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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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2
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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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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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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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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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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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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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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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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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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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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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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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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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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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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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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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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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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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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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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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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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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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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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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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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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走出湨梁村
（中篇小说）
冯俊科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
湨梁村很小，千把口人，瓦房不多，草房不少，没有一条正经街道。只有一条主街坑坑洼洼，东西走向，常有人家把刷锅水洗衣水甚至腥臊难闻的尿泼在上面，炉灰煤渣垃圾倒在上面，夜里走路看不清楚，会被磕绊的踉踉跄跄，甚至会崴脚摔跟头。街道南边住的人家很少，零零散散的，大多是芦苇坑、树园、猪圈、羊圈、牛棚、厕所和柴草垛，散发出腐败难闻的味道。北边住的人家多些，一座接一座破旧的草棚、瓦房和土垛的院墙。院落和院落之间很多没有院墙，有，也是三尺高左右的土墙，象征性的隔开。冬天寒风嗖嗖，从开裂得能塞进手指头的墙缝隙往屋里钻，冻得手脚生疮整天流清鼻涕。夏天蚊子叽叽叫着追你，花屁股蚊子一声不吭的落在你露肉的地方叮咬，最毒的是牛虻，专门咬吸牛血的苍蝇，咬上人一口又痒又痛，鼓起的包几天不下。闷声闷气的羊们，哼哼唧唧的猪们，吐着长长舌头的狗们，经常大摇大摆的在村里恣意游荡，随处拉屎撒尿。有些人不自觉，也和它们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排泄物，蛆虫们欢快的把它分解开来，摊成一片，乱飞乱撞的绿头苍蝇落在上面，停留片刻，很快就飞走了。屎壳郎们会不辞辛苦的把它加工成鸽子蛋一样大小的圆球，然后头朝着地，撅起屁股，伸开两条长长的后腿，倒退着推那圆球，它们也不看路，也好像根本没有目标，只是随着性子，自由自在兴致勃勃的推着乱跑。你端碗坐在树墩上吃饭，常有几只家伙简直像故意似得，推着那圆球在眼前转来转去。
你想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有啥意思？
我做梦都想离开湨梁村，还因为我妈。她平时在地里忙着干活儿，一回到家吃饭，全家人围着锅台，端着碗刚一张口，她就开始唠叨：“看看你，长得给枪槊一样，学也不上了，就这样天天在村里混着？人家马五蛋养蚯蚓，司马石头养蝎子，王狗头的儿子学做醋，犟驴去邻村跟他舅舅学箍桶钉锅锯碗锯缸，都有一把手艺，这你没看见？啥也不愿学，将来养家糊口，你会啥？看人家张蛤蟆，多有志气，你就不能像人家学学？”
我妈大概在地里劳动太累，回到家里把我当成出气筒，没完没了的唠叨，好像只有通过唠叨，才消除她一身的疲劳。我一口一口的吃饭，却味同嚼蜡，更像是往肚子里塞着一块一块的砖头。
“咱村王老扁吧，原来是个啥样？头不梳脸不洗，破衣烂衫的，和要饭的差不多。可人家一离开湨梁村，进城不到一年，回来就红光满面，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吸洋烟，撇洋腔，一副大干部的模样，村里人谁不眼气？”
“还說他哩，你是不是要我向他学啊？”
“噢，不说他，不说他了，你不能跟他学。你那几个老怀（土话：铁哥们）哩？砖头、狗蹄、郑鳖，不管人家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煤矿挖煤还是造纸厂打扫厕所，可人家都进了城，有了公家的事干，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你总不能天天囚在家里，吃爹妈一辈子吧？”
我妈说的这些事，原因复杂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邮递员干瘦干瘦的，四十多岁，穿一身绿衣服，带一顶绿帽子，骑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他来到村里站在大街上，可着嗓子喊：“司马狗勺，拿图章取钱，焦作寄来的，一块钱。”
我妈听见了，說：“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砖头出去才几天，就往家寄钱了。“
“不就一块钱嘛，值得那么大喊大叫的？跟叫魂的一样。”
“一块钱？你要是能出去了干公家的差事，给我寄五分钱，娘高兴得一拍屁股蹦多高，满村子转着圈喊你好，五分钱？五分钱能买一斤醋，全家人能吃上好几个月，一块钱还嫌少？一分钱逼死英雄汉。唉，你咋势才能出去闯一闯？”
闻见我妈說这些话，就像有一条鞭子在抽我，身体里就会涌起一股血，那血火烧火燎的，直往后脑勺上撞，撞得脑袋胀疼，像要炸裂开来。好在我这青春的肉体和血管结实，紧紧地裹着这股不安分的血，任凭它冲撞，奔腾，就是不放他自由。那个邮递员，最令人讨厌，他时常不短的来，一来就在大街上伸长脖子可着嗓子，不是喊砖头，就是喊狗蹄，再不就是喊郑鳖的家里人，尤其是后两句，短促有力，穿透力极强：“拿图章，取钱。”每次只要我妈听见，就拿他们做榜样来教训我。狗急了跳墙，兔急了也会咬人。我有时实在忍耐不住，便顶撞我妈：你咋不说司马砖头他爹是村里副支书，孙狗蹄他爹会扛枪打野兔打斑鸠，郑鳖他舅在村里油坊当保管？
每当这时，我妈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吃饭，伸手去拿锅台前的榆木烧火棍，要不就是去脱鞋，我肯定是撒腿跑了。
不过事后静下心来细想，也不能怨恨我妈。当妈的谁不想把自己的儿子从农村弄出去，到外面的大世界扑腾扑腾，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什么“子不学，断机杼”、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这一类的警句名言，我妈从来不说，这些她大概也不会，她最拿手的是用村里的人、眼前的事作为范例，来唠叨我指教我。当然，她也有自己的专用语，什么“男人不刚一世贫，女人不刚贫死人”，“人要有恒心，黄土变成金”，“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哥有钱拿嫂屋去了”，“自己不哭眼没泪”，“火疙瘩现在没掉你脚面上，将来一掉到你脚面上，就该你叫唤了，叫唤也迟了”，“老古语說，能养废材，不养吃材”，等等，别看我妈不识字，可教育起我来一套一套的。一天到晚就是这些，放谁心里能不烦？其实，我妈心里也清楚，不是她儿子不愿出去，而是四处无门，她儿子实在无法出去。
