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表风骨

知名散文作家綦国瑞先生在《难忘的会面——怀念安家正先生》一文中曾这样说过，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成功的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他的四十卷的文集，是留给烟台和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他用自己的著作树立了一座不倒的丰碑。綦先生的这一段感言，我想是对安先生一生献身文化事业最中肯的评价。先生著作等身，一生著书出版40部，达千万言之上，约一半时间是坐在轮椅上，借助高倍放大镜，在夫人的照料扶助下，一笔一笔写成的，他不愧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一生展现出极限的人生价值与生命辉煌，创造了一个人的可观的“文化GDP”。先生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的文人风骨精神令人钦佩，他对胶东文化的关心和热爱，成为生命的自觉，胶东的文化已经渗透到他骨子里去了。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性情中人，秉性直率，敢于直言，从不随波逐流，从不曲意奉承，所以留下了“安大炮”的美誉；和时间赛跑，笔耕不辍，舍命书史，舍家存史，彰显出可歌可泣文化献身精神，人称“拼命三郎”；燃烧自己，成就他人，堪称青春之路上的人生导师。因此写了下面的文字，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对烟台一位卓有成就和贡献的文人的追思和怀念。

（一）

从辞典可以查到，性情中人，是指感情丰富，率性而为的人。常常用来形容一个人随其本性、情感外露、率性而为，也有爽快大方的意思在里面。在我的印象里，用性情中人来概括老师的性格特点，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老师大名安家正，是原烟台教育学院教授。1984年9月，我考到母校中文系读书，安老师教授《当代文学》。他上的第一堂课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上课铃声，一个大脑门、胖身体、粗线条的中年人三步并作两步踏上讲台。仔细端详，头顶油光锃亮，一张胖乎乎的国字脸，带的镜片一圈一圈荡漾开，似乎比啤酒瓶底还厚，两只不太大的眼睛，在啤酒瓶底后有节奏的转动着。“我叫安家正。《当代文学》是研究分析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的文学发展历程，……”。声若洪钟，满屋轰响。安老师一开口，干脆利落，一句废话也没有，就连几乎每个任课老师都会用的“从今天开始，我给同学们……”这句经典的开场白都省了，直扑主题。课本和讲义（教案）往讲桌上一撂，也不翻看课本或教案一眼，接着谈起作家作品，风格流派，人物形象，写作特点等等，如数家珍，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主题突出，特点鲜明。同学们被他的丰厚积累，渊博学识所折服。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吧。数日后，安老师又上第二节课，讲授作者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他简介作者和时代背景后，开始朗读课文内容。他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但他朗诵一小段后，声音由朗朗到低沉后面又转为哽咽，最后发出轻微的哭泣声，眼泪也流出来了。他拿出手绢擦擦眼，然后歉意地说:“对不起，同学们，我这个人容易动情。”我疑惑地望着他，再看看其他同学，也是一脸的茫然。由于八十年代初期，没有网络也没手机，可以查到的信息很少。后来我了解了作者陶斯亮和伟大的革命家陶铸在文革期间惨遭林彪、四人帮政治迫害，遭受种种磨难，历经种种不幸的时代背景后，我又重读了该文，被文章的感染力所震撼，我才理解了先生为什么会在课堂上动容。先生出身所谓“黑五类”家庭，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帽子，惨遭不幸。他的青壮年岁月和陶斯亮有着相同的遭遇，也难怪他读这篇课文动情落泪了。

