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孙犁 | 第五章：与晋察冀边区、鲁艺时期结识的人士的交往

编者按：近年来，江苏吕城作家庞云初品读孙犁，形成学习笔记多篇共近10万字，待全部完稿后出版。其中第五章讲述孙犁与晋察冀边区、鲁艺时期结识的人士的交往，载《吕城》2022年第1期。

第五章：与晋察冀边区、鲁艺时期结识的人士的交往

庞云初

1937年冬季，孙犁接时任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原同事侯聘之信，孙犁至肃宁，后至安国县，见到老朋友阎素、陈乔、李之琏等，参与抗日宣传工作，编诗集《海燕之歌》（后在安平铅印出版），发表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战斗的文艺形式论》《鲁迅论》，以此扬名，被路一誉为“冀中的吉尔波丁”。1938年春，孙犁任冀中人民武装自卫会宣传部长，经李之琏介绍，正式参加抗日工作。同年八月，冀中在深县成立抗战学院，孙犁任教官，讲抗战文艺及中国近代革命史。年末，学院分散，孙犁和陈肇南下至一分区，赵姓司令员给他们一台收音机，让抄新闻简报。1939年，孙犁过路西，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通讯指导科工作，期间，孙犁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编刊物《文艺通讯》（油印），发表散文《一天的工作》《识字班》等。1940年，孙犁调晋察冀边区文协工作，编辑期刊《山》（油印）、《鼓》（《晋察冀日报》副刊），发表作品《邢兰》《冬天，战斗的外围》等，写评介边区作者（如田间、魏巍、邵子南、曼晴、方冰、王林、康濯等）的论文。1941年，孙犁在冀中总部帮助王林编《冀中一日》，写《区村和连队文学写作课本》（此书后在各抗日根据地翻印，后以《文艺学习》名铅印）。1942年，孙犁到《晋察冀日报》编副刊，不久调到联大教育学院高中班教国文。1943年冬季，敌人扫荡，孙犁先后在繁峙、蒿儿梁等地活动。1944年返回学院后即被通知随队赴延安，途经绥德，吕正操派人叫孙犁去见面。同年5月，孙犁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小说《荷花淀》等小说，这批小说让孙犁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特别是《荷花淀》，据说得到毛泽东“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的评语。孙犁也由初到延安时的鲁艺文学系学员转成教员身份。1945年8月，孙犁随一批文化人回晋察冀，他要求回冀中写作，获准。1946年，孙犁在家住数日后，同王林到安平县城见到县委书记张根生。经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阎之元（系孙犁同乡）同意（ 县委宣传部长梁斌也有此意，并为孙犁选定了刘村），孙犁随即下乡到该村，在这里写下了《碑》《钟》《“藏”》等小说。此时，孙犁在延安时写的几个短篇小说正在张家口广播，《晋察冀日报》转载，并加按语。该报随即又登一短讯，称孙犁为”名作家“。1947年春天，孙犁作为记者随吴立人、孟庆山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写短文若干，发表于《冀中导报》“平原”副刊。同年夏天，随工作团在博野县做土改试点。1948年孙犁被分配在大官亭村工作，写了《石猴》《女保管》等。夏天，在张岗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秋天，同方纪一起到石家庄参加华北文艺会议。该年，孙犁调深县县委任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1月，接方纪电话，通知到胜芳集合，准备随《冀中导报》人员进天津，在这里两人准备《天津日报》副刊。孙犁写了一篇谈工厂文艺的短文，另写小说《蒿儿梁》。

笔者将孙犁从1937年加入抗日队伍到1949年进入天津的履历，大致勾勒于此，是让读者由此了解，孙犁生活、工作的时代和环境以及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工作成绩和社会影响，这也是他结识文中诸多名人的原因。这些人物，孙犁与他们保持了长久的友谊，有的交往多一些，有的虽交往不多，但孙犁一直记在心里并反映到他的文章和信件中。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不管时局风云如何变幻，孙犁和他的老友们大都做到了互敬、互助、互谏、互谅。这些人与孙犁，成了仁义道德的典范。

本章择孙犁与其中交往的主要人士介绍如下。

吕正操

（1904年1月4日-2009年10月13日），曾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的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4年任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任铁道部部长。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37年10月，吕正操在冀中脱离国民党，将所部改称人民自卫军，任司令员。这年冬天，孙犁进入他领导的抗日队伍，从事宣传工作。1938年5月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建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和冀中行政公署主任。这一年，孙犁经李之琏介绍，正式参加抗日工作，担任冀中人民武装自卫会宣传部长。由于孙犁极富才情，创作勤奋，加上他在抗日宣传工作上的出色表现，使他很快成名，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认可。吕正操是一位能文能武、见多识广的将军，曾任张学良的副官，他尊重文化人，重视宣传工作。他对孙犁写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非常珍惜。1942年春天，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吕正操宁可丢下其它物件，也把这本书一直带在身边。1977年11月26日孙犁在《服装的故事》中提到：“（1944年）初夏，我们到绥德，休整了五天……我们队长到晋绥军区去联络，回来对我说：吕正操司令员要我到那里去。”1979年《善阐室纪年》摘抄（一）《去延安》一文中再次提到：“在绥德休息五天，晋绥军区司令部，设在附近。吕正操同志听说我在这里路过，捎信叫我去。我穿着那样的服装，自己甚觉不雅。我把自已带着的一本线装《孟子》，送给了吕。”

在孙犁文集中，鲜有记述吕正操的文字，但他们是君子之交。时隔37年之后，吕正操到天津公干，就表示想看看孙犁。

关于这次见面，原《天津日报》总编辑石坚有篇文章《将军作家一夕谈》中记述颇详：1981年11月21日晚上十点多钟，石坚接到电话：吕正操将军因公来津，想看看作家孙犁，约定星期天晚上七点半钟见面。22日晚七时，石坚陪孙犁前往迎宾馆，上车后石坚问孙犁：“你们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孙犁沉思了一会儿：“还是在1944年，我们在绥德见过一面，以后就再没见过。”走进吕正操住的客厅，他立刻高兴地站起来迎接孙犁。两个人都没有客套，立刻热烈地交谈起来，宽大的客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老孙，怎么样？”将军上下打量了孙犁后问。“吕司令员，”——孙犁还用老习惯称呼吕正操，“进天津以来，我一直在工作。我已经经历了五任总编辑，是五朝元老了。”孙犁诙谐地说，引起将军的大笑。“第一任是王亢之，第二任是范瑾，这你都认识，其他几位，你就不认识了。”吕正操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完全赞成你的看法。”“我现在只能写些短小的，我的身体不太好。但是，解放区的老传统我还保持着。”孙犁平静地说。随后两人开始谈论文艺问题。将军和作家热烈交谈一直到九点多，吕正操把孙犁送到大门外，才招手告别。回报社的路上，石坚说：“真没想到他谈那么多文艺问题。”孙犁说：“他可是个内行哩!”

