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五）

朝花夕拾（五）

邹发雄

达高中

考高中很好考。

一九五六年达县高中招生人数大于报考人数，还组织一些小学毕业生报考。我们考室就有小学毕业生向监考老师提一些无知好笑的问题。

达高中全名叫“达县高中”。

读初中的时候，我在街上遇到胸前载着校徽的达高中学生，十分羡慕，向往。

我被分在达高中五九级四班。

我们班主任是教历史的万兴武老师。

早上，天还没完全亮，奶奶就把我叫醒。因为昨晚睡得晚，所以费了很大的劲才从睡意朦朦里钻出来。

我挑一挑水回来后，还准备继续去挑，谁知奶奶说：“有人叫你到二完小去练习。”

这是叫我到二完小去排节目，准备到大街上去演出，搞街头宣传。

今天的早自习我把今天要上的英语的课堂练习预习了一遍，还有一点点没预习完。上午，第二节课就是英语（课程表上写的是外语）。

今天这节外语由于先预习了，轻松多了。

英语我学起来很困难。因为英语需要硬记，而我的记忆力很差。

我的记忆力原来就差，胃病严重以后我的记忆力坏得使人不相信。

晚自习下课后，还是任文龙、况余照、吕先炽我们四个一道回家。

吕先炽是我达一中的老同学。我们是一个居委会的，在一起搞街头宣传。他舞跳得好，经常和文娱委员周善纯捣蛋（在居委会也捣蛋）。

任文龙乒乓球打得好，在全校也是数一数二的。

晚自习后，我们还经常去听杨亚雄说评书。

下午，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去跑步，要到终点时出乎意料地黄遇厚（演员黄遇忠的弟弟）追过了我，但是我马上又追过了他，跑到了终点。黄遇厚说他肚子痛。

刚跑完回到学校，就听说要去抬米，是刚才通知的。

虽有些累，我们还是去了。在城墙上遇着班上同学抬米转来了，他们叫我们去接女同学抬的米。

在后街遇上了三位我们班上抬米的女同学：黄慎和、黄德孝、刘在瑶。问她们抬不抬得起，她们好像说的抬得起。

我们在军分区门前被三班抬米的同学赶上了，有人说：“四班的男同学多不对嘛，把两箩小的抬走了，让女同学抬大箩，抬不起，榨安逸了。”

在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前，我们遇上她们三个，黄德孝在休息，其他两个在抬。我说：“黄德孝，你们多不对嘛，起先叫你们拿我们抬，你们不拿，引起三班的说我们。”她说我们没有说帮她们抬的话。

一节自习后，我和黄德孝又说起那个问题，刘在瑶也参了言，她们总说我们没说帮她们抬的话。虽说我们有三个人都听见了，但她们不信，有啥办法！

刘在瑶说我们问的是还有没有米，她们说有。我想，大概是她们累得昏头昏脑的，没把我们的话听清楚吧。

下午，班会。班主任说：“同学们可以谈谈开学已来的学习生活情况。”

接着，学习委员杜培荣发言。

接着是周家禧自由发言。

我早想发言了，他说完后，我就起来发言。最后，我提到了班上读报时关电灯的问题，我赞成，有同学反对。

最后，班主任总结，认为我的意见不对。

由于我说了一句我的经济情况比有的同学要好点，这位班主任就举了哪些人的经济情况如何好，地位如何高，意思是说我是有钱要不完了。活天的冤枉！从而证实我们的班主任是不理想的。

和周家禧吵了一架。

一天，我去向班主任万老师请假，班主任没准我的假。我在寝室里抱怨：“格舅子（这是四川人的口头禅，没实质意义）......有事也不准假......”没想到周家禧去告了密。班主任万兴武老师把我叫去狠狠训了一通：“我有多少姐姐妹妹......当你的舅子......”

刘复礼老师教我们语文，他好几次把我的作文拿到班上去读。

我看了好几部像《静静的顿河》这样的大部头小说。

我想当作家，经常投稿，但没有一次成功。

第二节课后，我与同学打跳，把脚崴了。

第二天，与我同打跳的李仁富、谯世杰再三向我说出了仿佛过错全归于他们的话，我再三说与他们无关，可是无效，这使我非常难堪。晚上，我用热帕子敷，已好多了。

第三天，可以不拄棒棒了。这几天认得我的人都在问我是怎么的。

第四天，脚基本上好了，还有一点不啥方便。

我们几个城里的同学经常到州河去游泳，涨大水的时候我们还敢横渡。

达高中的学生要到木头市去挑煤上船，煤运到达县供火电厂发电。到木头市有100里，走了50里吃午饭，每人吃了半斤米的饭。

午饭后，我和蒋克勤没随大部队走，我们抄近走了另一条路。走到离木头市还有三里的时候，天黑了。我们去老乡家借宿，老乡很热情，问我们吃饭没有，我们谎称吃了。第二天早上，老乡又留我们吃早饭，我们谢绝了，我们向木头市进发。

