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杂记

记忆中的二小学校

我的小学是在一个叫“二小”的学校上的。这个叫做“二小”的学校，并不是第二小学的简称，它的真实名字叫“五七小学。之所以叫五七小学，大概是来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吧。

五七小学始建于六十年代中后期，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在我们那里的农村是每个大队都建有自已的小学。但是由于农村很穷，无论我所在的东风生产大队，还是我们相邻的跃进生产大队，谁都没有财力独自支撑起建立一所小学。但是，公社里有要求，孩子上学的问题必须解决，于是两个大队的书记就碰在一起，互相商量，决定共同修建一所小学。

但是在学校的修建上还是颇费周折，并不顺利。这不在学校的选址上，两个大队就没谈拢，一直争执不下。因为谁都想把学校建在自己的大队部附近，这样自己大队的孩子上学也就方便。两个大队各不相让，差点就黄了。最后还是公社书记亲自出马，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并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就是学校不建在东风大队，也不建在跃进大队，而是建在两个大队的交界处，由每个大队各出一块土地，共同修建学校，这才两相其欢，得以解决。也就有了也许是是独一无二的合作小学，这所建设在高高的土墩子之上、四合院式和两个大队任何村庄都不相连五七小学。

虽然，这所学校正式的名字叫做五七学校，但是两个大队的社员都这不这么叫，而是称之为“二小”。或许是因为这所学校是有两个大队共同出资兴建的缘故吧。

二小学校东西两侧各有五间教室，北面和东西两侧相连是学校的办公室。南面则建有围墙，围墙中间是校门，门顶上的旗杆飘扬着五星红旗，大大的五七小学校名，用漆涂得鲜红鲜红。校园内，栽有两排冬青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树上总是停满各种小鸟，叽叽喳喳，欢叫不停，给位于田野之中，有些孤伶伶的学校增添了几许生机。

二小学校的教学管理也是独树一帜，绝无仅有。那就是两个大队各派一位校长，管理自己大队的学生和老师。学校北面的房子是办公室，被分成两个部分，分别作为东风大队和跃进大队校长以及老师的办公室。两位校长和老师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办公。东西两侧则是教室，各有一到五年级五个班级，分属东风大队和路进大队。两个大队的学生分别在各自的校舍上学，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互不相扰。不过也有例外，就是在举行学生运动会的时候，由于学生人数少，每个大队自己举办，几乎就所有学生都是运动员了。这个时候，两个大队的学生就会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整体，共同级织开展比赛，运动会也就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再一个就是由公社在操场上召开批斗大会或是举行忆苦思甜教育，两个大队的学生也会共同参加。

那时候教师作为臭老九，全部靠边了，被分配到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不论是东风大队还是跃进大队从事教学都是初中毕业回乡青年的民办老师。好在那时学校教学的内容并不复杂，一到四年级只有语文和算术二科，五年级才增加一门自然常识。不像现在小学生，学的科目多，书包就像砖头一样的沉。

那时候，全国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记忆中，那时二小学校除了教文化课外，学农就是学校的教育重点。学校有自己的学农基地，每个班级也都拥有不小的田地。很多时候，二小学校的学生，并不是在教室内上课，而是有老师带着大家，在学农基地开展生产实践，学习种植小麦，油菜，棉花之类的的农作物。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四人帮粉碎才得到改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拔乱反正，百废待举，二小学校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开始重视教育了。公社派来了师范学校毕业的公办老师担任校长和教导主任，两个大队分别管理各自学生和老师的模式也彻底的结束了。学校教学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并经历了他最辉煌的时刻，在全公社（后来改称乡）的小学的联考中，始终处于前列。

但是，后来随着撤乡建镇，人口外流，以及建立了条件更好的新学校，改善教学设施等原因，二小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难以为继，最后也就停止了招生，慢慢的被废弃了。

许多年后，我也离开家乡，为生计而忙碌奔波，岁月流逝，我是两鬓斑白，我见过就却怎么也不能忘记曾经二小学校。前些年回到村里，特意去二小学校转了一圈。她依然有些孤零零地立田地之间，却已完全失落了昔日的风采，显得面目全非，荒凉破败。除了原先作办公室的北面房子，住了一户人家，东西两侧的教室早已毁坏殆尽。曾经浓荫如盖，鸟声喧哗的冬青树，也已不见踪影。

久久地伫立在风中，心中有着无数的感慨，曾经欢乐过我的童年、温暖过我的心灵，见证过我的成长，留下过无数足迹的二小学校，或许只能在记忆中才能够找寻了……

念白字的余校长

二小学校的校长，是分别有两个大队各自派出。我们东风大队派出的校长姓余，他出生于贫困家庭，是一个苦娃，从小就给地主家打工干活，割草放牛,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更没有上过一天的学。解放后,他参加了大队组织的扫盲班脱盲，也就识了一些字。

