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晓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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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从温暖的天堂一下坠入了黑暗的地狱。
那天是七月初七日，农历的七夕节。
那天天不亮，母亲就早早地起来，做了几大盘“面筋”，又炒了一盘冬瓜，一盘豆角，一盘豆腐，再切了一碟黄瓜，一碟萝卜。虽然算不上丰盛，也比平时强十倍了。
妈妈对我说，缺点调“面筋”用的“炒汤菜”(生活困难时期，缺油少调料，为了食物好吃而用韭菜、蒜苗或其它能提味的菜加盐炒的佐餐小菜)，让我到大门外的菜园摘几朵冬瓜花，揪两根小葱。
我爬进半人高的菜园墙，撩着衣服襟儿三下五除二弄了一堆捧着。爸爸正在门口拿扫帚打扫卫生，看见我走到菜园墙跟前试了几下，出不来，他说道:“不急，不急！我来，我来！”。他扔下扫帚，走到矮墙跟前，两只大手抓住我的肩膀一提，我就轻飘飘地站在了墙外。我怀里金黄色的冬瓜花一朵也没掉。
不大功夫，太阳升起三杆高了。爷爷也从生产队的苹果园里回来了。他刚进窑洞门，把手中的衣服往炕上一抖，腾腾腾地，苹果满炕滚。我一看，那是“六月鲜”，可甜了。嘿，他今天又偷了苹果啦。我拿起一个就往嘴里塞，妈妈说:“看这娃馋的，都不等你爸爸啦！”
爸爸早已搬出了那张平常不大用的矮脚红漆描彩画的小饭桌，放在了打扫得白光光的院子中间。我帮忙提了几只小矮凳，弟弟也帮忙抱了两个小木墩儿，围了一圈。
说话间，妈妈和爸爸把早已准备好的饭菜一股脑儿端上了桌子，碟碟碗碗，大大小小，红红绿绿，香气喷喷，好不馋人。爷爷坐了上位，让大家都来吃饭。我弟弟早就等不及了，自己下手吃开了。爸爸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高粱酒”，一包“金丝蜜枣”，给爷爷和他斟上两杯。
这是多么幸福快乐的日子啊！
爸爸还给妈妈倒了一杯白酒让她喝，妈妈推辞不过，抿了一小口，呛得直掉眼泪，爸爸看着直笑，说:“看你那个本事，唉——”
吃了早饭，爸爸说要去良平街道参加公社召开的什么万人公审大会。完了还要去宁县城办事啥的。妈妈说:“那你办完事早些回来啊！”
爸爸刮了胡子，穿上他的出门行头，黑凉鞋、白衬衫、蓝咔叽裤子。推上他的“飞鸽牌”自行车走出门去。我们弟兄几个一哄而上，抓着自行车后架上了地坑院旁边的长坡。爸爸让我带着弟弟玩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和别的小孩打架，注意安全。说他回来时给我们买好吃的。说完，他一步跨上自行车，蹬着上了窄小但平坦的村道。只看见车轮飞转，在阳光照耀下发出晃眼的一圈圈白光。
我和弟弟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去玩。东转转，西游游，看见大场边的那棵被大人叫作“黑桃树”的地方，有很多孩子在玩。他们有的在树下玩泥巴，有的弹杏核，有的追逐打闹，有的让别人双手托着屁股撑着脚丫子爬树。
这棵树树身有一丈多高，三四围粗，枝叶繁茂，树冠能罩半边院。每到暑热天气，在打谷场上冒着大太阳干活的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小伙媳妇，都会抽空到树下乘凉的。树下不长草，被人踩踏得光光的，平平的。更神奇的是，这棵树每到夏季长满繁密的“黑桃儿”，有小指头蛋那么大，黑黑的。吃起来甜中带点腐败味儿，味道怪怪的。大人小孩口馋时，就摘了吃。不过不能吃太多，吃一把就觉得胃里难受想呕吐。在那个食物极度缺乏的年代，人们都贪婪地试着去吃各种野菜野果，即就是有毒，只要吃不死人，都要捡来充饥。因为大家都饿呀，馋呀。
我也馋虫勾出来了。在其他孩子的帮助下，我爬上树去摘“黑桃儿”吃。自己一边吃，一边摘了扔下去给树下的其他小伙伴们吃。
半中午时分，听见汽车喇叭一阵响，原来是生产队打谷场上停了一辆送化肥的汽车。大家呼啦啦一下都跑过去了。我也像猴子一样，想很快地溜下树。由于没人接应扶助，加之树身又粗，刚下一半，两臂无力，掉了下来，摔得屁股生疼。没顾上歇缓，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向汽车跑去。
那是一辆“解放牌”汽车，军绿色的，四个轱辘儿。化肥卸完后，司机跟着生产队干部吃饭去了。这下阵地空了，无人看管，孩子们呼啦一声，占领了汽车。除了引擎盖上没站人，其它地方都被小孩爬满了。跳的跳，喊的喊，挤的挤，嚷的嚷，扒不住掉下来哇哇哭的，恶作剧哈哈大笑起哄的。
