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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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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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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恋——读《王安忆的上海》有感


前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开设创意写作课,十年如一日地做这“蠢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爱屋及乌,这本《王安忆的上海》自然而然来到我的案头。

每个人都有原乡。对于作家而言,故乡便是心中永远思念的乡愁,是他们取之不竭的写作源泉,甚至一辈子都在为故乡倾情讴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的一首《回乡偶书》倒尽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无限落寞;写就《格兰贝的年轻人》的爱尔兰作家巴雷特说故乡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台湾诗人余光中那惊艳世人的《乡愁》,读来令人潸然泪下,一颗对祖国恋恋不舍的游子心跃然纸上;沈从文那无限忧伤的《边城》,让人记住了优美的湘西;莫言的《红高粱》,使我们充分领略了这个山东乡下汉子的怀乡怨乡情。古今中外,正是这样一大批的诗人大家妙手著文章,向世人展示了他们不可言却的爱,让我们一次次泪流满面。

当然,仔细归结一下,这些写就浓郁怀乡作品的大都来自农村、城镇或者小城市。所以,我们读到更多的是门前山水、田里庄稼、乡下老屋、村中农民。

一曲《上海滩》唱尽十里洋场的风云快意;教科书上,上海不外乎历史古镇、文化高地、斗争重地、红色之源;在大众的眼里,魔都上海是高楼林立,富得流油,有东方明珠、迪士尼乐园和外滩,还有生煎包、阿拉侬好的上海话以及上海男人的种种标签。正如此,茅盾、张爱玲等眼中的上海或矛盾万千或风情无限。

从小长大的地方是最熟悉的,才有一生的印记乡愁。王安忆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江苏南京,一岁即到上海生活成长,从此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有她的童年,是她成长的地方。她曾说:“人自然要在某一个地方生活,上海恰恰是我生活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的写作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很辨证的关系”。她笔下的上海,与多变繁华和光怪陆离无关,里面有市井,却无市井的喧嚣;有烟火,却无烟火的俗陋;有的是她对上海的温度和情感,从而构勒出了这座城市朴素从容的底色。正如王安忆在自序中道:它的外表的光华,总有一些熟腻的庸俗气,还有一些戚容,这都是生活洇染的。这颠覆了我们认为在大城市里成长的人是没有乡愁的旧观。

是的,有根便有爱。

弄堂,是上海老城的象征,多次出现在王安忆作品中。这些南陌复东阡的弄堂是王安忆从小的居住地,是她睁开眼看到大的“围城”。虽然,这些“鬼打墙”一样的弄堂阴沉、寂寞,但见证了她的青春,有她的“热泪盈眶”。尽管她对弄堂恐慌过、厌烦过、惆怅过,老是想要逃逸,但经过“忧郁的历练”,抵抗住了春天的诱惑,最终和妈妈一起回归安宁的弄堂。这便是王安忆忧伤的年代,也是上海走过的忧郁春天。显然,故乡是无法选择的。

电影院、城隍庙、邮递员以及遍地民工,在沈从文的故乡凤凰是没有的,鲁迅的三味书屋里也是不会出现的,王安忆的上海才有。看了配上大量图片的《王安忆的上海》,就懂得这些构成了大城市人的日常,从中读懂了大上海的包容,以及王安忆对底层的关切和生活的爱。

女作家总归有些不一样。王安忆对上海观察入微,极致细腻,足见她对此熟稔于心。随处可见平民化的语言,光线色调的变化描写,动植物的近距离特写,自身心理状态的起伏变化和心理独白,以及不吝夸张繁琐地运用大量形容词比喻句,为作品烙上了鲜明的个人符号。其中既没有柳暗花明的设计,也没有平铺直叙的口号,这样意象叠加、多重组合的模糊风格,让我们读出了她的敏感多愁,也感受到小女子带来的非凡冲击力。

《王安忆的上海》汇集了王安忆的《地母的精神》《茜纱窗下》等十六篇作品,这些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感,都是王安忆内心深处的回忆,充满了她对大上海深深地希冀和祝福。正如她为纪念鲁迅先生写的《永不庸俗》一样,“这个城市,从先生身后,走过许多艰涩滞重的时日,人世在渐渐地变好。”“而我情不自禁地,要在其中追寻先生的声音,那笨重的,巨大的身影,因有了他,便不止是摩登,风月,夜夜笙歌,还是铁流,呐喊,堡垒。”“在那壁缝里,还响着先生的沉重的足音,警示我们,不可堕落庸俗。”

总归,我们切不可使器重后辈的先生失望,也不可让王安忆的作品与自己心中的故乡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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