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渴望与期盼

我的老家在豫西农村一个叫莘野塬上，我们村处在塬的南面，有一半地在塬上，另有一半坡地呈层层梯田向南直通到河滩，村子就建在塬上靠南平地，取名叫南阳村。

我们村子比较大，总占地面积六千一百亩，耕地四千一百亩，当时有近三千口人，其中本家姓占居百分之八十以上，村中心由南到北有六排整齐紧凑的青砖青瓦的上百年四合院，一个院子里一般住二三户人家，长度约七八百米。村西面也有一些零星大院子。村中心有个古老的戏楼，是老辈们传下来，每逢过年过节村里自己排练演出大戏演出的地方。戏楼的下面是一个宽约三米、高约两米用石头铺成的水洞，水洞下面是一个一千多平米的泊池（也叫水塘），下雨时收集雨水，能满足村民们洗衣、饮牛、泼粪、基建用水的需要。足以看出村子开埠时极高的规划要求和建筑水平。

父亲有个幸运的童年，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从小受到老爷老奶和爷爷奶奶的宠爱，见了不少世面，也享受过很多甜美的生活；父亲又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八岁时就失去了父爱，是奶奶与老爷老奶含辛茹苦把父亲和小三岁的姑姑拉扯养大成人。

父亲从小聪明好学，喜欢学习，自己在和伙伴们一起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在陕州老城区的陕州师范学校，正当父亲如饥似渴学习上进的时候，因家里老奶老爷突然相继去世，剩下奶奶和年幼的姑姑在家实在没法生活，父亲不得不狠心撇下心爱的学业休学回家种地，再也没有返回学堂。因此，对父亲来说上学是他一生的渴望，也是人生的痛。从而，上学也就成了父亲日后对子女的深深的期盼！

好在恢复高考后，我们家三年走出了三名学生子，在当地轰动了一时，终于使父亲有了些许骄傲和慰藉。

在我还不大记事的时候，大概就是自然灾害的那几年，家里七口之家吃饭问题很难解决。心灵手巧，学什么会什么的父亲，就背着织袜机和棉线坐上火车一路西行，到过甘肃、新疆一带，一路织袜子、织手套，混口饭吃，赚点小钱。听大姐说我很小的时候，曾给长期外出打工回家的父亲叫爷爷，我是没有丝毫的记忆，但常被大姐提起。可见，缺少爷爷的疼爱，也是我们姐弟五个人生的缺憾！

父亲水升昌生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中等个子，一张稍显黝黑的脸上透着一些灵气。父亲不仅是家里的顶梁柱，和母亲一起撑起田里的农活，而且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好裁缝，裁剪棉衣单衣样样在行，同时也是缝纫高手，两三千人的大村里的衣服根本就做不完，邻村结婚的小伙子大姑娘也有慕名而来的，家里现存的无敌牌缝纫机，比我的年龄还大几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和早起晚睡挤出时间，做缝纫的活儿，从来没有轻闲过。虽然那个时候做一件衣服也就两三毛钱，但集少成多，一年到头也有不少的收入，使家里的经济宽裕了许多。我是家里男孩老大，家里对我的经济也放的比较宽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我十五岁那年赶集时，看到供销合作社挂着一件水红色晴纶背心，标价八元，相比较当时六毛八一斤猪肉的价格，确实算是个大价钱，我自己就做主买了回来，美美的穿了三四年直到破碎。这是我人生给自己购买的第一件称心如意的衣服。

后来随着缝纫机的慢慢普及，能自己做活的多了，但是能裁剪衣服的没有几个，父亲常常利用休息时间，给左邻右舍免费裁剪了不少衣服，也是对父老乡亲的一点点贡献。

父亲一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大姐是当年村里考上陕县高中的第一个女生，高中毕业那年正巧赶上文革，大姐本该顺利的大学路搁浅了。对于二姐、三姐在上学的问题上，父亲也是能上就供，顺其发展。