程子华

（1905年-1991年3月30日），山西运城人。1939年1月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后兼任冀中区党委书记。1943年8月，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后代理分局书记、代理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1956年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60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64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西南三线建委常务副主任。1978年3月，任民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80年8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石坚在《陪程子华看望孙犁》一文中，记述了1985年秋，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程子华在天津，提出要看望孙犁。有关方面原计划让孙犁去迎宾馆，但程子华坚持要亲自去孙犁家。于是时任《天津日报》社长的石坚赶到迎宾馆，陪同程子华一起到孙犁家去。文中说，程子华曾任冀中区政委、区党委书记，聂荣臻将军去延安后点，又任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和孙犁是老相识。到孙犁家后，他看到房间陈旧，陈设简单，面积也不大，当时他没有说什么。他十分关心孙犁的身体、家庭情况，同时也关心其文学创作。因为考虑到孙犁的身体，程子华没有久留。当他走出大门临上车时，对石坚说：“孙犁同志的贡献很大，你们李瑞环市长盖了那么多房子，怎么不给孙犁同志解决几间呢？”事后，石坚给李瑞环市长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情况，李瑞环看后表示同意，并批准了石坚的相关建议。

张根生

（1923.03-2008.01），河北安平人。历任冀中安平县青救会主任，安平县委县委书记兼县参议会议长，安平县、永清县县委书记，冀中十分区支前司令部副政委等。1949年任中共中央中财局土改委员会调研处处长。1951年任中共广东省韶关地委副书记、书记，粤北区党委副书记。1956年4月任广东省委秘书长。1975年6月－1977年9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77年7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78年1月任农林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2月任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11月－1983年3月任吉林省委书记。1985年3月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6年5月－1989年12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985年8月24日抄《善阐室纪年》摘抄（二）：“一九四六年，三十三岁。在家住数日，到黄城访王林。同到县城，见到县委书记张根生等。”

1982年2月10日致张根生信：“抗日战争材料，亟应抓紧整理。我的看法是当前应采取‘各自为战’的办法，由老同志回忆，找手下的人记录。有了材料，再征求别人的意见，充实修正。不要搞大摊子，也不要总是开会，那样旷日持久，搞不出具体东西。有了完整的材料，再在这个基础上写电影脚本。”

1985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张根生著《滹沱河风云-回忆安平“五.一”反扫荡斗争》一书。此书由孙犁题签。

附记：网搜，王彦博博文中说，1945年10月，年仅二十多的县委书记张根生带着警卫员到孙遥城村找到孙犁，请他为安平县烈士陵园写碑文，孙犁答应了。后经张根生提议，孙犁不但题写的“英风永续”(行书体)四个大字，刻入安平烈士陵园第一主碑，另外近千字的《三烈士事略》(楷书体)也由孙犁手撰。

周扬

（1908年2月7日-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运宜，字起应，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周扬曾主编《晋察冀日报》副刊，孙犁在此发表过多篇散文。

1949年4月2日致康濯信：“另外，我带有一个小孩子，她十二岁了，原打算叫她上学的，但这里的供给问题，一时不能解决，而她在我身边，也很麻烦。听说北平有育才学校，我已函请周扬同志，把她送到那里去，听说周扬是校长。”

1949年12月23日致康濯信：“然而，我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批语，以为我写的只是印象，而且是想象的印象有‘许多’。老实讲，关于白洋淀人民的现实生活，凭别人怎样不是想象吧，我以为它不能超过《荷花淀》的了，这点我是自信的。”

1950年6月29日致康濯信：“周扬同志给市委写了一封信，大意谓可不叫我长期做机关工作……于是决定我下厂（市委和报社不愿意我下乡），兼编《文艺周刊》。我考虑了一下，同意了这个决定。”

1954年1月14日王林日记中提到：“周扬同志对孙犁同志《风云初记》开头，认为抗日初期的气氛写得很好。二次文代会报告起草，本来提上了，后有人提意见又删去。周认为孙犁的写法像《三千里江山》。”

《风云初记》发表后，周扬在那年的文代会上批评道：“作者却把我们带到了离开斗争漩涡的中心，而流连在一种多少有些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氛里。”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周扬来天津问孙犁：“你看破红尘了吗？”孙犁说：“没有。我尘心很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想写东西。”

1985年4月11日《钢笔的故事》：“不久，实行土改，……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在为今后的生活发愁。我告诉他们，周而复同志给我编了一本集子，在香港出版，托周扬同志给我带来了几十元稿费。”

丁玲

（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著名作家。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5年和1957年，丁玲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劳动12年，期间创作了《杜晚香》。“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1975年春，丁玲获释后被安排到山西农村。晚年写出《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

1950年1月7日，孙犁致康濯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丁玲和陈企霞分别给孙犁写了信，《文艺报》愿意批阅孙犁的作品（出专版介绍？）。孙犁认为这是对他的鼓舞。陈企霞还让孙犁开“全部目录”，孙犁复信说，就是大家看见的那点，用不着开目录，如实在有必要，可以咨询康濯，因为康濯是他的作品的百科全书（意思是孙犁发表的作品情况，康濯了如指掌），另外告诉康濯，丁玲他们有想叫孙犁去《文艺报》工作的意思。孙犁表示，他暂时不能离开《天津日报》，但很感激丁玲他们对他的关怀。

1982年，丁玲有意到天津看望一些故交、作家。时任天津作协主席的孙犁特别细致地进行了安排，他给时任天津作协副秘书长的周骥良写信：“丁玲同志要来天津，我们极表欢迎。可叫家斌去一趟北京，表示欢迎之意。她的‘要求’，我们当然可以照办。但恐怕人们听见了，讲讲也是免不了的。家斌到京，也可这样说。”“来后，按照规格接待，妥善照顾。”

1986年3月7日，在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出《关于丁玲》一文，记述了他与丁玲的交往和对她的印象及评介。孙犁在保定读高中时，就接触到丁玲的早期小说，后来到北京谋职期间，又在地摊上买过几期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从《现代》杂志上剪存了丁玲的照片。他很想买一本丁玲的小说《母亲》，因为经济原因没有买成，但却借来读了。1944年，孙犁在延安，有一次严文井带孙犁和邵子南去听周恩来的讲话，第一次见到了丁玲。丁玲坐在一条板凳上，好像感冒了，戴着口罩，陈明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孙犁坐在地上，那时丁玲还不认识孙犁。1948年秋天，丁玲到冀中，给孙犁写了一封信。那时孙犁正在参加土改，有两篇文章受到了批评。丁玲在信中很有感情地安慰了他。1950年，孙犁到北京开会，散会后和魏巍到丁玲家去。那天，丁玲请晋察冀边区的几个青年作家吃饭，饭菜很丰盛。过了几年，北京召开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大会，孙犁也被叫去了。小组发言时，有人推孙犁，孙犁推说有病，搪塞过去了。1957年，孙犁因病住进北京红十字会医院，丁玲托人给孙犁带来一封信，还给孙犁介绍了一位湖南医学院的李大夫为他看病。同年夏天，孙犁听到了丁玲的不幸遭遇。从此，中断信息很多年。 年，丁玲到天津，到孙犁家中看望了他，孙犁也到旅馆看望了丁玲和陈明。孙犁的记述分六段，文字简洁，感情却丰沛，如平静江面下的暗流，无声汹涌。他这样评介丁玲：“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人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陨落了。”

郭小川

（1919年9月2日—1976年10月18日），原名郭恩大，著名诗人。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1948年到1954年，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辑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辑部主任。1955年到1961年，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1962年调《人民日报》任特约记者至文化大革命。1970年，随中国作家协会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6年10月18日，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不幸逝世。主要著作有：《团泊洼的秋天》《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鹏程万里》《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等。

1977年1月3日在《伙伴的回忆》“忆郭小川”一文中，孙犁记述了他和郭的交往及印象。1949年，由《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两家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班子进入天津，在伪《民国日报》旧址，出版《天津日报》，郭是编辑部副主任，孙犁是副刊科副科长，郭分管副刊科，是孙犁的直接上司。郭给孙犁的印象是：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孙犁对郭很尊重。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不久郭小川那个班子就原封转湖南去了。后来，郭调到中国作协工作，有一次孙犁去北京，郭小四川和贺敬之在前门外的一家菜馆，请孙犁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在孙犁看来，是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孙犁很少去北京，如果去了，总要和郭见面，郭也总是给孙犁种种方便。孙犁说，他对郭小四川了解不深，对他的工作劳绩，知道得很少，对他的作品，也没有去研究。他还记得，1951年，郭曾和人从北京来天津看望孙犁，在孙犁住的院子里，拍了几张相片。文末，孙犁写了一首诗，表示对郭的真切怀念。

