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肇基
作家王桂宏近60万言长篇传记小说《赵声将军》,泼墨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古老帝国激荡澎拜的革命风云,刻录了当时志士仁人策动新军起义的革命践履,刻画了一个不乏传奇色彩的顶天立地的“革命巨子”英烈形象——民国追赠之上将军赵声。
时代造就英雄,英雄推动时代。作家艺术地概括了那个时代。对一个古老帝国而言,19、20世纪交替之际,首先是一个悲惨屈辱的时代。书中主人公赵声十八岁时作镇江、淮安、扬州之游,“一路的凄败景色,一路洋人的旗帜,一路人民的痛苦悲惨的样子,让他燃起了一股对清廷的怒火。”这似乎简易寻常的叙说,恰恰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概括写照。书中,运河两岸“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难民“扶老携幼,离乡背井”,而江河航运的轮船却尽挂“外国旗”等的具体描写,令人触目惊心;甲午海战屈辱,戊戌变法失败,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而清廷却梦想坐收渔翁之利,等等,更是匪夷所思。清廷腐败反动,列强瓜分殆尽,人民水深火热,这就是当时时代的一个方面。
作家笔下的时代,又是必然漾动着革命的浪涌,并终将取得胜利的时代。20世纪之初的中华大地,志士仁人推翻清廷而建立民国,结束帝制而开创共和的呐喊响彻全国,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并逐步形成核心。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虽一次次“改朝换代”而壁垒依然的封建帝制,经中山先生所发动甚至有些是亲自组织领导、广大志士仁人浴血奋战十余次的武装起义,终于被推翻了。共和深入人心,纵有“复辟”和“称帝”,都只能是秋冬再蹦一下的蚂蚱,这是何等伟大非凡的历史变革!
伟大非凡的时代中,赵声出场了!
赵声(1881—1911),字伯先,出身于镇江丹徒大港镇,清末著名革命党人,同盟会长江盟主,两次与中山先生等共谋大举,利用晚清新军将领身份积极宣传、发动、组织多次起义,是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总指挥,被称“革命巨子”“军界伟人”,英年三十赍志而殁,民国建立,追赠上将军。
《赵声将军》清晰地再现了赵声的一步步成长历程。
从赵声幼时至十七岁中秀才后游历镇江、淮安、扬州,可谓赵声人生的奠基阶段。
赵声相貌不凡,“龙行虎步,瞻观非常,魁梧多力,一副嫉恶如仇的神态”。他从小绝顶聪明,四岁背《三字经》,五岁称神童,九岁破格参加童子试,坐在凳子上脚够不到地,如果不是因字迹大小不一,直可名列第一。他习文练武,一身功夫,还苦练书法。他胸有正义,打抱不平,十四岁“闯狱救良民”,十五岁“庙会驱恶少”。他蔑视科举,当乡邻纷纷祝贺他中秀才之际,他却远离那喜庆喧闹的场面,一个人来到大江之边眺望江山。他“离家远游”,就是“要看看大好河山是怎么被洋鬼子糟蹋的”。在镇江,他看到“租界设栅栏,不让中国人自由出入”,有感于“这里是中国的土地,凭什么让外国人来罚款!”在淮安,在扬州,他凭吊关天培、史可法祠,对民族英雄无比景仰……认字、读书、练字、练武、强身,游历,凭吊,激正义感、荡爱国情,立革命志,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志向和身体功夫基础。
游历镇江、淮安、扬州之后,赵声到金陵任塾师,并很快以第一名录取水师学堂,又破格进入陆师学堂,“一志军学,以革命事业自任”,此后直到最后的两次广州起义之前,便是赵声的发展成熟阶段。其间,他愈来愈注重于军事之行,不顾清政府非官方所派不得留洋习武之规定,艰苦自费赴日本考察军事,结识黄兴等革命党人,明确以什么替代帝制;归国后,积极从事舆论发动,为革命培育人才;有意参加清廷组织的新军军事演习,反对暗杀而力行策划新军起义;在广西、南京、广州等多处新军中严格组织军事训练,等等,一切表明赵声是一个极有能力,深得同志信赖的成熟的革命党人。
最后的两次广州起义,特别是最后一次黄花岗起义,赵声两晤中山先生,共商起义大计,担任总指挥,呕心沥血筹划、组织、安排起义事项,则已进入“军中之圣”阶段,其军旅地位达于极点。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痛苦反思,锐意东山再起;做阑尾手术,他坚决不行麻醉,无比刚强。如果不是三十而殁,英年早逝,赵声必将成就人生和国事的更大辉煌。