由于他出生贫苦，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又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政治思想觉悟高，根正苗红，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掀起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热潮中，他作为贫下中农的代表，被派到学校当了东风大队的校长。

当时，二小学校的规模并不大。东风大队一到五年级5个班，每个班20来人，加上3个回村知青的民办老师，总共才百把来号人。而当是学校相对单纯，教学任务不重，管理内容也不多，余校长倒也是能够胜任。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各项工作算得上是按部就班，平平稳稳地进行着，没出场过意外，甚至还在全公社的大队小学评比中，被评为先进。

那会儿，余校长大概四十刚出头，高高瘦瘦的。他穿着很随意，甚至有些不修边幅，给人的印象总是头发凌乱，胡子拉碴。

余校长不苛言笑，看上去是很严厉。每天他都是早早的来到学校，但并不呆在办公室里，而是背着手，在校门口的操场上来回踱步，查看学生们到校的情况。有学生迟到了，他便会拦下他，问一句哪一个班的？然后就说，赶快到班上早读去。学生就一溜烟的跑进自己的班级。虽然他并不很严厉的批评学生，但是东风大队的孩子们都非常怕他。就连那个爱调皮捣蛋、天不怕地不怕、外号叫做猪皮的学生，见了余校长，也犹如老鼠见了猫。上课的时候，余校长有时也会从走廊里走过，透过窗户，检查班级的纪律。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后期，又出了马振扶事件，还有黄帅反潮流，学校的老师是不大敢认真教学的。学生也不是很爱学习，很多时候，班上的同学就如校园中那冬天树上的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如澡堂一般，乱糟糟的。但是只要余校长往窗口一站，孩子们立马正襟危坐，变得鸦雀无声，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

余校长本来是不代课的，后来三个民办教师中有一个参军离开了学校。原先三个老师教五个班，互相兼课，也能够勉强应付。但是走了一个人后，就实在安排不过来了。而一时半会儿，又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来代课。见实在没有辙，余校长也就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的兼了三四年级的语文。因为一年一二年级要教汉语拼音，对那玩意儿，余校长可谓是一窍不通，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

那时，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上课读报纸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上课，余校长很认真地给同学们读报纸，当念到“赤裸裸”时，“裸”余校长并不认得，余校长心想，中国字念半边，不对也能七八千，就顺口念成了“赤果果”。教室里的同学发出了窃窃私语声。余校长把脸从书本中抬起，有些愕然地看着大家。因为他上课的时候，课堂纪律总是特别的好，没有人敢做小动作，更没有人敢说话，他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

余校长用眼扫了一眼大家，班上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他问，刚才是谁在说话？没有人言语。余校长就又问了一声。这时，班上胆子最大学生猪皮站了起来，有些怯生生的说，余校长，刚才你念错字了，是赤裸裸，不是赤果果。余校长一怔，显得有些尴尬，但他极力控制住自己，没有表露出来，说什么也不能在孩子的面前失了尊严。余校长咳嗽一声，然后清了清嗓子说，哦，这样呀。老师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看错字了。这样也就掩饰了过去。还有一次，余校长把“继承封建衣钵”念成了“继承封建衣体”。当课堂里刚发出一阵轻微的笑声时，余校长就感觉到自己念了白字。好在他反应极快，一本正经的说，刚才我是故意把“衣钵”念成“衣体”，就是要看看你们是不是在认真听讲。不过说这话时，余校长还是为自己在孩子们面前说谎，感到不安和愧疚。

有了这两次经历，余校长也就变精了。当课文或是报纸中再有他不认识或是读不准的字时，他就不再不再去念半边音，而是停下来，用眼扫一下全班同学，然后叫起一个做小动作的同学，问，刚才我念到哪儿了？如果这个孩子知道，他就会说出来。不知道，也会有其他的同学悄悄的提醒，这样也蒙混过去了。这样大概持续了半个学期，后来，大队安排了一个叫做安子的回乡知青来学校，余校长也就结束了他的代课。

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公社（后改称乡）给二小学校派来了校长和教导主任，余校长也就离开了二小学校，回到大队做起了保管员。

很多年以后，当有人和余校长提起他做校长的那段经历时，余校长则一边摇头，一边苦笑。说，本来就我大字不识一箩筐。赶鸭子上架，让我去当校长，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但是，我们这些二小学校的学生，并不因为余校长没有什么文化而看轻他，对余校长一直是敬重有加，时常三五成群的去看望他。前些年，余校长因病去世，所有二小学校东风大队的学生都去为他送葬。

意外犯错误的章校长

二小学校跃进大队的校长姓章，是一名退伍军人，高小文化，相较于余校长，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了。