时间不经意间，在笔尖上划过。一个学期一晃就过去了，我听同学们在传，说是安老师要调到一个文学期刊担任编辑部主任。几天后，这个传闻得到了证实。同学们都为他高兴。八十年代，文艺园地和其他领域一样，也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男女老幼做文学梦、希望当作家的人挤破门槛，能做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部主任是让人仰慕的。不过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安老师又回到了学校。校园里流传着各种小道消息。安老师回校，同学们自然很高兴。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在校园里遇见安老师。他一如既往的还是那样哈哈笑着说着，依然还是那么健谈，话题扯起茅奖的获奖作品----古华的《芙蓉镇》来…...在聊天的间隙，一个同学那壶不开提那壶，突然问：“安老师，你怎么不做编辑部主任了？”另外几个同学一听有点傻眼，觉得提了这不开的壶，是不是太唐突了。没料到安老师安之若素，没一点尴尬之意，且毫不隐讳地说：“在那地方说话办事儿都要弯弯绕绕的。再说你老师不是块当官的料儿，每天的接待来访、领导熟人朋友来自方方面面的关系递来的稿子，弄得我的头都大了，还是回来做我的教书匠清净闲散。”看那似风轻云淡的神态，和好像推心置腹的话语，绝对不是装出来的。八十年代初期，刚刚迎来春天，由于“文革”的深刻影响，教育和教师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放着人人羡慕的地市级文学期刊编辑部主任不做，回来做教书匠，这就不是一般人的思维和做派了吧，这性情中人的特点，是不是有点像小荷才露尖尖角呢。如果说上面说的几件小事，还不足于说明他的性格特点，那么后面我听到的和经历的几件颇有点惊心动魄的事，则扎扎实实地为他赢得了“安大炮”的美誉。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一所高中教学，因当时交通通讯不方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安老师联系。但有时参加会议或者暑假培训，也从同学中了解了安老师一些所谓的奇闻轶事。安老师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党培养出来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曾连续担任两届区人大代表。他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积极踊跃，议政建言，慷慨陈词，肝胆相照。他发挥的作用，所表现的工作热情，并不亚于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党员。据同学传说，在一次研讨挖掘和发挥地域文化作用的座谈会上，安老师就“放了一次炮”。轮到他发言时，他的思维似乎与主办方的负责人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根据自己对烟台地域文化的独特了解和深刻认识，诚恳地谈出与负责人相反的观点，而且对当前地域文化保护方面存在问题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其实他知道自己的发言可能是夏炉冬扇，尤其是与该负责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他没有唯唯诺诺、趋炎附势、人云亦云，而是按照自己思维陈述己见，且嗓门越说越高，情绪越说越激动，颇有些慷慨激昂之势。研讨会负责人明显露出不悦之色。安老师旁若无人，一边拿着手巾擦汗，一边挥舞着纸扇扇着，继续顺着自己的思维一路慷慨陈词，说到文化保护的痛点处，他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大有怒发冲冠之架势……那情境不仅让人想起了双目圆睁的张翼德，和挥舞双板斧的黑旋风，而眼前这位呐喊者竟是一位拿着的不是板斧，而是一把纸扇的白面先生。据说这样的场景，已经有过多次了。有一年夏季，教育学院到栖霞举办教师函授培训，我见到了他一面，出于对老师的关心，我就含蓄地且半开玩笑地说到了社会上流传关于“安大炮”的传闻。他听后不但不怒而且高兴地说：“好啊，这外号我喜欢！”。

如果说这些都是传闻，未必可信的话，那么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则让我真的领教了“安大炮”的火药味了。做了十年的教学匠后，在九十年代初期，我调到宣传部门工作。市内有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封建地主庄园，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充分发挥文化遗产作用，市里邀请省市有关方面的专家召开一次研讨会。安先生也参加这次会议。我作为会议筹办工作人员参与了会议全程。会议开始，市里分管领导开场点明了本次研讨会议的目的，介绍了市里近年来对文物保护工作做了大量工作等等。接着与会人员大都先唱了一番赞歌，后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轮到安先生发言了，他与其他参会专家不同，开场没唱赞歌，而是对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原来，在参会前，他先实地调研了一番，发现了不少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此，我是清楚的，他是有的放矢的，发言绝不是乱放炮的。一会儿，我就发现分管领导脸色很难看，不久又把低垂拉长的脸侧向一边。作为会议筹办人员，先生是我邀请来的。我企图向他使个眼色，可他就是不向我看，两只眼睛一个劲地盯着领导。我只好把手放下暗暗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意在提醒不要再说了。我扯了一下，先生没做反应，停了一会儿，又扯了一下，可能我用力大了一点，先生的身子稍微倾斜了一点，先生马上转过脸不悦地说：“你好不好别搞小动作？”声毕，大家面面相觑把眼光射向我来。我的脸刷得红了，低下了头。会后的工作午餐上，市领导在敬酒时，先生对市里分管领导诚恳地说,对不起领导了，我这个人就这么个秉性，人家都喊我安大炮，有了什么想法不说憋在肚子里难受，我心是善良的、心意是好的，是对工作负责的。市领导也大度说，很好，很好，安先生的意见很中肯，谢谢！饭后，先生关切问我文学作品写作的事，我说，现在天天考虑的是新闻宣传怎么搞，没心思和精力弄文学写作。他有点失望，但还是鼓励要求我别丢了文学梦。离开时，他送我一本小集子《豆腐干集》，是他刚出版的一本杂文集。提起这个杂文集也有一段小故事。安老师工作之余，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多是几百字的短稿。有人就讽刺他只会写一些“豆腐干”。先生不以为耻，且乐此不疲。“豆腐干”发表的多了，先生集合80余块“豆腐干”，编印了一本8万字的小集子。给集子起个什么书名呢，先生一想，不是有人说我只会写“豆腐干”么？干脆就把书名叫《豆腐干集》。看看，这样的事，很多人都怕传播面扩大，先生竟唯恐人家不知道。后来，先生又陆续将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短小精悍的小杂文编印了《小摆设集》和《说不清集》，各8万字，计16万字。

