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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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父辈大多数人是进过学校读过书的，其中的大多数人却没有学历证书，因为他们大多为了填饱肚子而选择辍学，但不可以说他们没有学历。我辈大多数人是有学历证书的，无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等，但不能说我辈有学历证书就很牛。
查阅关于“学历”的概念，AI回复是：个人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训练的经历，是人在各级学校接受教育并获得相应“学历证书”的过程。不仅是衡量个人知识水平的重要指标，也反映个人在教育机构中学习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现实中，通常指一个人“最后”也是“最高层次”的学习经历，通常通过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所颁发的学历证书予以证明。
显然，AI的说法很现、当代，说其现、当代，是因为中国自清末废除科举制以后，兴办新学后就有此“学历”概念，此概念是西学东渐之结果，具有东西合璧的特点。
学历，顾名思义是“学之历程”。广义上说，它是贯穿人一生之“历程”，现实却被人为的狭义化了，只指人生前半场努力获得的一张纸质凭据。
诚然，此凭据可证实个人的“学力”以及对应时段“学之历程”。社会为了需要，把它进一步细分为“第一学历”和“后学历”。细分之后，人们往往把目光停放在“第一学历”上，对于“后学历”，很遗憾，被区别对待了。毕业进入工作模式后，混得好的，“后学历”是“锦上添花”，与对应个体之间是凌霄与木棉之约，彼此照应，相得益彰，反之则不然。经过细分后的“学历”，被人为地进一步狭义化，不但锁定于人生上半场，还锁定于上半场中在校的连续性的“学季”里。后续回炉重塑，都要归到“后学历”里去了。
孔夫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夫子的述说，我读出三层意思：一是年岁成长观，二是“学历”成长观，三是“两者相长”的成长观。后者认为只要肯坚持学习，人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学有见长的。似乎跟现在提倡的“终身学习”有共通之处，不排除乃受夫子影响所得。
夫子又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夫子乃集先知、君子、帝师于一身之圣人，像是想告诉后学者学《易》的时机，又像是想说学《易》的不易，更像是说学《易》如果有深厚的“学历”作铺垫就更好了。
显然，对于“学历”的解释，AI的说法和万世师表的观点是有区别的，前者较为功利，后者较为人本。诚然，这跟古今学制不同有关系，但这无意中引发一个思考：我们鼓吹的所谓“终身学习”，是否有点自我敷衍和自欺欺人？
有人认为，夫子学历观纯粹是为其“游学”求得立论的依据，我不同意这看法，因为圣人坚持终身学习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学也禄在其中矣。”
可能有人要发问了，那你究竟想说什么呢？诸位，不好意思，我是想说，我们人类一不小心把“学历”的含义用窄了，结果负面影响了人的学习观了。学习观应当是人生观的一种，一个词的概念宽窄，既然影响了人类的人生观，它束缚人的发展恐怕是可能的。
我们必须承认，世界在大同之前，社会资源的分配，的确需要一定的规则来达成，事实上，分配的模型早就确立了。科举制是一种模型，它不但解决社会分配问题，也抚慰了平凡世界中潜在的救世济民情结；现代学制又是一种模型，不可否认地将人分为各式九等，分列井然。如果社会在实施这个模型的同时，试图把已惯用的“学历”改称“学证”或“学凭”，取“学的官方凭证、凭据”之义。这样也许可规避“学历”毫无愧色堂而皇之“挤占”语言词汇，导致以偏概全，让终身学习者无处安放的局面。
“高手在民间”于过去只是耳闻，自媒体让其得以部分实现。学成者均有其“历”，只讨得一个“自学成才”之说法，而不能言“学历”高，是多少有点遗憾的。况且，“学历”是一个双音节词，非要“自学成才”这个四音节词为学者正名，不是“挤占”惹的么？
有人说你这是小人之心了吧，多少“民间高手”不在乎“学历”之名号呢，他们全是“君子兰”，“人不知而不愠”哩。哦？为学者全是“君子兰”？管得全吗？试看看社会对“学历”的理性认知和认同吧。
就有例子证明“学历”用得不准确，导致影响不佳之情形的。
