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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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类文明面临着技术进步与战争灾难、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等并存的问题。早在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 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就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吸取2500多年前孔子的智慧。” 深刻影响了东方文明两千五百多年的儒家文化充满了治国、 齐家、 修身、 正心的大智慧， 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内涵隽永，意存高远。当我们回首历史应该能够发现， 儒家的“仁德”思想于当今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反省意义。
在《论语》中，有关“仁”字的一共有58章。据考证，孔子之前已经有人偶尔使用过“人二”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但只是孔子才赋予“仁”以全新的文化内涵。《中庸》第二十章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从人二。”仁显然与人际关系相关。这种关系，应以“亲”为主。亲者，至也；到其地曰至，情意恳到曰至。儒家强调待人以诚，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孟子·离娄上》)我爱别人，而别人却不爱我，这就需要反求诸己，因为原因恐怕在于我之仁未至，至则我爱人而人亦爱我。
这是不是说，人应当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毫无差别地去爱一切人呢？儒家的观点不是这样的，这种毫无差别的爱是墨子的主张，即“兼爱”。墨子以为，人如果只知自爱而不爱人，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因为不相爱，“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贱人之身”，因此，“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墨子并总结道:“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因为只有兼相爱，才能带来“交相利”。(《墨子·兼爱》)
墨家标榜兼爱，给人的感觉是爱无差等，与后来的佛家之泛爱众生有所相似。儒家却不以之为然，因为天下之人如果泛相亲爱，毫无差别，那么就会将自己的至亲之人——比如父母看得如同众人一样。这显然属无父之举，正是儒家人伦大忌。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朱熹解释说:“仁主于爱，而莫切于事亲。”儒家主要有五种人伦关系，或称五常、五性，即:父子有亲是礼，君臣有义是义，夫妇有别是礼，长幼有叙是智，朋友有信是信。南宋的陈淳说:这五者，“专就仁看，则仁又较大，能兼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德”。而“孔门教人，求仁为大。只专言仁，以仁含万善，能仁则万善在其中矣。”从仁统兼其他四者来看，则儒家之仁与墨家之兼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孟子在与齐宣王对答的时候，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与墨家相似。与墨家不同的是，儒家先强调“老吾老”，墨家则只爱老而已。儒家的出发点是家庭，是自己，所以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大学〉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格物即穷事物之理做起，然后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关于自己。墨家则不强调自己，只把自己置于众人之中。
儒家既然认为墨家兼爱为“无父”，且又出发点是自身，是不是说应当只爱自身呢？儒家认为不对。完全为了自我，据说是古时杨子的做法，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完全为了自己，如果拔根毫毛而只有利于天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话，那他也不干。孟子认为这种行为是“无君”的行为，因为“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朱熹《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下》)墨子完全不考虑自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是一个极端；杨子完全为了自己，是另一个极端。两个极端导致的结果是“无父无君”。走极端者执一端，往往“举一而废百”。孟子极力攻之，以为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儒家反对执一而主张执中，不过中极难把握。程子说:“中字最难识，须是墨识心通。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一家，则厅非中而堂为中；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推此类可见矣。”朱子以为“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并在《尽心章句上》中引杨氏语曰:“禹稷三过其门而不人，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无异。”三过其门而不入，并非不近人情；在陋巷，坦然而乐。禹、稷、颜回，处事自然而得是言其中，故不同于杨墨。
对于五常，要做得恰到好处，不执一而得其中是极难的。所以，不断有学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因材施教，给不同的学生以不同的解答。司马牛为人多言而中躁，故当他问仁时，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讱，忍也，难也。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朱子解释说:“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敬而恕，就能到处与人和平相处，到处无怨。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并“请问其目”，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即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当颜回三十二岁不幸短命死时，孔子叹其贤者难再。所以颜渊问仁，孔子拣出“克已复礼”。朱熹于此深有心得，释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集注·颜渊》)
“仁”在孔子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论语·里仁》记载孔子的言论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朱子释曰: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以成其名乎？)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苟志于仁矣，无恶矣。”即便一饭之顷、急遽苟且之时，倾覆流离之际，皆不违仁。如果志意于仁，时时用功，则不会做恶事。
“仁”也并非高不可攀，远不可及。《论语·颜渊》篇中孔子说“为仁由己”，《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不求则远，求之则在。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仁”呢？《中庸》之释为“人”，《说文》之释为“亲”，孔子答樊迟问时之释为“爱人”等等，都主要是从语义的角度加以解释，孔子答冉雍、颜回问更近于其本质。孔子有一次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平日所言种种，实际可以用一个道理来贯通。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当曾子被同学问及时，回答说:“天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夫子之道，两个字就可概括，即“忠恕”，这实际上也正是仁的本质。