先生品正行端，不仅敢与直言，说真话,从不违心，而且不徇私情，不怕犯上。前些年他就多次把系统内某些领导安排的稿子扔进废纸篓。他曾不无自豪地说:“考我一生,无缺德之事,无‘整人’之迹,无拍马之嫌,无营私之举。”前些年,先生编著《胶东当代文学史略》时,以前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曾给他打电话,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入“史”,可他宁肯得罪友人也不降格，以求维护了文学史著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此类事件不胜枚举，其言其行，用《史记·商君列传》中的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一点不未过。三四十年代，胶东有一个多重复杂的历史人物叫于烺，解放后被有关部门全面否定。为此几十年来，其后孙为了给爷爷申冤平反，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无果，听说先生仗义侠胆，敢于直言，就曾多次登门请教先生。先生不囿于某些部门某些领导给的定论，不怕打击报复，敢于打破常规，以一个史学家严谨的治史态度和一个作家一贯的良知，不辞辛劳，深入民间采访，到图书馆查阅相关史料，大胆质疑，多方考据，董狐直笔，为于烺撰写了长篇纪实文学《半岛泪》。该长篇曾在《烟台日报》作过连载，详细披露了于烺作为集财主、校长、县长、司令于一身，被错误认定罪名的真实情况，为于烺的最终平反提供了强有力地证据，立下了汗马功劳。1985年5月13日，烟台市委发出72号文件，决定为于烺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党籍。著名作家峻青说，他写《半岛泪》，是基于义愤，为胶东革命史上最早最大的冤案主角———于琅同志，发出的正义之声。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家正在写《半岛泪》时，于琅的冤案还没有平反，家正挺身而出敢为天下先奋笔疾书，写出了《半岛泪》，不仅表现了他的非凡的史胆，更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惊人的勇气

（二）

伟人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纵观先生一生，就是一位有“一点精神”的人，而且他的这“一点”，足够大，足够高，足够美。这“一点”，就是他舍命书史、舍家存史的“文化献身”精神。在与綦国瑞先生交谈时，他曾心有感触地说，安家正先生是我非常崇敬的文人，他有两点让我敬佩之至：一是自觉地、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对烟台地方文化的热爱、关心、发掘和弘扬；二是以忘我的态度写作，著作等身，身患重病仍不松懈。并且，他还是文人中的豪士，心胸似壮阔的大海，总是激情翻滚，每言又如江河滔滔，不可遏止，且总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书生意气，直抒胸襟，不藏不掖，快言快语，这更是我喜欢和敬佩他的地方。

在烟台二马路东首路南，原烟台教育学院院内有一片不起眼的普通民居，先生就住在这里。这是一幢八十年代初期的砖混结构楼房，一个只有47平方米的住宅，一条窄窄的小走廊将小陋室分割成几个小方块——这里就是先生的家。最大的一间12平方米，南向带阳台，被建设作书房。南向靠窗台光线充足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写字台，北面和西面是书柜“砌”起来的“书墙”，靠东墙放着一个简易的双人沙发，这是先生会客和休息的地方。大凡文人书房都有名号，先生的书房是他爱人邹淑香老师命名的叫“傻干斋”，并赠言：“越忙越穷，越穷越忙。”在“傻干斋”的旧沙发上落座,会油然生出敬意,情不自禁地在心中默诵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不陋,是因为室内书香浓厚,其主人德艺双馨。就是这个陋室伴随着他走完辛勤耕耘的一生。夏天，在蝉都难耐不住酷暑“知了知了”的烦躁声中，先生身穿一件背带老头衫，闪闪发光的大脑袋上顶着一串串的汗珠子，汗流浃背地伏案写作；冬天，脚蹬棉拖鞋，身披黑色面包服，由于视力太差，大脑袋紧贴在写字台上。季节不同，着装不同，但留给拜访他的人的背影大致相似。无论是达官贵人、作家诗人，还是社会名流，抑或文学爱好者，不论什么样的拜访者，和他打招呼，他一般都是头也不回地回应：“坐，先坐，我弄完这一段儿再说。”

