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

　庞云初

土根是我小伙伴也是我同学木根的哥哥。他家兄弟姐妹六个，木根最小。我和木根在同一间教室坐在同一张课桌读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木根的大姐已经出嫁，哥哥和二姐参加了队上的劳动，两个小姐姐辍学了，在家里帮着做些割草喂猪之类的活儿。

他们家住在村东头，我家住在村北边，两家距离较远，还不在一个生产队。要不是我同木根做了同班同学，要不是木根一直把我当作好朋友，我对这一家人就不会了解得这么多，土根也许永远就只是一个传说了。

木根家离学校不太远，有时他会带我去他家里玩。他家有两间祖上留下来的旧房子，东边一间，前面半间是灶膛和吃饭的地方，后面半间是猪圈和羊圈；西边的一间是敞开的，屋子的北面摆放着一张老式大床和四门大橱，西边靠墙是用木板架着两张小床，屋子南边靠窗的地方，堆放着一些农具和粮食。这是一个略显拥挤的家，但看上去木根的娘很会打理，家里干干净净的。特别显眼的是，在堂前的墙头上，贴满了乡、大队、生产队发的奖状，上面写着的全是土根娘和土根的名字。

但是，我很少看到木根的娘和他的哥哥，偶尔遇着了，也只见他们匆匆忙忙地进出，没有搭理过我；倒是他的几个姐姐，挺和善的，看见我，就会主动打招呼。有一次，我问木根，怎么不见你爹哩？他说，早死啦，我还没见过我爹呢。木根告诉我，他的爹是有一次参加乡里的水利建设工程，不小心给机器砸死的。正是这个缘故，大队对他家一直比较照顾，不但减免了子女们上学的学费，每年年底还给他家一笔困难补助金，数目是全大队上最多的。

木根说，他的哥哥上学时，政治上积极，手脚也勤快，字写得尤其漂亮，学校的黑板报都出自他手，深得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欢喜，雷打不动一直是班上的团支书。土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回到家里，大队看中他，让他做了团支部委员。不久，原来的团支书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因为土根的出众表现，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团支部书记。

那时候，一个农村青年，一旦当上团支部书记，就意味着前途无量了，或者最终被提拔当大队长、公社干部，或者被送到大学深造，吃上商品粮。就在土根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却出事了。

村里有个姑娘喜欢他，两个人暗地里热恋。姑娘的父母和大姐觉察后，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父母已经把她许诺给了大队长的儿子。同土根相比，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大队长家更靠得住。姑娘的父亲抗美援朝打过仗，一只腿丢在了战场上，脾气火暴，说一不二，小女儿铁了心要嫁土根，这下激怒了他。先是率领家人打上门来，木根也是年少气盛，偏不买账，告诉老头子，新社会了，婚姻自由，别人干涉不得。姑娘家人三番五次上门来打斗都没有奏效，就把姑娘锁在家里，不让出门。过了许多日子，郁闷在心的土根知道了事情原委，怨恨中顿生恶胆，一天夜里，趁着夜色敲开了姑娘家的窗户，钻进房内。就在两个年轻人艰难重逢，喜极而泣，抱在一起死去活来的缠绵的时候，不知怎的，被那家人发现了，几支手电筒猛射进来，一声声尖利的叫声划破夜空——抓贼啊！有贼啊！快来抓贼啊！一家人带着几个不明真相的村人破门而入，朝两团黑影劈头盖脸地打来！姑娘大呼救命，护着土根快逃，土根死命抵挡，终于招架不住，瘫倒在地……

大队长来了，土根的娘也来了，哭声、骂声、叹息声，挤破了一屋子。土根的娘心疼儿子，也气恼儿子，这时候除了哭着早逝的丈夫，竟说不出一句话来；倒是大队长沉得住气，昏暗的光里看不出他那极为难看的脸色，他先劝土根的娘莫哭：“土根是你的儿子，也是我们大队的干部，把他打成这样，我不心疼？”一边大声呵斥那些动手的人：“瞎了你们的狗眼了，这是贼吗？打死人叫你们偿命！还不快送他去医院？”

住了一个月的院，土根的伤好了。土根在人们的眼里不再是根正苗红的大队干部了，他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一个楞头青，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走在路上，或者到公社参加会议，他总觉得有人在议论他，在蔑视他。

终有一日，大队长找他去谈话，说上次的事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干部群众对你都很有意见，大队里你是呆不下去了。正好，公社拉丝厂最近分配给大队一个招工指标，就给你去吧。到了厂里，好好表现，挣了钱，好好孝顺你娘。