1987年6月10日孙犁在芸斋小说《颐和园》一文中，再次写到郭小川：“第二次和我同住的是G，诗人，团体的秘书长，我们曾在一家报纸共过事。他爽朗热情，有行政能力。那时，他爱人在附近的党校学习，每天晚饭之前，G就翻山越岭去接她。夫妻感情很好，令人羡慕。”“每天清晨，G陪我去划船，我们从石舫上船，过五龙亭，绕昆明湖一周，再吃早饭。”“几年以后G在流亡时，于河南旅舍自焚。”

沙可夫

（1903－1961年），原名陈明，浙江海宁人，艺术教育家、剧作家。1932年任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中华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7年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1939年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1948年任华北大学三部（文艺学院）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文化部办公厅主任，1953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1962年3月11日《回忆沙可夫同志》（1978年3月改）。孙犁写怀人文章，怀有感情，往往一气呵成，这篇文章，孙犁写成16年后，再作修改，体现了他严谨的写作态度，也许还可以说，因为沙可夫曾是孙犁的直接领导，且只有一两年时间，虽有接触，但孙犁对沙可夫了解不多，想要客观准确地写好这个人物，孙犁是字字斟酌的。在孙犁的这篇文章里，沙可夫的领导风格、工作作风、专业才能都得到了体现，可以说，沙可夫对孙犁等文艺人才是尊重的，关心的，支持的。他平易近人，关于搞好同志之间的团结，坚定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是优秀的党的文艺领导者。1944年，沙可夫和孙犁先后到过延安，沙可夫来到鲁艺负责人的窑洞里，把孙犁叫去，向负责人介绍了孙犁在敌后的工作情况，还在生活上关心他。这都让孙犁记忆深刻，并视其为可信赖的领导。全国胜利后，在一次文艺大会上，他们有过见面交谈，1959年夏天，孙犁在北戴河养病，遇到沙可夫，又作了简单的交谈。沙可夫自己有病，却仍关心别人。孙犁在文末说：“我对于他的记述，真是大者不知，小者不详。整理几点印象，就只能写成这样一篇短文。”我读过此文，觉得孙犁对沙可夫的感情已经在里面了，有一说一，不虚构，不夸大，沙可夫的形象立住了，这是孙犁行文的功力，也是孙犁真诚写作产生的感染力。

1972年《去延安》：“沙可夫同志亦从前方回来，到学院看我，并把我在前方情况，介绍给学院负责人宋侃夫同志。沙见别人都有家眷，而我独处，关怀地问：是否把家眷接来？彼不知无论关山阻隔，小儿女拖累，父母年老，即家庭亦离她不开。”

1985年8月24日抄《善阐室纪年》摘抄（二）：“一九四0年，二十七岁。晋察冀边区文协成立，沙可夫主任。”

王亢之

（1915年10月2日-1968年3月1日），河北省深泽县人。1939年春，创办深泽县委机关报《号角报》。1940年3月调中共冀中七地委宣传部工作，任宣传部副部长。9月地委创办机关报《新民主报》，任社长。1942年9月七地委机关报改为《黎明报》，任社长。1944年冬，调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工作。1945年《冀中导报》复刊，任副社长（后任社长）。1947年12月，调《晋察冀日报》工作，任总编辑。不久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为华北区，出版《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1948年底，接受筹组《天津日报》社的任务。1950年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天津日报社社长。1954年任天津市委常委，并任宣传部长。1956年6月，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第二到四届政协副主席。

孙犁在1985年8月24日抄《善阐室纪年》摘抄（二）中提到，1946年，他在河间，住冀中导报社，在那里，认识了王亢之。

1982年12月16日《地震》中，多次提到“老王”，即王亢之。“这样一个人，这样的经历，落了个自杀。他后来虽然当了市委文教书记，还是个书生。你知道他是个好面子的人，从小娇生惯养，是深泽城里的大少爷。运动开始时，这里本来想先把我抛出去。在揪斗我的那天晚上，把他也叫到会场，一边凌辱我，一边质问他为什么特别‘照顾’我。这是杀鸡给猴看啊，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我觉得，当时是把他吓坏了。后来，江青、陈伯达在北京一点他的名，他就不想活了。”“在我看来，他虽然也有些缺点，但总归是个好人。就说那天晚上的事吧，在‘革命’群众的逼问下，他有些慌了手脚，但也只是说了一句不大带劲的话。他立刻纠正了自己，以下的话，都是实事求是的。当时，我并没有死亡，我站在那里很清醒，我听得很清楚，也看得很清楚。他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好应付的，所以后来他才勇敢地自裁了。”

1984年5月7日《红十字医院》一文中，孙犁提到，1956年，王亢之在天津市委分管文教，孙犁在天津医院治病时，王亢之介绍天津的名医来给他看病。

1986年4月17日《风烛庵杂记》（一）中提到，五十年代末，王亢之几次私下对孙犁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写了，休息休息吧。当时孙犁并没能完全领会他的好意，以为只是关心他的身体，后来孙犁体会到，在那一时期，这是对他的真正的关心和爱护。孙犁说，王亢之自然也不是完人，也给他留下过不太好的印象。但总体说来，是个好人，是古人所谓的“君子”。

梁斌

（1914～1996），蠡县梁家庄人，毕业于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原名梁维周。1934年在北平左联刊物《伶仃》上发表反映河北“高蠡暴动”的小说《夜之交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游击活动，并担任中共蠡县县委领导职务。1942年创作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及据此扩充成中篇小说的《父亲》。1948年随军南下，在湖北襄阳和武汉担任宣传和新闻方面的基层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主席等职。1953年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红旗谱》，1958年出版第一部，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式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并被改编为话剧、电影；1963年出版第二部《播火记》，1983年出版第三部《烽烟图》。文化大革命以后，197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翻身纪事》（上部）。

1946年3月30日致康濯的信：“因为梁斌同志的照顾，我的写作环境很好，自己过起近于一个富农生活的日子，近于一个村长的工作，近于一个理想的写作生活。”5月20日致康濯信：“但以梁斌同志在此，诸多关照，写作时间很多……”7月4日，致康濯信：“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忽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扰得很。”

1962年8月13日写的《某村旧事》一文中，提到了梁斌：“傍晚，我到了县城。县委机关设在城里原是一家钱庄的大宅院里，老梁住在东屋。”“梁同志朴实而厚重。我们最初认识是一九三八年春季，我到这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那时老梁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但熟起来是一九四二年，我从山地回到平原，帮忙编辑《冀中一日》的时候。”

侯金镜

(1920.9.8—1971.8.8)，北京人。1938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分校毕业后留校演戏并写作。1939年调晋察冀边区，创作宣传抗日的歌词、宣传剧。1942年底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文学组组长。1943年到阜平县深入生活，任县抗联宣传部副部长，领导高街村剧团演《穷人乐》。历任晋察冀联大文工团干事，冀西阜平抗联会宣传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副社长、华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长。建国初期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做领导工作。1954年冬调任《文艺报》副主编，同时写作文学评论。

1975年9月11日《耕堂书衣文录》之《鲁迅致增田涉书简》：“金镜已作古，音容渺茫，不得再见矣，掷笔黯然。”

1977年1月3日《伙伴的回忆》“忆侯金镜”一文中，孙犁记述了他和侯的交往及印象。孙犁是1941年在晋察冀文联成立后认识侯的，当时侯是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的研究人员，最初给孙犁的印象是：老成稳重，说话洪亮而短促，脸色很不好，黄而有些浮肿，精力充沛，工作很热心，在一些会议上发言认真而有系统，他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但他不好突出自己，没有飞扬专断的作风。1960年夏天，孙犁去北京，已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侯热情地陪孙犁在八大处休养所住了几天，又到颐和园的休养所住了几天，还陪他去香山玩过。侯对孙犁很关心，在颐和园时，孙犁偶然提到北京的什么东西好吃，侯如果遇到，就会买来，有时天晚了，孙犁送客人，侯总陪孙犁把客人送到公园的大门以外。在夜晚，公园不只道路曲折，也很空旷，他有些不放心吧。此后十几年，就没有和侯见过面。听说侯的干校在湖北，在炎热的夏天，他划着小船在湖里放鸭子，他血压很高，一天晚上，劳动回来，脑溢血死去了。