写到这里，可能你还不了解先生的前世今生，还是有必要给先生写个小传，介绍其人其事。先生，1941年生，山东芝罘区人，出身于教师世家。196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到文登一中任教。1978年调文化馆，主修《文登县志》。1982年调烟台教育学院，他先后主讲过《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等多门课程，1994年晋升教授，芝罘区第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常委。从任教开始就努力结合教学进行科研，先后印行过《怎样消灭错别字》、《中学生逻辑例话》、《从样板戏学修辞格》等小册子。80年代开始，他参编多种高校文科教材，其中《当代中篇小说选讲》有较大影响；90年代出版专著《胶东当代文学史略》和《峻青创作论稿》，为地方文学史的开拓性著作，在地域文化的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业余坚持文学创作，他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将星泪》、《半岛泪》、《荀子的故事》、《吴佩孚》、《皇帝临终的悔恨》、《萍侠追魂》等；另有数十篇中短篇，筛选结集为《安家正小说选》。《烟台日报》、《烟台晚报》连载的六件作品结集为《连载故事》、《烟台史话》。在退休之前，他发表上列作品，共计400多万字。这么多作品问世，都是在他工作和社会活动之余牺牲休息时间，用心血和健康的代价换来的。

一个人不爱惜身体，当然各种器官也不会惯着你。长年累月，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扑在故纸堆里，严重透支了他的健康， 被冠心病、糖尿病并发症、肝病等各种重大疾病缠绕。2000年前后，先生夜以继日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戚继光》，长时间昼夜伏案写作，耗尽了心血，身体十分虚弱，免疫力下降，突发急性肝炎引发急性肝坏死，命悬一线，入院后经过生化和设备检查，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好在命大，阎王爷看他还没有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就没有收留他。经过紧急抢救治疗，他凭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死神的挑战，转危为安。按常理一个曾游离过鬼门关的人，是会对人生认识产生新的、质的飞跃的，是会动摇人生追求的。家人、好友以及社会上很多人士都以为，他历经此次大难，会以此为契机搁笔，或至少休息一段时间，养养身体。那料到，经此一难，他更加彻悟，自感自己时光不多，更要只争朝夕，先生喊出了“向天再借二十年”口号，聊发少年狂，又向新的目标发力。几十年来，他发表各类作品数百万字，而且多是反映胶东地域文化内容的，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对这些作品进行归纳整理，结集出版，留给社会。个人出文集，谈何容易，这是一部多卷本的文集，经初步测算，仅印刷费用就得10余万元，再加上书号管理费等各种费用，是一笔不少的资金。先生是一个想干事必干成的人。经出版界朋友提议，既然书号费用不低，那就不用出版社的书号，到文化部门办理个“出生证”，就避免了“非法印刷”的问题了。先生一听高兴说：“行，就这样办！”在贤内助邹淑香老师、儿子和一帮朋友支持下，8卷本、500多万字的《安家正文集》，于2001年印刷出版。该文集的朴素，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素白封皮，没有一副照片，也无一张插图，就书名印有“安家正文集”五个大字，被行内人士称为“白皮书”。著名作家峻青先生看过该文集后曾写过一篇《白皮书的震撼》的感言文章：“从封面到封底通体雪白，除去‘安家正文集’五个字是黑色毛笔字行书外，没有半点别的色彩，没有半点装饰点缀，真个是素面朝天，朴素得令人惊奇，甚至令人震撼。”他进一步赞叹说：“我非常喜爱这一套不事雕琢、不事张扬、简朴素雅的文集，它是真正的美。美学的臻境，是崇尚素雅，淑静自然，‘白皮书’可算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啊！”让人更想不到的是，在文集封底书的定价处，十分醒目地印有“全书八套，只赠不售”。可想而知，这套六斤重、摞起来有一尺厚的文集全部赠送，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书印出之后，应国内高校、省内外中学、文学团体及各地图书馆、文学馆之约，先生又忙着跑邮局奇书，先生讲仅邮费自己就掏上千元。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社会，不少人对此难以理解，但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特质的人，认准的事，我行我素。