这村里人谁不想出去？可谁想出去就能出去了的？出村要有介绍信，坐车要有通行证，住店要有证明信，吃饭要有粮票，连买点针线糖块也要工业卷，没有这些你寸步难行，跑，往哪跑？谁要是敢私自跑出去被逮着，就戴上“盲流”帽子遣送回村劳动改造。掌管着这些权力的是村革命委员会，說白了就是主任老搅、副主任张黑毛，这两个人就是村里的皇帝和宰相，决定着全村千把口人的生死命脉。村里的老百姓就像那关在圈里的猪羊，拴在槽里的牲口，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辈子捆绑在农村劳动，最后死在农村，埋在村北面的坟地。这些我妈她不是不知道，可她就是忍耐不住，像是明明知道过不上好日子却天天叨唠着咋就不能过上好日子一样，把那些话挂在嘴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耳朵里就磨出一层茧子来。为此，我一天到晚感到胸闷，烦躁不安，饭食不香，一夜一夜的睡不着觉，整天价眼珠子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四处踅摸着逃离村子的出口。
我大伯，一个孤苦伶仃的拾粪老头，平时沉默寡言，对谁都极少说话，有一次竟告诫我妈：“以后不要老是数落他，再数落，这小子搞不好会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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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子长到了快1.7米，嘴唇鬓角长出了胡子且颜色开始不断变黑，胸肌鼓凸起来并有稀稀疏疏的胸毛长出，大腿也粗壮起来，两脚走起路来轻盈快捷有飘然而起健步欲飞的感觉，尤其是体内，一腔不安分的血越聚越多在日夜不息的奔腾。湨梁村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再呆下去，保不准真会像大伯说的那样，会疯。可到哪去？路在何方？总不能像马鞭那样，为了讨好村革委会主任，去把他家的房子点了，自己又去救火，最后把自己弄进了监狱上吊自杀吧？
实在憋得难受，我就夜里出来四处游荡，不料竟喜欢上了这夜深人静的湨梁村。你想，偌大一个世界，万物都沉睡了，变得乖巧无声，俯首帖耳的沉寂在黑暗之中，仿佛这世界上就自己一个人，仿佛自己一个人拥有着这整个世界，想些啥多随意？干些啥多方便？真有点皇帝的感觉。万籁俱寂黑沉沉的夜，成了我消解满腹苦闷熄灭各种欲火最好的世界。
一天夜里，有些憋闷，天上有月亮也有乌云。月亮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又藏在厚厚云层背后，把这世界弄的一会儿亮堂一会儿昏暗。我钻过街道南边的一大片树园，迎面是生产队的羊圈，圈里关着七八十头羊。那些羊们听见有动静，立刻往围栏边涌了过来，有一只胆大的公羊，把两条前腿搭在了栏杆上，月光下，眼睛里放射出绿幽幽的光，充满了自由的渴望。我没必要搭理它们。绕过一个大土坑，跳过不知道是谁家用高粱秆扎的半人高的篱笆，趟过一片野坟地，来到了学校南边的土围墙下面。月亮正在往云层里钻，咕咚一声，土围墙上跳下一个黑影，是个人。我径直走了过去。那人想走，我哪能让他走？我拽着他一只胳膊。朦胧的夜色罩着他的前胸，显得鼓囊囊的，像个正喂奶的女人胸脯，丰满神秘。那人软了，诡异的笑着，嘴里吐出孙子般的声音：
“兄弟，没啥，真没啥。”
“真没啥？”
“真没啥……”那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送我。
我凄冷的笑了。那东西我没要，一挥手放他走了。这人我认识，村东头老贼张六指的侄子张蛤蟆。
就是这个张蛤蟆，后来极大的刺激了我。
张蛤蟆比我大四五岁，三岁爹死六岁妈死，从小跟着到处拾粪的爷爷和满地捡柴禾的奶奶长大。老贼张六指快五十岁了，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因偷生产队东西被革委会副主任张黑毛逮着剁掉了左手上的第六根手指头，据说他拼死拼活多半也是为了养活他这个可怜的侄子。张蛤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小时候心灵有创伤，他个子不高，人有些瘦弱，文质彬彬的。别看我比他小几岁，可我长得比他高一头，腰也比他粗，但张蛤蟆肚子里有墨水，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高中的人。不过他命运不好，刚上了高中一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了不再招生，中小学也关了门，张蛤蟆就回到村里来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张蛤蟆在夜深人静会出来偷东西，而且还要送给我。
啥？说出来能笑死人：书。
你想想，这年月谁还读书？奶奶说，荒年出土匪，饥饿出盗贼。现在虽说日子有些好转，见不到一个土匪，而贼却依然不少。有嘴里吃、裤裆里装、胳肢窝里夹，偷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红薯、南瓜、葫芦、西红柿的；有撬锁、掏洞、挖窟窿，偷生产队仓库里的小麦、绿豆、芝麻、高粱的；也有跑到外村，去偷晾嗮在绳子上的衣服、裤子的；更有胆大的，用酒精拌饲料把外村的猪羊鸡狗醉晕了偷来杀吃的。尤其是现在，到处都已经燃烧起文化革命的熊熊烈火，所有的学校都关门了，城市里的学生拿着国家发的粮票和钱，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跑郑州、北京、井冈山、延安等地搞革命大串联，扇“破四旧，立四新”的风，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火，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誓，走“重上井冈山”的路，后来又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天天给毛主席发致敬电，大报小报整版整版的发社论，什么《井冈山红旗飘万代》（江西）、《辽阔中原唱凯歌》（河南）、《华北山河一片红》（河北）、《西南的春雷》（贵州）、《东北的新曙光》（黑龙江）、《芙蓉国里尽朝晖》（湖南）、《长江万里起宏图》（湖北）、《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春风已到玉门关》（甘肃）、《红日高照长白山》（吉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陕西）……把整个神州大地弄得风云激荡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学生没有这种闲暇功夫，也没有这种待遇，都回到村里来了，和父母爷爷奶奶祖宗们一样，像一群半大的牲口被赶到地里，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号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们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批的批斗的斗打的打，一个个灰溜溜的，和五类分子归为一类，成了同一个阴沟里的小爬虫。你想想，在这种形势下，张蛤蟆竟然还夜里出来偷书？真是不识时务。
天上的乌云多了起来，月亮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远处好像有隆隆的闷雷声响，空气中闻到了湿漉漉的气息。但这个时辰应该还是前半夜。我刚才还碰见过两头猪三只狗也在游荡，不知道是谁家的。有几只黑家伙在眼前穿梭般的飞来飞去，不用细看就知道是蝙蝠，它们在追寻吃的。不知道哪棵树上，传来猫头鹰咴咴咴的鸣叫声。看着消逝在夜幕中的张蛤蟆，我笑了。真是个憨囟球，干这种事不拣时候。
一个大墓骨堆，紧靠着学校的土院墙，墙里面是学校的一排教室，教室的后沿墙和这道土墙之间是一条两三步宽的胡同，长满了荒草小树，顺着胡同往西走几十米远，就是学校的图书室。图书室后檐墙有三扇窗户，每扇窗户上镶嵌着六块玻璃，每块玻璃用四颗鞋钉钉在木框上。临近木框一侧，用手指头死劲儿一推玻璃，钉子一歪，玻璃裂开一道缝。两个手指头伸进缝去，捏着玻璃，轻轻一拿，玻璃就掉了，再把一只手伸进去，就是窗户插销。图书室很大，里面不仅仅存放图书，同时也是个仓库，存放有很多桌椅板凳柜子之类的东西。
这地方我和司马砖头很熟悉，时长不短的来。我两个常选在后半夜，村人都已沉睡，鸡狗们也进入梦乡。最好是阴天，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三步开外即使碰见人，谁也看不清是谁。有一次碰见了人，对方误以为遇见了夜里出来游荡的鬼，惊恐的惨叫一声，逃命一样的撒腿撂了。这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关头，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和司马砖头拿着手电筒螺丝刀，进图书室从来不偷书，那里有我俩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铜墨盒啦、铜书夹啦、铜毛笔冒啦，还有办公桌和书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等，这些零零碎碎的铜物件，弄到县城废品收购站卖钱，比卖铁贵。五分、八分、一毛、一毛六、两毛，最多一次卖了九毛五。我两个拿这些钱，先是在县城丁字口路东烧鸡刘那儿买卤鸡爪、鸡头吃。鸡爪一分钱一个，鸡头三分钱两个。我两个人手里捏着几分钱，蹲地上在他的鸡爪篮里扒来扒去，像是在黄河滩的沙土地里捡花生，像是在机械厂倒出来的炉灰渣里捡煤核。烧鸡刘这个老奸商，嚼：“就鸡巴一分钱，一个鸡爪，有啥可挑的？”啥叫和气生财？啥叫买卖公平？操。我两一生气，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买他的鸡爪鸡头了，我两跑到县皮革厂买油渣吃。县城西边的皮革厂，在加工猪皮时，把猪皮上残存的肥肉、板油刮下来，放到大锅里炸油，捞出的油渣焦黄酥脆，二分钱一纸包。虽说油渣里裹着不少猪毛，关键是便宜，还没有骨头，吃起来一大口一大口的，嚼得满嘴流香，尽兴。图书室还放着一些地球仪和足球，我两也时常不短的弄出一两个，给邻村的小猫狗们换鸡蛋吃。那些小猫狗们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小热爱足球事业。我两个则天天想着自己的肚皮。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张蛤蟆。在村里的年轻人中，他不仅人品正派性格文静，从来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关键是很有才，突出表现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对口词、三句半等，讴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反映农村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些年，他没少写东西。时常有作品刊登在地区、县里和公社的各种报上。这不仅全村人知道，全县的人都知道。他写的《解放军帮咱闹春耕》诗歌，《一件带血的棉袄》小说，《握紧革命的枪》对口词，还刊登在了省里的《黄河日报》上。这小子人虽瘦小，肚子里真有东西。在村里沉默寡言不出大奇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在县里却小有名声。
