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小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我国每年的人口出生率均在30%以上，其中尤以1963年为最，达到43.6%。

人口的快速增长，是那个年代教学点创建的现实需要。栏冲大队其时就有三所小学，其中山口小学是老完小，三村小学和松柏林小学是新建教学点。到七十年代末，小学在校生人数过了峰值，此后逐渐走低，教学点陆续撤掉高年级。我们便从三村小学转到山口小学读五年级。

山口小学建于民国初年，学校就庙而建。庙里供着何许神灵，问老人，说不清楚。庙里有一位老者，专事香火，人称“香公”。

有人会问，庙堂与学校共处福祉？为何如此？我们且来探究一下，以解其惑。

山口小学建校时，适逢社会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脱胎而出，在提倡新学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下，新学堂逐渐取代私塾。但是，民间思想意识及行为习惯，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

我们先看汉语里的“庙堂之器”一词，原义是陈列于庙堂的礼器，即鼎彝之类的物品，喻指治国宏略之才。再看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句，亦有“庙堂”一词。“庙堂”本指古代帝王祭祀、议事之所，此表“朝廷”之意。

看来，“庙堂”也好，“庙堂之器”也罢，都折射出传统文化倡导的“惟有读书高”的终极追求：做“庙堂之器”，坐“庙堂”之上。

再者，祭祀作为封建礼制的重要内容，既体现帝王之家“承天大道”治世救民的理念，也源于民间“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而祭祀之地，首推庙堂！

鉴于此，古人认为，庙堂作为敬畏之场，教化之所，与学堂的文化功能是异曲同工的。先贤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文化者，文而化之也”。

如此看来，庙宇与学堂共享福地，互相包容教化，是不足为奇的。

话题回到我们在山口小学五年级时光。学校除了小学，还设初中部，初中是两年学制。公社所在地的光坡中学设高中，高中也是学制两年。两位读高中的亲小叔已先后毕业，参加了恢复后的高考，不第。堂小叔也已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去了，只有堂小姑在山口小学初中班。我上光坡中学读书时，学校已改为初中，学制三年。山口小学初中班被解散，部分学生加入到我所在的初一年级，等于是回头再读。我猜测是学制两年改为三年的缘故。

山口小学教室远比三村小学的宽敞，青砖瓦房居多，偶夹冲墙泥坯房，每间教室架设两条主横梁，据说其中有岗松木历经几百年长成的良材。岗松木俗称扫把枝或扫把草，桃金娘科，灌木或小乔木，能入药，归肝和膀胱经，清利湿热。

灌木或小乔木能长成主梁之材？我有点吃惊。民间相传，栏冲大队老虎港屯一带，解放初仍有高大的扫把树，可用作桁条。看来老虎港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卧虎之地呢。可惜，后来学校危房改造时，丢了这些好木材。

我们五年级设一个班，五十多人，我坐在前排，回头看同学，眼睛贼溜溜的一大片。此时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从泥缸里爬出来，又跃进大泥池的勇敢的小青蛙，身后长着的尾巴还在。

人们清楚得很，像我们班，升中时若有二十人考上，就是棒棒哒的。这无形的升学压力，很快促使我们合成一股绳，进入“赶考”模式。

这个“赶考”，并非“上京赶考”那个。老师说，我们得在第一学期把全年课程授完，第二学期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去复习巩固，得“赶”！老师深喑“不断重复是记忆的窍门”这一门道。

山口小学的人和事都丰富极了。可是少年们肩上的担子不允许有更多分心。眼睛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做广角镜头了，而只能有选择地做着某些特写。

班主任兼语文课罗老师，就是我们欲罢不能的特写，不，准确的说，我们是他魂牵梦绕的特写，彼此都不能虚化处理对方。

他身材魁梧，说话声音宏亮、悦耳，兼着音乐课。那时，我们清楚地知悉关于他的信息：不仅有近十位亲兄弟，而且有六个亲儿子。照此计算，爷孙三代，已经占了一个自然屯的半壁江山了。

罗老师大儿子读大专，二儿子读高中，三儿子读山口小学初中班、四儿子跟我们同班、五儿子读二年级，六儿子是小儿子，本地称“晚仔”，还没开蒙读书。俗语有云：“当姐不当头，做儿好做晚。”意思是当大姐头辛苦，做小儿子潇洒。不过我看未必，那小六子就经常得跟着他老爸的屁股早晚往返于家校之间，算不得潇洒哩。

罗老师家是“半边户”，半边户是指干部家庭夫妻有一半是务农的。放学后需回家分担家里农活，如此长年累月，风雨不改。遇周末，父子五人一并回家帮忙是不用商量的。但是，罗老师却从来没有误过我们的课。

我父母曾是罗老师学生，如按“七剑下天山”的方式论资排辈，我父母是我的“师兄师姐”。如按父母是人生第一任老师论资排辈，罗老师应是“师祖”。我想，还是口称“老师”心存“师祖”的好，这样符合“礼制”些。何况，心存“师祖”，是对德高望重的罗老师的敬佩。