先生有着深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年复一年、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积劳成疾。他的病历上记载着:患糖尿病39年,肝坏死23年,中风偏瘫15年,心肌梗塞2年,又被确诊胰腺癌10个月……在病魔愈演愈烈的折磨摧残下,先生竟能顽强奋斗到耄耋之年,是他那“向天再借二十年”的诚意感动上帝，还是“苟延残喘,犹自奋蹄”的精神感动了苍天？一系列的重大疾病没有阻遏先生创作的步伐。仅一年多的时间，2002年，30万字的《沧浪酒魂张弼士》奇迹般地摆在世人面前。该书刚印刷下线，他又着手考虑长篇小说《秦淮悲歌》和《胶东当代文学史略》等书的起草工作。

一个病残之躯又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天天趴在写字台前像拼命三郎似的，废寝忘食、起早熬夜，笔耕不辍，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他牺牲了很多退休老人散步、旅游、遛鸟、玩牌等许多爱好，和应该享受的爷孙的天伦之乐，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中。屋漏偏遇连绵雨，船破又遇顶头风。2008年2月的一天，他突感手脚麻木，说话吐字含混。经送医院检查，先生突患脑血栓，虽经急救治疗，他又注重康复锻炼，但仍留下了行动不便的后患。至此以后，他就被脑血栓永远“摁”在轮椅上，行动又与助行器“绑”在一起了。朋友和同事知道他身体如此状况，都认为这下他终于可能消停了，安静安心地过几年闲散生活，结果去看望先生时，他不仅意志没有消退，依然谈笑风生，并乐观幽默地说：“谢谢老天爷惠顾，只栓了我的腿和左手，没拴住我的头，还留下了右手，又能思考还能写字。”闻此，拜访的人无不为他这种通达乐观精神所感染，但个个心里涌起难以名状的酸楚。生活中，一个古稀老人一旦患血栓，病情恶化概率是非常大的。先生也没有摆脱这个咒念，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先是耳朵几近失聪，右眼完全失明，左眼只剩下0.25的视力，看东西离不开放大镜，腿瘸寸步难行，大小便失禁，外出要带尿壶以解急需。日常生活工作，已到了离不开放大镜、轮椅、助行器、尿壶等五大件，号称“五子登科”。在一篇文章里，安先生曾乐观、信心满怀写道：“幸而尚无吞咽困难，脑子尚可，右手无碍，仍可带着放大镜写作。我又出了8本书……”。

尽管先生生活写作靠“五子登科”，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克服健康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和研究工作中。30年前，先生出于自己的研究爱好和历史责任担当，就萌发了写作一部《胶东通史演义》的想法。至此，他就开始积累资料，夯实根基。编写这样一部著作需要了解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先生用放大镜熟读了《史记》和二十四史，从历史典籍中汲取营养，查找有关胶东文学史的历史资料。他收集胶东地区各县的新老县志市志，搜集有关该区域文学方面的记述资料。每发现有关胶东文学史内容的记录，都令他欣喜若狂，或记录内容出处，或当即做成文字卡片。靠着放大镜，用仅有的零点二五视力，先生除阅读《史记》、二十四史等历史典籍，还阅览了山东省市史志等其他重要历史典籍，从浩淼的历史长河中撷取一捧捧浪花，记录的读书笔记数十本、制作的读书卡片上千张，有百余万字，完成的草稿就装满了十个厚厚的档案盒。对先生用极限的生命去创作，爱人邹淑香老师甚是心疼并时常埋怨说先生是在玩命写作。2011年，历时30余年的准备和创作的90万字的《胶东通史演义》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该书获得烟台市社会科学一等奖。不了解先生的人，可能只看到是一部装帧精美、内涵丰富的地方通史，但人们并知道这部记录了胶东地区7000年文明史的大作，竟然是一个失能老人拿着放大镜，天天坐在轮椅上，一笔一划地爬格子完成的。或许人们看到的只是书架上的一本本书籍，未必看到书作者是在燃烧生命进行创作，更看不到的是一位身体失能的老人背后付出多少汗水和艰辛。从2008年先生开始轮椅上的人生后，在身体逐渐失能的情况下，先生以保尔.柯察金精神，以“向天再借二十年”的豪情壮志，左手放大镜，右手笔耕不辍，除了2011年创作出版了《胶东通史演义》，2008年，18万字的《胶东半岛鸟文化》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2009年，60万字的长篇小说《秦淮悲歌》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并获得烟台市第11届文学创作一等奖。