章校长特别喜欢穿军装，虽然已经被洗的褪了色，但穿着的整整齐齐，显得非常的精神。章校长总是笑眯眯的，看上去特别的和善。遇到小学生，他会主动打招呼，也爱用手摸摸同学的小脑袋。跃进大队的小学生，都很喜欢章校长，看到章校长都会远远的喊声章校长好。不像我们东风大队的学生，看到余校长就像老鼠见了猫，溜得远远的，连正面都不敢照一下。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深受学生和家长们喜欢和爱戴的章校长，却因为一次意外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回到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那时候二小学校，除了教学生们一些简单的文化课和算术，组织学生开展学农外，还有就是经常开展全校性的思想教育大会，而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那年的六月儿童节，根据公社的统一安排，学校准举办一场深刻的忆苦思甜教育。激发祖国的花朵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

对忆苦思甜这样的活动，一向都是不分东风大队还是跃进大队的学生，都是必须要参加的。不管是余校长还是章校长，也都是高度重视。因为，这可是关系大是大非，觉悟高低，阶级立场的政治大事，他们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章校长参过军，在部队锻炼过，办事稳妥。所以两位校长经过商量，就决定，所有关于忆苦思甜的事项，都有章校长一手安排。

对此，章校长是绝对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在选取做报告的人选上是慎而又慎。千挑万选，最后他选中了跃进大队的李大爷。因为和李大爷是同一个生产大队，章校长对李大爷是知根知底。李大爷贫农出生，解放前靠租种地主家的田地过活，日子非常艰难。他还有一个孩子生病，因无钱治疗而夭折。说起解放前旧社会，李大爷是咬牙切齿，万分痛恨。解放后，李大爷也和其他翻身解决的穷人一样，拥护共产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和封、资、修作斗争，曾被公社评选过劳动模范。李大爷政治觉悟高，热爱社会主义，请他给学校的学生做忆苦思甜报告，章校长放心。由于李大爷不识字，没有文化，不能给他准备忆苦思甜的讲稿。章校长就利用晚上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上门和李大爷爷交谈，告诉他在做忆苦思甜报告时，讲哪些内容，注意什么。还让你李大爷试讲给他听，直到章校长觉得万无一失时才放心。

那天的忆苦思甜大会是在操场上举行行的，特别的隆重。在前排上摆放了一排课桌作为讲台，同学们带着小板凳，在操场上整齐就座。忆苦思甜大会还特别邀请了公社领导参加，公社领导又特意安排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前来现场进行录音，准备到时在全公社进行广播。

一开始，按照章校长的安排，你大爷在台上声情并茂的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是如何吃人不吐骨，地主是如何残暴剥削农民，进展十分的顺利。说到动情处，李大爷是老泪纵横，台下更是群情振奋，有人带头振臂高呼，打倒万恶的旧社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对复辟，反对倒退……

台下和同学们一起接受忆苦思甜教育的公社领导十分满意，不时赞许地点头。见如此成功，章校长也是满心欢喜，不时的带头鼓掌。台上的李大爷见状，情绪更加高昂，讲的也就更加起劲。可是，不知道是李大爷是由于兴奋而变得忘乎所以，还是一时糊涂，讲着讲着，突然就就偏离了话题，说起了五四年发大水，淹死了多少人，饿饿死了多少人。

这还得了，台下的公社领导脸一下子变得铁青。章校长的脸也刷的变得惨白，他急忙做手势阻止李大爷。而李大爷正说在兴头上，完全没有在意章校长的手势和公社领导的脸色。还是余校长反应快，一下子关掉了李大爷面前的麦克风。李大爷才停止说话，先些愕然，也有些不知所措地楞在那里。

在如公众场合悍然攻击社会主义，污蔑新中国，这还了得，算得上天大的政治事件了。现场公社领导就宣布，停止章校长职务，有跃进大队的无产阶级专政队将章校长和李大爷带到了公社接受调查。

经过公社专政队一个多月十几轮的调查审查，最后发现，李大爷确确实实由于兴奋失言，不是蓄意攻击社会主义，抹黑新中国。不过公社还是开了两场批斗会，在会上李大爷做了深刻的检查，才被放回。

李大爷年纪大了，又没有文化，可以原谅。可章校长就不能不处理了。鉴于失误严重，并且造成了恶劣影响，公社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开除章校长党籍，撤销校长职务，回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七九年拔乱反正，公社为章校长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并安排他到做了大队会计。后来年岁大了，章校长被当军官的儿子接到北京安度晚年。可是章校长却怎么生活不惯，在他一再坚持下，半年后，章校长回到了家乡。章校长说，北京虽是然繁华，但他不属于我，家乡虽然偏僻贫瘠，却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落叶要归根，人老了，只有回到故里才能够安心。

