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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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小学同学一到四年级是在三村小学度过的 。三村小学座落的地方叫松柏角，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建校。至于为何称三村小学，我曾想不明白。我们读书时，该校一共服务着六个自然屯的孩子读书，服务六个自然屯而名曰“三村”，不合常理。后来问知情人，说是现在的栏冲村，曾是栏冲公社，管着若干个大队，其中一个就是三村大队。三村大队管着老虎港、春天岭、田寮屋、旧洋、细冲、罾埠角、松柏角等七个聚居屯。七个自然屯中，三个屯的屯史并不长，另有两个屯是一分为二的。如此看来，在这方土，原只有三个自然屯的屯史是相对长的。人民公社开始时，是大饭堂吃饭的，饭堂合并的原则是年轻的小屯向年长的大屯靠拢，遂成“三村”。或许，这是名字的来由了。
三村大队存在时间短暂，三村小学存在时间稍长一些，也不过二十来年。三村这个名字，再过几十年，也许没有人知道它曾经存在过的了。
作为三村小学的学生和关心者，想其诞生及历史，至少有三个层面是从中可读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多年发展，虽历经磨难，但战后的休养生息让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长。人口增长之后，没有视如草芥，而是积极做到读者有其校，就近入学，愉快享学。同时发挥学校阵地优势，开展全民扫盲脱盲。上述三方面，是三村小学存在的历史性合理，毋庸置疑。
校舍是服务范围内的社员们投工投劳建的。校舍土木结构，主体建材政府投入，生产队集体经济补充不足，比如桁条椽子不足，就是由各生产队砍伐集体林木补充的。学校师资有两类，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都领国家工资，不同的是，民办教师领到工资后，以交产的形式回到所在生产队，生产队再以主要劳动力的待遇分给其口粮和工分粮。这体现了“民办”性质，也补充了学校扩充带来的师资不足，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也得到体现。民办教师领到的工资比公办教师稍少一些。
到我们启蒙时，学校已经有七、八年办学史了。学校有五位教师，一位公办四位民办，四位民办有三位来自学校服务范围，一位来自非服务范围。其时，“三村”已不再是大队，栏冲也已由公社改为大队。栏冲大队辖山口、柏林、三村三片区，三片区都分别有学校，民办教师由大队调配，可跨片区任教，体现社会主义优越和大家庭情怀。
开学第一天，我们理所当然没有现今孩子那么娇贵，既不需要家长送学，也不需要陪伴。那时兄弟姐妹多，每家的孩子到了读书年龄，都是自个儿上学去。当然，集体劳动让家长们都得遵守规则抽不出空闲是主因。况且，学校离家近，孩子们入学前对学校环境了然于胸了。村里同时有一帮大小不一的孩子在读，平时都是玩伴呢。新入学的孩子，大多有哥哥姐姐还在本校读书。家里排老大的，有在读的小叔或小姑罩着，也不愁有人欺生。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老大，亲小叔升初中了，堂小叔和堂小姑在，所以不怕。
新同学和老同学需去扛自己的桌子和凳子。桌子凳子是条状的，两人或三人坐一桌。假期里，桌子和凳子集中放在一个教室存放，因为全校只有一个教室门窗齐全，能关锁好。其余是门窗俱坏，整齐划一的“开门办学”。
第一堂课，老师就教写“毛主席万岁”，其实当时还没学会拿铅笔，写字很吃力。放学回来的家庭作业，就是把新学的几个字每个写一行。家人吃了饭围拢来看开蒙写字成果，字是写对了，却都在方格里斜躺着，一点也不好看。外婆和父母夸赞我，堂四姑却说：“哈哈，每个字都是睡觉的呢。”
入学前，村里的孩子都没有提前学习文化知识的习惯，连如何执笔也不学。多年后写小诗《村学》以表：学前都不用学/是村里的惯例/孩子跟牛一样 自由/享受着吃和干的意义
肚子越填越大/挤占了学的空间/没人说不好 也没人说不行/哪怕民用的师者/早已是光荣的劳动力
后来 上学了/红领巾的应用题/来了忆苦思甜的老大爷/多少回苦了岁月甜着日子/是出口成章倒背如流的快意
