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涯

小学生涯

张敏俐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咦！词作者的这段歌词听起来咋就像是给我写的呢？我们吕城人称大运河就叫大河，而我家就在岸上住。所以啊，我小时候非常喜欢这首歌，每当唱起这首歌，我就有点得意洋洋，满心自豪，饱含着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如今，我老了，这首歌仍然常把我带回那儿童时代，因为我的小学生涯全是在大河岸边度过的。

我虚岁六岁那年，算起来就是1951年，也就是正好七十年前，我爹决定让我去吕城中心小学上幼儿班，我记得那时候人们把幼儿班叫作“幼稚级”，还有人叫它“半年级”。那年的九月一日，就是我人生接受正规启蒙教育的开端。

七十年前的那天早饭后，我爹事情忙走不开，是在上海工作因身体微恙休息在家的大叔送我去学校的。我家住在河北，学校在河南，虽说同在一个镇上，但对于小孩来说，走走还是挺远的。那时我才五足岁么，河南的街头巷尾都不熟悉，知道跟着大叔过大桥穿弄堂，七拐八弯出了弄堂口，来到了河南一条僻静的后街，那条街是东西走向，而且从那儿往西有百来米长的路还是单面街，南边没有房子，是住家们的菜园地和农田，沿着那没有商店的单面街向西走，走过张家祠堂以及一并排的好多住家门口，直到南边也有房子的地方，就向南拐了。走进了一条还算宽敞的田埂，再顺着田埂向南走一阵子，然后向西南方向斜插，经过一个叫“香台”的小土丘，就来到了一条小河边，这条小河就叫“吕渎河”。沿着河边继续向西走就快到学校了，小河上面有一座小木桥，走过木桥便是一条用石头和砖块筑成的既带有弧度又带有上升坡度的三十来米长的林荫道，林荫道的西端就是“吕城中心小学”的校门，位于整个校园的东北角上，校门朝东。学校的地势比周边要高出好几米，怪不到我那小耳朵曾误把“高等小学”听作“高墩小学”了。

我叙述了半天，读者您也许没能搞清楚我家与学校两者之间的方位和距离。一来，路径曲折还有点长；二来，因为我说的地方都进入了时光隧道，现今的人们已无法看见。这样吧，我把运河比作是X轴，古泰定桥比作原点O，桥北的肆街和桥南的浑堂弄构成Y轴。这样，我家的坐标点就是（-90m，5m）,吕小的坐标点大约应该是（-200m，-350m）。这样一表述，您就能大概明白我上述的路径了吧。其实，那时还有一个走法，就是过了古泰定桥就向西，顺着热闹繁华的西南街一直走到新街口，然后沿新街往南走，出了新街继续向南，有一条大路直达吕小木桥。这是一个大直角，人不用教就本能地懂得简单的几何定理，知道哪一条是捷径，哪怕近一点点。所以，穿越浑堂弄便成了首选，成了常态。

说起浑堂弄，这浑堂弄的北口就衔接着泰定桥，百把米长的巷子我扳着手指数了数，拐了六七个弯，南端就对接着张中良老先生的家，据说巷子里的澡堂子就是他家开的，也因此而得名“浑堂弄”。今年上半年我回吕城，特地去故地重游了一趟，我人在河南岸，对准了北岸的老肆街口，回转身，顺着现有的巷道往南走，居然还走到了张老先生的家门口，他家坐南朝北，没有搬迁，只是在原址上作了翻新。他家门前的这条东西走向的路就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僻静的后街，现在已发展建设命名为“圣旨路”了。现在的镇政府就是在原来的镇公所即张家祠堂地盘上扩建起来的,老早的菜园啊田埂啊，还有香台和小河啊，再也找不见了。我沿着圣旨路往西走，很想寻找到那田埂与老街交汇处的踪影，因为在那里有我一个难忘的记忆，但已时过境迁，商铺民房挨个排列，把我的思念覆盖得不留任何痕迹。

