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桥镇往事

勾定杰

公路是后来才建的。那时，从大熊山去杜桥镇只有一条狭窄的砂石路，路面凹凸不平，堆满了顽固的石头。砂石路依山而建，地势险要，路里边是厚实的山，路外边是陡峭的崖。砂石路上事故频发，大水常把马路拦腰斩断。雨后，黄色的浑水常聚集在凹凼处，一潭潭的，让人望而生畏。

为了改变路况，政府决定对这段砂石路进行修整。经过讨论，开山拓路被确定为最终方案，不几天，政府便从附近的村子里凑齐一批修路的工人，组成施工队，小安子的父亲就在其中。

开山用的是卷形的铵油炸药，药卷体积小，威力大，可以敲开坚硬的石山。不足的是，铵油炸药稳定性差，不能长期存放。铵油炸药感度低，常用雷管来起爆。爆破前，必须先在石壁上打孔，这样才能将药卷和雷管放进岩体。小安子父亲就是负责打孔的。

小安子父亲是个能干的男人。大熊山还没有几辆摩托车的时候，他就已经开上了嘉陵125，车漆是红色的，跑起来像一头疯狂的豹子，威风凛凛。那时我们还在读小学，走读。从大熊山到杜桥镇，走路需要两个小时。每天早上，我们还不等鸡叫就要起床，由大人轮流护送着去学校，一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二是确保我们都是进了学校的，没有逃学。

小安子是不用跟我们一样早起的。每天早上，当走在路上的我们远远地听到摩托车声音时，都会自觉地站到马路两边，不一会儿，那气派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在我们身边化成一缕迅疾的风，飞快地飘过，小安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回过头来看我们，面色平静。这时候，所有的孩子都会想起他们在外地打工的父亲。那些送孩子上学的女人也会想起她们在外打工的男人。

小安子父亲除了打炮眼外，还负责托运雷管，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每天放学后，我们都能碰见挂在崖壁上的小安子父亲，他戴一顶红色安全帽，身上那件布满岩灰和汗水混合物的灰色短袖已变成了黑色，衣服上满是油渍，那是修钻孔机时沾上去的机油，油渍大小不等，形状不一，像一张张小型的国家地图。

钻孔机在岩石上不停地凿，钻头打进石孔，传来“哒哒哒、哒哒哒……”的响声，像机关枪扫射。从施工队旁路过时，我们学着战争片里的动作，用两只手比划成枪，借助钻孔机的声音，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钻孔机声音大而猛，仿佛要将人的身体撕碎，我们路过时都要把耳朵捂上。我猜，小安子父亲的耳朵肯定会像台机器一样，慢慢地老化，变得越来越不灵敏，越来越不受控制，最后彻底坏掉。有时，他见到我们，会停下手中的活儿，先习惯性地往地上啐口水，仿佛是要把嘴里的灰尘吐出来，再才对小安子大声地嘱咐几句，要他回去放牛、煮饭……

等我们稍微走开一点，其他工人便会开小安子父亲的玩笑，他们说他白天打孔，晚上也打孔，说完大人们都笑了。我们隐隐地听见了那些话，却听不懂话里的意思，见大人笑，也跟着笑。回家的路上，我们问小安子，你爸是不是晚上也打孔？小安子没好气地说，不知道。我们再问，小安子怒了，恶狠狠地说，X你妈。

路修到一半的时候，马戏团的先锋队到了杜桥镇，他们贴出海报，一个月后会有马戏团到杜桥镇进行表演，到时候大家可以看见在电视上才能看见的狗熊跳马、狮子过天桥、老虎打坐、孔雀开屏、猴子踩高跷、小狗跳绳、空中吊环、抖空竹、高椅倒立、太空漫步等表演。