咔嚓一声，雷在头顶炸响，我这才发现夜幕已经把整个村子包裹的严严实实，眼前黑得厉害，看不到一丝希望的亮光。雨顿时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我一时没找到避雨的地方，淋得像只落汤鸡。张蛤蟆肯定已经到家了。
1971年秋天，村里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张蛤蟆被推荐到郑州上大学了，而且这是县革委会点的名。
从电线杆上绑着的喇叭里知道，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0月15日，国务院随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照中央精神，在有三年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间招收大学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工农兵学员。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蛤蟆高兴得像娶媳妇，脸色通红，见到人好像不再会说话，光笑，两片嘴咧开的像柿子花，走路也有些摇摇晃晃，飘飘然然，有点像喝了公猪蛋酒的黑老瘫。谁都清楚，这是农村孩子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祖上几代人烧高香也难于祈到这样天大的好事。农村孩子一旦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就是拿到了进城市、吃商品粮、当国家干部的通行证、保证书，放谁能不高兴？用古人的话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用文革前流行的话说，是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
谁都没想到，张蛤蟆到村革委会开证明、转户口时遇到了麻烦。
村革委会主任老搅（后来被解放，官复原职，当了村里一把手）乐呵呵的，坐在革委会办公室里，嘴上叼着旱烟袋，吐出一团烟雾，嚼：“日死恁娘小蛤蟆，恁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我早就看你这条鲤鱼非要成精，非要跳出这农门不可，是不是？听说这次文革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生，全县只有仨，咱村就占了一个，好，你这小蛤蟆，真给咱湨梁村长脸，这往后出了湨梁村，恁老叔我这屁股上也放光彩，日死恁娘，出去好好干，可不能给村里丢脸。”
老搅看上去确实很高兴，话也多了，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沓东西，是些空白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等，填写好了，又拿出公章，看了看章上的字，在嘴上哈了哈气，正要盖，一个人闯了进来，风风火火的，一把夺过公章，捏在手里，说：“不能给他盖，不能给他转户口。”是张黑毛，他一脸的气急败坏。
“为啥？”
“这小子品质有问题。”
“品质有问题？他才多逑大，是厮跟谁家媳妇了，还是拐跑了谁家闺女，品质上有问题？”
“和他二叔一样，是个贼，偷学校图书室的东西。”
“啥东西？”
“你问他。”
张蛤蟆也不说话，憋得脸色通红，一阵沉默过后，突然哭了，擤鼻涕甩泪的，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老搅再三追问，他才像犯了罪似的，支支吾吾说偷过几次图书室的书，被张黑毛碰见过，不过那些书看完后就又放回去了。村里很多人闻讯跑来，听了议论纷纷的：
“偷书？那不比撕书烧书强？”
“图书室的书不就是让看的嘛，拿回家看咋就叫偷？”
“书堆在图书室不让看，让虫啃老鼠咬啊？”
张黑毛有些发急了，说：“他不光偷书，他把学校图书室的铜墨盒、铜书夹，桌上柜上的铜锁、铜锁鼻、铜拉手都扭下来偷走了。我作为副主任和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坚决反对小偷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决不能培养小偷。将来他大学毕业了，羽毛丰了，手把硬了，还不把社会主义财富都偷光？无数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能不改变颜色？”
张蛤蟆眼睛含泪，声音细弱，有些发飘：“毛叔，我除了偷过书，恁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没动过，真的没有动过。”
“偷啥都不中，都恁叔一样，该剁手。那些东西你没偷，难道长有腿，自己跑了？老搅，我说的你要是不信，就到图书室看看，好好的桌椅板凳柜子，让他给弄得狗咬老鼠啃似的，成了一堆破烂，你亲自去看看，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的！”
“真的，那些……真不是我偷的。”
“妈那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你还嘴硬，还不老实？男子汉，敢做不敢当，就这熊样，还想上大学？无产阶级的大学，咋能够培养你这样的人？”
“毛叔，我说得都是实话，真的都是……”
“实话？你要说的是实话，我头朝下，在村里走三圈。”
院里人越聚越多，围着老搅看，老搅看看张黑毛，看看张蛤蟆，被夹在中间。他大概相信张黑毛说的是真的，但根据他对张蛤蟆的了解，张蛤蟆说的也不可能假，他有些泛疑惑，真假难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说啥。
司马砖头悄悄揪我的手，用眼睛看我，张了张嘴，想說啥。突然，透过窗户玻璃，我发现老贼张六指跑进院里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杀猪刀，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大步流星杀气腾腾的，像是要杀人。他那白发苍苍七十多岁的妈，佝偻着瘦小的身躯迈着三寸小脚紧追在后面，张大着嘴，像是喊着什么，听不清楚。我想起了当年那老贼和司马狗勺刺啦一刀刺啦一刀剥驴皮的情景，赶紧大声喊：“不好，张六指掂刀来了！”人们看见了杀气腾腾的张六指，立刻躲闪开一条道，把张黑毛孤单单亮在中间。老搅赶紧起身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迎着张六指走去。
我预感到，一场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刻就要发生。
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司马砖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大喊一声：“我有话要说！”现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死一般的沉寂。司马砖头像炸碉堡的董存瑞堵机枪眼的黄继光，一个人挺身而出，拍着自己的胸脯，在父老乡亲面前，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名声和清白。司马砖头真是条汉子。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关键时刻只有勇敢的人才出来控制局面。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缓下来了，人们开始议论：
“操，弄了半天，原来是这回事。”
“这与人家蛤蟆有啥关系？”
老搅也终于硬气起来，亮明了态度：“黑毛，你是管理学校的贫宣队长，你负的是啥责？”
张蛤蟆被解救了。张六指她妈拉着张六指，张六指拉着张蛤蟆，张蛤蟆拿着户口介绍信、证明信、通行证那一沓盖好了章的东西，走了。
也怪，那么多人，根本没把司马砖头的名声当成一回事，有几个反而大声起哄：“张黑毛，头朝下！”“头朝下，走三圈！”
张黑毛用眼角杀了司马砖头一把，连带着旁边的我，一脸漠然，打了两个响鼻，依旧头朝上，悻悻的走了，像只落魄的狗。
这儿货，说话从来不算数，
第二天早饭后，张蛤蟆要上大学走了。老搅、老挑、德爷、我和司马砖头都来送他，他家的大门口来了很多人。张黑毛没来，他媳妇来了，像送自己的亲人一样，拉着张蛤蟆的手，亲热的像他亲妈：“孩子，别给恁毛叔一样，他就是个二百五，打心眼里，他是舍不得你走，到了大学有啥困难来信，那事不急，松宽下来再好好想想？”
老贼张六指走过去，一把推开张黑毛媳妇，拉着张蛤蟆来到司马砖头跟前，说：“好好谢谢砖头，这人，是你恩人，一辈子都不能忘。”
张蛤蟆拉着司马砖头也拉着我，走了十多步远，在老挑家的墙根底下，躲开众人，低声说：“哥走了，这村里最忘不了的，就是恁这俩兄弟，真老怀，够仗义。”
司马砖头说：“这有啥？是谁弄的，就是谁弄的，不能诬赖栽赃别人。”
我说：“打解放到现在，咱全村唯你一个人上了大学，多光荣？县革委会都决定了，他张黑毛算个球？”
张蛤蟆苦笑着，咽了一下口水，说：“哥心里明镜儿一样，图书室那事，肯定不是砖头干的，可为了成全哥，砖头老弟毁了自己的清白名声，小中老弟也真够老怀的（碰见张蛤蟆偷书的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包括对司马砖头），哥将来大学毕业了，无论到哪，就是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主任，这恩德，这深情，哥一定舍身相报，永不忘记。”
司马砖头摆摆手说：“不说了，蛤蟆哥，啥都不说了。我最恨张黑毛，这鸡巴货，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
我说：“张黑毛家六个孩子，没一个读书的，天天拾破烂，偷东西，见你上了大学，他心里有气，眼红。”
“恁两说的不全是。”张蛤蟆说，“一天夜里我去弄书，被张黑毛逮着了，他嚼我说偷书？那书能顶饥还是能顶渴？憨囟球！后来，他媳妇给俺奶奶说，他想弄图书室的办公桌和书柜，给他大闺女小花做嫁妆，发现所有的办公桌和书柜的锁鼻、拉手、合页，都被人撬走了，气得嚼天骂地，好些天不安省。她这是捎话，怀疑是我干的。那些东西到底谁弄走了，我真的不知道，天地良心。也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干的，差点害了我，让砖头兄弟枉担了这个恶名。”
“就为这，他记恨你？”
“还有……”张蛤蟆看看周围，欲言又止。
“说。”
“前天晚上，张黑毛媳妇托鹰鼻媳妇来俺家提亲，要把她家的三闺女榴花说给我当媳妇，我不同意，俺奶奶也不同意，俺二叔说我要敢同意，他就拿杀猪刀宰了我。”
“啥？她家三闺女榴花？”
“就是那个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说话口水流多长，活像‘地不平’（村里一个瘸子的外号）他二妹？”