挥之不去的回忆还是把我拉到了从前，那时候，我毕竟还小，记忆是断断续续零零散散的，有的记忆深刻，有的记忆淡薄。我记得入学当天放午饭学时，天上下起了小雨，校门口传达室门前的大走廊里挤满了人，高年级的低年级的还有我们半年级的，大大小小叽叽喳喳，也有送雨具来的家长，但不多。当时，我看到不少大同学脱掉鞋子赤脚走了，哎，我也可以呀，于是我也学着他们卷起裤腿，脱下布鞋夹在胳肢窝里，刚跨出校门，谁知校门外是一块大青皮石，被雨水一淋光滑无比，我一走上去就滑了一跤，免不了哇哇地哭了。那时，有街坊邻里的高年级同学看到我，赶忙安慰我说：“天下雨，你别走，你大叔一定会来接你的。”后来，大叔真的来了。那时候不像现在，一般情况下家长都很放心让孩子自个儿上学和回家的，不存在接送问题。除非像我那时的新生，家长会领一下路，路熟了就放手了。木桥上有老师值班监护，学生不允许在桥上玩耍打闹，过桥后一路都很安全。

后来，我上学和放学的路径基本上就是泰定桥、浑堂弄、后街、香台这条线。那时候家长常叮咛的话就是“路上别打野啊”。幼儿时，都很听话，特别是老师的话，那时的礼貌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都很到位，老师教我们每次放学回家见到长辈都要叫人，同路的小朋友一路上要互相照应，上学路上听到升国旗的钟声要立正，等等。在我上半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上学，我和同学在那后街玩着奔跑着正要向南拐时，升国旗的钟声响了，我们都立马刹车立正。就在那拐弯处的房院里临时住着几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我们的肃然举止被他们看到了，其中一位笑眯眯地走过来把我抱起，还在我脸上亲了一下，然后用他的大手托着我开着裆的屁股举过了头顶，我又惊又喜又怕又好玩。他那么高的个子，又举过头顶，我离地面起码有两米多高，我还从来没有经历大人跟我那样玩过，当然很开心，看样子他很喜欢我，临别时还向我挥挥手，这是我上小学期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等我长大一点后，对于老路就渐渐乏味了，就会跟着别的小朋友到处打野走新途径了，尤其是下午放学时间宽裕，什么姜家弄啊王家弄啊，只要能走得通，能到达西南街就行，隔一段时间都会图个新鲜去瞎窜。八九岁以后，就更会想着一路玩耍了。那时我有了一个要好的同学叫王紘南，他家住在西北街的西头，在闸礅以西。午饭后时间充裕，我常去约他一起上学，他家门前就是运河渡口，对岸是吕渎河的东岸。我俩常摆渡过河，再经过吕渎河上的青龙桥，然后沿着吕渎河西岸的小街一路边走边玩就到了小河的拐弯处。那儿便是吕小厨房旁边的北后门，此门不大，当然，开着的时候少，关着的时候多，我们仍然要向东再走一段上坡路，从学校大门进去。1956年的某一天，午饭后我又去他家约他，我们尚未出发，忽然天上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一个霹雳震耳欲聋，我们听得出距离很近，因为那雷声有爆炸撕裂的感觉。雷雨过后，我们得知学校遭雷击出大事了，庞炳清教导主任身体被大面积烧伤，有两位比我们小的同学遭雷击身亡，这两个小同学我都认识，一个是河南边的，一个是河北的，还是靠着我家后面的邻居。正因为我和王紘南俩人磨叽磨叽拖延了出发时间，才幸免了一场大的惊吓。