先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收获颇丰，而且在胶东文学史研究和对著名作家峻青先生文学创作理论研究颇有建树。1965年，时为高中教师的安家正为学生讲解峻青小说《党员登记表》。一学生对“黄淑英妈妈的形象是胶东革命妈妈形象的代表”提出质疑，当时先生出于对学生读书热情的爱护，也对峻青作品的尊重，给素不相识的峻青写信求证。同样对文学对文化求真务实的峻青，给安家正回了信，两人性情相投、观点相近，越谈越投机，遂结为文坛好友，成了忘年之交。从此，先生开始研究峻青作品、创作关于峻青的文章，几十年来，写下几十万字的关于峻青文学创作研究的力作。

2010年11月，烟台峻青文化研究会成立，先生被众人推举为会长。写一本系统研究峻青文学理论、解读峻青作品的书籍，是先生多年的愿望。随着先生年事已高、且身体在几乎失能情况下，特别是进入2016年，当先生得知93岁的峻青老人神志开始模糊的时候，心急如焚，发誓要在峻老在世时完成《峻青散文研究》的写作并出版。为此，先生发疯一样地投入写作，起五更爬半夜，以每天4000字的速度赶写书稿，以致于积劳成疾又住进医院。然而，病床上的先生不顾医生要其休息的劝说，一边打着吊瓶一边写作。他说：“只要我醒着，就要写《峻青散文研究》。我了解自己身体，怕走不出医院的门，我要和老天抢时间。”待病情稍一好转，先生就强行出院。当时时逢年关，为抢时间，先生闭门谢客，突击写作，终于完成36万多字的《峻青散文研究》论稿。这年先生已是76岁、在身体几近失能的状态下，在三尺小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峻青散文研究》倾注了先生毕生之所学，他表示，该书是其压棺垫枕之作。《峻青散文研究》对学习研究散文写作、繁荣文艺创作具有积极意义。

福山区女作家梁益美女士在一篇纪念文章里是这样记述她第一次见过先生时的情景：双手搭在轮椅扶手上，斜背着挎包，像婴儿推着学步车蹒跚学步，我赶忙迎上去，想帮忙却又无从下手，安老见状大脑袋连连摇晃笑着说，你们都帮不上忙，还要靠我自己！我这才发现，他的镜片一圈一圈荡漾开，似乎比啤酒瓶底还厚，斜背着的也不是什么挎包，而是尿袋！我暗暗思忖，他身体这种状况，如何能笑得那么爽朗？上楼，安老的爱人邹淑香老师早就迎在门口，安老则像凯旋的战士朗声说道，回来喽！满满的傲骄，像个孩子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渴望大人的夸奖，大脑袋晃着，大嘴巴咧着，大眼睛呆萌萌地看着邹老师。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安先生是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每天都在和病魔抗争！

梁女士这段记述真实反映先生晚年生存状态。饱受疾病疼痛，生活如此艰难，并没有消磨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发掘弘扬地域历史文化的社会责任。每有举办地域文化方面的社会活动，只要邀请先生，他都积极参加，根据活动要求，事先酝酿准备发言内容，坐上轮椅，背起尿壶，俨然一个出征的壮士。在会场上，他依然大脑袋晃着，大嗓门喊着，神态自若，谈笑风生，真知灼见，口若悬河。会场上，如此满满的精气神，不了解内情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失能老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在最后至暗岁月，他患上胰腺癌，经历着一生中最为疼苦、最受折磨的一段日子，浑身水肿，大小便失禁，身体基本失能。先生还是忍着病痛的折磨，完成了《峥嵘岁月》、《思绪漫逸》最后两部80万字的著述，成为先生的绝笔。