张蛤蟆点了点头。
啪啪啪三声鞭响，豹腿叔赶着马车来了，他要把张蛤蟆送到县城公共汽车站，这是老搅交代的。车上套着的是那匹刚刚三岁的枣红马，是拉老靳走的那匹老马下的。那匹老马打我记事起，就天天套在生产队的马车上，拉人拉粮拉柴草，最远跑到过北山（指太行山）拉煤，沁河沿拉沙，最后老死在马坊院，一辈子没有离开湨梁村。这匹小枣红马那可真叫漂亮，骨架匀称，四腿粗壮，蹄子结实有力，有时尥起卷来，两只前蹄腾空而起，咴咴咴叫着，脖子上的那排长鬃竖着，流放出青春的异彩与活力，显示出威风凛凛与潇洒，绝不亚于电影里那威武雄壮驰骋疆场的战马。只可惜它生在了湨梁村，如果将来它没有机会走出这湨梁村，结局一定和它妈一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片小天地里消磨着青春时光，到老到死。平时，这匹小枣红马豹腿叔很少用它，今天送张蛤蟆上大学，豹腿叔一定是特意套上了它。
张蛤蟆在众人簇拥下坐上了马车，朝乡亲们挥了一下手，向村外走了，连头也没回。这小子，后来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也没看见他再写过啥东西，最后官至省报的副总编辑。我从来没找过他，司马砖头说曾到报社找过他，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反映火车站货物管理混乱，站上个别领导私运、盗卖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和其他货物，请省报调查曝光，张蛤蟆答应好好的，可一直没有落实，司马砖头又去找他，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新闻舆论宣传必须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曝不曝光，要听本单位党委宣传部门的。后来有人告诉司马砖头，说是站上领导送了不少东西给他，并把他二女儿安排到火车上当了列车员。司马砖头气得破口大骂，说这个当年的偷书贼，一定是从书上学到了不少坏东西，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发誓以后再不见他。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打住不再说了。这种人后来见的多了。
人群分散开来，说说笑笑，像天上悠悠飘散的云，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张黑毛媳妇跟在马车后面，依依不舍的往前跟了几步，不停地向张蛤蟆摆手。
我站着没动，看着他们的背影，心绪有些复杂。不知道为啥，突然想起了老地主张磨油那死去了多年的曾祖母。我记事时她已经90多岁了，听说奶奶說，那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大本事人。那时候盐奇缺奇贵，她用一块纱布包着盐系在腰上，她男人干重活儿回来，递上盐包舔上几口，哪个儿子干了重活儿，也能舔上几口，家里的女人和不干重活的孩子想都别想，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吃苦受累把五个儿子养大，那五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做大生意，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部队当团长，老太太用他们的钱在湨梁村置办下半条街的家业，土改时她家三十多年的老长工带头把她的家业分干斗净，那老长工理直气壮的住进了她家的青砖大瓦房，她带着重孙张磨油住进了自己家的牲口棚，可没有见这个老太太咋悲伤过，好像那些家业本来就是别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满头银发性格开朗思维清晰口齿伶俐，三寸金莲走路腾腾作响，她和我奶奶性格脾气相投，特别说得着。有一次她来我家串门，和我奶奶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常，拉到伤感动情处，拽着我奶奶的手说了一句话：“老妹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一条街上都是些啥人？”
这个老太太，以她90多年的人生经验，说出了这句令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的警世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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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扁就是这一条街上一个不得不说的人。
当年，王老扁在批判马鞭时激情满怀神采飞扬，朗读毛主席语录像是朗诵着一首优美抒情诗篇并且眼睛里溢出了激动的泪水，手举着白铁皮卷成的喇叭筒用毛主席教导谴责鹰鼻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满腔仇恨义愤填膺，那真是出尽了风头。遗憾的是他这种行为被村里人注解为假积极，深藏在他心里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身份转成公办教师，那就可以按月领工资，体体面面的当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再像现在，干的和公办教师一样的活儿，拿的却是工分，和在地里干活儿的农民一样，說白了，就是在学校里的农民。这个目的他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人举报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那还是在开封读大学时的事，他不知道采用啥办法，私自改写了档案，隐瞒了这段历史。也不知道是谁射了这一箭，稳准狠的射中了王老扁要害，最后连民办教师也干不成了。回到村里，他心灰意冷慵懒消沉四体不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浑浑噩噩，不过，村里不少人理解他，說这些年他不在庄稼地里干活儿，丢生了，体质也软了下来，已经不能再胜任当农民了。王老扁上不了学校，也下不了地，有时坐在家大门口那块青石头上，一手拿着破烂不堪的书，一手拿根木棍在地上不停地写。当有人快到他身边时，他立马合上书，用手或脚或手脚并用，飞快地把写的东西抹去，像贼偷东西怕被人逮着一样。也有人說，夜深人静时路过他家的街屋，听见墙里边叮叮咚咚响，声音很小，也不连贯，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大概是老鼠吧，趁着黑夜在偷偷的嗑咬着木头。
收麦了，那块青石头上不见了王老扁。去哪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追问。收完麦子种玉米，天久不下雨，麦茬地干旱得冒火，一碗水泼在地上，嚓地冒起一股白烟，地依旧是原来的模样。猪们懒洋洋的，卧在稀泥坑里，唧咛唧咛地呻吟。狗不再狂叫，爬在树荫下吐着长长的舌头，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蚂唧哩（蝉）在树上拼了命的叫唤。村里来了一个穿着干干净净的年轻人，掂着一个网兜，装着两条许昌烟三瓶宝丰酒，一只手不时的在上衣口袋外面摸摸，问：“王所长家住哪儿？”
“王所长？电管所的？”
“不是。”
“湨梁村只有一个王所长，公社电管所的。”
“住哪儿？”
“三年前死了，电死的。”
玉米苗刚刚拱出地皮，小红薯苗刚刚开始拉秧，村里来了一个农民模样但眼睛里透漏出精明的人，掂了几只捆着腿的老母鸡，肩上背着一头一尺多长的小猪娃，呱呱叫上两声，停片刻，呱呱又叫上两声，猪口水流黏乎乎的湿了他半个后背，几只绿头苍蝇，围绕在猪嘴边和洇湿的地方不停地乱飞乱撞，那人进村就问：“王局长家住哪儿？”
“王局长？啥王局长？俺村只有个王举长（chāng）。”
有人推测：湨梁村要出大官了。
春节前夕，王老扁回来了。出去不到十个月，王老扁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的，穿着一件中山装，梳着大背头，像毛主席的发型，黑眯眯光，苍蝇落上去寸步难行，打滑，一副大干部模样，看见男人就递纸烟，看见小孩子就塞大白兔糖。
这家伙一定是在外面发了大财。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春天，王老扁在村东头盖起了一座新瓦房。新瓦房离村子二百多步远，周围都是庄稼地，高傲的耸立在那儿。老人们说那里原来有座官府驿站，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早就荒废的不见踪迹，只留下一片平地，白灰渣夯的地基，不长庄稼，开裂的缝隙里长着荒草。据说驿站分驿、站、铺三种。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是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根据遗迹的规模，湨梁村东的这地方因该是个铺。铺的遗迹后面有十几座荒坟，立有石碑，淹没在荒草乱树中，没有人去细看过，村里人说那块地原来属铺，埋葬着铺死去的官员。有一个坟头离路边很近，没有立碑，比那些大坟头小了许多，传说那也是铺的一个官员，是被杀了头的，罪名是私改公函，假传公文，从中谋取私利。
王老扁在铺的废墟上，盖的房子真好。七层砖垒的墙基，起脊，铺有八条瓦带，三面打起了高高的院墙，出门就是大路，路对面也是一片庄稼地，僻静安宁。临大路的门口还盖起了一座砖瓦门楼，两边放着两尊石狮子。右边的狮子脚下按着个绣球，左边的狮子脚按着一只小狮子，有人路过看见了，只是笑，也不說啥。村里有人见了王老扁，问啥的都有：
“老扁，一有钱，就躲俺们远了？”
“啥话，和俺哥住一院，仄强，这儿僻静。”
“咋恁有钱？”
“有啥钱，都是借的。”
“扁叔，在哪儿发的财，露露？”
王老扁不再说话，一脸的笑。很多人都想进王老扁新院看看，王老扁都笑着谢绝了。王老扁院子的大门不是在外面锁着，就是从里面插着。据说，连他哥王老标也很少进去。有人开始嚼：
“做贼哩？奸窟窿门天天插着，也不怕憋死在里面。”
“操，人真的不能有钱，一有钱就淡情寡义，不认乡亲，一点人味都没有。”
后来发现，有陌生人进出他的院子。陌生人大都是傍晚时来，手里提溜着东西，先四处张望一番，犹犹豫豫的进去，出来时两手空空，脚步匆匆的离去，像电影里夜幕下交换完情报的特务，神秘的如同幽灵一样。村里有人猜测起来：
“这儿货，该不会是贩毒吧？”
“要不就是国民党特务？像金路、苇根那爷两一样（苇根父子那时还没有平反）？”
“不会吧？没见他家挂天网。”
收了麦子，种完玉米，老扁又走了。
司马砖头说：“我爹给了他30块钱。”
没过一个月，司马砖头也走了。司马砖头前天夜里还和我们一起去村西头偷葵花，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郑鳖说：“听说砖头的户口也转走了，去焦作火车站当搬运工。”
“别说是搬运工，搬尸工老子也干啊？”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谁让咱爷们去哩？”
孙狗蹄揣摩道：“这，一定和王老扁有关，王老扁说不定真的当了大官。”
我说：“就他王老扁那熊样？国民党三青团员，连民办教师都干不成，还能有恁大本事？别忘了，司马砖头他爹司马狗勺可是大队副支书。哪次县里、新乡、焦作、月山铁路上来招工，去的不是大、小队干部家的孙子们？操！”