从家门到校门，再从校门到家门，来来回回每天四趟，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风雨无阻，那桥那弄那街那路，熟悉得闭着眼睛都能走，走了整整六年。按理说，连幼稚级在内应该是七年，但是，我1957年小学毕业了，一算只有六年，咋少了一年了呢？说实话，那时的我还真有点懵里懵懂，只觉得好多同班同学都“留级”了，都比我低了一级。因为那时候在我的概念里只有“升级”和“留级”，谁知道还有一种“跳级”的制度，我就是“跳级”制度里的一个幸运儿。但是，是什么时候从哪一级跳到哪一级？为什么跳的？我真搞不清，那时候我太小了，对于这等好事就像没发生一样。长大点后，才隐隐约约知道有这么回事。后来我仔细回顾了一下历任过我的六位班主任的姓名，这倒记得清清楚楚：第一任半年级班主任是田玉仙，第二任班主任是徐晓华，三年级是王蒙怡，四年级是郑德训，五年级是王炳奎，六年级是徐行。若徐晓华老师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的话，想必就是一跳三，没上二年级。其实我爹并不在意我跳级不跳级，听说我今后还有再跳级的潜力，曾请街坊的高年级学生带口信给教导主任，要求千万别再跳，因为家里没有人手陪侍我学习。那就正好呗，让我获得了更多的玩耍时间。

我上小学时，放学后玩的乡土游戏真不少，最宠的就是“击砖头”，因为玩具可以就地取材，拾两块砖片，两人对垒，分六步晋级，六种击法，未中目标者休息，让对方上场，谁先完胜谁赢，败者为牛，趴在地上，伸出一条腿当犁梢，让胜者扶“犁”赶着走，输几级耕几个来回，这也叫“老牛耕田”。第二是“踮脚脚”，两人仨人参与都行，大家轮流在画好的左右两排方格子里，金鸡独立，用一只脚踮着踢一小块瓦片，按游戏规则的路线前进，每人一开始从右下方第一格起踢，向上途经顶上两格，再从左半边向下到左下格出来，沿途瓦片不能出界，瓦片和脚都不允许停留在线上，违者休息，让下家上场。若能顺利完成一次，下次起踢格就向前挪一格，但瓦片必须是投入而不是放入，直到起踢格前进到左下格并踢出，一局完胜。谁先完胜谁有资格“造房子”，即背着游戏框用瓦片盲投，落入哪一格，那格就是他的“房子”，他在以后的行动中便可在上面双足立地歇歇脚，别人则要踮过去。谁要是把瓦片踢进了自己的“房子”，这“房子”就烧了…… 接下去规则花样多着呢！不详叙了。反正这两种游戏，要么不玩，玩起来必定是汗涔透衫，而且费鞋子，只要天不冷，我们都会赤脚玩。除此而外，还有甩牌片、厾白果、滚铜板等等。 玩这些游戏都不能让我爹看到，看到非遭训斥不可。游戏进行中只要听到同伴低声说：“你爹来了。”我马上就躲起来，等我爹走过去了再出来。那时候，还好家务事不多，有爷爷奶奶在一起，我除了帮助到河边抬水外，其次就是帮着抱小弟小妹，只要作业完成了，赶快偷着玩。

以上说的都是校外活动，因为这些游戏学校里也不允许玩。学校里的课外活动，有许多运动器械，有滑梯、天梯、旋风梯、木马、跷跷板和石头乒乓桌等，这些都在内操场。吕小除了内操场，还有更大的外操场，就在校门的东南侧，是上体育课用的，跑道、沙坑、球类活动都在外操场。允许男生自带的玩具是皮球、乒乓球、铁环、转磨磨（陀螺）等文雅玩具。自然，转磨磨便是我的“小伙伴”，因为不用花钱不用砸桶，可以自己做，爱做成啥样子都可以。说实话，体育运动一直是我的弱项，班里我最小，个子我最矮，比我大三五岁的多着呢，咋跟别人比？音乐、美术我都爱好，音乐课上老师教的歌，一学就会，算不上唱得最好吧，起码不跑调。那时候解放初期，我学会的歌有的是音乐课上教的，有的是社会上传唱的。每一支歌对于我们小朋友都是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我们的成长和三观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唱五年计划》《我是一个兵》《我的祖国》，还有《六月里花儿香》等。我不但爱唱，还对乐器也感兴趣。有一年，我和好朋友王紘南都报名参加了二胡演奏兴趣小组，但老师要我们各人自带乐器，这下可难住我了，买一把二胡要好些钱哪！同学王紘南向他外婆一伸手，问题解决了。而对于我来说就难了，我爹首先会问我要那么些钱派什么用，要是听说是买二胡，准遭一顿臭骂，我猜都能猜得出：“小孩子家，不认真念书，拉什么胡琴？拉胡琴有出息吗？” 明知要碰钉子，何必再为之？我自有主张。