（三）

先生风骨铮铮，且侠骨柔肠。先生曾自我评价:“本人是一流的教师,二流的作家。”“一流的教师”并非自诩,实乃有口皆碑。山东省楹联协会名誉主席、烟台市文联原副主席贺宗仪同志，没有跟先生读过一天书，却在他退休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经常讨教、聆教。贺宗仪发自肺腑地说，倘若以直接接受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之间亦是一种“师生”关系。他曾敬赠先生一首七律诗:“安家正气伴清声,师表文光肝胆倾。学富才高名鼎鼎,德馨望重骨铮铮。中风偏痪笔犹健,追日近盲心愈明。陋室愚公休谓傻,等身著作自峥嵘。”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安家正先生,也是他用文字为先生描绘的“画像”。

一个“编外学生”尚有如此感受，我作为学生更是感同身受了。八十年代初在大学读书时，我曾被系领导安排做学院《火花报》的编辑和院广播站的编辑，报纸半月一期、广播站每天有午间新闻播报，每天要处理不少稿子，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为搞好这项工作，我经常向先生请教，请先生指导如何提高办报质量，如何搞好广播宣传，先生非常热心支持我们的工作，提出很多好的指导意见。作为教授和作家在百忙中为小报撰写稿子，他一点没有掉价感觉，他说，为院报提供稿子就是支持你们的工作。在学习之余，我也有时写点“豆腐块”，投寄报社后都泥牛入海无消息。我向先生说了苦恼后，先生鼓励说，不要灰心，要继续努力，可能还是选题和写的稿子质量需要提高。后来又写了多篇请先生批阅，先生从中选一篇对原文修改得面目全非，让我誊写一遍投给了报社，几天后见报了。这是写稿第一次见报，作为一个学生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了，从此催生了我的文学梦。后面我才得知，其实那时先生是很忙的，他正夜以继日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每上课时，经常看到他眼睛布有血丝，拿手绢拭泪。尽管如此忙碌，他对学生寻梦文学的求教，从不推辞，抱有满腔热情给予指导，乐此不疲。一个作家老师除教学还兼有文学创作责任，先生殷切希望他的学生跟他走文学之路，他在日常教学中非常注重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点燃学生文学梦想。有一次期中考试，主要考试建国后前十年文学史内容，第一道试题好像是简述梁斌的《红旗谱》的主要内容，其它三道试题不记的了。第五试题是第一届矛盾文学奖获奖的作品是哪几部？作者是谁？并选其中任何一部简介其内容，回答主人公是谁？同学们接过试卷，前四道考题还好应答，对第五题大都懵圈了。平常我和先生交谈时，曾听他谈论过设立茅奖和第一届茅奖获奖的情况。所以我多少有点印象，但答题时也只回答上了两部，一部是魏巍的《东方》，因中学学过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对作者熟悉，另一部是古华的《芙蓉镇》。考试过后，不少同学多有抱怨，说出题超出教课书范围，让学习委员代言反映大家的意见。在后来的试卷分析课上，先生对试题拟定做了解释，记得大致意思是，同学们是中文系学生，学习当代文学史，了解当前最前沿文学创作情况，是基本要求，虽然大家毕业后大都要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但每节课都在与作家和文学作品打交道，一个称职的语文教师要经常练笔，坚持写下水作文，才能不断提高自己和学生的写作水平，希望同学们都怀有作家梦，拿起笔来写作，在你们同学中多出几个作家和诗人。恳切的言辞，饱含着深情，眼神流出了满满的期待。先生之殷切期望点燃了同学们的文学梦想。和我同在校报和广播站做编辑的宋文华同学，毕业后，边工作边学习写作，并经常与先生保持交流讨教，得到先生精心提携，几十年矢志不渝，坚持不懈，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中斩露头角，颇有收获，曾多次获得全国省市诗歌比赛大奖，目前担任烟台市作协副主席、莱阳市作协主席。

先生不仅对自己的学生爱护关心和帮助，对社会各界喜好地域文化研究、抱有作家梦的文学爱好者来求助于他，也是以满腔热情给予指导帮助。数十年来,先生对青年人才的爱惜和培养,对后学晚辈的提携和帮助,是众所公认的,他的学生、文化学者王天仁、烟台文联原副主席贺宗仪、福山女作家梁益美、栖霞文化学者孙铭浩、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林新忠,都曾撰长文在媒体上发表怀念文章，感念先生推许新秀、奖掖后学之恩。