身边A君，“第一学历”是中专，中专毕业乃是过去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时过境迁后，“后浪”中的高“学历”者已层出不穷，此时A君已是威高名重了。按理说，威高名重者当视过去的正面历程为骄傲，但A君却以自己过去的“第一学历”为“羞赧”，有意无意的张扬后学历，以覆盖第一学历。大家想一下，此为何心态？是某个个体独有抑或社会共有？如果，我是说如果，仅填个简表，学历栏只出示最高学历无可厚非（前面已经说过如凌霄和木棉之约了的），但个人的官方简历，却也忽略了去，那就不好。不是吗？有点“那个”了吧。但是，此为A君之过乎？非也，“学历”概念收窄之过也。
我们身边B君，“第一学历”乃高小也，“成家立业”后，个人成就不可谓不惊世骇俗，却没被好待见（至少B君本人是这样认为的），于是乎，便在各种场合讲演中不忘记提醒受众：吾小学学历可比肩研究生导师！意为“学历”不高“水平”高。鉴于B君好名声，受众自然是认同的，但仍不由得发出带有某种含义的笑声来。此为B君斤斤计较所招耶？非也，“学历”概念收窄之损矣。
不久前有篇网文，称胡适之先生言，年轻时的毛主席曾到北大旁听，以他当时的情况，是不足以上北大的。有人看了便认为是看轻伟人了。缘何有此感觉？谓“学历”概念收窄之故也。
进一步想，毛主席年轻时在政治上受过非理性排挤，排挤者碰巧是“高学历”或“海归”，可见当时社会上对“学历”的眼光，于闹革命的队伍里也没能例外。幸而后来历史在危急关头明智地抛弃了“学历”之狭义，选择了“学历”之广义，否则“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邓小平语）。如此看来，“学历”概念之广窄，也有可能影响到历史进程之快慢呢。
沈从文先生14岁从军，最高“学历”为小学，通过“自学成才”，成为现代文学巨匠 ，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或讲学。我没能考证他是否在课堂上跟B君一样，一再强调自己“学历低水平高”。据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对自身的作品一以贯之修改得认真，有时修改的篇幅很大，修改次数也不少。后沈又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与文物研究，虽似不达人们的期望值，却不影响他的大家风范。为何？人家“学历”扎实啊。
鲁迅先生有弃医从文经历，他的“学历”依现标准看，只能算专科肄业。但不影响他成为大家，更不影响他成为北大教师。为何？“学历”扎实啊。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学大家，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24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师，从事印度哲学课讲授。为何？学有专攻，“学历”扎实啊。
从以上三位大师的情况看，北京大学定然有过视“学历”谓之广义的光辉历史，否则，成就不了此人间美事。
我们读中学时，龚自珍一句“不拘一格降人才”，让教者和读者都回肠荡气，敬服得不得了，产生对龚所处之社会之用人制度的拷问。细嚼其中味，能拷问彼时者必信此时也。
还有一种现象，认为低学历者之成功谓小人得志，高学历之成功才名至实归，一边大谈高手在民间乐见其成，一边实让其顺流逆流自生自灭。这境况，潜心者何以安心？浮躁者如何少得？这般的说，人类有否需要拓宽“学历”概念之含义呢？
偶遇朋友庞君，他是某师大高才生，说到自学，从活到老学到老谈起，再谈到孙权劝学，很是感叹士别三日的吕蒙。庞君联想到自己一些在学习上满足或躺平的大学同学，说现在聚会时一同交流，感觉已平庸得毫无书生意气了。足见坚持后学者不可小觑。
鲁迅先生回忆他在仙台求学时的文章里有一段这样的话：“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物以稀为贵”许是人类社会之常情，与之相对是“物以丰为贱”，读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有过此体会，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我忍不住要提醒我的朋友们，我们真的不能如此这般的看待别人，如此这般的看待自己，如此这般的看待人类本身。鲁迅先生和圣陶先生毕竟是以物说“稀之贵”及“丰为贱”，而非言人才“众可贱”“丰可怠”，当慎之。
对待自我，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够了不起的，对待别人，我们很多时候要持批评及怀疑的目光。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情怀，人文和历史的情怀，此情怀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确无胸怀者，就算听到抚琴收音复长叹，也莫名其妙。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