我从小就喜欢动手，手上的刀疤多着呢！那时学校里有手工劳动课，贺炳庚老师任教，教我们制作过许多有实用价值的小器具，如竹蜻蜓、转磨磨、洗头爪、蒸碗架、晒衣夹、袖珍连枷等，这是我最感兴趣的课，如是学徒我肯定满师，我奶奶我妈都夸过我：“做啥像啥”。我家近旁就是竹匠店和木匠店，我经常去玩，去叫一声叔叔大大，讨一个竹筒要一根木棒不成问题。蛇皮是有个叫恽如哲的同学提供的，还好几张呢。琴弓是用细竹梢在炉火上烤一下弯成的。琴筒琴杆上打眼，用到三样工具：手抓車（ju）钻、烧红的炉钎和小刀，钻烫结合，小刀收尾，做成一个眼真不容易哦！在竹筒上蒙蛇皮那更是技术活，更难了，先要将干蛇皮用水浸泡让它充分膨胀，然后揩净表面水分，再稍微晾一晾，趁其在柔软状态下，用胶水巧妙地把它绷紧在筒口上，我那一套“工艺”过程，恐怕一般的大人都不一定想得出来。制作琴轴和琴马那就太容易了。最后要解决的是琴弦和马鬃了，这两样东西非买不可，在西南街有爿店里有买，我记得马鬃是一分钱五根，三五十根也就角把钱，两根琴弦也要不了几分钱，但这一角多钱那里来呢？我们小时候也有“提款机”，这机身大，提款额度小，每次只能提五分，极少机会能提得一角。那时候我们想要看电影，常去提款，因为电影票就是五分钱一张。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眼鼻子下的这段运河还真跟别的地段不同，别看河床上尽是瓦砾，可瓦砾下面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在气候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赤着脚，一脚在水里一脚在岸上，沿着这条吃水线用眼睛不断地扫描，很快就会发现“宝藏”，小铜钱、小铜块、铜板、子弹壳、烟筒头、餐具等各种各样的铜制小物件，运气好还会拾到银角子银镯子之类的东西。说来也真奇怪，水洗浪刷，好像还捡之不尽取之不竭。听大人们分析，这些东西都是打仗时船上蹦落下来的。那时候废品收购站就设在闸礅北岸一个叫“知善堂”的大厅里，简直就是配套服务啊,对我们小朋友服务到家了（开玩笑）。

襻好弓，上好弦和马，扣上千斤，滴上松香，吱吱呀呀拉出声了，我好开心哦！我拥有了一把我自己制作的像模像样的胡琴，那时我刚满十岁，许多同龄小朋友见了都很羡慕。课外活动上经音乐老师指导，先学习了1-5指法，马上“少啦少啦多啦多”就拉起来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拉得最拿手的曲子是《六月里花儿香》，这歌曲正符合我那时的口味，欢快活跃，情若小鸟，拉着这曲子我就沉浸在了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但不出我所料，我的愉悦吵闹了大人们，他们听不懂我拉的是什么，我爷爷带着微量的丹阳口音发话了：“小拨戏不认真念书，拉拉胡琴就有出息了？叫花子拉二胡。” “出息”二字在我家就是上纲上线啊，长辈说这没出息，我还敢继续张扬吗？于是，我的这一兴趣爱好渐渐地就被搁置了。