1978年除夕《删去的文字》一文中，孙犁提到在1966年秋季，有人来天津调查侯金镜的情况，问孙犁，侯在同他谈话的时候，说过哪些反党的话。孙犁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1987年6月10日“芸斋小说”《颐和园》中，孙犁又写到侯金镜：“第一次陪我住进休养所的是H，文艺批评家。团体所属一家理论刊物的副主编。他是晋察冀的干部，和我是从一个山头下来的，进城以后，这是第一次见面。H素来老成持重，为我所敬服。他知道我大病初愈，对我照顾得很好。”“他问了问我得病的原因和近来的情况。我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并没有敞开肺腑，和他详细诉说，胜利以后，个人在生活和感情上，遭到的变故、挫折和苦恼。这些年，即使是在朋友至交面前，大家都不习惯谈个人的私事。”“他住在里院，工作又很忙，除去吃饭之时，我们谈话的机会也不多。我很寂寞，写信给住医院时，结识的一位护士，她在休息的时候，就常买些吃食来看我。H遇见过几次……他做过政治工作，知道这种事情，不好详细过问。””几年以后，H以心脏病，死于湖北干校的繁重劳动。”

王林

（1909-1984），河北衡水县人。1937年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火线剧社第一任社长，冀中文协主任等职。1949年任天津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文艺学习》（天津市文联机关刊物）编委。文革中受到批斗和劳改。

1945年12月2日王林日记：“孙犁写了《五柳庄纪事》与《白洋淀纪事》，甚受欢迎。张家口电台上每日广播。”

1946年3月24日王林日记：“孙写羽林小孩英烈故事，又穿插上尼姑的故事罗曼史，传奇些本无不可，何必一定要死板无味了！蠡县县委杨、梁等认为小资味太浓，不同意。他们认为孙文小资味皆太浓，并言《白洋淀纪事》《麦收》亦如此。但孙言有一工农分子政府干部言看《麦收》感动得流泪。”

1946年5月20日孙犁致康濯信：“正值冀中八年抗战写作委员会成立，蒙王林同志援引，将 为一员……”“冀中八年写作运动，……王林，路一，秦兆阳，李湘洲，胡丹沸均参加编辑工作。”7月31日致康濯信：“王林改小说和准备结婚。”

1948年10月24日，王林日记：“远千里说看了孙犁同志的《播种者》一文，心中油然生出‘崇高’之感，对我刺激甚大。但胡丹沸不同意，他说孙文缺少冀中味，不像冀中人写的。”

1949年5月14日，王林日记：“孙犁同志《互助组》第一篇只看了一半，就感到踏实，人物也生动。”

1949年5月26日，孙犁致康濯信：“关于王林的《腹地》，他已经接到你的信，他很感动，今天给我写了一封信，很兴奋。”

1951年4月12日王林日记：“孙犁同志《风云初记》第一册看完了，芒种和春儿这俩人物写得特别好。”

1953年5月15日王林日记：“读完孙犁同志《风云初记》二集。头集开头很有气势，愈后愈松。二集可以说是一章一章地凑了。不乏很有诗意的章段。但总的企图和计划是看不出来的。他自己也说一段想一段地写。故意违背历史事迹的写法，不知是何用意？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台儿庄大会战，冀中尚未出兵配合，孙将拆城破路写在此时，与史实空气不配合。这部著作才写了抗战第一周年，整个企图尚未写出，当不应过早批评。但违反历史真实的写法，在我觉得别扭。”

1954年1月14日王林日记：“周扬同志对孙犁同志《风云初记》开头，认为抗日初期的气氛写得很好。二次文代会报告起草，本来提上了，后有人提意见又删去。周认为孙犁的写法像《三千里江山》。”

1955年2月2日王林日记：“那天见到孙犁同志谈起他修改《风云初记》的计划，他说他又看了一遍，把好的章段留下，把不好的删去一部分。我说那么来就会在修改时为这些好章段而安排故事。不如先安排好大的故事架子，而后再进行取舍。他说有的片段是舍不得删去。”

1956年7月6日王林日记：“孙犁的《风云初记》三集有一段《家乡的土地》发表在《文艺周刊》了。变吉这人物写得好，后半写贺龙英雄部队到冀中，只写了成天打游击。家乡的土地香味很浓，贺龙部队的英雄气概不够。这应当说是一篇散文诗。语言的美，语言的诗意，老孙独具风格。”

1957年1月2日王林日记：“孙犁同志一九五六年的新作《铁木前传》今日读完，很有诗意！原稿交《新港》时，鲍昌和张学新看了，都说这样的作品发表对老作家的声望并不利，又说孙犁固有的好的风格也没有，而且……可是秦兆阳看了向康濯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小满写得比肖洛霍夫的路希卡还要美。方纪在《人民文学》十二月号上看了，说是孙犁的创作最高峰。我今天看来，也觉是孙犁的杰作。不光是小满儿这个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六儿写得也好。青年的朝气写出来了，而且对童年生活写得那样有诗意!”

1974年4月24日孙犁《耕堂书衣文录》六十种曲：“前日王林倩人送玻璃翠一小盆，放置廊中向阳处，甚新鲜。”

1975年3月29日孙犁《耕堂书衣文录》章氏遗书第一册：“大风竟日，上午王林托人送玉树一株，置之窗台而去。”

1981年11月6日孙犁《第一次当记者》中提到王林：“我当时并非党员，除了这封信外，王林又用当时七地委书记张雪峰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私函，详细说明我在冀中区的工作情况，其中不乏赞扬器重之意。这本来是老王的一番朋友之情。但是我这个人很迂挚，我当时认为既是抗日工作，人人有份，何必作私人介绍？又没有盖章，是否合适？在路上，我把信扔了。”

孙犁在1985年8月24日《善阐室纪年》摘抄（二）中提到，他是1937年在子文街头认识王林的，之前，王林已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作品。他正在子文集上张贴广告，招收剧团团员。1939年，王林与区党委联系，送孙犁与陈肇过路西。并且孙犁的介绍信，还是由七地委书记签名，由王林起草的。孙犁见信上对他过多吹嘘，以为既是抗日，到处通行，何劳他人代为先容，将信毁弃了。1941年一日下午，王林、路一陪孙犁回家，孙犁的妻子正在大门过道吃饭，荆钗布裙，望见他们，迅速站起回屋。这期间，孙犁帮助王林编《冀中一日》。孙犁的妻子生子后，王林还对他开玩笑地说，这是《冀中一日》的另一副产品。1946年，孙犁在家住了数日，便到黄城访王林。王林让他为烈士纪念塔题字并撰写一碑文。1947年夏天，作为记者的孙犁随工作团到博野县做土改试点，有一次，与王林骑车同行，孙犁想回家。王林说：“现在正土改试点，不知你为什么还要老是回家？孙犁认为他是怕自己通风报信，但孙犁并无此意。他回家是因为家中有老婆孩子，无人照料。是年冬天，召开土改会议，气氛极左。王林是组长，本来是先谈孔厥，可孙犁并不知此次会议的严重性，又急于知道自己家庭是什么成分，要求先讨论自己。会上的意见孙犁不能接受，说了些感情用事的话，遂被“搬石头”，即被隔离了。这件事情，应该是对孙犁刺激很大，也可以说他一直很难释怀，因此才会在时隔48年后，如此详尽地记述此事。