为此我一直怨恨我父亲，咋不弄个大队干部干干？干个副小队长也行啊。
王老扁再回到湨梁村时，已经半年多过去了。他这次回来，竟然吸起了纸烟。农村人谁吸过这玩意？祖祖辈辈的吸烟人，都是腰上别一杆尺把长的用粗蒿子杆的根做的旱烟袋管儿，吸烟叶的很少，很多人把黄豆叶、桑树叶、红薯叶、花椒叶晒干了揉碎了，用猪油一拌，当烟丝按一烟袋锅，嗪在嘴里噗出一口噗出一口，顶多撕一片废书报纸，卷着烟丝当成纸烟吸。
我有点爱看王老扁吸纸烟。王老扁吸纸烟的神情姿态很有派头。他站在家大门口，一只手端着另一只胳膊肘，另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纸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上一口，对着村的方向吐出一串烟圈，他半眯缝着眼，漫不经心的欣赏着那慢慢扩散的烟雾。吸了几口后，他低下头，换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用中指轻轻一弹，烟灰飘飘洒洒落下。然后又端起胳膊肘，朝村的方向看，那神态，那动作，不仅仅是潇洒优雅，更像电影里的城里人或大干部，在心里运筹帷幄着大事。我揣摩他的心理，是不是在表示对村里当年不让他干民办教师的一种轻蔑？要不就是出去在大地方混了混，回到村里，把日子过到了他们的头上？后来看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发现他和许文强的派头差不多，只可惜他生在了小小的湨梁村，他要是生在了大上海，混的一定不比许文强差。不过說心里话，王老扁对村里人还算客气，也低调，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不像城里的有些人和干部。村里有个鸿咏媳妇，随鸿咏把户口迁到郑州才三个多月，整天在郑州市捡烂菜叶子、打扫街道厕所，可一回到村里，脸上搽白粉嘴上抹口红，走起路风摆杨柳，碰见人仰头蹶尾，说起话罄嘴碟舌的一口洋腔，根本不把村里的父老乡亲放在眼里，简直像个女妖精。王老扁真不这样。
张黑毛腰里别着竹子做的旱烟袋管儿，一撅一撅走来。
王老扁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递上一根纸烟，说：“毛哥，来一根，许昌牌的，可贵了。”
张黑毛一摆手，说：“不吸不吸，吸不惯。”从腰里拔出竹旱烟袋管儿，抬起脚，在鞋底上啪啪啪敲打三下，像是发泄着一肚子的不满和恶气，然后用三个手指头，在烟布口袋里抠抠索索的装上一锅烟丝，拿出一根白头火柴，在鞋底上嚓的划着火，点上烟丝狠狠地吸了一口，把熄灭的火柴杆扔在了离王老扁不远的地上，一撅一撅的走了，嘴里吐出一道不青不蓝的烟雾，闻着一股黄豆叶味儿。
王老扁自己点着纸烟，也狠狠吸了一口，嚼：“操，土包子。”
让村里人感到更惊讶的是，王老扁这次回来竟然说起了洋话，撇洋腔。焦作腔？洛阳腔？郑州腔？还有人说像北京腔，反正不再是本地腔。
“老扁，啥会儿回来哩？”
“昨天晚上。”
王老扁用洋腔说出这四个字，立刻招来了很多人背地里议论，甚者有人嚼：
“坐天？还坐地哩，真恁妈那个×能拽。”
“坐天玩赏？也不怕摔死你？这个狗日的。”
“湾上？湾下那块地有恁家祖坟，你还要恁祖先哩？”
“有狗比掰仨钱，就又是吸洋烟，又是撇洋腔，拽到天上去了，这村里还能盛（村里人读chēng）下你这个土龟孙？”
这句话，用正统的湨梁村话说是“夜隔黑来。”
王老扁这人，越来越不注意。他把湨梁村人说的 “疙星”说成“下小雨”，“糊涂”说成“粥”，“喝肥 ”说成“喝水”，“晃”说成“下午”，“读夫”说成“读书”，“才夜隔、夜隔、今隔、觅隔”说成“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夜隔、大后夜隔”说成“后天、大后天”， “开条”说成“开证明”，“地出溜”说成“蜥蜴”，“瞎哩虎”说成“壁虎”……
反正是，王老扁越来越像个城市人，村里人和他有了隔阂。其实这真的不能怨王老扁，村里确实有不少人很操蛋，你日子过得不好他狗眼看人低，处处踩捂（土话：压制贬低别人）你；你要是过得比他好，他会平地起波澜，无缘无故的嚼你，或者有影扯没影的编造假话，说你坏话；甚至会处处事事刁难你，给你挖坑，下拌索，想方设法让你过不去。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收完玉米红薯，我咬着一根蒸熟的红薯在村里闲逛，走到供销社门口，听人说孙狗蹄昨天也离开了湨梁村，去新乡造纸厂当工人了，负责扫茅厮，掏下水道，我大吃一惊，咽到嗓子眼的那块红薯差一点没把我噎死。
司马砖头和孙狗蹄都是我最好的老怀，平时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可他们离开湨梁村，事先竟然没显出一点征兆，一句口风也没漏过，突然一下子人就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人是咋了？没遇到好事时亲热得穿一条裤子，像一个人，一遇到好事咋都变的这么冷漠无情，只顾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意外和沮丧，年轻无邪的心受到了刺激和折磨。
孙狗蹄他妈又矮又瘦，是个瘸子，他爹孙立柱是个打兔的，农闲时天天扛着打兔枪满田野和满坟地跑，连个生产小组长也不是啊？噢，想起来了，我亲眼看到孙狗蹄他爹，掂着三只大野兔几只憨斑鸠进了王老扁家。那是十几天前的事。后来听说，这样的事好几个人都碰见过，还有人碰见孙立柱给王老扁背去过一只死狐狸。
我这才真的想起了王老扁。
我气得肚子胀鼓鼓的，像元宵节村里耍老虎敲那司马懿得胜鼓，拍着咚咚咚响，不思饭水，满院转悠。我打心眼里又开始埋怨父亲，你当不上大、小队干部不说，咋连个野兔子和憨斑鸠都不会打？天天光知道种地种地种地，也不知道想点啥办法，给恁儿找找门道，铺铺路，一天到晚跟着你种地，把恁儿困在村里，见不到大世面，连焦作新乡在哪儿都不知道，一辈子能有啥出息？
我妈一点也不同情我，反而嚼我：“看看砖头、狗蹄你那两个老怀，天天好的屁股眼上按窝儿（土话：窝窝头），一有了好事，屁都不放一个，自顾自就蹿了，都是啥狗比掰老怀？酒肉朋友，利益对头。”
你们想想，假如你们是我，会是啥心情？我跳井上吊喝老鼠药的心都有过。
一天，王老扁碰见我，四下里看看没人，轻声问：“唉，想不想去城里当工人？”
这还用问？这些年来，我哪天不想？连憨囟逑都想着进城当工人哩。当今社会，只要在县城里当个工人，哪怕是在工厂里掏大粪、食堂做饭、扫大街，即使是个瘸腿瞎眼憨囟球，农村四肢健全五官端正精明灵利的姑娘也会齐往他家跑，哭着喊着要嫁给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后，姑娘们嫁人的口号是：一工二干三学生，复员军人稍等等，老农民天天发癔症（土话：没睡醒）。我家破瓦房两间旧草房三间弟兄们全是农民，在农村打一辈子光棍的前景那是明摆着的，历代祖先们的殷殷血脉传到我这一代很可能就此断流，可办个城市户口哪那么容易？
天上飘浮着朵朵云彩，真不知道哪朵云彩会有雨。
看着眼前的王老扁，我还真有点动心了。不过很快又泛起了疑惑。就你王老扁，是认得县长？公社书记？还是公安局长、派出所所长？退一万步讲，你就是认得，那说一句话就能把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再说，你自己连个公办老师都没当成，还能把我弄到城里当工人？扯蛋，这王老扁，分明是想日弄穷人家的孩子。
我说：“扁叔，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我立志扎根咱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王老扁一笑，走了，临走嚼我一句“憨囟逑。”
几天后，没想到郑鳖也要离开湨梁村了。他还算有点哥们情谊，临走前悄悄告诉我：“去焦作煤矿掘进队，挖煤。”
我大吃一惊。
郑鳖递给我两瓶小磨香油，说：“让恁叔找找老扁，把这送给他，看看再送点钱或别啥。”
我猛然想到，郑鳖他姥姥家就在邻村，村里开有油坊，他舅舅在油坊当保管。
我终于明白了，湨梁村的王老扁，真的成了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湨梁村和我一起长大的老怀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只剩下了我。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无奈和悲伤。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夹着十块钱。真没想到，信是司马砖头寄来的，说是让我把这钱送给王老扁，再给他送点别的，让他把我的户口也给办了。我好像是疯了，疯疯癫癫的神不守舍。我拿着信和钱，在村外的麦地里狂跑，没了命似的狂跑。有几个小猫狗（湨梁村对八、九、十来岁的男孩子都这么叫）误以为我在追野兔，也跑了过来，紧跟在我屁股后，也是拼命的跑，像是在田径场上争抢第一名，瞎跑了一阵，他们才发现我前面啥也没有，连个兔毛都没有，便停了下来，七嘴八舌的嚼我是憨囟球、神经病、大傻蛋，然后骂骂咧咧的走了，最后飘到我耳朵里的一句话是“这个鸡巴货，肯定是疯了”。我一直跑得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跑到司马砖头家的老坟地，靠着那棵孤零零耸立在老坟地北面的古柏，哭了，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后半夜，我醒了，点上煤油灯，手脚麻利的穿上衣服，起床收拾东西，穿上那双刚用架子车旧外胎钉了前、后掌的灯草绒布鞋（前脚掌后脚跟原本磨破两个洞），用绳子捆着被褥卷背在身上, 把挂在墙上的皮弹弓取下来，缠了缠，别在腰上，这是我的心爱之物，经常用它来打麻雀改善生活。我抑制不住满心喜悦喊醒了我妈，说：“妈，我走了，到焦作煤矿敢死队（救护队）去，我走后，把家里那只正下蛋的老母鸡也送给俺扁叔吧，再好好谢谢他，他真有本事，让我离开了湨梁村，也当了工人，成了城市人，吃上了商品粮，以后娶儿媳妇的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好姑娘排着队，任你挑。”我妈点亮了窗台上的煤油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突然抡起巴掌，“啪”地扇了我一个耳光，嚼：“鸡还没有叫头遍哩，你这是发啥狗比掰癔症？真疯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真的是做梦，在发癔症梦游。
十多天后，父亲说：“东西都备好了，咋一直不见老扁回来？”
我真的有些着魔了，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天天有事没事，都要躲在树丛里往王老扁家瞅几次，有两次夜里，像只夜游的狗，溜到他家大门口，从门缝往里窥探。扁叔，你咋一直不在家，到底跑到哪去了？真是要急死我了。
突然一天上午，我瞅见来了三四个警察，进了王老扁家。
“王老扁回来了，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我抑制不住心头激动，一路小跑的去找父亲。
我和父亲拿着早已备好的一条许昌烟两瓶小磨香油三只老母鸡三十块钱，我在前面走，父亲紧跟在后，我爷两脚步匆匆往王老扁家走。生怕去晚一步，王老扁又蹿没影了。
还好，我和父亲快走到他家门口时，警察们出来了，老搅也在。
老搅送走了警察，回过头来看着我和父亲，我发现他的脸色有些凝重，像遇到了什么不幸的大事。迟疑了片刻，他对我父亲说：“出大事了，老扁在洛阳被公安局逮了。刚才，从他家起出了十几个私刻的公章，都是公安局、派出所的，还有一些迁户口用的表格和空白介绍信，他把自己户口也迁到郑州市了。”我和父亲大吃一惊：
“私刻公章？”