这时，我和蒋克勤快饿死了，连迈腿都困难。我还好一点，还能挣扎着往前走，蒋克勤就不行了，他走几步就坐下来歇歇，走几步就坐下来歇歇。

第一节课下课，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打闹。潘宪学系一条围巾，两个同学拉着两头，开玩笑说：“绞死你。”说完两头一拉，潘宪学就倒了。开始，我们还以为潘宪学是在配合表演。过了一会潘宪学醒了，脸青面黑，这我们才知道出事了，我们很后怕：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

一天，校友阎昌硕到达高中来打篮球，他一个远投，球着篮框后向上蹦起一丈多高，随后又落到篮框里了，同学们纷纷鼓掌。阎昌硕是八一篮球队后补队员，曾得过全国跳高第一名。

一天，校友梁上泉（诗人）到我们语文课外活动小组搞讲座，他把刚写好的一首诗给我们读，写的是达县纺织厂的一个姑娘，这时，达县纺织厂的兴建才破土动工。

1957年的一天凌晨，当我醒时，兵役局已在广播了，我这时还不清醒，因为昨夜上半夜看书下半夜又由于弟弟病危急，到专区医院急诊，所以睡得很晚。昨夜说的今早一早我就去拿牌子，虽然我还是很不清醒，可是还是顽强地起来了，不自觉地坐了一会以后，就拿着电筒去了。

到专区医院一看，不禁一怔，里面坐满了人。一问才知道是等用以挂号的牌子的。

等到上午八点钟，拿了牌子就回家，叫奶奶快抱弟弟去看。奶奶去后，我和伯伯吃了饭，就准备走，可是奶奶还没回来，妹妹不叫走。我到医院去，看见奶奶还在抱着弟弟等打针。我回去托董妈妈把妹妹看着一下，就和伯伯动身向梁平进发了。

晚上落了雨，路很湿，我们（除我和伯伯外还有邓智民叔叔和陈叔叔）我们一路上溜溜滑滑地走着。

我一路上不顾踩水，总想多看看沿路的风景。

在亭子铺合作食堂吃了午饭，在麻柳场吃了夜饭后，我们就睡下了。

晚上又落了雨，早上还在落。今天的路比昨天还难走。

出了山口，一进坝子，就是公路。过了任市铺，我的草鞋烂 了，路很钉脚。

到了又进山的时候，鸟已“倦倦而还”。白鹤落在一棵蛋似的柏树上，恰似点缀上的珍珠。

        我们差点摸路，终于赶到了高台铺。洗脚后写了几个字，由于灯干油尽，只好睡了。晚上几次醒来，感到怪冷。

        起床开门一看，没落雨！

        这时我归心似箭，终于到了伯伯家里。

        吃了早点：汤元，就到街上去了。

我先到兴隆街妈妈那去。妈妈见我，很感意外。妈妈放下手里做豆腐干的活，望着我，呆呆地只是笑。这时左右的街坊到了几个，有人说：“你怎么不叫你儿坐？”妈妈才恍然大悟：“进来坐。”声音是那样激动、微弱。

        辞别了妈妈，就到了南街，一路上看到这城没啥变。

        我先找到了儿时的玩伴邝国昭，同邝国昭一起去叫刘极洲（他们都不认识我了）。刘伯伯拉着我吃饭。

        把朋友差不多都见到了，晚上就没回伯伯处（邻水庵），在邝国昭家住。

第二天，路已干得差不多了。上午，我们的老同学（同在一完小读高小的），很容易地聚集了二十个人照了相。

        校长王季璧成右派了。

        黄再生校长在揭发王季璧的右派言行的时候说：“他说，三个农民穿一条裤子......他假惺惺地为一个女学生送夜壶......”。

         还有一个姓陈的右派，他每天早上穿着短裤在校园里晨跑，跑了一圈又一圈。黄校长在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崇拜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一句话：骏马在草原上奔驰，难免踩死几个蚂蚁。”

         还有一个小右派。

         小右派姓罗，是川大物理系刚毕业的学生，他比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还小。他第一次给我们上物理课的时候，显得很尴尬。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上课下课都呼起立。

         全国的农业生产都在放卫星，达县也放了一个大卫星。

         共产主义到了，吃饭不要钱了。

         公共食堂建起来了，农民家的铁锅被收上来砸碎了。

         我们连夜去乡场挑锅铁回来炼钢。

         我们班在校园建了一个小高炉，炼钢。

         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学校让我们自己复习备考。

         我胃疼，心里难过，无法复习备考，我每天躲在教室大楼对面的四季豆丛中看小说。看小说也提不起兴趣，只不过是混时间而已。

        我高考是在我们原来上课的教室，监考的是一位重庆大学的年青教师，我很羡慕他：我在受苦，他却显得很轻松。我想，我是老师就好了。

        由于我成分好（不是地富成分），考上了重庆师专 （半年后更名为重庆师范学院，现在叫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