我父母在山口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来了一批“右派”。那时本地仍归广东管辖，是边远地区，成了“右派”分子被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来处。他们多是合浦或湛江籍。父辈们读书遇上有学问的“右派”老师，是幸运的事。1965年，本地划归广西管辖，“右派”们才陆续回乡。

据母亲回忆，“右派”老师刚来时，她所在的班级用庙堂供奉神像的那间房子做教室，母亲和她的同学们坐中间，神像们靠墙边站，彼此相安无事。直到后来“除四旧”运动，庙堂里的东西才被清除出去。

这让我忽然想起另一个问题。

曾几何时，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无宗教信仰，并称无信仰之民，谓野蛮危险之民云云。视西方文明为圭臬的墙头草，也跟着唱附和之曲，媚态可爱。

试想山口小学创校及其后几十年间，庙中有校，校中有庙，不就实证了我国人是有信仰的吗？如无信仰，庙宇何用？如无信仰，何故庙校同址？

我古代读书人阶层，他们主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仰视物，以“为往世继绝学”为己任，优秀传统文化，是他们毕生的精神寄托。在乡夫野老阶层，人们身边的山丘、地头、河渚、海岛、浅湖、深潭，甚至一块立石一棵老树，皆可敬立为神，设神台香炉供奉之。以此同时，加上我族的祖宗崇拜至上，遂形成了亲疏有度，大爱与小爱兼容的文化信仰形态。

如此说来，我们就不必怀疑庙堂与学堂之共工，以及润物无声之妙哉了。

话题再回到我们五年级的时候。

数学黄老师是本大队公认的数学科能手，讲课用工卖力思路清晰，个子不高，偏瘦，牙齿好像坏一些了，镶了牙，讲课时能看得见。他测验后批改试卷的效率很高，我们时常跟着来到办公室看改卷。他喜欢把班里几个成绩好一些的同学的试卷先改出来。罗老师儿子罗四的成绩很好，常被先找出来批改，满分居多。

因为“赶”课，其他科目不怎么正常了，但音乐课还正常，是罗老师教的，唱过《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还唱过什么，忘记了。体育课也正常，李老师教队形操练，想教打足球却没场地，等冬天到了，才领着大家到收割完稻子的地里打。那时起，我们就懂得需用假动作骗过对手，才有机会“单刀赴会”。

住校老师好像只有三户，一户是双职工，男老师姓蔡，女老师姓黄，夫妻俩好像分别上着三四年级的语文课，两个儿子，一个四年级一个二年级。一户是苏副校长，他家具体有几个儿女我弄得不很清楚，反正是不会少的。年轻的夏老师也算一户，他是初中英语教师，宿舍对着我们教室，时常可以见他。夏老师有一个动作让我们难忘，经常把戴手表的手扬起来抖抖，那个又大又亮的手表老是滑落，需这般如此才能抖回位置。这成了我们课余笑谈的话料子，调皮的同学常用空手臂作模仿秀，博大家开心一笑。

校长是新学年调来山口小学任教的，姓黄，三十来岁，本公社中间坪大队人。父亲说，他跟黄校长曾是小学五年级同窗。校长家那时也是半边户，不常住学校。放学集会时，喜欢站在操场上的水泥乒乓球台上跟全校师生训话。说话中气足，语气坚定，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听说校长是革命烈士的遗腹子，虽然从小没了父亲，但他很争气，继承了父辈的优良特质，本实为人，务实做事。后来担任了镇里的中学校长，为本地教育做出了贡献，实现了人生价值。退休后，仍热心做好关心少年儿童成长工作，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很好地发挥余热，一直是乡里人的榜样。不过这是后话了。

秋季学期期中考试后，记不得学校设了哪些奖项，反正是不少的。我记得有一个奖项的奖品是背心，背心上有“天体运行”四个红色的行书大字，左胸印着一个工整的“奖”字，很醒目，穿上坐自行车很拉风。多年以后，仍感觉再也没有过那么好那么称心如意的背心了，所以一直记得。

与我一条上学路的同学，有两位男生和两位女生。记得有一次，两男同学因小矛盾在路旁干起了摔跤，各搂住对方的脖子不放，势均力敌。我在旁边虽努力“劝和促谈”，但效果甚微。双方相持了很久，也许都认为没有胜算把握，才彼此说好同时撤了搂住对方脖子的手臂。两位女同学，有一位不知何故脚受了伤，行不了路，又舍不得缺课，另一位就坚持背着她上学，历经了好长的时间，真是情深义重。

山口小学如今改称为山口益海小学了，看着多出来的“益海”二字，我想起光坡中学的“英华实验楼”，便知也是时代的印记了。不过，我是不怎么赞成如此去改学校名称的。用一栋教学楼、综合楼或实验楼去记住某件好人好事，或许更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