海报就贴在镇上那些赤裸的电线杆和老旧的水泥墙上。贴完海报后，先锋队的人开始发传单，我和小安子也领到了一张，对我们来说，除了只在电视上见过的老虎和狮子之外，热闹拥挤的场合同样也有着巨大的魔力。小安子盯着海报，兴奋得又蹦又跳，激动地对我说,我好想来看呀。我回道，我也好想来看，只是，只是怕我妈不准……小安子不说话了。

回家后，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水井边洗洋芋的母亲，她没说话，我又说了一遍，她还是没有说话，只咬住下嘴唇，斜着眼睛剜了我一眼。我知道，如果我不拿出点儿狠劲的话，是没办法去看马戏团的。我索性带着哭腔在地上打起滚来，威胁说，不答应我晚上就不吃饭。母亲扔下装满洋芋的竹筛，揪起我背后的衣服，朝我屁股狠狠扇了两巴掌，扬起的灰尘像受惊的鸟兽般，四散开去。我还是不起来，继续打滚，哭得更厉害了。母亲恨铁不成钢地看了看我，转过身去，又开始洗洋芋。我仍然躺在地上，灰尘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我，它们爬满我的全身，与我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最后，母亲拿我没办法了，答应到时候带我去。晚上，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催我，我就主动地把碗洗得干干净净，早早地关了电视上床睡觉。

第二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从九毛和三娃的口中得知，当他们说想去看马戏团时，他们的妈都说“看你妈脑壳”。我不敢将自己从大人那里获得去看马戏团的许诺告诉他们，同时也不想他们知道我为了去看马戏团所使的卑鄙手段。我说，你们知道我妈是怎么对我说的吗？他们都摇头。我停下来，学着大人的样子，把双手叉在腰上，眼睛直直地瞪向前方，故作大声地说，“看你妈个干狗屁。”他们俩笑得前俯后仰，我也笑了。笑着笑着，我想到了小安子，他的父亲肯定同意带他去看马戏团，他们家的摩托车可以像一阵风一样把他们从大熊山运到杜桥镇，再把他们运回来。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谈小安子去不去看马戏团的事，结果我们都心知肚明。

放学后，只要不下雨，我们都会去松树林里捡柴火。在山中捡柴时，蝉鸣声脆，偶尔撞到一只蝉的近处，那声音仿佛要将我们的耳膜撕碎，这让年少的我想起柳永《少年游》中那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的诗句，好不贴切。我们捆好柴，像逃离一个巨大的阴谋般从林子里迅速地钻出来，朝着家的方向回去。蝉鸣在我们耳朵里渐渐地远了，盛夏却渐渐地近了。

杜桥镇的人都在盼望着马戏团的到来。那时，广场舞还不像今天一样流行。吃过晚饭后，人们喜欢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乘凉，打牌聊天。马戏团的海报给杜桥镇的人们带来了新话题，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马戏团。有的人早年间出过远门，见过世面，他们说在外地的时候，曾看过马戏团的表演，除了动物的表演之外，还有人的杂技表演，好玩得很。这进一步加大了人们对马戏团的期待。连大熊山也开始谈论起马戏团，但通常是我们几个孩子聚在一起讨论，大人们都没兴趣去谈论这些，在他们眼里，谈论任何与土地无关的事情都是不务正业。

当各处都在谈论马戏团的时候，施工队依然紧锣密鼓地忙碌在那条砂石路上。钻孔机每天都像一头发怒的野兽般咆哮不止，发出机关枪般的“哒哒哒”的叫声，一点点地啃咬岩石。钻孔机打进岩石里，一不小心，反弹力会把钻头弹出炮眼，特别是炮眼还不深的时候，需要使大力气压住钻孔机。从施工队旁走过时，我常看见男人们脸上的肉跟着钻孔机一起上下抖动。岩灰从炮眼里喷出来，混合着汗水，在他们脸上留下一层厚厚的泥。那些泥常常使欢快的我们变得沉默。

