都被水桶里荡出的水浇湿。
二哥离家之前，每天清早必得将水缸挑满才去上学。我还躺在床上，听见二哥挑着水迈进门槛的声音，门槛比较高，水桶时常会撞击到门槛，撒泼的水在地上晕成一个湿印。当我听见水倒进水缸里的哗哗声时，父亲在楼下屋里高声喊我起床了。
到河边洗衣物、洗菜洗碗，是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会的家务。河边有两个码头，原本用于停靠木排。公路尚不发达之前，木材多是从河里运来。现在码头只有一个功能了，就是供我们蹲在上面洗衣，洗碗，洗菜，洗抹布。
河里飘来木排的时候不多，我只见过寥寥几次。
木排靠岸了，圆滚滚的木材浸泡在河水里，排头扎得又牢固又整齐，后面的就没有那么整齐了，十分散乱，用抓钉抓住，互相牵扯，不至于散开。放排人灵活有力，立在排头，手握一根长杆，撑在水里。他把木排停靠稳当后，轻盈地跳上岸来。木排停在水里，大可不必管它。待放排人和场长交涉好后，场长去通知家属队的妇女们来“起料”。场长跟检尺员一起，一边检尺，一边登记。妇女们则负责把河里浸泡着的沉重木材扛上岸去。
母亲属于这些妇女中的一员。
她们走进河里，河水顿时被搅浑。她们的衣裤迅速湿透，裹在线条并不优美的身体上。她们头发凌乱，湿淋淋贴在额上、脸上。她们两两合作，互相紧扣十指，从河水里抱起木材，脸憋得通红，脖子上青筋鼓起，身体大幅度扭曲。旁边一位妇女马上蹲下身体，伸出肩头接住，吃力地站起来。另一头也被迅速抱起来，放在另一位妇女的肩上。她们步履蹒跚，从河里走上岸去。湿木材太沉，得赶快找个合适的地点，两个人喊着号子：一、二、三丢——！一齐扔掉肩头的木头。
这些水淋淋的木材暂时散放在岸上，待水分干得差不多了，场长再指定一个堆放处，她们又来扛起这些木材，一层一层码成井字形垛子。
有军绿色的解放牌货车来运木料，再由检尺员和场长，一边检尺一边登记，家属队的妇女们则把指定的木料装上车，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去。
木料多的时候，堆到了河沙坝的草地上。那时靠河一方还没有修筑围墙，去河边畅通无阻。我们端着脸盆去洗衣服，小径斜斜穿过木料堆，走在草地上，轻盈又舒畅。我们发现从一堆杉木里伸出来一节又细又长的杉木颠，成年人的手臂粗细，正好当做一根杠杆，供我们在上面翻来翻去。每一次去河边，必把脸盆放一边，在“杠杆”上玩个尽兴才去洗衣服。
不管外界如何，储木场里一群娃娃该有的快乐和无虑，丝毫也不欠缺。我们只关心能不能在外面痛痛快快地玩，吃喝拉撒是归于大人操心的事。
父母在围墙的转角处，用木板钉了一个猪圈，从这个臭烘烘的猪圈里头，每年都能揪出一头肥猪来。而养肥这头猪，几乎是母亲一人的活：每逢赶场天，她得背上背篼，去米市坝买糠麸或包谷，作猪的主食；她还请附近农妇背红苕藤来，卖给我家做猪草；稍有空闲，她就背上背篼，到河边草地上去割猪草。这些红苕藤或者猪草，堆在堂屋中央，母亲坐在小凳上，挥舞一把宽大的菜刀，砍碎，倒进锅里煮给猪吃。
在最阴冷的腊月，某一天，养肥了的猪被揪出来杀了。堂屋的一角辟出来熏腊肉。大半个腊月，屋里弥漫着呛人的烟雾，连同我楼上的房间，都灌满了烟雾。我家的日子因此滋润了不少。到底还是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着实不易。
最方便的还是烧柴。仅靠捡拾储木场里的废弃木块、树皮，即可满足我家灶膛的大半柴火需求。后来场里办起了木材加工厂，产出大量刨花和锯木屑，尽管去背回来烧。也就是有了木材加工厂后，临河一边才修建起了高高的围墙。木排，再也没出现了。河边码头，完全成为大家洗刷、挑水的地方。
当木材垛子越来越少，三合土坝子完全空出来后，我家房子对面，开始下基础，要建一栋砖房。
清早，我还在赖床，对面的建筑工人已经吼起了劳动号子。我爬到床头的桌子上往外看，只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手里拽着一根粗绳，一人喊号子，大家跟着应和。他们使劲拉起手中的粗绳，中间一个巨大的石墩吊起来，随着领头人的号子声，大家一齐松开手中的粗绳，巨石落地——这是在打夯。
还有撬动石头的石匠们，低沉整齐地吼着“嘿呀咗、嘿呀咗”，用钢钎撬动着大石。不喊号子时，石匠们用錾子錾石头，发出叮叮叮叮清脆的敲打声。
这些声响伴着我，整整一个夏季。基础下好了。
然后开始了漫长的房屋主体工程建设。记不清又过了多久，一溜砖房建起来：一楼一底，坐南朝北，总共十二套。院子里的住户，也就由原来的四户，增到了十二户。我家搬进了新房里。住进新房后，再不能养猪，母亲轻松了不少。
新房子背后，筑起一道墙，居住区从储木场里划分出来。从此，大家要进入储木场里，得绕道公路上，从场子南端的大门进去。
站在我家二楼的厨房里，可看见广阔的储木场。一旦有车来装卸木材，场长站在场子里大喊一声，院子里的家属们立马寻找她们的劳动工具，系好围腰，戴好袖套，纷纷往储木场走去。
很快，对面我度过了整个童年的木房被掀掉，原址上建起了一栋五层楼房，院子里住户猛增到五十多户。曾经宽阔宁静，飘散出浓郁木香的院子，如今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大杂院。每天，大杂院里人声鼎沸，尘土扑面，充斥着浓烈的烟火气息，不时也有或悲或喜的人间故事上演。
随着旧木房的消失，我的童年也彻底结束。搬进新房不到一年，祖父去世。祖父和木房，仿佛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都老旧、衰败、简陋，最后都消失于尘埃。
祖父去世，我正式步入青春期。
三四年后，父亲去世。就这样，在这栋房里，我家先后去世了两位亲人。
从我家二楼的厨房里看出去，储木场里的木材逐年减少，最终只剩下发黑腐烂的几个木材垛子，孤零零守着空旷的场子。鹅卵石地面，长出一蓬蓬野草。家属队早已解散，妈妈们都已老去，一个个弯腰驼背。
在这个嘈杂的大院里，我安稳地住到结婚生子，才搬离。
储木场在我的生命过程中，是一个温暖而又令人心安的庇护所。离开储木场，成为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我就踏进了纷纭繁杂的成人世界。所有催人成长的风风雨雨、严寒酷暑，一样不拉地，我都在储木场以外的世界里经历过了。
母亲也不可遏制地衰老下去。她固执地在储木场那套业已老旧的房子里独居，拒绝去任何一位哥哥家。直到新世纪后，一拨来自湖南的开发商看中了宽阔的储木场，要在这里建商品房，母亲才无可奈何地搬离了大院。我想，离开之前的暗夜里，她一定流了眼泪。
自此，储木场彻底消失。
储木场也没有消失，它跟过去的时光一起，存储在我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