“迁假户口？”
“可不是。这货胆子也太大了，坐地不动转户口，犯大律条了，得脑儿能不能保住，现在都不好说。刚才在老扁的桌上，看到一张表，上面写着你家小中的名字、年龄，下面空着，还没来得及填，大红章都盖好了。”
这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听了鼻子发酸，直想流泪。
父亲疑惑了半天，对老搅說：“这地方，风水不好。”
3
王老扁拿自己的命，让司马砖头、孙狗蹄、郑鳖离开了湨梁村，都远走高飞，当上了工人，混进了上等人的行列。很清楚，王老扁冒着进监狱被杀头的风险，把农村户口弄进城市户口的绝不止他们三个人。现在想来，扁叔（我突然觉得应该很亲热的喊他扁叔）是给过我机会，心里也是惦记着我的，但是我误解了扁叔。今后没了扁叔，我一生的前景还不是明摆着？
误人第一是多疑，疑能生苦苦生疑。这两句诗是一个叫夏莲居的人写的，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居士。疑心太重了，真是害死人啊。实话实說，这是我在学校图书室弄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自从张蛤蟆上大学走后，我就立志向他学习了。
张蛤蟆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自打张蛤蟆走，我就特别怕看见我妈，到锅里盛饭，碗不满就赶紧离开，很少再和家人一起围在灶台边吃过饭。我经常不断的想张蛤蟆，想起来就无限的后悔，甚至可以说是悔恨不已。张蛤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没爹没娘无依无靠，靠自己苦苦拼搏，写小说诗歌散文，竟然能把自己写进了大学的殿堂，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那么光明的前程。我那些年，咋光知道在图书室偷东西买嘴吃？像我奶奶嚼我的“嘴就地拖”，咋没有像张蛤蟆那样偷点书偷点杂志学习写点啥？说心里话，我身体内好像也拥有这方面的天赋，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激情和冲动，张蛤蟆写的那些小说诗歌散文我还真的认真看过，要是我稍微用点心，努力努力，比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弄些东西出来，水平也不会比他差多少。实可恨我没开这个窍，没动这门心思。后来张黑毛说：“蛤蟆写的那些破玩意儿，都是从偷的书刊上把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东抄西拼送出去发表的（后来我发现有些真的是），可惜我不识字，我要是会识字，比他玩得还要好，写得还要多，說不定我能到北京上大学。”
我听了，头想往墙上撞。
后来冷静下来，觉得真要撞了，那是自己瞎受罪，没一点球用，还是要向张蛤蟆学习，才可能有出路。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都是从学校图书室弄的书里看到的。
一天在司马胡同，躲闪不及迎面碰见了大伯。大伯迈着方步，端着满满的一叉粪拦住了我，他看看前后没人，说：“今年17了吧？去，看看王老标在干啥？”说完，端着粪叉走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站在那儿楞了半天。
大伯叫司马报国，快六十岁了。从我记事起，他就孤身一人，单独在邻院生活。大伯性格古怪，孤僻，从不和任何人来往，见到街坊四邻村中乡亲，包括我们几兄弟，很少说话。就是和我父亲，他唯一的亲弟弟在大街碰面，也互不理睬，陌生人一样。在家里，倒偶尔发现老兄弟两隔着那半人高的土墙，窃窃私语什么。大伯一年四季拾粪，天天鸡叫头遍就起床，拿着粪叉粪铲，大路旁小路沟树林里到处转悠，拾猪狗人粪，记得马鹞眼儿后来变成了一台流动的造粪机，屁股眼就地拖，随处拉屎，大伯却从来没去拾过。经常是，村里人一堆一伙的蹲在街道两旁吃早饭，碗里冒着热气，大伯出现了，端着满满的一粪叉粪，有的粪是刚拉的，也冒着热气。大伯像端着一盘圣餐，面色庄重，目无他人的一步一步招摇走过。
村里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见到他，就像看到瘟神，远远就躲开了。
看到大伯，就想起我妈还有一句时常唠叨的话：“不出去闯闯，窝在村里，学你大伯？拾一辈子大粪，娶不起媳妇，有啥狗比掰出息？”有一次非常尴尬，我妈话音刚落，父亲过来踢了她一脚，回头看，大伯在旁边站着。
不管咋说，我妈把大伯给我树立成人生的目标，也太伤我自尊了，想起来，心里就像锥子在扎。
但是，大伯对我有救命之恩。7岁那年春天，我饿得头脑发昏，浑身无力，躺在院里麦秸堆上，我妈哭着喊：“老天爷啊，这孩子是不是也不中了？”大伯跳过土墙，端着半碗红薯面粥，一口一口喂进我嘴里。长这么大，生死关头，这是大伯留给我一次永远忘不了的亲情，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再有，就是今天他这句话。
大伯已经走了，司马胡同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一只老喜鹊喳喳喳叫着，打头顶飞过，紧接着，又飞过一只小喜鹊。不知道谁家做的炝锅面，香气飘进了胡同，闻着，嘴里渗出了口水。我吸溜着口水，去找王老标。王老标正在村西头大街上，掂着一旧洋铁桶，里面装有浆糊，舞着一把小笤帚，往墙上、大树上贴标语：“一人参军全村光荣！”“保家卫国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等，标语红纸黑字，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儿。
我撒腿往村革委会大院跑。那种心情，如同一头饥渴难耐快要干死的骆驼在茫茫无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汪清泉，人掉进黄河里快要淹死时眼前飘来一个大葫芦。我打心眼里感谢大伯。
大院里面，已经黑压压的站满了人，比开会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来的还多。谁都知道，这是农村青年光荣体面的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唯一机会。一年一次，谁肯放过？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最受人尊敬的，只要是军人，农村姑娘不仅一分钱彩礼不要，反而会倒贴嫁妆，也是争着抢着嫁给他，如果不复员转业，比当工人待遇还高。当年的那个地不平（那时他还活着），正年轻，逢到征兵就慌忙的像盘小磨，一瘸一拐的跑前跑后，围着带兵人转悠，哭着喊着要去当兵，嘴里说：“当兵卫国，神圣职责。”拉着接兵人的手，孙子一样的央求着：“让俺去吧，只要让俺到部队，俺天天给恁洗衣服，做饭、刷锅、掂尿盆都中，俺能吃苦，俺啥苦都能吃。”我那时只恨自己年龄不够。
院里乱哄哄的，两只狗也进来了，在人堆里钻来钻去。三四只鸡，脏兮兮的，在墙根的虚土中刨食吃。人群外有两只鸭子，用二尺多长的绳子拴在一起，相互拉扯着，慢吞吞的，一摇三晃，脏的看不清颜色，其中一只脖子上系一个枣大的铃，沾满油腻，铃时响时不响。一看就知道是张黑毛家的，他媳妇怕一只跑丢了，就用一根绳子栓上了两只鸭子。
马大喷死后，张黑毛接替他当了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张黑毛站在半截石磙上，把手里的烟袋挥了挥，大声喊：“静一静，操，静一静没听见？今年啊，咱村征兵，只有两个名额，听清楚了，两个名额，政治上要求很严。凡是七大姑八大姨祖宗三代，有一点黑咯星（湨梁村土话：指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都趁早滚蛋，主动些，不要等审查出来再拿下来，那太丢人。还有，不到17岁的，超过21岁的，一条胳膊长一条胳膊短的，平脚底板罗圈腿的，一半精一半傻二半吊的，说话结结巴巴流口水的，夜里发癔症尿床的，七成眼睛打八扣的，闻到屎尿比肥肉还香的……一句话，只要有一点点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全都趁早撤火滚蛋，想都不要想。”
“呱……呱呱……”一只鸭惨烈的叫着，逃命似得往院子外面跑去，好像伴有铃的响声，还有一只也在叫，带有拖地声。一定是哪个人心烦，把张黑毛家的鸭子当成了出气桶，踢了它一脚（两天后被人发现两只鸭子惨死在路沟里）。不知道哪只狗汪汪叫了几声，也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了。
湨梁村这种人不少，自己心里不高兴，常常找出气筒出气，不是打骂孩子，就是见鸡踢鸡，见狗骂狗，鸭笨，跑的慢，常被踢得惨叫着像有人拿刀杀它。尤其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火爆，更二球，气起来憋得难受，一时又找不到出气筒，会对着墙，对着厕所，对着树园，对着天，对着野地，恶狠狠地嚼，嚼天骂地，不堪入耳，甚至用脚跺地、跺墙、跺树，再不解气，会自己扇自己的脸。后来看到有些城市里人遇事想不开拿刀子割腕抹脖子，我特别能理解。这人性原本都是相通的。
院子里的人骂骂咧咧磨磨蹭蹭的走了，最后剩下了三个人，我，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看着他们两个，我对自己参军充满了信心，我看过征兵宣传材料，优先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入伍。可一想到他两一个哥一个爹是村干部，我心里又难免有些惶恐不安。
带兵的排长姓申，个儿不高，大眼睛，脸白白净净的，穿一身绿色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看上去英俊潇洒。
我很羡慕他。我个儿高，要是穿上这身军装，也一定非常神气。大院墙上，王老标写的那条毛主席语录真好：“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我要是上了这所大学，肯定比犟驴天天箍桶、司马砖头当搬运工、郑鳖矿井挖煤、孙狗蹄扫茅厕掏下水道强得多。一旦有机会能上战场，我一定会像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机枪眼一样勇敢，弄个战斗英雄当当。想着这些，我身体里的那股憋着的热血又开始沸腾起来，心潮激荡，身上一阵阵发热。
申排长问：“你们三个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说：“高中，两个月后毕业。”
张黑鼻和谭坷垃没有吭声。
申排长问张黑鼻：“你什么文化程度？”
张黑鼻：“小学，上了两年。”
申排长又问谭坷垃：“你呢？”
谭坷垃说：“小学三年级。”
申排长指着我说：“这个高中生我们要了，那两个里面再定一个吧。”
张黑毛说：“这个高中生，家庭政治上可能有点问题。”
申排长问：“可能？可能有啥问题？”
张黑毛说：“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时，县存的敌伪档案里查到一个叫司马报国的人，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全县有三、四个叫司马报国的，具体哪个村的是，没弄清楚，我们村就有一个叫司马报国的，是司马中他大伯，会不会是他，正在调查核实。”
张黑毛的话像当头一棒，敲得我头晕，眼前立马飘起一层薄雾，恍恍惚惚的，脚底下像踩着一团棉花，差一点没瘫在地上。每当在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咋总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坎儿？