父亲对我的教育，应该说下手比较早，在我还不到上学年龄的时候，就把我送进耕读班，耕读班有二十多名学生，当时在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学生年龄差别好几岁，班级参差不齐，大概一到五年级的都在一起，小的有不到上学年龄的预科生，大的有没时间上学的大朋友，平时以务农为主，农闲时上课，老师要分别给几个年级的学生开课。我当时是在预科班读了一年，我记得我们大概有五六个同学，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大班。耕读班一般周六下午不上课，可有一次老师明明是要求周六下午到学校，我却给家人说下午不上学，我在老房子大门口台阶两边的青砖斜坡护栏上睡得迷迷糊糊，闭着眼睛往南走，走到三四十米处离窑洞院子只有一米多的两间瓦房时，不小心掉进了自家的四米多深的地坑院里，离闲置在那里的打土坯用的垫石只差毫厘之间，算我命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也算是逃过了一次大难。

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村里的学校读的，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不算最好，处于前列水平。由于家里成份问题，我早早要求进步，积极表现，我在初一那年第二批加入了共青团，在班里面一直担任劳动委员。那时候上公社高中都是由贫下中农推荐，一般来说每年一个生产队一个名额。初二那年，为了避开同班的生产队长女儿，我特意留了一级，第二年虽然我是队里的唯一生源，但最终还是没有被推荐到公社高中学习。那一阵子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鼓足勇气去找村支书，表达了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和想要当兵保卫国家的愿望，被村支书充分肯定了青年人积极进步精神可嘉后，又表达了现阶段还是不太现实的婉言。

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我独自一人躺在窑洞的炕上两眼直盯着窑洞的弧顶在思考，在发呆，在哀叹。不知不觉中抽光了两包黄金烟，从迷迷糊糊中醒来后，咳嗽、头疼、呕吐，甚至吐出了胆汁，过后才知道那是因为抽了太多的闷烟，烟草中毒所致。可见我对上学也有一股强烈的渴望与期盼……

有位哲人说过：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正在我为上学之事苦思冥想，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传来了好消息，考虑到很多学生上完初中后无法进一步深造，而现有的陕县高中和公社高中有限的招生名额与大多数学生和家长迫切需要形成突出矛盾。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在上级党委的倡导和协调下，由我们村的村委会牵头联络东凡村、西凡村、东梁村、田家庄等村委会研究制定办法和具体实施方案，在南阳联合学校的基础上，抽调了十多名优秀教师，增办了两个高中班，解决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急需，深受大家的赞扬。为解决外村学生生活困难，学校还开办了食堂，为离家远的同学提供食宿方便。我正好赶上了这难得的机遇，实现了继续上学的梦想。父亲的期盼和心愿也得到了满足。

那时候，我们这个高中班的定位很清楚，以培养农业人才为主，象《朝阳沟》里说的一样，是为了培养个农业科学家。学校在南面河滩留有实验田，在学校就近也安排有实验田，我在班里作为劳动委员，曾带领大家一起拉粪、种田、收割。我们也组织去捋过刺槐叶，收集后再在厕所用尿桶收集男生的小便，然后按一定比例把它们倒入大缸中，再用塑料纸封扎住缸口，每天解开搅拌两次，十五到三十天后制作的土氨水就出来了。我们还在学校边上的实验田里进行过小麦良种繁育实验，从种麦子时就先选好母本种子，然后再选择好父本种子一起种上，父本一般以抗旱性好、抗倒浮性强、麦穗长或颗粒大为选择培养目标之一，当小麦母本长到扬花前，就给麦穗套上纸袋，当父本开始扬花时，再打开母本纸袋，用选定的父本麦穗花粉为母本麦穗授粉，然后再套上纸袋，过个二十天后取下纸袋，第一代良种繁育就完成了。