1988年5月9日《罗汉松》中，写到老张（知情人认为是王林）：“老张一共送过我三盆花。”“老张送我花，并不是他出钱买的。他交游广，认识人多，又是老同志，名人作家，别人都乐意送给他东西。这些花，就是他从本市的一个大公园要来的，他认识那里的主任。”“以他的资历，本来有很多机会去做大官，他都没有去做。”“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共同度过了那艰难危险的岁月。”“老张的口福，是有名的。”“进城以后，他是市长的老朋友，经常赴宴。打听哪里有宴会，只要主客一方是熟人，他就跑去。”“历次政治运动，他都以老运动员，或称老油条的功夫，顺利通过。”“身为作家，参加革命久，历史复杂，说话随便，伤人很多的他，在这场动乱中，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没有烧到一根毫毛。”“据我思考，老张得力之处，在于处世待人。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清高孤僻，落落寡合。什么人他都交接，什么事都谈得。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对他有用的人。他以作家的敏感，去了解对方的心意；然后以官场的法术，去讨得他们的欢心。”“老张不只游戏人生，且亦游戏政治。其真善泳者乎！”

邵子南

（1916-1954），四川资阳人。1938年4月至1944年6月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干事、专职团委文艺队长等职。参与写作了现代戏剧史上的名著《白毛女》。曾任延安鲁艺教员、《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新华通讯社晋绥分社副社长。1947年后，参加解放战争。1949年任西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重庆市广播电台台长。

1962年4月1日《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一文，记述了孙犁对邵子南的印象，他说：“实际上，我和邵子南同志之间，既谈不上什么深久的交谊，也谈不上什么多方面的了解。”从孙犁的这篇回忆文章中，可以了解到，他俩曾经同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孙犁在晋察冀通讯社，邵子南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是周巍峙）。后来两人差不多同时到了延安，同在鲁艺，孙犁用几个细节来体现邵子南的性格，非常传神，给读者以直观鲜明的印象。

远千里

（1915-1968年），河北任邱人。1938年四月在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自卫》报社担任记者，到冀中军区新世纪剧社担任创作组组长，做过《歌与剧》《新世纪诗刊》《诗与画》等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后调任冀中七分区《战地报》负责人兼前进剧社导演。后任冀中九分区政治部随军记者，冀中军区特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河北日报》副刊组长，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副主席、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长。1956年起，担任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

《三唱集》是远千里的一本诗集。出版时，远千里请孙犁题签，孙犁自谦字写得不好看，是远千里重友情。他在1975年9月11日《耕堂书衣文录》三唱集中写到，远千里是二十年代的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孙犁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语之龌龊，无道义之遗憾。远的诗，明白晓畅，孙犁说，这本诗集，引起了他对远的全部回忆，思之不禁泫然。

1976年12月7日《远的怀念》，是孙犁在远千里去世八年后写的一篇纪念文章。1938年，经路一介绍，孙犁认识了远千里。1941年秋季，在安平县郝村，孙犁再次见到远千里。这时远在梁斌领导的剧社担任文学组长，负责几种油印小刊物的编辑工作。孙犁因为帮助编辑《冀中一日》，和远在一个食堂吃饭，见面的机会很多，了解到这时的远正和剧团的一位高个子女同志谈恋爱。因工作原因，远要到其它村里去，孙犁给他介绍了一个亲戚做堡垒户，远把当时穿不着的一条绿色毛线裤留给了孙犁。1945年，孙犁从延安回到冀中，在河间与远重逢，远告诉孙犁，他原来的爱人意外地牺牲了，远之前留给孙犁的毛线裤，孙犁猜想可能是他的这位爱人的，后来把她写进了《风云初记》。1952年，孙犁途经保定，远千里在旧培德中学的一座小楼里，热情邀请孙犁做了一次文学讲座。孙犁的妻子病重期间，远曾专去看望。在孙犁的印象中，远千里循规蹈距，孜孜不倦，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办事干练，对人对事有相当的忍耐力，记忆力强，很爱惜自己的羽毛。

李季

（1922年8月16日-1980年3月8日），河南唐河县祁仪镇人，现代著名诗人。1945年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刊登了优秀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1948年任《群众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主编《长江文艺》。1952年冬担任玉门油矿党委宣传部长。1955年至1957年，任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后，任作协兰州分会主席，并担负中国作家协会外事委员会、作协党政等多方面的工作。1962年后，先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主编。1969年9月，被赶到湖北省咸宁县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6月调回北京，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这年秋天，他重返石油战线，担任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1975后，李季担任《诗刊》主编。

1980年3月14日《悼念李季同志》中，孙犁记述，他和李季是在五十年代初，一次集体出国时，才真正熟悉起来的。李季为孙犁系领带，请孙犁唱京戏，完全是出于真诚，出于关心，让孙犁很是感动。1978年秋季，李季亲自到天津来，请孙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孙犁有感于他的热情，不仅答应，而且坚持一个星期，把会开了下来。当孙犁回到旅馆，已经晚上八点多钟了，李季在旅馆的走道里，边走边大声说：“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做伴！”会议期间，李季作了一次发言，很激动，好像和人争论什么，忽然脸色苍白，要倒下去。他吞服了两片药，继续发言。第二次就病了。在这次会上，李季还安排了孙犁发言，孙犁讲得很短，开头就对李季进行劝规，要他注意身体。孙犁离京的前一天晚上，李季还带病到食堂和他告别，孙犁又以注意身体为赠言。不想两年后，李季就去世了。孙犁认为，他是死于工作繁重，易于感情。

孙犁这样评价李季：“他对工作是兢兢业业的，对创作是孜孜不倦的。他有一颗热烈的心，对同志，是视如手足，亲如兄弟的。他所有的，是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天真无邪之心。”

陈肇

（1908—1990.11.7），河北省安平县人,曾担任冀晋日报社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副总编。解放后曾在政务院文委秘书处任处长，中央国家文教机关党委副书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职。1981年离休。

1943年11月15日致田间信中提及陈肇：“此信，并致陈肇、张帆诸兄，并请陈肇便人给我家中捎去一信，谓我在延安学习一个时期，即回冀中工作，以免老父之悬念也。”

1944年2月21日致田间又提及：“陈肇说来，为什么还不见来到？”

1984年4月27日孙犁在《父亲的记忆》一文中提到：父亲去世后，曾请陈肇给他的父亲写过一篇简短的碑文。

1990年11月22日孙犁在《记陈肇》一文中记述：年，他和陈肇一同任职于冀中抗战学院，至1940年，又一同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期间，两人朝夕相处，患难与共。1938年秋天，孙犁和陈肇打游击，宿在陈肇家。陈肇已和妻子分别很久，可他还是陪孙犁同睡，给孙犁留下深刻印象。1962年夏天，孙犁去北京，住在椎把胡同的河北办事处，一天下午，约一位女同志去逛景山公园，在共同汽车站等人的时候，遇到正准备来看望他的陈肇，得知孙犁等的是一位女同志，陈肇就说改日再来看他。孙犁自认在对待朋友上，远不能同陈肇相比。在能体谅人、原谅人方面，和他的差距就更大了。又记：1952年冬天，孙犁到陈肇的宿舍去看他，看见他穿着一件在山里穿过的满是油污的棉大衣，就对他说你怎么还穿这个？多么不相称！陈肇严肃地望望孙犁，说有什么不相称的？孙犁没有再往下说，他觉得自己在生活上，无主见，常常随乡入俗，随行就市。当时孙犁穿着一件很讲究的皮大衣。文末，孙犁献辞中有：“君之特异，不忘初衷，从不伸手，更不邀功。知命知足，与世无争，身处繁华，如一老夫。辛勤从政，默默一生。”

关于陈肇，参考李屏锦在2004年第11期的《散文百家》上发表的《怀念孙犁老人》一文的评论：“孙犁的同乡好友，被他称作肇公的陈肇老人，也是我的忘年交，他生前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可谓高官了。他清正廉洁，宽厚仁慈，有长者之风。他在故宫的办公室，几平方米的斗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二屉桌，一把木板椅，比今天的单位的传达室都远不如。他寄信件的信封包装都是用旧信封废纸翻作的。一生保持革命本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今，再难见到这样的官，也难见到这样的人了。”