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谁不知道这是个要命的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连国民党宪兵、伪保长、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定为敌我性质矛盾，都是无产阶级明令专政的对象。他们天天扫大街掏厕所，一有政治运动，比如“破四旧、立四新”、“清理阶级队伍”、“追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先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戴高帽游街，甚至批斗挨打，制造出一种高压态势和令人生畏的政治气氛。他们的子女包括侄子侄女们，都受到牵连，平时耷拉着脑袋，走路溜着墙根，说话低声下气的，连眼皮都不敢抬得太高，上初中、高中，招煤矿工人、敢死队（救护队），根本没他们的份，更不要说去当兵了，全都窝在村里打牛腿。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我终于明白了，张黑毛这是在故意整我。
我恨起张黑毛来，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像刚才谁踢他家的鸭一样，踢他几脚，甚者后悔张蛤蟆盖章迁户口那天我不该喊张六指掂刀来了，让张六指出其不意一刀捅了他。可现在，他有权有势火头正旺，一句话，可以让你成，也可以让你败，因此，这满腔的愤恨我只敢埋在心里。人在屋檐下，咋能不低头？张黑毛这个人，身为村副主任兼民兵营长，表面上人五人六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只好鸟，老靳当年真不该提拔他。听麻西犊私下说，当年苇根父子偷听敌台的事，就是他举报的。苇根妈活着时，苇根爹常不在家，他就一直想占苇根妈的便宜，苇根妈死活不干。苇根妈上吊前的那天夜里，他又去家里逼她，苇根妈最后就寻短见了。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了张黑毛的足迹，问张黑毛，他编假话说是去劝苇根妈，没劝过来，她就寻了短见，这真是没有想到。反正当时苇根父子两罪大恶极，全被枪毙了，悲惨孤独的苇根妈上吊自杀，看上去在情理之中，很正常，也就没人往别处去想，更没有人去为她伸张所受的侮辱和冤屈。张蛤蟆吧，多苦的一个孩子？在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为没有答应他那半憨半傻残疾女儿的婚事，就脚下使绊子，脖子上下刀子，要不是司马砖头（我一辈子感谢司马砖头在关键时刻一人承担了偷的罪名），差一点让张蛤蟆的大学没上成。王老扁的事，村里不少人说也是他举报的，原因是他让王老扁把他的大闺女、大儿子转成城市户口，王老扁没理他的茬，结果把王老扁弄进了监狱，至今死活未定。现在轮到我当兵，也是在关键时刻，为了他弟弟张黑鼻，又拿莫须有的事往我大伯头上安，这不是生生要葬送我的大好前程？我及其赞同司马砖头对他的评价，“他的心一直歪长着，见不得别人好，谁比他好，他就挖空心思整谁。”这个人看起来冠冕堂皇，光鲜正派，说话在道在理，满嘴为公，其实骨子里私心极重，假公济私，刁滑邪恶，为了在别人身上获取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利用手里拿到的把柄，把别人往死里整。
我终于发现，这条街上，张黑毛应该是最坏的人。
人真的不能有疑心，一有疑心，就容易把事情看走样。自从听了张黑毛的话，我暗中观察，竟然觉得大伯好像真有问题。他腰杆笔挺，面庞清癯，走路的姿势，真有点像来接兵的申排长。端粪叉的架势，真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越看越想，心里就越是发虚发凉。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有风，一阵一阵的刮，老榆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风中奏响的大提琴，时高时低，悠扬飘忽，悲鸣呜咽，低沉哀伤。我死活睡不着，思前想后，决定翻墙到邻院找大伯。
我溜到院墙边，心突突突直跳，比去村里的桃园偷桃、西瓜地偷瓜、菜地偷西红柿、图书室偷东西还要紧张，害怕。平时，翻越这土墙根本不在话下，双脚一蹦，手按墙头，两腿弹跳起来，玩一样就翻过去了。今天夜里，我竟然蹦了两次，才爬上墙，跳过去落地时，腿一软，竟跪在了地上。
大伯起了床，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挂在墙上的煤油灯。那盏煤油灯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说不定是俺爷爷奶奶甚至祖上留下来的遗物，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像出土文物。灯头有黄豆粒大，散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一半照在土墙上，靠近灯头的地方，熏黑了一片，是半椭圆形的，很规整，像黑色的灯罩，扣在灯头上方。离煤油灯不远的地方，斜着贴一张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面落满了灰尘，发黑发旧，隐隐约约看见上面写着“小心灯火”四个字，看上去年代已经很久了。另一半光照着大伯的脸，把他的脸涂成蜡黄。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细看大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我人生的出路和希望。他那张脸真不敢细看，细看满是沟壑，皮粗肉糙，像老榆树皮，四开五裂，一片沧桑。大伯慢条斯理地，也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穿上那件黑粗布棉袄，蹬上了蓝粗布棉裤，掩上大裤裆，把光脚丫子插进了一双粗布棉鞋里，那棉鞋已看不清颜色，两个大母脚趾头从棉鞋前面洞里，轻松的钻了出来，像两只露头的老鼠，在的窥探着外面的世界。墙上楔着三四根木橛，木橛上挂着干葫芦、旧毡帽、拐棍等杂物，一根木橛上挂着一条布裤带，脏的看不清颜色，也看不清布料。大伯一手提着裤腰，一手从木橛上取下布裤带，系好了裤，这才周吴郑王的坐在那张看不清颜色的柳圈椅上。他抬起一只手，那手干瘦皮黑，筋脉血管暴凸，这并不影响他灵活自如的捋了捋如鸟窝般蓬乱的头发。给我的感觉是，大伯说不上热情，也说不上冷漠，应该是一张毫无思想、毫无表情的脸。大伯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腐败的酸臭味道。
就这个拾粪老头，邋邋遢遢的遭人讨厌，咋可能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连长？
我说：“伯，想问你点事。”
伯说：“啥事恁急，不能等明天？”
我说：“不问清楚，我睡不着。”
大伯说：“啥事？”
我说：“张黑毛说，您是黄埔军校毕业，当过国民党连长，是不是真的?”
大伯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一阵沉默。
这种沉默，是我没有想到的。沉默中，我看了大伯一眼。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大伯也在看我。他的眼睛里渗透出一种神情，刚毅？倔强？威严？深邃？愤怒？说不清楚，真的说不清楚。反正这种神情，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发现过。我心头一震，倒吸了一口凉气，肯定是这句话刺伤了大伯。我有些胆怯起来，随之是恐慌，两腿微微摇晃。
大伯终于又说话了，声音低沉，清晰硬朗，一句一句的，像扔出来的一块一块砖头：“谁封我的？有啥证据？人证在哪？物证在哪？”
“张黑毛说，有个叫司马报国的人，是国民党连长，怀疑是你，正在查。”
“笑话！这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了。”
“伯，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您能不能去找张黑毛说说？”
“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再说了，我干啥与你何干？伯就是一个拾粪的，帮不了你。”
从大伯屋里出来，我连翻墙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屁股靠坐在他院子里的麦秸垛上。风好像停了，万籁俱寂。我抬头看天，无助的仰望着深邃的夜空。星星们倒轻松活跃，在遥远的天空自由自在的闪烁着。低头看眼前，漆黑一片，我精力集中地凝视着夜色，试图从中寻找出一丝亮光。我发现，人要是在黑暗中待久了，透过黑暗，可以看到一些黑暗中的事物。眼前的地上，躺着一扇废了的磨盘，两个大树疙瘩，旁边是鸡窝，鸡窝早就废了，大伯好多年已不养鸡了。五步开外，夜色愈加凝重，七八步远就混沌一片，啥也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很乱，迷蒙、冷漠、失落、孤独、无助、无奈、悲伤……
几天后，张黑毛的弟弟张黑鼻和八队队长谭老四的儿子谭坷垃穿上了军装。
这两个人兴高采烈，像两根绿色的棍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尤其是他妈的张黑鼻，绿军帽下的那张瓦刀脸，突然间变得又红又胀，像是充了狗血一般，更像是被巴掌扇肿了的猴子屁股，他见男人就说：“来，吸根烟，红双喜牌，明天我就上部队去了，想吸也得等几年以后了。”见女的就说：“我现在是解放军战士了，吃块糖，上海的，大白兔糖，甜着哩。”真他妈的得意忘形，连他爹是谁？自己现在姓啥？大概都忘了。
我看见他两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就眼晕，就心烦，就像躲避当年走哪屙哪那臭不可闻的造粪机马鹞眼儿一样，远远的走开了。
我当兵离开湨梁村的路，又一次被彻底的堵死了。
我恨大伯，甚至也恨爷爷奶奶，为啥非要取个司马报国名字？混了一辈子，就一个拾粪老头，孤零零的住在破茅草屋里，还报啥子国哩？
夜晚躺在床上，夜色像一只刷了黑漆的铁桶，紧紧的箍裹着我，箍裹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张蛤蟆司马砖头郑鳖孙狗蹄的命运，包括犟驴，都比我好。万般无奈中，我的脑细胞开始急剧的裂变，增多，开始认真思考人的命运。
人生下来有命，命是生的存在和延续，从生开始，持续不断，直到死亡。运是围绕生命、维持生命、影响生命的机遇，它飘忽不定，不可捉摸，一直陪伴到命的终结。人的命只有一个，人的运会有很多。要不有人说，运来万物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苍天呀大地呀，哪天能有啥好运能降临到我的头上？
几天之后，没想到好运竟然真的来了。1972年12月21日下午一点多，这个时刻令我欣喜若狂终生难忘：公社大院的传达室里，我激动地用两只发抖的手，在穿一套崭新的军装，那是张黑鼻刚刚脱下的。