木根的心被电击了一下。他想不通的是，追求自主婚姻有什么错？被人故意当作贼打了，自己才是受害者，怎么反倒说是他造成了坏影响！分明是，大队长觉得失了面子，找个法子来整他的嘛，但是大队长慈眉善目的样子，说的话又没有半点不沾边，还给他安排了一个挺不错的工作，似乎又找不到可以发作的理由，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到新单位报到去了。

厂长和大队长是老相识，大队长的女婿也在这个厂里做工，厂长安排土根做了他的徒弟。虽然觉得有点别扭，但大队长的女婿进厂时间比他长，又是同村上人，本来就熟悉，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之后的两年里，土根同那个姑娘结了婚，并逐渐适应了工作环境，还被厂里选做了团支部宣传委员，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焕发了许多，可就在这当儿，他又出事了。

一天下午，大队长的女婿把土根叫到一个僻静处，先是给他递上一支烟，然后用很随意的口气说：“土根，听说你娘身体不好，今天活不多，你就早点走吧。另外，我有一包东西搁在厂外的田埂上，你顺便帮我带回去。”

土根的母亲哮喘病犯了，土根心头惦记着下班时去医院给母亲抓点药，听大队长的女婿这么说，也没有多想，立即去车间安顿了一下，就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了厂门。

就在土根把厂东边窗台下靠近田埂上的那包东西捆放到车上，骑出去临近医院的时候，有人在后面高声叫着他的名字朝他飞速追来。土根以为厂里又有临时生产任务了，正准备停下来向他们作出解释，发现来人竟是厂里保卫科的人。他满腹狐疑地问他们怎么了？来人语气生硬地说：“走！回厂里去！”

土根有些莫名其妙，突然意识到了是不是大队长的女婿让他带回来的东西有问题？他心惊肉跳。到了厂里，厂长虎着脸坐在保卫科等他。打开那个包，一捆崭新的成品铜丝呈现在众人眼前。“小偷！贼！看不出来，一表人才，竟是个贼！”门前围观的人议论纷纷，鄙视的眼光像毒针一样齐刷刷地扎在了土根的脸上。土根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肌肉几乎僵硬在那儿，又似乎扭曲了起来。他急辩说：“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贼！”这时候，厂长声色俱厉地吼道：“人赃俱获，你还赖？！有你这样的吗？你说怎么办吧！”土根吓坏了，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保卫科长驱逐来看热闹的人，关上门说：“赃物在你车上，你还想赖！还有同伙吗？”土根说：“我被人陷害了！”就说出了大队长的女婿名字和整个经过。厂长和保卫科长对视了一眼，沉静了一会。厂长说：“你这是一面之词，一人做事一人当，别牵连别人，你偷厂里的东西是事实，不能赖，也赖不掉。你先回家去，等厂里的处理意见吧。”

土根梦游一般回到了家。一路上，他在想，铜材确实是他驮着回来的，厂里认定是他偷的，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找大队长的女婿来当面对质？谁来还我清白？谁能证明我清白？他来到大队长的女婿家，土根说：这事你得给我证明，那包东西不是我偷的。大队长的女婿显然也受到了惊吓，但此时他已有了对词。他说，我要你带回来的是一包糠谷，是准备拿回来喂鸡的，不是那包铜材，那包东西不定是厂里哪个家伙偷出来的，是你拿错了，现在阴错阳差地落到了你手上，算你倒霉啊。我能给你证明什么呢？

土根绝望了，他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回到家里，他不吃不喝，蒙头睡觉，家里都以为他病了。

第二天，厂里叫他去，土根忐忑不安地来到厂长办公室。厂长温和地对他说：“土根啊，我是知道你为人的，我也不相信那包东西是你偷的，我们也核查过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别人偷的。这事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只得认了。我和你爹以前的关系不错，你还年轻，我不想把事情弄大，让你以后不好做人，厂里研究了，你自己打个离厂报告吧，说不能适应这里的工作，这样大家面子上过得去，我也算是对得起你死去的爹了。”

土根的眼前一阵黑——他很快安静下来，一切尘埃落定，虽然保住了一点名声，他却被逐出了厂子——结果比他预料的似乎要好些，若是一口咬定就是他偷了厂里的铜材，把他往公安局一送，那他又能怎么样呢？那年头，这样的冤假错案还少吗？

土根像被霜打了的叶子，情绪低落到极点，可是他不能让娘看出来，他必须压抑自己。回到家，他对母亲说，厂里他不去了，那活儿太重，吃不消。母亲感到吃惊，但儿子的话她是相信的。她说，也好，你一直当干部，重活是做不了的，真要累坏了身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回来帮娘把家操持好也是一样。

土根从此成了农民。他像一头闷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来自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他似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见，细心的人发现，土根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人老了许多。