康濯

（1920年-1991年），湖南省汨罗市人。1938年10月就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一期。结业后随沙汀、何其芳奔赴八路军一二O师进行战地实习，任三五八旅宣传干事。1939年任鲁迅艺术学院路社文艺团体副主任。1940年任文化界抗日联合会宣传部长、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主编《工人日报》《时代青年》，兼区委副书记、土改工作和青年团负责人。1949年参与筹备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任全国文联研究室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员。1950年任中央文学讲习所副秘书长。1954年任《文艺报》常务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创作委员会主任。1958年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1962年11月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1979年任湖南省文联主席。1984年兼任《中篇小说选篇》顾问、优秀中篇小说评委主任。1987年调北京，主持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从事专业创作。

1991年1月18日，孙犁获悉康濯去世，当即给康濯夫人王勉思去信：“勉思同志：张学新来，惊悉康濯同志逝世，不胜哀悼。希望您节哀，注意身体！孙犁。”第二天，即写下

《悼康濯》一文，记述了他和康濯的交往。1939年春季，孙犁和康濯认识，1944年春季，孙犁离开晋察冀边区，五年时间里，两人差不多是朝夕相处。康濯很聪明，很活跃，有办事能力，也能团结人，受到沙可夫、田间等领导人的赏识，他在组织工作上的才能，后来也为周扬、丁玲所赏识。他在晋察冀边区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不少作品。康濯同孙犁是亲密的，来往也最多，和孙犁的妻子也说得来。他保存了孙犁发表的作品的单行本和登有孙犁文章的刊物，以及孙犁写给他的信，后来都交还给了孙犁。1956年，康濯为大病后的孙犁编了《白洋淀纪事》一本。孙犁说，战争时相扶相助，胜利后各奔前程，相濡相忘，是时势使然。孙犁认为，全国解放以后，康濯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两人后来来往少了，孙犁也很少给他写信，总觉得没话可说，康濯也就很少给孙犁写信了。有事就请人代为转告。旧谊长存，彼此心里有。

《孙犁文集》书信卷中有一辑孙犁致康濯的十封信，为1946年至1948年期间，从中可以看出两人的密切关系。另，1953年8月6日孙犁致田间信中提到康濯：“俟康濯回京，你们可以代我思考思考。并望不要和其他方面谈及。”1953年9月1日致田间信中也提到康濯：“康濯兄之《第一步》，已看过，叹为杰作之一，较之前两篇为尤佳，并望转告他，此篇之特点为鲜明与紧凑也。”

1974年4月《耕堂书衣文录》尔雅义疏：“昨日康之公子来，言其父被召开会，出门上公共汽车，上下人拥挤，被推下车，跌断腿骨，甚可念也。本院有文姓，前曾被推下楼梯，大腿骨折。今当访其治疗经验，以告康君。”

田间

(1916—1985)，安徽省无为市开城镇羊山人，著名诗人。1935 年任《每周诗歌》主编，创作并出版处女作《未明集》。1937年秋写成《给战斗者》。年底到八路军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当战地记者。1938年春夏，到延安与文艺界同仁共同发起街头诗运动日(8月7日)。其诗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传遍全国，被闻一多称为“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年底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当战地记者。1941年任晋察冀边区文协副主任，被选为边区参议员。1943年任盂平县抗联和县委宣传部长。1944年创作《太原谣》。1945年任冀晋边区《新群众》杂志社长兼主编，创作著名叙事诗《戎冠秀》及《赶车传》，出版《民歌杂抄》。1946年任雁北地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参加土改复查，创作《宋村纪事》。1948年冬，任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1949年兼任察哈尔省文联主任，参加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创作部部长、文学研究室主任、《诗刊》编委等。1950年任全国文联研究会主任。1951年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兼研究员。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期间，任二分团秘书长。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后，任主任。同年再次去朝鲜前线，以记者身份进入板门店谈判帐篷内，写成散文集《板门店记事》。1958年兼任河北省文联主席。1964年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到开罗参加亚非作家大会。

1985年9月2日《悼念田间》，孙犁记述了他和田间的交往。1940年，孙犁在晋察冀通讯社认识了田间。田间比孙犁小几岁，当时已经是很有名的诗人。孙犁对他很尊重。田间对孙犁他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如邓康、康濯、曼晴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主动把他们的作品介绍到大后方去。孙犁的稿子并没有得到发表，但孙犁记住了田间那认真、诚挚的情谊。不久，田间调到晋察冀文协，他把孙犁和邓康带去，作为他的助手。他们在一起工作了不算短的时间。1942年整风以后，田间下乡去了盂县，孙犁也调动了工作。1944年，孙犁随华北联大高中班去延安，经过盂县，田间在道路边等候，同孙犁话别。田间在盂县当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了雁北地委秘书长。孙犁奇怪，他能做行政工作？但听说干得不错。解放后，孙犁每次去北京，田间总到孙犁的住处看他。孙犁去田间那里，田间总是拉着孙犁到街上吃点什么。那几年，田间兴致很好，穿着、住处，都很讲究。1956年孙犁患病以后，就很少有机会见到田间。1975年，孙犁和人去逛八达岭，到田间家看了看，田间披着一件油垢不堪的大棉袄，住在厨房的小屋里。因为人多，说了几句话，孙犁问他要了两盒烟，就出来了。1978年，孙犁到北京开了一个星期的会，田间虽然有家，却和孙犁在旅馆里同住。但这时，他们已经没有多少话好说了。孙犁在文中说，他并不喜欢田间后来写的那些诗，他觉得田间的诗，已经没有了《给战斗者》那种力量，但孙犁也没有同田间谈过这些，因为他觉得那是没有用处的，也没有必要。

田间是诗人，也是行政工作者。他与孙犁等人的结交，是在当时环境中，为了同一目标而结成的真诚友谊。我们从1943年到1956年间孙犁给田间写的十一封信中，可以感知，孙犁对田间是信赖的，推心置腹，情同兄弟，同时对他很尊重，内心的一些苦闷愿意向田间倾诉，听取意见。

1943年11月15日致田间信 :“你留在敌后，兴奋工作，实在是好道路。老兄，从根本做起罢，今后文艺工作，没有大生活资本，不能发售。”“初来时，夜间曾遇一次山洪暴涨、大水没顶，赤身逃出，千里背来的兄之大衣，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

1944年12月21日致田间信：“在延安，我常想到你。我觉得你的作风，你的工作，我越觉得难得和值得学习……老兄，这完全都是事实，我和邵子南、鲁藜都谈过。”

1946年4月10日致田间信：“你时刻关心我。我应该记得你时刻对我的关心。”

解放后，田间到北京工作，孙犁同他继续保持友谊，一有机会，就会见面。1950年，田间携家属到天津，因孙犁突患腹痛，未得畅谈，也未能陪田间游览，但他俩平时的书信来往，依然是亲近如常，田间对孙犁一如既往予以关心。

1953年9月1日致田间信：“我约于九月九日到京参加文代大会，如得允许，我并想住在你那里，以我近来身体不大好，招待所人多不得休息也。届时，可从容谈谈转移工作之事。”

1953年9月12日致田间信：“所谈买房一节，弟虽亦有此想法，然就目前经济情况，实措办不到。”“房之一说，似可留待《风云初记》第三集完成后再看。”

经过文革，由于种种原因，两人虽仍有交往，却没有多少话好说了。孙犁说：“抗日战争，敌后文艺工作，不只别人，连我自己，也渐渐淡漠了。”既然过往已经淡漠，战友之间的感情的淡漠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孙犁将他写给田间的11封信集中起来，并于1987年5月13日写了一则附记：“葛文整理田间遗物，发现我给田间的八封信。原件已交文学馆，复制一份给我。我读后，以为难得。如一九四八年两封（已发表），战友兄弟情谊未泯，故于信中，仍可诉衷曲，谈心情，讲苦恼，求帮助。是皆沿袭困难时期之相濡以沫也。此种情谊，虽已成历史陈迹，现在看来，对田、对我，都应该说是宝贵的，值得留恋，值得记忆的。”确实如此，数十年，历经动荡不安的文革，田间还将孙犁的11封信一直收藏完好，这不是无意而为，而是对患难时期相交的战友的一片真情。足以证明，孙犁和田间之间惺惺相惜，彼此珍视，而后来的淡漠，是岁月沧桑后，孙、田两人的心理产生了变化，所谓境不同心情也不同，许多话，不想说，不能说，也不必说了。

