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悟

好不容易读完了《黄帝内经》，总体感觉是迷迷瞪瞪的，便又用有声图书听了一遍，也还是丈二和尚，未出现传说中的醍醐灌顶，人愚？抑或经文博大而精深？

先前，曾听过某学者对某经典古籍之高论，认为今人看古籍之所以费劲，是因为古籍的文意过于简单，当代人用繁杂、解构的心态去硏读，自然难以接上轨。说《易经》八卦，用简单的三百八十四爻，用模棱两可爻辞去诠释世界无穷无尽的现象，便是肤浅之表现。言下之意是说，世界绝非如此简单。称先哲们为了让理论站住脚，还冠以“大道至简”支撑。那些被称为“微言大义”的语录式文字，是对生命、对社会、对自然看法的模糊“偈语”，后学者不值得穷一生之精力去研究学习。还提醒，古籍的语法及行文习惯跟现代语法相去甚远，如果操现代语法之惯去读古籍，而没有对古籍深入研究和认真训诂为基础，是很难读通读透的。什么意思？简言之就两层意思：一是文意简单，二是语法习惯对不上号了，是既不博大也不精深，就这意思。还特别强调说，好比喜欢唱流行歌曲的小青年去唱戏曲，一下子很难摸得门道。那末，对经典古籍，究竟能不能持如此看法和态度？我看值得商榷。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黄帝内经》，版本五花八门，我读的版本乃曹金洪主编，是从超市特价货架子淘来的。书的前半部分是现代文模式，从第一章“基本常识”到第二十五章“中医要点”，以洋洋洒洒两千多个问答，意欲帮助读者了解《内经》之真谛。后半部分附《内经》原文，读起来虽生僻字不多，但语意确实难以理解着落。购买时，不曾怀疑书的来源渠道，阅读时，竟然发现现代文部分有许多错漏，故怀疑后面的附文亦如此。苦于无力对原文本勘误，于是便找来有声图书对照着听了一遍。这一听不打紧，果然发现诸多“不同”。究竟谁是谁非，却很难作出判断，原因我是羞于启齿了，你懂的。

如此说来，我们手头上如有《内经》，哪个版本才是守正？普通读者大多非考据学家，这如何是好？许有人问，你淘到的是“水货”吧？我不反对这样的疑问，我不是主动去求证了吗？但我借机要说的，这可能是《内经》版本多样化的一方面原因吧。像我手头这本，虽然没有错字，但别字跌出，含义自然是不同的吧。

有人下过结论，《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养生理论书籍，不知同看法者占得几成？成书年代也颇有争论，一说成书于先秦战国，一说成书于秦汉间及汉朝。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好像均与黄帝无关，冠名“黄帝”，说是为了“取重”。至于“内”，大家可以从武林的“内家拳”，从酒厂的“内供酒”方向去理解。至于“经”，也不难明白，经者，放之四海而规范者也。但是，《内经》作为养生经典，却无一养生验方，作为中医宝典，却无一治病良方，作为生命的百科全书，仅有十五万字之微言大义，如此而已，的确是事实。

我读《内经》，也说不出什么“物性”收获，但是，对人体“五脏六腑”及机理，对过去读过的《扁鹊见蔡桓公》提及的“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不治将益深”等，有思想碰撞。在此之前，吾同学山徳，深感某医论者的“原始点”之学有趣有用，主动递传于我，还发一些医论者的课程视频供我学习。委实说，我一直都没能抽时间去认真看过那些视频，但内心上比较相信山徳的体悟。山徳是个老实人，原始点（痛点）于他，一定是有体悟的，否则不会那样认真细致地在我身上想寻得印证。几次我身发痹症，电话告知于他，都不厌其烦的指导，还亲自为我摁疗。起初我将信将疑，后来感觉果然奏效，便信服为真了。及读完《内经》，虽未知其所以云，却深感山徳之体悟有道理矣。至于是些什么道理，又说不清道不明。

《内经》有云，华夏东南西北中之人民，均有各具特色的易发病可预测。南方人易犯痹症，痹病以针灸治疗为佳，否则益深后可引发五脏六腑之痹。吾等百姓不懂针灸之法，然对着需针灸之位，用力指摁搓，以笨指补拙，便有异曲同工之妙。

山徳称，他以个人之体悟，跟亲朋好友施治，每每屡试不爽。吾亦学其善举，施以若干好友亲朋，亦有意想不到之效果。因避嫌曝人隐私，在此就不罗列名姓了。

体悟者，自古以来层出无穷，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贵或贱罢了。

相传，孔子游学曾遇险，弟子劝其躲避，夫子暗忖，如果华夏“文脉”自他而断，也是天命难违，故不避。后来，居然“化吉”了，可见学贯古今的夫子，对“凶险”有着他独特的体悟，而不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一味地赌命而已。

李斯年轻时当过小吏，偶见粮仓中的老鼠硕大无比，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又某日赶茅厕，见厕中老鼠瘦骨嶙峋，猥琐胆小，长叹一声“人生如鼠”，遂辞粮吏，寻拜鬼谷子师门，终成李斯应有的样子。

朱元璋自小穷困至极，到无可生计时，好心人捐物为他走后门出了家，出家未满月，灾至庙不可留，以化斋之名流浪地球三年，三年后归庙，庙再遭浩劫，但此时的他已体悟应变，不可同日而语了。及后来成了大帝，凭前程所悟治国理政，爱民苛吏，重武轻文，以史上最严厉之非常规手段，杀贪腐治懒政，在位期间，有若干省份竟无一官员能安全履职到退休年龄。为铸牢朱家万世基业，他可谓处心积虑，然而目标并不尽人意，成为其帝业之憾事。

王阳明被贬龙场，为摆脱困寂之心，以“易”为玩，历经磨难后体悟“心即理”，自悟自得后，“三立”之功俱善，终成一大家。

曾国藩年青时灵慧不足，勤奋有余，因而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其人较迷信，各种迷信活动一应俱信，且有施行。到了知天命之后，却不信风水信天命了。悟天命有序，知盈知亏，最终达己达人。

蒋介石年轻时追随孙中山，意气风发，唯孙命是从，登上权力顶峰后，悟“联俄联共”终将寻不着出路，以为留“洋人之患”尚有奴才可为，留“农工之兴”将死无葬身之地。遂成后效。

以上大方家之悟，有大方家之举措，大方家之成败，史家已有定论。

再说说白崇禧八子白先勇的故事，大家亦应有所耳闻的，许是白公子年轻时就体悟了自己身上莫明其妙的性取向，故与志同道合之王国祥相约于大洋彼岸，在远离故园的地方，找到躲避本土世俗的诺亚方舟，成就了自己的本性和爱情，也成就了心中的文学梦。《中庸》有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话虽如此，如果白公子不主动远离此方尘嚣，谁敢保证他的洒脱能够善始善终？后续获知，其父白崇禧任其率性，任其以个人幸福为抱，可窥得“小诸葛”之开明。

如前面都是大方之家，那么，白先勇先生应算是率性而为的中方之家了。

今吾与山徳非大家，亦非中家，体悟窄小而肤浅，连个小家亦算不上，充其量是个很小家子气的体悟罢了，实在羞与方家们类比矣。

然这世间哪见有这许许多多的大方中方之家？十之八九乃小家微事也。小家也得有自家之小悟，幸福是由每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的啊。否则，安而康何在？和之谐安在？“日用而无所觉”何藏？“穷人之乐不比富人之乐少”何见？“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何以自圆其说？“修身养性”又何以自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