老天爷真是没有绝人之路，这人的祸福瞬间都有可能发生逆转。天底下有些好事究竟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做梦都难以想到。人们常说天上掉馅饼，这句活你还真别不信，它一定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对不是人们随便说的。就在前两天，12月18日，全公社的一百多名新兵集合起来，申排长组织他们跑步。张黑鼻没跑几步，呼嗵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带兵部队的军医诊断为：“癫痫病，这个人不能入伍。”
申排长是个果敢的带兵人，他找到老搅和张黑毛说：“你们村两天内，须查清楚司马报国的历史问题，两天内不能查清，那个高中生我要带走，现在部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有文化的兵。”
那两天，比两年还难熬，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难过的两天。我心里像有数不清的猫爪在抓，一天只啃了半个窝窝头也不知道饿，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不觉得困，像烧红了鏊上的烙馍，翻来覆去的受着烤灼。我整天竖起耳朵，聆听着邻院有啥动静，曾几次偷偷趴到墙头上窥探。两天，邻院里啥动静也没有，死一般的寂静，一直没见到大伯，没见他外出拾粪，也没见啥人找他，空荡荡的。粪叉和粪铲，靠在厕所墙上。那棵老槐树已过了一年一度的生命周期，叶已落尽，枯死了一样，枝桠干嚓嚓的，无奈的伸展在天空，落在地上的枯叶随风滚动，飒飒作响。一只半大公鸡，不停地挥动爪子，在那个麦秸垛旁刨食吃。那只公鸡大概心也不静，不时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
终于，两天过去了，一切都无声无息风平浪静。张黑鼻痛哭流涕的把军装脱给了我，临了还用军帽擦了一把鼻涕眼泪，要不是想到他正悲痛欲绝，人生陷入低谷，我会扇他两巴掌。
那军装极不合身。上衣穿在身上有些箍，裤腿有些短，我全然不顾了。军胶鞋太大，桌上有一张废报纸，我拿过来一撕两半，揉了揉塞进鞋里。军帽也有些大，我把后脑勺的帽边折起一段，找一个书夹子夹上。我是借了县城里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回家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身绿色的新军装，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心已经张开理想的翅膀飞了，军营、钢枪、炸碉堡、拼刺刀、立功受奖、提干……云天雾地不着边际的想象。我盘算着，先回家告诉父母，再在村里的那条大街转一个来回，见到人也不下车，摆摆手就过。因为我一是没有时间，只有三个多小时，晚饭前必须返回县城大礼堂。二是也没钱买烟买糖。有一点绝不能忘，不管时间再紧，最后一定要到张黑毛家，亲热的喊着黑毛叔，给他敬军礼告别。操，我倒要看他会是啥反应？我使劲蹬着自行车飞奔，离村子还有一里多路，上坡，咯呲一声自行车链条断了。我蹲下修，修了半天，两手沾满油腻，也没修好。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到家。弟弟们比我还高兴，欢天喜地的，这都不用细说了。
我妈眼睛有些发红，脸色有些悲伤，搓着两只手在屋里直转悠，嘴里不停地叨唠：“时间贼紧，给你带点啥？衣服？不用。鞋？底子都磨有窟窿，没有一双好的，哎，难为死妈了。瓦罐里还有仨鸡蛋，准备换醋称盐的，煮煮你带着？”
父亲说：“算了，啥也别带了。时间紧，哪也别去了，到隔壁去，给你伯告别一下。”
我到了后院，钻进了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跟我的故居告别。茅草屋窄小的只放下一张床，一个杌子，一张木板钉的桌，桌上摆着课本作业墨水瓶蘸水笔草稿纸，都是日夜陪伴着我令我烦心的东西。我在屋中间三平方尺的空处站了一会儿，脱下鞋，穿着军装躺在床上，我伸展开全身，要痛痛快快地吐出一口气，把这些天，不，把这些年，在湨梁村，憋在肚里的怨气闷气霉气所有不顺心的气全都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人再苦再难再不顺心，一定不能灰心，更不能像马鞭那样去走邪门歪道，只要活着，就总会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要熬，要一天一天的熬，一月一月的熬，一年一年的熬，要咬着牙熬下去。生活永远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永远在前面等着你，就看你能不能熬到那一天。湨梁村人的那句话应该是至理名言，我妈也常說：最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谁知道我刚一伸腰一蹬腿，咔擦一声，我头朝下，脸朝上，两脚朝天，床板的一头塌了。说起这床，真令人汗颜。父亲在地上隔开五尺远，栽下两根带岔的木棍，二尺多高。在对应的土墙上，掏两个拳头大的洞，三四寸深。在岔棍和墙洞上，各棚上一根三尺多长的棍。在这两根木棍上，搭了几块长木板，铺上干山药秧，一层粗布床单。就在这样的床上，我睡到这么大，临离开了，它还塌了。我一边弄床，一边流着不知是心酸还是高兴的泪。回来见到父亲，我没有说话。
父亲说：“哭了？见到恁伯了？恁伯一直惦记着你哩，听恁伯话，部队就是部队，军令如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后退半步。可不像在家，恁随意。”
我说：“大伯没在家，大概拾粪去了。”
当天晚上，全县的新兵在县城大礼堂集中。大礼堂的座椅被清理一空，新兵们在宽敞的水泥地上摊开被褥，闻着新军被子褥子的清香，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天下起了雨雪。漫天雪花欢快的飞舞，细雨不紧不慢的飘洒。雨雪交融，随心所欲的下着。早上开饭，有些新兵眼睛发红，脸色呆滞，端着半碗糊涂（土语：粥）半天不喝一口。也有不少新兵们心情、胃口极好，就像我，一脸的兴奋，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五个蒸馍，喝了四碗玉米面糊涂，白萝卜丝咸菜一口没吃。饭后，新兵们背好背包，准备出发。
大礼堂院子里，热闹的像集市，全都是新兵和来送别的家人。父亲来大礼堂送我，雪花一片一片，有气无力的落在他的头上，身上。父亲没戴帽子，满头苍发，任凭雪花细雨飘落，发梢上挂着很多细小的水珠。他两眼发红，一脸凝重。旁边几个年岁大的女人，围着几个新兵，不停地往他们口袋、手里塞钱，塞鸡蛋，塞袜子，“呜呜呜”地低声哭泣。几个男人，年岁和我父亲差不多，眼含泪水，叮嘱着他们的儿子。
我扫了他们几眼，有些瞧不起他们。我内心里是无比的喜悦，犹如一锅开水哗哗翻腾着。我不仅异常的兴奋激动，还有一个急切的愿望：走，快走，马上走，越快越好，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能早走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心灵深处，浮现过张黑毛那张邪恶的脸，想起过鹰鼻当年背着一箱铁棍山药偷着往外跑，被老搅那只大狼狗死死盯追着不放的感觉，挥之不去的还有大伯的身影……，人的心灵深处真是个无底洞，万花筒，多棱镜，想啥心思都可能会有，但说出嘴的实在不多。我现在就是这样，心里思绪翻腾，脸上却格外平静。
我对父亲说：“到了部队，马上给家里来信，马上。”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低声说：“你伯给你的，装好了，记住，没人的时候再看，一定记住了。”
“大伯？”我没再说啥。我心里，最恨的就是大伯。就是因为他，差点把我的大好前程葬送了。他送我的东西，拿还是不拿？我在犹豫。
弟弟悄悄对我说：“大伯殁了。”
“啥？大伯殁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弟弟的话，觉得他纯粹是在胡扯，“咋殁的？”
弟弟说：“大前天夜里，大伯上吊死了，夜隔（昨天）夜里才发现，那信封里的东西是大伯死前留给你的。”
这时，“嘟嘟嘟……”凄厉的哨声，“立正”“报数”“向左（右）转”“蹬车”……严厉的口令声，在雨雪中骤然响起此起彼伏，大礼堂的气氛顿时紧张吵杂混乱起来。
一队绿色帆布敞篷的卡车开了过来。
“四排的，快上车！”申排长下了命令，“上16号车。”
我的心乱了起来，把大伯给我的东西装进了口袋，扣上了扣子，没再给父亲、弟弟说一句话。我有些懵懵懂懂，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迈着沉重的双脚，我随队登上了第16号卡车，挥手向父亲和弟弟告别。雨雪中，父亲好像有些摇晃，弟弟赶紧伸出手扶住了他。
雨雪纷纷扬扬，渐渐大了起来。载着新兵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碾着泥泞的雪水，缓缓开出了礼堂大门。大街上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两边站满了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和新兵的亲戚家人，他们举着小旗，挥着双手，喊着口号，依依不舍的欢送新兵和自己的亲人。
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大伯的影子：那端粪叉像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的姿势，眉宇间渗透出那种刚毅倔强威严的神情。还有他說张黑毛的话：找他说，说啥？哪朝哪代没有军人？哪个军人的天职不是保家卫国？他懂个啥……
车驶出城外，加速前行。路两边的柳树已经发绿了，枝条清新干净，在雨雪洗涤中轻轻的摇曳。透过树的间隙，是大片的田野，笼罩在蒙蒙烟雨中。麦苗已经从严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拔节分蘖，焕发出勃勃生机。碧绿的麦苗喜气洋洋，迎接着飘然而至的雨雪，有些地方已经覆盖上一层薄薄的雪。柳树上，几只花喜鹊喳喳喳叫着。电线上落着一只半大的鹰，看着行进的车队，欢快的抖动着翅膀飞了起来，往远处的天边飞去了。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毕竟要来临了。
房子、树木、电线杆、村庄纷纷向后面倒去。湨梁村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心里沉甸甸的，一直在想着大伯。寻找到合适机会，悄悄打开了大伯托父亲给我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有十五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颜色有些发黄，2寸大小，照片上的人脚穿高筒马靴，身穿国民党军装，头戴军官帽，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身姿笔挺，目光刚毅，英姿飒爽。尤其是军帽上那帽徽，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被四周梅花枝叶围裹着，显得格外醒目，刺眼。
我两腿发软，双手哆嗦。翻过照片，背面的毛笔小字刚劲潇洒：
誓将此身长报国，代代征人戊边关。
—黄埔第14期中华民国28年9月铜梁
天啊，是大伯……
初稿：2017年5月15日
定稿：2018年5月3日
《当代》2018年6期
《长江文艺》201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