入学不久，忽然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老师连忙给同学们布置任务，回家让家长做黑袖章戴上来学校。学校搞悼念活动，师生们向老人家遗像行了鞠躬礼。大家都很严肃很悲伤，没有人像平常集会那样吵闹。
一年级教室紧靠着老师办公室，每次上课钟响过，老师就到了，一些同学是跟着老师的屁股跑进教室的。该学拼音了，大家都认真、积极，声音宏亮，应该影响到隔壁的二年级了。学声母j、q、x、z、c、s、zh、ch、sh时，初学没觉得有什么，到需要区别时，问题就来了。老师耐心的讲半天，我们还是似懂非懂，经过自我琢磨有点感觉后，就一起大声念，念完后又变成丈二和尚了。
一个月后，拼音这个大方阵好不容易让我们囫囵吞枣过去了。接下来学“木米土立女”等一些笔画简单的字，每个字都有插图，看插图能明白意思。
早读热闹了。每天早课，我们都从“a、o、e”到“木米土立女”，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外加初学的几个字一起，快速读上百遍。或许是从拼音方阵到汉字方阵过渡之故吧，我对这些字的印象特深，读得是烂熟于心，饱含感情。这些笔画简单意义独立的汉字，硬生生让我们诵读成“五字俗语”。若干年后，我的诗集《春天岭的远方》里的代序诗“春天岭的远方”，即来源于这些“五字俗语”灵感。记录如下：某年某日/自由之花神/在遍地农夫的稻田里/忙里偷闲/种下了美丽的种子/远方 就在春天里发芽/但无迹象表明/在胚芽里/孕育着奇迹
木米土立女/如春江连海平的潮水/经花工用心赋予了要义/像周公的太极图/任由经纬高低/寒暖干湿/这是伟大的神奇/以三千年仰望星空的惯力/以自然的名义努力坚持
早上九点钟的阳光/折射出长江前浪的姿势/面对故事里的花海/个体花苞里的两只狼/游走于心灵的森林湖畔/选喂自如/任由呼啸山庄驰骋万里/再后来/情怀如狐死之仪式般坚守/向着齐鲁的方位/在无限的夕阳下颔首致意
我们的语文课堂 ，除了学拼音和拼读生字之外，其余全用本地白话交流。老师范读课文也是，其它学科就更不用说了，此情形一直延续到初中毕业。低年级课文有一首小诗叫《飞机停一停》，现在还能用本地白话背诵，如改用普通话背诵，反觉得别扭 ，看来是先入为主了。 这小诗如是：飞机飞机停一停/带个喜信去北京/什么事情这样急/什么事情这样高兴/报告领袖毛主席/我今天参加了红小兵/从此立下革命志/反帝反修当尖兵。
这小诗用本地白话念其实是押韵的。至于课文，比如《黄继光》《我的战友邱少云》《战斗英雄杨林》《董存瑞》《雷锋故事》《刘胡兰》等，用白话熟读成诵后，能让人热泪盈眶，浑身充满力量。记忆中，那时一到四年级课文，我们没有哪一篇是不会背诵的。这得益于“读”，早起读，早读读，上课读，午读读，自习读，晚上读，读让大家有了回报，班里和学校开展的诵读比赛，大家都有机会成为优胜者，享受自豪和快乐。心中有了争优的目标，自然是不愿服输的，常常是早上中午都提前来到学校读书，有些人爬到树上，斜躺在树丫上读。等看见老师来了，才溜下来。我猜想老师是不会骂人的，因为树丫不高，而且爬树不是投鸟蛋而是读书。要不，大声畅读的我们，尚能发现老师来了，老师能不远远见到树丫上的我们？可惜的是，除了课本，我们那时可读的书籍太少了，学校连个图书室都没有，错过了读书的好光阴了。
数学课是有趣的，单说放晚学“晚点”时间，即兴组织的小黑板算术速算赛和珠算赛，就能让大家无比激动，跃跃欲试。学习热情被点燃了，也就不用担心家庭作业的那些事儿了。是的，情况就是如此。
音乐课让人兴奋，会拉二胡的黄老师，用大白纸抄写好歌曲，把全校同学集中起来一起学唱。大家唱声量大，也易被感动。很快就学会了《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南泥湾》《刘三姐》《歌唱祖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当然还有国歌和少先队歌。自此，能听到校园处处飘着歌声，上学路上也春风得意。
体育课和图画课有点随性，老师既没有讲述，也没要领指导，一节图画课下来，画张桌子行、画个漱口盅行，随意画个什么都行，只要下课时有图画作业交就行。体育课开始，老师在球场边大声吆喝一声，大家集中过来，拿起皮球去投篮或踢着玩，玩得满身大汗。我以为，这是无可挑剔的，试想五位老师五个班，肯定是“全科”了，哪有全科都能得心应手的呢？