放炮用的是胶皮细线。放完炮后，胶皮细线一截一截地散在乱石中，这些胶皮细线都是一次性的，工人们不会回收。于是，收集胶皮细线就成了我们放学后最大的乐趣。胶皮细线有黄的，红的，还有灰的，胶皮里面是亮白的细铁丝，我们拿来做捕鸟和捕鼠的锁套，在田野和家里开展狩猎游戏。

有时候放学得早，恰好碰见放炮，工人们会专门堵在路上，让行人躲远些。他们挥动手中的红旗，大喊三声——“放炮了……”，轰的一声巨响，几块抱大的岩石从山上滚落下来，无数碎石朝四处飞散，其中一些细小的石子飞得极远，不少就落在我们身旁，我们用书包挡在头顶，作为防御。爆炸过后，从山上滚落下来的岩石堆在马路边的排水沟里，有的散落在马路上，岩石表面散发出炸药的好闻气息，就像我在某个深秋的山里嗅到野菊花的芬芳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多年以后，在我母亲的葬礼上，当我们谈论起儿时的事时，我从小安子口中得知，那天晚上他是准备再找父亲说一遍去看马戏团的事的，可等了许久，天色模糊得只能看见人影了，摩托车的声音才在院子里响起来。进了屋，父亲脱下身上那件布满岩灰的汗衫，草草地吃过几口饭后，便睡下了。他本想等父亲洗完脚，再去找他说马戏团的事。但父亲明明刚才还在吃饭，他只是看了会儿动画片的功夫，父亲就睡着了。他站在床前，注视着父亲黝黑的脸，父亲坑坑洼洼的脸，像一块年久失修的荒地，而他脸上茂盛的胡须，则像是荒地里野蛮生长的稗草。

透过父亲的鼾声，他听见母亲洗碗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两种声音在平静如水的夜里此起彼伏。他闷闷不乐地从屋里出来，站在屋檐下，细碎的繁星铺满了夜空，仿佛一块幽蓝的黑布上戳的无数个小洞，天上挂着的半个月亮是一个大洞。月光下，院子里那辆威风凛凛的摩托车依稀可见，他打开手电筒，将光束对准摩托车，摩托车前轮减震器上的夜光标识在夜里亮起来，是由许多细小的黄格子密密排列而成的，他晃动手电筒，夜光标识的反光也跟着晃，他说，夜光标识的反光让他感到安慰。

杜桥镇每五天赶一次集，距上次马戏团先锋队的到来已过去了二十天，再过两个集的时间，马戏团就来了。杜桥小学里，马戏团也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杜桥镇上的孩子们都在讨论着马戏团，听到讨论时，杜桥镇以外的懂事的孩子都会悄悄走开。大熊山唯一会参加讨论的是小安子。他常和镇上的孩子为了狮子厉害还是老虎厉害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施工队依旧每天都在大熊山至杜桥镇的砂石路上忙碌着，但岩石的坚硬程度和地形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施工队又从别的地方调来几台钻孔机和七八个工人。每天，十几台钻孔机在山上同时作业，钻孔机的轰鸣声从早响到晚，像要把整座山都打碎。炸药的消耗量比平时多了近一倍，小安子父亲隔几天就得去运一次炸药，炸药就绑在摩托车的后座上。

那天下午，也就是距马戏团的到来刚好还有一周的时候，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教室外的天格外蓝，阳光热烈。一只蜻蜓停在教室外的栏杆上，是只不常见的黑蜻蜓。我和小安子同时发现了它，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全神贯注地观察它翅膀上精美的镂空网状结构，以至于老师走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仍然没有发现。我们被罚站在教室的后面。被罚站时，我们的注意力依然在那只黑蜻蜓上，我们都想快点下课，然后冲出教室，猫起腰过去抓住它。每隔十几秒，我们的目光就要和手腕上的塑料表盘接触一次，并在心里一分一秒地阅读时间。