那时候，学校没有现成的教材，我们还很少接触到地理知识，是先有树动还是先有风吹？就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让人争论不清。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季风、高气压、低气压等知识，也不知道风是怎样形成的。但是，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县里有名的语文教师叫水抗倭，他领着我们几个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学，找材料、刻腊纸，油印了一批诸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焦裕禄》《金训华》等精典人物通讯、报告文学作为班里上课讲义，进行学习、背颂、训练，并要求每名学生釆写一篇通讯，当时我利用晚上釆访了我们队里的水群旺大爷，写了一篇《抓兵苦》，反应他几次被抓兵，几次生死逃亡的惊险故事，现在想想当时的立场与认知都比较偏颇。通过初步学习练习掌握了一些写作的技巧后，就在这两年麦假、秋假中，我除了正常参加队里劳动外，还成了村里的《三夏快报》的主力供稿人，每季都有二十多篇消息、诗歌被刊登并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广播。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在村里的高中毕业后，接着就被生产队派去修建洛潼公路（洛阳至潼关）。后来又修大寨田、架子车运土、运粪、拉小麦、打场以及上山割蒿压粪等都成了劳动骨干，特别是每年七八月份农闲时，队里要组织青壮年劳动力上山割蒿，吃住在山上，借住农户牛棚，我连续三四年都参加上山割蒿，一天能割上几百斤，多时上千斤，有时一捆能背二百斤青蒿，一顿能吃两斤馍，外加热菜还有热汤，也都随汗流夹背不知去向。那时也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奖状、枕巾、脸盆等就发了好多个。

一九七七年拨乱反正后，百废待兴，缺乏知识、人才匮乏成了国家面临的急待解决的大事。中央决定面对社会公开招考大学生的消息发布后，我既欣喜可渴，又缺乏自信。正在犹豫不决时，水抗倭老师站在我家窑洞顶上，喊着我的名字，问我报没报名参加高考？当听到我正犹豫不决时，他提高声音说：你这孩子，国家要放开公开招考大学生了，对你来说是多么难得的机会，过去想考不让考，现在给你平等的机会你不参加，将来不后悔吗？我这才鼓足勇气，下定决心报名参加高考。

高考报名后就开始找资料复习，那时候队里的劳动一天都不能缺，也不许请假，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看书学习，临考前一个多月队里给放个假，可以净心在家准备考试，虽然连续三年考试不中，但一次比一次离分数线更近。一九七九年九月我欣喜地接到了陕县二中发来的复习录取通知书，接到通知书我犯了难，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在家干活，为家里出点力，多挣点工分，替大人分忧。当我给父亲说明我的这些想法后，父亲好像早就深思熟虑很果断的说：你自己看着吧，这可是你人生的大事，家里现在不差你挣的这点工分。父亲的意见明确了，我这才下定决心，结伴五个同学去二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正规系统学习，经过老师的细心教诲和自己的不懈努力，一九八零年七月高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终于被湖南财经学院农村金融专业录取，是我们班级里考取的七个大学本科之一，我的四个同伴也考上了不同的学校。

最初县教育局下发体检通知时，我还在山里割蒿，父亲在家接到通知后，凌晨两点起床走了几十里的山路给我报的喜讯。当时我兴奋地一路高歌一路跳跃地赶回了家，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回到村子后看到一切都是新的，就连我那陈旧的窑洞好像刷过新白灰一样是那么的亮敞。

大姐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正好赶上文革时期，回村当了民办教师，教初中数学。当了十二年的民办教师后，一九八一年按照国家对于民办教师的有关政策，考入了洛宁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凡乡中学教书，由多年的民办教师变成了公办教师，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弟弟比我小五岁，小时候上学就很聪明很用功，但是性子又特别急，不是嫌造字人造的字太难写了，就是嫌铅笔质量太差了一写就断，可他却赶上了好时候，就在弟弟初中升高中时，陕县高中也由原来的推荐上学改为公开考试择优录取，他是那年我们村考上陕县高中的六名学生之一。当时也有人劝父亲两个孩子是不是要考虑留一个在家里？但在父亲的心里早就打定主意：任由孩子自由飞翔！一九八二年七月，弟弟考上了长沙交通学院学习深造，四年后被择优录取到二炮部队，成了一名现役军官，还参加了海外援建工程。我们家成了光荣军属，做梦也没想到，我曾经的愿望弟弟帮我实现了，也帮全家实现了！后来弟弟转业到洛阳交警支队成为一名中层干部。

建党百年感党恩，吃水不忘打井人。多亏赶上了党的好政策，我们家也走出了三个为国效力的学子，我们的求学梦想圆了，父亲对子女的渴望与期盼也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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