真是乱哄哄的热闹，脏兮兮的快乐。我也玩得忘了一切，也根本顾不上照看弟弟，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吧！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忽然有人喊我的名字，离汽车越来越近了，我答应了几声。只见我一个婶婶急匆匆地来了，说:“娃儿，快下来！快下来！跟我回家吧！”我一边抓住车厢护栏往下爬，一边疑惑地说:“啥事儿啊？怎么啦？”那位婶婶不回答，又追问我:“你弟弟呢？”我说:“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去找。”她一把拉住我，“不去了，不去了。跟我来吧！”她拉着我的手直往我家的方向走去。
打谷场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指指点点，好像有人说:“看这娃儿恓惶的……”我满心狐疑。婶婶说:“不要停脚丫，快走！快走！”离人群远了一些，只听见她用颤巍巍的声音对我说:“娃儿，你爸他……你爸他……出事了。她……”我的脑子噌地响了一下，意识一片空白。无意识地跟着婶婶走着，周围的景物好像无声电影胶片似的，轻飘飘地滑过去、滑过去……
走到我家的坡口，没有人。下了坡，没有人。走到大门口，大门张着，门槛也被谁取掉了。“呜呜呜——呜呜呜——”的哭喊声从正对大门的灶屋里冲出来，那是妈妈的哭声。
“唉呀……唉呀……我怎么活呀……”
“唉呀……唉呀……老天怎么不睁眼呐……”
我走到窑门口，只见妈妈的腿脚伸出炕沿半截来，一只鞋子都不见了。另外两位婶婶拉着妈妈的胳膊。妈妈的头发蓬乱，衣衫不整，身体如同火堆中的枯草，在悲痛中剧烈地扭动着，似乎要化为灰烬。我吓懵了，呆呆地看着，好像与我无关似的。
婶婶拉住我又走到爷爷居住的窑洞里，只见我二爷和一位远房祖父坐在炕沿上，给我爷爷说着啥。爷爷蹲坐在炕中间，他的秃头抵在一只手掌中，另一只手勉强支撑着身体。眼泪一串一串地砸在芦席上，洇湿了一片。
看见我站在门口，那位远房爷爷拉了拉我爷爷的胳膊肘说:“老哥哥，你不要太难过了。天杀人没办法啊——这几个孙子还要靠你哩……”
爷爷用手抹了一下眼泪，抬头看着我想说什么。喉咙纵了几纵，“哇——”的一声哭开了。喑哑的嗓音像隔了几层布传到我的耳朵里。这时，我鼻子一酸，眼泪刷刷刷地流出来了。
婶婶拉着我走了出来。她说:“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你爸爸只是受伤了，住院着哩。过几天就回来了。”她的安慰好像用棉花团支桌子腿那么苍白无力。
我现在明明确确地知道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爸爸不在了！
第二天，妈妈还在撕心裂肺地哭。
第三天，妈妈哭哑了嗓子，眼睛肿得像桃子，只是流泪。
她三天没吃饭了。
爷爷眼睛虽然睁着，但好像是两个深深的洞，没有一点亮光。
两个弟弟还在没心没肺地追着闹。我一遍又一遍地扫院子。
第四天，二姑父把我和爷爷领到良平街道的公路边上，坐车去宁县城。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旅舍里。
进门前，二姑夫对我们爷孙俩说:“一进门后，你和你爷爷都要边哭边说家里的恓惶烂场。”我没听懂他说话的意思。
我们仨一进门，好多人一阵骚动，我才看见我的三位叔父也在这里啊。还有两位穿白色制服的公安。二叔大概介绍了我和爷爷的身份后，我爷爷放声哭了起来。我只是傻傻地站在爷爷身旁，一滴眼泪也没流。
两位公安叔叔走到爷爷身边，抓住他的手臂劝慰了半天，搀扶着我爷爷上了另一张床坐下。然后听大人们说事，说的内容好像是给我爸爸赔付多少人命价，把我要养到多少岁，还要安排一个工作啥的。他们一会儿大声吵嚷，一会儿又都不说话，一会儿又小声说事，还不时出出进进。除过晌午吃饭时间，从艳阳高照的中午，一直说到夕阳落山，再说到傍晚掌灯，大半夜还在说。我不知啥时候睡着的，都不知晓，反正我没有按照二姑父说的再哭一声。
后来，我们爷俩又在爸爸带着我看飞机的那个地方的半山腰上的一户窑洞人家住了三天三夜。我记得每当我半夜从睡梦中醒过来时，看见爷爷呆呆地坐在黑暗中，吧嗒吧嗒地抽旱烟锅，呛人的烟草味充满了窑洞。那指头蛋大小的火光，猩红猩红的一闪一闪，极像魔鬼的一只眼睛。
那么，我爸爸在哪儿呢？他怎么突然就死了的呢？
我的叔父给我爷爷和妈妈说了大概情况。
七月初七中午，我爸爸参加了良平公社召开的万人公审大会。半途告假去宁县办事，据说是给某个局的某个干部家油漆家具，干完活要结工钱。另外要去县医院给我大姑结算住院押金吧。他一路骑自行车去宁县城，下坡走到南山下某个急转弯的地方，与一辆“黄河牌”大卡车相撞，当场死亡。当时是中午一点多吧，那时，我估计我在那棵“黑桃树”上疯玩呢！唉，我这个大傻子……
我爷爷一定要去看事故现场。我几位叔父死活劝不住，然后答应带他去，我也要去。条件是大家不能在现场哭闹。
我们一行人去了(我不能再写了……)。
我和爷爷都没有放声哭。我爷爷只是站在爸爸躺倒的地方，低着头，肩背一耸一耸地呜咽。我如同一张被抽成真空的塑料袋，我感觉我没有眼泪了。
后来，我和爷爷在二姑父的安排下，就回家了，回到了我们那个死寂的地坑院里。
叔父和家族中的人忙活了两三天。在一个满天阴云的早晨，把我爸爸安葬了。他葬在一个离大家很远的荒凉的黄土山坡上。
2022年8月于陇东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