这也许只有在寻荒唐的年代，才会特有的荒唐故事吧。

尴尬的好人好事

我在二小上小学的时候，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发生了张铁生、黄帅、马振扶之类的事件，鼓励反潮流，大批五分加绵羊。学校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尽管那时有句口号叫做为社会主义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但是没有人敢认真的抓教学。因此，在那样的教学环境和教育质量下，培养出高精专的接班人，似乎不太可能。但在培养祖国未来红色接班人方面，学校还是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组织学生到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邀请大队在学校开展批斗大会，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等等。

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就组织开展了好人好事小红花比赛活动。比赛是在班级之间进行的，就是每做一件好人好事，班级就会获得一朵小红花。本来这个是我们东风大队学生独创的一项活动，后来跃进大队的章校长见效果不错，也就在他们大队的学生中推广，并组织开展。慢慢地好人好事小红花比赛活动就成了二小学校全校性的活动了。

学校还专门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公告栏， 每天公布各个班级获得小红花的数目。那个班级小红花多，那个班小红花少，一目了然。

看着别的班级小红花一天一天增加，而自己班上的小红花数量处于落后状态，远远少于其他班级。同学们都感到脸上无光，心里都很着急。虽然只是些十多岁的孩子，但是集体荣誉感很强。

那天晚上放学后，班长召集同学们商议做好人好事，大家伙就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有人说，我们可以去帮大队的五保户王大爷和李奶奶打水拾柴火，洗衣服；也有人说放学后，去帮助因为出工生产、无人照看小孩的社员家照看小孩；还有人说，放学以后打扫学校的操场，给老师办公室窗户操玻璃。但是大家伙对做这样的好人好事感到不是十分满意，因为太普通了，而且有的班级都已经做过了。

这时猪皮同学说，今天上学的时候看东埂生产队的一块棉田里面开满了雪白的棉花，但是一直没有采摘，估计是生产队农活多，太忙了，没空采收，要不我们帮助摘棉花吧。

猪皮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响应，纷纷表示赞同，因为帮助生产队拾棉花，别的班从来没有做过，而且这样的好人好事也特别有意义。

我们所在公社是由长江冲击嘏形成的沙洲，非常适宜种植经济植物。那时是计划经济，根据上面的安排，统一种植棉花。不像现在，田地由农户承包，满眼都是的大棚，种植的是品种各异的蔬菜。

第二天一早，天刚放亮，棉花叶上的露水还没有干，大伙就各自带着采摘棉花用的布袋，早早地来到了那块棉田。农村的孩子，本来就有帮助家长干农活的习惯，对于收摘棉花，他们不但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熟练。

大家说干就干，二十多个人，也就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时辰，就把那块地里棉花收治完毕。在班长的指挥下，大家又把采摘棉花送到东埂生产队的晒场上晒好。做完了这一切，才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去上学。一路上，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蹦蹦跳跳，还欢快地唱起了歌，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今天做了这么大的一件好事，不光小红花要增加，说不定生产队还会派人上门来学校表扬大家。明天早上，在做早操的时候，余校长没准也会在全校师生的面前表扬大家。

但是这种激动兴奋也就维持了大概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正如大家所期望的，生产队的确是来了人，但是，他们不是来表扬大家的，而是来兴师问罪。

九点多钟，东埂生产队的队长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社员，怒气冲冲的来到学校。他们把余校长围在办公室里，有些气急败坏地责问余校长是怎么教育学生的，小兔崽子们为什么把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种棉给采摘了？明年让他们拿什么来做种子，怎么种棉花？大家扒在办公室窗户偷看，从他们的说话中才知道，原来那块地里的棉花，并不是生产队农活忙，没空收摘，而是特意选出养着的，让其生长成熟，用来做种的。大家伙这也才知道，自己这那里是做好事，纯粹是在搞破坏，所有人一下子就像霜打茄子全焉了。

生产队长和来人火气冲天，余校长一边给来的人倒水，一边不住陪着不是。并且表示情况了解清楚后，一定给他们一个说法。好说歹说，生产队长和同来的社员才余怒未消的离开。

来人离开后，余校长就来到了我们班上，同学们一个个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班上鸦雀无声，空气似乎都要凝结了。余校长看了一眼同学，然后问班长是怎么回事。班长胆怯地站了起来，吞吞吐吐说明的原委。而一向以嗓门大而出名和班长，此刻说话就如蚊子哼一般。

大家预感，接下来将会是一场激烈的暴风骤雨。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余校长居然没有发火，而是重重地叹口气。说，大家想做好人好事当先进，这心情我理解。但是，在做好事前，一定要动动脑子，认真地想一想，那些事能做，那些事不能做，千万不能胡来，添乱子。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说完，余校长就离开了教室。

此后，东埂生产队的人没少找过余校长。为解决这事，俞校长也是没少操心。最后还是余校长通过各种关系，找公社农技站的人，为生产队解决了棉种问题，才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