突然有一天，大队的广播惊天动地响起来，大队长的声音随风飘送到每一个村人的耳际：“……我们要坚决打击一切反革命行为，对那些一贯有偷盗国家和人民财产的人要保持高度警惕，前段时间，我们大队的土根就因为偷了公社拉丝厂里的铜材被开除出了厂子，这是我们大队的耻辱……”

正在地里干活的土根呆如木鸡，面如死灰，他已经看不到周围人的奇异眼光，听不见周围人的窃窃私语。他一跃而起，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操着铁锨朝大队部广播室疯狂冲去。

眼看就要冲到大队部，民兵营长带着一帮人闻讯赶来，迅速制伏了土根，土根被按捺在板凳上，眼睛充血，嘴里发出嗷嗷的怒吼声：“……操你家祖宗，你儿子才是贼！你儿子才是贼……”

大队长出现了，痛心疾首的样子。他让人把土根带到大队办公室，又让人去叫上土根的娘。他对着土根和群众说：“公社最近在搞一场反革命、反盗窃运动，我们大队一直是公社的样板大队，土根在厂里偷了东西，我们本来不想追究了，但上面要抓典型，我们大队有谁是典型，只有土根了，这能怪我们吗？年纪轻轻，不好好改造世界观，放着大好前途不珍惜，犯了错误，不知道改正，只知道怨天尤人，这能成吗？”

大队长看到土根的娘气喘吁吁地进门来，忙端过凳子来让坐，对土根的娘说：“嫂子，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是土根不争气啊，我有心培养他，他呢，反过来同我作对。这些年来，我有什么地方亏待过你们家吗？”

土根的娘不迭地向大队长赔不是，她一边流泪一边说：“大队长啊，土根是我的孩子，我清楚，他不是贼；孩子这么无礼冲撞你，是他不懂事，可他心里一定有天大的委屈。咱们自家的孩子，得有一个让他诉冤的地方啊。孩子我领回去，我来教育他。你大人有大量，放过他吧。”

全场静得如同死了一般。这时候，就听得土根“哇”地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狼嚎般大哭起来。大队长叫人把土根抬去公社医院，嘱咐说，医药费从大队账上出吧。

土根出院后，精神恍惚，时而清醒，时而糊涂。那一年，我和木根已经一同到邻乡一所学校读高中去了。我读了文科，木根读的是理科。那段时间里，我听木根说，他的哥哥病情好多了。高二时，木根再也读不下去了，他也辍了学，进了一家工厂，我因专注于高考准备，就再听不到过土根的消息了。

后来我进入县城工作，渐渐把土根给忘了。直到十多年后的一天，木根有事找到我工作的单位来，我才从他那儿打听到土根的事情。

三十多岁的木根，沧桑写在了他的脸上。他告诉我，他早就不在厂里干了，先是跟别人到外地去放蜂，还倒过煤，后来在一个酒店打工，学会了一点手艺，现在他准备来县城开个小吃店。他找我来就是想看看，我能帮他做些什么。

问到土根，他立刻神色黯然，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哥死了。我大吃一惊，追问他，是生病吗？木根说，算是吧。

“算是？什么意思？”

木根告诉我，他哥哥自从那次冲击大队部后，就与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什么活儿也不干，整天在家里写申诉材料，唱革命歌曲。幸亏嫂子是个贤惠的人，看他可怜，也体谅到他内心的痛苦，一直很耐心地照顾着哥哥，后来发现土根的神经出现了问题，他经常提着竹篮到村外割草游荡……

说到这里，木根哭了。他说，那年，他哥哥才四十多岁，他经常走到大队长家门口晃悠，对着大队长和他的家人挥舞着镰刀，高一声低一声地不知道嘴里嘟哝些什么。这时候，大队长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早已退职。看到土根这样子，他有些紧张了，但也没有太在意。

一天晚上，大队长家里的楼上出现了一个人影。随即就有人叫嚷起来：“家里有贼！快来人啊！”——大队长的家人惊恐万分，灯光下才看清原来是土根！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去叫土根的妻子和族里人来，带他回家。大队长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大家都有责任。土根，你们要看紧点，不要闹得鸡犬不宁，大家还要过日子的。

可是，没过几天，土根又趁人不注意，偷偷地跑到了大队长家，躲在楼上的草囤里，深夜出来，不时用打火机在黑暗中闪出光亮。这下可把大队长一家人吓得不轻，幼年的孙子哇哇大哭，随即发起高烧。大队长的儿子们暴跳如雷，说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再也不能放过土根了！他们扒光了他的衣服，把他绑到了楼上阳台的柱子上。正值初冬，气温在零度以下，土根木然地像根冰柱子一样站立在上面，仿佛英雄就义前的凛然模样。等到土根的家里知道，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去的那些人，好像也不怨恨大队长家人的做法，好像也不生气土根的糟蹋自己，他们一声不响地把土根背了回去。这时候的土根，已经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