2004年11月,烟台市部分楹联爱好者自发筹建弘扬楹联文化的烟台市楹联家协会。为了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计划聘请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若干专家担任顾问。虽然这只是一个规模小的民间社会组织，但其宗旨切合了先生弘文传道的心愿,他欣然应聘,并应邀出席了首次会员代表大会。此后,协会每年召开理事会议,他都是有请必到,平日里,也做到了有求必应。2009年,适逢市联协成立五周年,要策划主编《烟台当代楹联论品集》,这是先期出版的《烟台当代楹联作品集》的“姊妹书”。当协会筹办负责人向先生约稿时,他很爽快地答应说:“顾问哪能白当?我会尽快完成任务。”结果不到一周时间,先生笔下3000字的大作《从毓璜顶楹联说到烟台地域文化》便脱稿了。

先生担任烟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唯一的副主任和专家组组长，对各县市区的“非遗”工作非常重视。栖霞是烟台唯一的内陆市，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完整，研究胶东文化、挖掘非遗，栖霞有相当的优势。他曾说：“栖霞八卦鼓舞是个好东西，与海阳大秧歌有一比。”八卦鼓舞在先生关心帮助下，后来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先生坚决反对民俗商业化，认为民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需要挖掘的，而不是创新，创新的民俗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先生的指导下，十年间栖霞的非遗工作成绩可喜，有国家级 2 项、省级 11项、烟台市级24项。

文学爱好者孙明浩在媒体上发表不少文章，九十年代末期欲将自己多年的心血之作准备出版报告文学作品集《胶东风流》。他慕名向先生表达来意后，先生没有推辞，在百忙之中为他的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先生的鼓励，让他非常感激。从此他经常向先生讨教关于研究地域文化方面的问题。在先生的鼓励指导下，他业余时间沉浸在栖霞地域历史文化的探索研究中。后来，他出版了《栖霞风物》一书，托人赠送给先生斧正。先生又在《烟台日报》上发表书评，称“栖霞无疑是胶东半岛‘人文积累’极其丰厚的县市，其学术渊源绵长而宏大，尤其在文字学、训诂学领域，经学大师比肩而立，有许多巨著。现在有了《栖霞风物》，又堪称是‘地域文化’的鸿篇巨制，是很值得庆幸的事。”在先生的教诲和激励下，他克服困难，业余时间坚持潜心栖霞文史研究，先后出版了《神仙丘处机》等一系列著作。

先生一生致力文学创作和胶东历史文化研究，他也格外爱惜从事胶东地域文化研究的人，极尽热情和能力鼓励帮助他们。烟台芝罘区荆辉祥先生喜欢挖掘整理民间故事，颇有收获，先生知道他准备出书，不仅帮他订正文稿，而且亲自作序，又联系一个中书协的书法家题写书名。先生就是这样不为功利，甘做人梯，愿为年轻人站台，奖掖后辈，全力唱扬。他自己率先垂范，把胶东历史文化研究传承当成一种历史责任，一种崇高事业，带出了一大批胶东历史文化研究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胶东通史演义》《胶东当代文学史略》等专著；他撰写了戚继光、王懿荣、于烺、赛时礼等爱国主义英雄人物；在文学创作中，再现了在胶东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人物，如吴佩孚、张弼士、张宗昌、刘珍年等等，还写出了《烟台大观》《老烟台风情》《胶东半岛鸟文化》《烟台旅游故事》《烟台旅游指南》《留住乡愁胶东人》《老烟台1928》等记录地域文化的专著，为挖掘和保留胶东地域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数月前,我拜读了先生的贤夫人邹淑香老师所撰《奋斗者——安家正同志安息吧》一文,该文以日记形式记录先生生前最后十个月的艰难生活，从中获悉先生在生命最后短暂岁月里,任凭胰腺癌病魔百般折磨依旧笔耕不辍,先后为三十余人的书作序，各序言内容短文1500字，长文6000字，还有给友人书信十几封，有给烟台市领导提出关于烟台地域文化研究建议的书信。在他逝世前二十天，还与威海市文登某部门领导来烟台看望他时，提出组建”文登学“研究梯队的建议。去世前几日，他拿着放大镜浏览刚完成《峥嵘岁月》、《思絮漫逸》，两本书近80万字的书稿。这是他生命最后时刻完成的两本书。

2023年3月19日凌晨一点零八分，先生带着无限的眷恋走了。先生千古，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