一事不成，再生一事，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手脚闲着闷得慌。那时我家板壁上贴的年画是《武松打虎》《梁山伯与祝英台》和《隋唐十八条好汉》，没事我就照着上面的人物临摹，静声不吵闹也就没人来管我了，我画得好与否，大人们也懒得过问。哎，相反的倒是隔壁邻居的亲戚到我家来串门，看到我在画画，而且画得很像，大加赞赏，把我美美地夸奖了一番。还有我窦庄的姑妈也很看重我的画，还要了我的画拿回去给她的孩子们看。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把我画的画贴到墙壁上时，我爹看了却淡淡地说：“名件？有空多看看书！”当时确实扫了我的兴，但长大后我理解他教儿育女的策略，他怕表扬了我助长了我画画的兴趣而耽误了正常的学业。我拉胡琴时，他在外面忙，不在家，要是让他听见了，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词肯定和我爷爷一模一样。所以，什么叫“严父”，我爹就够格，也许就是从我爷爷那儿学来的。他们那时候的教育理念与现代人的大不相同啊！正因为如此，我小时候街坊邻居再怎么夸奖我，我从来没听见我爹我爷爷夸过我。

五年级时，有一天班主任王炳奎老师来家访，这也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家访。老师来家访，无不就是向家长反映一下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况和优缺点，然后向家长提些建议。他们聊着，我在不远处的小桌子上假装做作业，竖着耳朵细听着，我就怕老师把我的缺点给倒出来。我爹这人把别人给我的表扬总是听而不闻，但对别人给我的批评那是决不放纵。语文老师么，三句话不离老本行，说着说着就说到作文上来了，虽然他是表扬我最近一篇作文写得好，但我作文里的内容却是我的自我批评呀，而且还有许多“隐私”，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还得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爹虽然是老一辈人，但在当时，他也只是个青年，他给自己订了一份《农村青年》，同时也给我订了一份《儿童时代》。那时候我要向他讨一点钱是难上加难，他给我订了《儿童时代》知道我有多么高兴。《儿童时代》图文并茂，正合我胃口，尤其是其中的图画，有民间故事，有打仗的故事。我的手就是“痒”，把一些适合课文内容的图画临摹到了课本的空白处，还染上了水彩。后来被王老师发现了，拿走了我的书，把我喊到办公室批评道：“谁叫你把语文书上画成那样的？”我先还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画的是插图。” 老师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真是又可气又可爱。只能拍着我的书板着脸说：“学生应该保持书本的整洁，这是起码的规矩。需有插画出版社不会印？你喜欢美术，也不能把语文课本当美工簿呀！今天你必须给我承认错误，彻底改过。”我听得出王老师发火了，也吓得直哆嗦，于是低着头小声道：“以后不画了呗。” 王老师看我有了认错的态度，语气也缓和了，他倒不想扼杀我的美术细胞，用和蔼的语调对我说：“你喜欢美术也不是坏事，应该得到鼓励，但要画在恰当的地方。这样吧，以前出黑板报的事我都叫个子高的大同学，今后添你一个，轮到我们班出大走廊里的黑板报时，上面的插画漫画就由你来画。不过爬凳子要小心啊！” 王老师都这样款待我了，我还楞着干啥呢？我“哦”了一声，鞠了一躬，拿起书退出了办公室。后来不知王老师是否还针对其他对象别的错误，上作文课时，他布置的题目是《做一个勇于改正错误的人》，目的是要求学生通过作文，抒发内心世界，促进大家的自我纠错能力。于是我就在文章里自我暴露了在校在家的一些缺点，并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好在王老师当时没有往外倒，而是给我爹提议说：“孩子逐渐长大，课外读物要同步，《儿童时代》改订为《少年文艺》吧，将更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 老师的话我爹当然认同，后来，《少年文艺》一直陪伴我到小学毕业。

王炳奎老师是我的所有班主任中走得最近的一个，他知道我与王紘南是好朋友，曾经拉着我俩排演了一个相声节目，名称记不得了，内容是有关“德智体美劳”的。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家根本不懂表演艺术，只会死记硬背照本宣科，但得到了一次舞台锻炼的机会。

回顾我的小学生涯，还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值得怀念的，但我的自我评价是“懵里懵懂稀里糊涂”。事实如此哎，好玩是儿童天性的表露，至于学习认真与否，都是大人们的想当然。那时都说小升初录取比例甚少，确实是很少，但我根本不懂得这利害关系，正因为我的不懂得和我爹的事务忙，却让我享受了与现在小朋友不同的幸福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