师生关系是很好的。有位黄老师，下课后我们可以追着他，用他坚实的手臂当单杠给我们做引体向上。高老师的数学课，冬天可以利用课间去山上拾柴，上课时可以边生火取暖边教学，大家都乐意而为。那时冬天特冷，最冷时节身上穿五、六件单衣，像一片片叶子包裹着的粽子，还觉得冷。高老师“吃螃蟹”很快在本校推广，我想黄校长也是赞成的吧。高老师后来考到外面读书去了，冬天教室温暖的火种却留了下来。
三年级时，语文科来了一位钟老师，也是民办的。正赶上教学课文《冬瓜兄弟》，教生字“藤”的时候，他的发音口型很夸张，嗓门挺大，引得大家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也笑了。看得出来，为了这人生的第一课，他是很努力去准备的了，只是第一次上讲台的缘故，有点紧张。钟老师后来不教书了，改革开放后成为自由职业者，做过多种营生，再后来是经营小商品批发零售发了财，提前进入小康生活了。
黄校长是一位慈祥而威严的人，这一点不假。上我们二年级数学，有一次在课堂上很严厉地批了我一顿。事情是这样的：上课时，我的腋窝不知为何总像被人扭痒痒，酸痒难忍，遂喊出一句：“酸痒死了。”他可能以为我是故意捣乱，便停下课来，瞪我一眼，接着是严厉的训斥。奇怪的是，受了批评，腋窝酸痒感却随之消失了。事后我反思此事，应该是在课间时间跟同学互做扭腋窝游戏，刺激太强了，上课也还没有调整回来，遂出现这种体感幻觉。等受完批评，注意力被转移回来，却好了。我后来参加工作当了老师，他对我说，既然为党做教育事业，就积极向党靠拢吧，后来当了我的介绍人。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人生的指路人，生命中的贵人。
课余，我们是贪玩的孩子，学校后山林子里纵横交错的羊肠小道，全是我们的作品。野生的山芭蕉、山辣椒、猫眼子、杨梅子、萝檬子，是我们时常惦记的美味，路旁随手可弯下来装上机关的小山木，是我们的亲密友仔。学校对面的小山塘，是我们戏水的福祉，愉快的乐园。
我堂小叔考初中那一年，他们班居然有两名同学考上县立重点学校——实验学校。一个小小乡村教学点，一下子有两人考中，其冲击力对于本地人来说，绝不亚于我国人当年对许海峰夺冠的那一箭。几年后我们上了初中，每每被同学问及就读小学，当我们回答说来自三村小学时，问方肃然起敬，表示自己读小学时，老师经常以三村小学为鞭策，让他们学有榜样。我才知道，我们曾经做过一回“名校”学生了。
三村小学自己呢，也确实被自己震撼心扉了，师生的劲头足了，要“动床板”了。何为“动床板”？“动”在本地白话中与“企”和“立”的含义相近，意思是为了读书，宁愿少睡甚至不睡，把床板企起来立起来，倒逼学习。跟传说中的“头悬梁锥刺股”差不多吧。
我们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了。那时起，学校要求大家克服困难，晚上来学校自修。学校没有电，家里当然也没有电。晚自修的光源来自于煤油灯。各家父母立即为孩子备好去学校自修的油灯。我三年级那年，大妹子上学开蒙了，一年级的大妹子也去自修。几天后，又有人提出早上应该来学校晨读，晨读完毕后回家吃早饭。晨读头一天，跟大妹子同班的韦三妹，公鸡才打鸣第二轮，就来到我家拍门，我们全家被她叫醒，一问说是要去晨读了。家里大人笑着说，现在才凌晨三点呢，晨读不会那么早的，韦三妹才很不情愿的回家了。我猜她后面肯定是睡不着觉了。
如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内卷”了，但这样的“内卷”，却让我们在四十多年前，成为乡域内的“名校”。人为名累，食为资迫。几千年来竟然如此没有新鲜的事！我们又怎能以一个“内卷”概括得全？
像黄校长，他顺着三村小学师生们的热情而为之，顶多是个“白加黑”的榜样吧！我们崇尚千年前的凿壁偷光，赞赏头悬梁锥刺股，难道不是这种精神的延续？难道我们只要崇尚个体的觉悟，不欣赏群体的觉醒？
义务教育的真正“内卷”，恐怕不是某区域某些人的自然竞争，而是打破这种自然竞争的节奏和规律，利用权和利去圈定，去“分巢投料”的行为。孔夫子主张因材施教，有人说“分巢喂养”就是最好的因材施教。如果这成为我们的共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如果这还不是我们的共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小学时光难忘，是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