正当我们专心致志地数着秒的时候，远处传来“轰”的一声巨响，和施工队放炮时的响声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它比施工队放炮时的响声更大、更猛。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时，黑蜻蜓已不见了踪影，我和小安子如同丢了猎物的猎人一样，一下子失去了目标，无所适从地东看看西望望。下课后，我们跑出教室，去到黑蜻蜓方才停留的栏杆处，什么都没有。接着我们讨论起了上课时的那声巨响，同学们纷纷围拢过来，有的说是放大炮，有的说是炸山，还有的说是打雷……

放学后，我们像往常一样离开杜桥镇，朝家的方向迈开步子。经过加油站时，水泥马路上有暗红色的血迹。听说是一辆摩托车在那里发生了爆炸，人和车都炸得粉碎。一路上，我们都在谈论着那场爆炸。我们走得格外地快，像是要迫不及待地把消息带去沿途的村庄。经过施工队的作业地点时，现场并没有人，裸露的石山静悄悄的，石山光秃秃的样子，仿佛劫后余生的战场。我们像往常那样，冲到马路边的碎石里找胶皮细线，却并没有找到，我们瞧了几眼路边那几台沾满油渍的机器，还有山上那些孤独的炮眼，不一会儿就丧失了兴趣，慢慢地回家去了。

第二天，小安子和我们一样，早早地就起来了。一路上，小安子都没有说话，我们也没有说话。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马戏团就要来了。班上对于马戏团的讨论更加激烈了，小安子却不再参与讨论。为了迎接马戏团的到来，卖小吃的商贩都提前来了，他们马不停蹄地准备：黄水粑、炸洋芋、米豆腐、神仙豆腐、鱼秋粉、泡粑、汤粉、油茶粑、绿豆水、瓜子、花生……

月底赶集那天，马戏团真的来了。几辆大卡车在人们的注视下缓缓驶进镇子，卡车就停在杜桥镇中心花园那颗状如巨型棒棒糖的大电灯下。车厢用军绿色篷布罩住了上半部分，透过下半部分的铁丝网可以看到，车里的老虎、狮子、孔雀，以及狗熊等动物。狮子和老虎都比电视上看起来要大，人们只敢远远地看。一下午，马戏团都忙着在广场上布置场地，小贩们则在场外布置摊位。那天晚上，母亲果然来了，我们在镇上的姨妈家吃罢晚饭后，稍微收拾了一下，便到广场上排队买票。入了场，我发现除了杜桥镇上的同学之外，来自其他地方的同学屈指可数。场子里人声嘈杂，表演很快就要开始了，我兴奋起来。

表演至中途，小安子和他瘸腿的母亲也来了。进来之前，瘸腿女人在场外和售票员争执了许久，表演时间已经过半，她只肯出一半的票钱。最后，售票员给小安子免了票，但仍要女人买全票。他们的位置在最后一排，小安子坐在石台阶上，茫然地环顾着四周，人群密集，像一团黑压压的蚂蚁，他又想起了那辆型号为嘉陵125的摩托车。

演出结束后，人们陆续离场，人群像蚂蚁般消散在黑夜深处。出了场，我一眼就看见了卖棉花糖的摊子。我拉着母亲小跑到摊前，要买。小摊前围了不少的人，小安子和她的母亲也在。棉花糖在风机里越滚越大，串在签子上，像一团软绵绵的白云。付钱时，母亲把小安子那一份也一并给了，又对小安子母亲说了些安慰的话，要她想开点，说人都是要向前看的。她紧紧握住我母亲的手，没有说话，眼睛里有泪花闪动。

母亲劝她们在镇上住一晚再回去，晚上的山路不好走，明早再回去也不迟。小安子母亲从荷包里掏出那支橙色手电筒，说，没事，有手电筒，不怕。母亲见状也不好再挽留。临走时，小安子的母亲要他说谢谢，小安子躲在母亲的独腿后面，怯怯地看着我的母亲，小声地说了句谢谢伯娘，便牵着母亲的手回去了。

小安子一只手牵在母亲手上，另一只手牵在棉花糖上，黑夜中的棉花糖闪闪发光，像一个洁白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