1977年11月26日《服装的故事》中提到了田间：“路经盂县，正在那里下乡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一个要道口上迎接我，给我送行。初春，山地的清晨，草木之上，还有霜雪。显然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浓黑的鬓发上，也挂有一些白霜。他在我们行进的队伍旁边，和我握手告别，说了很简短的话。”“应该补充，在我携带的行李中间，还有他的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是他过去随军工作时，获得的战利品。在当时，这是很难得的东西，大衣做得坚实讲究：皮领，雨布面，上身是丝棉，下身是羊皮，袖子是长毛绒。原来坚壁在房东家里，这次出发前，我考虑到延安天气冷，去找我那件皮衣，找不到，就把他的拿起来。”

1978年除夕《删去的文字》一文中，提到1966年秋季之后的几个月后，孙犁在郊区干校，遇到两个穿着军服的非军人，来调查田间的材料，孙犁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就把孙犁的手抓破了，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

1985年11月8日，孙犁致田间夫人葛文信：“田间同志的逝世，使我非常痛苦。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小争吵、不愉快，但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忠厚的人，真诚的人。这种人，目前并不是随处都可以遇到的了。所以，我很怀念他，因为怀念他，今天见到你的信，我的感情又很波动，几乎流出泪来。”“你知道，这两年，一些老熟人，不断地逝去，我却很少写悼念文章，因为有些人虽然很熟，但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总不太明确，觉得文章不好写，也没有多少话好说。另外，也接受一些经验教训，话说得直了，家属不高兴。家属总愿意把文章写成悼词似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写起来就没有意思了。”“老田是例外，是我夜里起来写成的。我也没有忌讳，我知道，即使我有些话说错了，你和孩子们，还是可以谅解的。”

1988年10月17日《与郭志刚的一次谈话》中提到田间：“田间劝我在北京买一所宅子，他们都买了，很便宜。”

方纪

（1919年——1998.4.29），河北省辛集市（原束鹿县）人。1936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9年到延安，延安时期曾在在中央党校、文协、马列学院和《解放日报》社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热河省文联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在《冀中导报》工作，参加过土改工作队。1949年后曾先后担任《天津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作协天津分会主席等职。

1979年2月9日《方纪散文集序》：“1945年，我在延安，并不认识他。`1946年冬天，他从热河到冀中，在河间的一个小农舍，我见到了他。他是从热河赶着一匹小毛驴来的，风尘仆仆，在一家农舍，他的多情的爱人黄人晓同志，正烧水为他洗脚。此后，我们在《冀中导报》，土改运动中，以及进城后在《天津日报》，都生活工作在一起。”“1966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见到他，最近在两次集会上，我见到了他，搀扶了他。看到他那样吃力地走路，签名，我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和方在青年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经常一同骑着自行车，在冀中平原，即我们的家乡，红高梁夹峙的大道上，竞相驰骋。在他的老家，吃过他母亲为我们做的束鹿县特有的豆豉捞面。在驻地农村的黄昏，豆棚瓜架下，他操胡琴，我唱京戏。同到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开会，夜晚，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迷恋地去听一位唐姓女演员的地方戏曲。天津解放之前，我同方先到美丽的小镇胜芳，在一家临河小院，一条炕上，抵足而眠，将近一个月。”“我和方，性格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我看到了他的优点，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缺点。他对我也是这样。在我们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面红耳赤，口出不逊，拍案而起。但事过以后，还是朋友。我死去的爱人，当时曾对他和我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方的才气很大，也外露。他的文章，不拘一格，文无定法，有时甚至文无定见。他常常是党之所需，时之所尚，意之所适，情之所钟，就执笔为文，洋洋洒洒。”“他的胆量也大，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这样，就有几次站在危险深渊的边缘，幸而没有跌下去。”“他的兴趣，方面很广，他好做事，不甘寂寞。大量的行政交际工作，帮助他了解人生现实，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他的艺术进展和锤炼。”“文如其人，对方来说，尤其明显。他的散文，视野很广阔，充满真实和热烈的情感。他的文字流畅而美丽，给人以淙淙流水的声响。”

1985年8月24日《善闇室纪年》摘抄（二）：“1948年秋，到石家庄参加文艺会议，方纪同行。”“归途在方纪家吃豆豉捞面，甚佳。”“1949年，三十六岁，一月，我在深县接方纪电话，说区党委叫我到胜芳集合，等候进天津。到河间，与方纪、秦兆阳同骑车到胜芳。”“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背后有枪声。”

何其芳

（1912.2.5—1977.7.24），重庆万州人，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4─1947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从事文化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红学）以及教学工作，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1977年11月，在《回忆何其芳同志》一文中，孙犁记述了他与何其芳第一次见面的情景。1938冬，八路军一二0师师部住在孙犁三祖父家里，师参谋长周士第听说孙犁是搞文艺的，就高兴地把随军的两位作家请出来同他见面，一位是何其芳，一位是沙汀。因为彼此陌生，又因为何沙两人显得劳累，他们交谈很少。1944年夏天，孙犁到延安，在鲁迅文学院文学系学习和工作，何其芳原是系主任，正在休养，由舒群代理主任。这期间，孙犁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何其芳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里，两人见面的机会是很多的。何其芳非常健谈，非常热情，一改之前留给孙犁的沉默寡言的印象。

魏巍

（1920年3月6日—2008年8月24日），本名魏鸿杰，笔名魏巍、红杨树，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出生于河南郑州。1942年，创作长诗《黎明的风景》。1938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反响。1952年，完成中篇小说《长空怒风》。1956年，完成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1978年，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东方》。1982年，凭借《东方》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1949年2月21日致康濯信：“稿件事，我近收到红杨树《两年》一篇，系长诗，我认为是诗坛绝唱。”

1949年4月1日致康濯信：“转上红杨树诗一首，我认为是好诗一首。但在我们的刊物上，不能通过。我可不愿意随便给他介绍到别处，我特意转给你，望能在《华北文艺》给他发表，不行，即请转给厂民同志的刊物。”

1950年1月3日致康濯信：“我替红杨树和曼晴各编了一本诗集，寄上海文工社出版，写了一篇介绍之词，想寄给《文艺报》。”

1970年，经魏巍介绍，孙犁与张保真开始了通信联系。张保真成为孙犁第二任妻子，但婚姻维持时间不长。

1988年8月4日致信魏巍，表示已收到他的”大著”，因为正在搬家，信写得很短。

马达

（1904年-1978年），广西省北流县人。擅长版画。1930年加入中国美术家联盟，担任领导工作，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并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晋冀鲁豫文联、华北大学工作。曾任天津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解放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化局顾问等职，同时还担任中国美协理事和《版画》期刊的编委。

1978年4月22日《悼画家马达》中记述，孙犁在延安一年半时间，在鲁艺文学系，马达在美术系，同住在一个大院落里，在一个小食堂吃饭。马达沉默寡言，没有什么名言谠论、有风趣的话或生动的表情留在孙犁的印象里。他俩随工作队一同离开延安，一路上，因孙犁是从敌后来的，被派作了先遣，两人见面机会不多，只有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才有机会见面。给孙犁留下印象的只有一次，是在晋、陕交界外。上午，孙犁从住宿的地方出来，经过一个磨棚，马达正在那里画速写。有两位青年妇女在推磨，马达用一支软铅笔在图画纸上描绘着，只有几笔，就勾勒出一个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素描，就像在雨雾里见到的花朵，在晴空里望到的勾月一般，令孙犁惊叹马达的绘画手艺。到张家口后，他们因为有各自的工作目的地而分开了。进入天津后，孙犁在多伦道一家小饭铺里遇到马达。孙犁一家安顿在天津后，马达还到他们家来访过一次。后来有多次机会，让两人相邻而居，最终都因为不同原因而没有成为事实。作为画家，马达对于艺术有探索，有追求，往往不为常人所理解，他年轻的妻子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活力。1966年冬季，马达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全家被迫迁往郊区。后来的十几年，他们没有见过面。1977年初，天津日报社找他采访，他问起孙犁时说：“他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我就是和他谈得来，我到市里要去看他。”