那么，“忠恕”又如何理解呢？朱熹《论语集注》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陈淳说:“忠是就心言，是尽己之心无不真实者。恕是就待人接物处说，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实者以及人物而已。”(《北溪字义》)既然“尽己”，使心无不真，那么忠显然就是“修身”，无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无非使心真实流行；无论自谦慎独，亦无非欲“诚于中”而为谦谦君子。但儒家显然并不到此为止，根据《大学》的说法，修身之后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种种。修身是基本功，平天下则是目标。从修身到平天下，即是一个推己及人或推己及物的过程，也就是恕。儒家以为，“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两片则为二物”，“盖存诸中者既即忠，发出外来便是恕。应事接物处不恕，则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实。故发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北溪字义》)因此，单言恕，则忠在其中。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言恕，而恕必涉及到“己”，所以《中庸》中孔子更清楚地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同样，《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恕”可以终身行之呢？朱熹解释说:“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
忠是体，恕是用，由忠而恕，其最高目标是平天下。《孟子尽心上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样一种说法后来被“内圣外王”所概括。“内圣外王”本是庄子在《天下》篇中所用的一个概念:“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使用“内圣外王”是指圣人而兼有王者之位，从而推行其自然无为之道。儒家借用这一概念，其内圣是指内以圣人之道为体，即忠，外王指外以王者仁政为用，即恕。
能行仁政或辅助王者行仁政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因为所处的地位，常常没有推己及众的机会，因而更多地只在修身即忠上下功夫。儒家的一些行为和说法也使人们更多地注重修身。颜回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他是儒家的“贤”者，但显然只是自得其乐。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是主张“尽心”的，因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万物之理皆在自己心中，尽其心则知其理，根本不待外求，只反求诸身，即可得其实。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心”、“性”之类，是先验的，朱熹释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朱熹对孟子情有独钟，他为《孟子》作注反映了这一点，他的“存天理，灭人欲”说法的提出无疑与孟子学说有极大的关系。儒家尽管如荀子认为“性恶”，孟子则认为“性善”，后来的蒙学读物《三字经》开篇即谓“人之初，性本善”即与孟子一脉相承。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即性所具之理，既然人生下来先天所具之理本善，那么人为什么会为恶呢？“性相近，习相远”故也，故当灭人欲，人欲一去则天理存。
孟子论证性善，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事实上，人一生下来是否具有恻隐之心呢？比如见弱小者受虐是否会于心不忍呢？除非他挨过打或听人说过挨打的后果，否则他不会感到挨打的可怕，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后天的而非先天的。不过先验论者的先验论并非这般不堪一击，他们的解释是，人的善性在人的内心深处，遇到恻隐之事则恻隐之心被唤醒。而修身也正是唤醒人本身具有之善性。
注重修身的弊端是人们完全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晚清时梁启超总结为只有“私德”，而无“公德”。什么是私德、公德呢？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为什么“不可缺”呢？因为“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儒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梁启超认为“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私德类忠，而公德类恕，但亦不尽然，因为梁启超当时更接受了西方学说，遂拿“泰西新伦理”与“中国旧伦理”相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通过比较发现:“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因为“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而“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梁启超“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发现“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梁启超因此把重点放在针砭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之私德上，“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因为“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则直为群之蠹而已。”梁启超以父子关系为例予以说明，因为人伦孝占先，不孝为最大之失德:“譬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弈饮酒，虽一则求道，一则无赖，其善恶之性质迥殊，要之不顾父母之养，为名教罪人则一也。明乎此义，则凡独善其身以自足者，实与不孝同科”。
梁启超力倡公德，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比如自由之制，今日以为至美，移居野蛮未开之社会，则为至恶。与儒家以修身为本不同，梁启超认为，“公德者，诸德之源也。”所谓公德，以“群”为出发点，有益于群为善，无益于群为恶，其中无益而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亦无益者为小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论公德》)
显然，公德不同于“恕”。“恕”更多地带着仁爱，包含着宽容，人所“恕”的对象是“天下”之人；公德则与群的利益相关，而所谓群，类于群体或者社会，范围要比“天下”小得多，不过同时却比天下之个人大得多。儒家的“恕”是欲以仁德泽被天下，为世界主义；梁启超的公德是希望为群体利益服务，更多的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在国家林立、民族争胜的时代，梁启超的说法无疑有相当的道理。不过，从梁启超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由善身到善天下的这一目标与现实有多大的差距。儒家把基础建筑在人性本善上，希望人人都能发现其良善本性，但事实上只有“圣人本无私意，此心豁然大公”，圣人而下，只是力求豁然大公之心，力求做到无私，尽管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有饭吃，欧洲在15世纪因为人口众多，不得不向外拓展，从而开始了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在抢饭吃的时候，是没有人想到“仁”的。欧洲人到美洲去的时候，据说想到了“仁”，他们带着《圣经》向土著印第安人传播上帝的福音，最后，那些土著人拥有了《圣经》，却失去了土地。
“仁”是一种理想，其目标是“天下”或“世界”，它的达致方式是“忠”与“恕”，它的基础是“性善”论。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其基础是先验的；其次其实行者难执其中，常在“忠”与“恕”之间摇摆，“忠”主修身，其极端是杨子的为我;“恕”为推己及人，其极端是墨子的兼爱，而这两者正是孟子所力攻的；其三，由己到天下有诸多的障碍，而最大的障碍是国家与民族。因为并非人人都是圣人，所以欲善天下也就只是一种理想罢了。但是，尽管“仁”是一种理想，公德为诸德之源，这并不是说忠或者私德就可以放弃了。无私德同样无以为国；而仁虽为理想，其施行却是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修一己之德是使此心“豁然而公”而非为我，由此合私德而为公德。人人都奉献自己，使世界充满仁爱，则世界就变作美好的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