陈乔

1912年生，，河北安新县同口镇人，历任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研究室干部，冀中军区火先剧社社长，八路军总政文工团（野战）副团长，河北军区文化部长、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1938年春天，冀中区人民武装自卫会成立时，由中学同学李之琏和好友陈乔介绍，孙犁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1947年，孙犁到白洋淀采访，投宿在陈乔家里，写了《一别十年同口镇》，发表于《冀中导报》上。此文写有：“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因文章结尾赞扬了陈乔，受到批判。

1963年2月24日晚，孙犁在北京时，去看望陈乔。陈乔赠诗，孙犁原韵奉和：“碧水晴天柳色新，小镇危楼异乡人。曾蒙枉驾相砥砺，又同戎马走烟尘。白洋战绩著青史，我艺雕虫少奇文。京师再会白鬓发，围炉话旧暖如春。”后来孙犁把这首诗发表于1983年《长城》第三期。

《孙犁文集》书信卷收录孙犁致陈乔信19封，时间跨度为1972年3月至1991年6月。信中语气和内容，亲切自然，家长里短，尽可诉说，两人维持了几十年的友谊。

时达

曾任空军师长。

孙犁在1986年10月17日写的《木棍儿》一文中，讲述了他与时达的交往。他说，他是1942年回冀中认识时达的，当时时达任冀中七分区作战科长，爱好文艺，有文章曾被孙犁选用，刊登在《冀中一日》上。时达少时在旧军队干过，后上抗大，分配到晋察冀边区。解放后，时达担任过空军师长，文革时被捕入狱，出狱后被流放到长白山。他上山砍柴，选了一些质坚而轻的木棍，托人稍到天津，分别送给王林和孙犁。孙犁在附记中说，他进城以后，时达陪他到水上公园钓鱼。最后一次，是文革结束，时达当上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主任，回河南老家探亲时路过天津，他送了孙犁长白山的松子、磨菇，还有几种不知名的野菜，还送了孙犁一袋浮石，即澡堂用的擦脚石。、

在1992年1月30日写的《残瓷人》一文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结合上文内容，显然又提到了时达。孙犁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过封锁钱，时达当时是军分区的作战科长，常常派一个侦察员护送他，对他有过好处。因此，有一年时达来天津时，孙犁一时高兴，打开百宝箱，让时达挑几件玩意儿，时达选了一对日本烧制的小花瓶。时达本来还想要一个小瓷人，但孙犁表示这个不能送，为了表示歉意，送了时达一张董寿平的杏花立轴。

孙犁的幼女孙小玲著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在最后一篇题为《写给‘远行者’》一文的第一段“一位老战友”中，也写到了时达。她写道：“父亲曾带她去看望过他的一位老战友……父亲八年没怎么回过家。一天，我娘正在场院里干活，时达伯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驰而来，把一个大绿包扔到地上，掉转马头便不见踪影。娘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托他捎回家的书籍……”孙小玲说：“从这件事里体味出了父亲战友间的侠义与厚谊。”她还写到，她和父亲来到时达所在的兵营，时达和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后就把他们带到了伙房，让勤务兵开饭，那天吃的是白米饭和红烧虾。孙小玲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吃了一碗饭还问父亲要，孙犁有些犹豫，时达马上一挥手命令勤务兵添饭。时达那股威风劲儿给孙小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葛覃

抗战诗人。十七岁从江南来到延安。不久又转战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当学生，边区文协成立，他成为一名激情膨湃的诗人，创作许多抗日诗歌、戏剧作品。后在白洋淀一所学校任教三十多年。

1984年2月23日，孙犁一篇芸斋小说《葛覃》，记了他的老战友葛覃，文中记述，葛覃是江渐一带的中学生，为了抗日，先到延安，1939年来到晋察冀边区，两人见面时，葛覃是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的学生，孙犁是教员。那时候，葛覃约十七八岁，虽然身材矮小，却结实精神，一双大眼，异常深沉。1941年，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成立，两人一同参加了成立大会。葛覃这时已写了不少抗日诗歌。1942年整风，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葛覃去了冀中区，后来又到了白洋淀。文革期间，天津准备搞个样板戏，孙犁和剧团的人一起去白洋淀体验生活，住在淀边的一个村庄，葛覃正巧就在这个村庄教小学。第一次见到葛覃，是在他的厨房兼会客室，他很冷漠，很少说话，孙犁在那种氛围下也没有多谈，向他借了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就离开了。第二次见到葛覃，进到了他的卧室，葛覃有了一点说话的兴致。问了几句政坛某人物的情况，孙犁认为不应该议论这种人物，没有接话，这时候有剧团里的人来叫他去开会，葛覃也没有送他出来。在村里，村干部告诉孙犁，葛覃结过婚，那女的有点虐待葛覃，离了。葛覃在村里教了整整三十年的书，学生无数。1983年，有一位白洋淀的作者到天津，孙犁向他问起葛覃的情况，那人说，葛覃又结了婚，这个女的，待他不错。他还不解地说，葛覃除了到区县开会，哪个城市也不去，也不联络过去的故旧，也很少写诗了。孙犁表示：“他的行为，是符合他参加革命时的初衷的。白洋淀的那个小村庄，不会忘记他……人之一生，能够被一个村庄，哪怕是异乡的水土所记忆，所怀念，也就算不错了。当然，葛覃的内心，也可能埋藏着什么痛苦，他的灵魂，也可能受到过什么创伤，他对人生，也可能有自己特殊的感受和看法，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也不必深究了。”

附记：网搜，有淀边闲云博文讲：“葛尧是延安抗大生，延安鲁艺的学生，冀中抗战时，曾与孙犁是同事，田华演过他写的剧本，他给唐诃修改过日记，也曾与田间爱人葛文做过工作搭挡。但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从1945年在淀边开始农民化生活，默默教育深耕40余载，直至去世。老百姓们给他树起了墓碑。每年的清明节，学校的师生都要祭奠此间的这位教育先行者。”

玛金

(1913-1996？)，安徽怀远人。1938年毕业于国立剧专。历任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戏剧系教师，边区抗联群众剧社社务委员、编导，《冀晋日报》编辑，中共北方局北岳区四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天津文协常务理事，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教研组组长，《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安徽省文联专业作家、党组成员，编审。著有诗集《出发集》、《彩壁集》、《玛金诗选》、《玛金诗存》等。

1950年2月23日，孙犁致康濯信：“年前我写成那篇《正月（三姑娘的婚事），自以为每次本年孙犁杰作，其超乎《吴召儿》，自不等待言，全场以诗的节奏充沛其间，人物风光，两相有。玛金捷足先登，攫此宝物，不知能通过否？如能登出，望兄看看。”

1982年，玛金出诗集，请孙犁作序，序于4月14日写出后，寄给了玛金，玛金不满意，不但没有用于诗集，还有了一些伤感情的言行，由此惹出了一段“公案”，以致于孙犁专门发文，言明此后不再给任何人作序。

附记：网搜，莫舍拉东博文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的玛金诗集《风暴，我灵魂的音乐》，又把孙犁的序文作为附录收进去了，书末还有玛金写于1997年2月21日的《书后絮语》，莫舍拉东认为网络词条关于玛金的去世时间是有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