透过作家笔下的赵声成长之路,我觉得赵声是一个极其“自觉”而“彻底”的革命巨子。
赵声矢志投身革命异常自觉。他并非由于个人苦难而抗争,似乎也并未经人发动,相反,只见他发动别人。赵家是宋太祖后裔,地方大族,创办学馆,热心助人,虽因此而入不敷出,家财典当殆尽,但却声望赢人,县宰亦重其人。作家有意突出的是,赵声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地域背景上成长。镇江,历史上岳飞、韩世忠等民族英雄曾在此抗金,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镇江儿女曾与英军奋勇交战,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在此与清军浴血战斗。加上他处游历所见所闻,更强化了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念。赵声在华夏文明的孕育和历代英雄豪杰的激励感染之下成长,因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走上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革命之路,实有一种源自历史使命和时代呼唤的道路自觉。
赵声投身并发动新军之路也最为自觉。新军是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下令编练的新式陆军,“习洋枪,学西法”,完全使用西式的军制、训练以及装备,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换一个角度思考,注入新的思想,策动新军起义,又成为革命路径的重要选择。就赵声而言,进入新军是他最大的心愿,训练新军发动新军是他最看中的职责,离开新军是他最大的失落,一切工作只要能与新军联系起来,他就觉得倍有意义,哪怕个人遭贬受挫。他训练新军可谓深得“训练”之精髓,既“训”且“练”。训兵,砍出“三板斧”,进行思想宣传,加强精神教育,以民族大义晓谕士兵;练兵,既要枪法好,又要有“功夫”,像他自己那样,任你对胸脯狂击三拳而不倒。在南京有一次训练,既有暴雨急行军,又有拜谒明孝陵,即可见既“练”且“训”,同时提高军事素质和思想素质。
赵声投身革命,又异常“完全”“彻底”。除了革命,他没有其他任何追求,一切服从革命需要。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倾尽自己之力之能,在家乡创办“阅书报社”“鸿溪阅报茶舍”“大港体育会”“安港小学堂”,以培养革命人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和弟妹未能尽多少“长子”之责,相反,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之下,两个弟弟也参加新军,酿出“一门三军”之佳话,小妹也在赵声逃避清朝大吏追捕的过程中,始终伴他而行。他有“小家”,但与妻子相伴时间甚少,甚至未能见过早夭女儿一面,更遑论关爱照应了。他在广州策动起义,有同志出于安全考虑,将他父亲和妻子千里护送而来,以便一家相互照顾,但当即被他劝回。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时,曾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赵声虽然还没有明确的“为人民”意识,但一切为了革命,推翻帝制,全力以赴,则是毫无疑义的。
作家笔下的革命者赵声形象,就这样自觉而杰出,彻底而无私,真实而伟岸,独特而鲜见,叱咤风云,顶天立地。我们不必去逐一罗列他的各种具体特点,因为那将是罗列不尽。我知道,“人非生而知之者”;但我又总觉得,赵声简直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命定的旧时代掘墓人,不但震惊感动当时国人,亦将永远激励后世人们。我还觉得,赵声形象应该载入史册,新时代呼唤这样的阳刚英雄,惜乎中小学历史课本不见其人。笔者曾问过一些朋友,非镇江人士一概不知赵声,令我无语。感谢作家,正面而直接地以不寻常的时代为背景为舞台为主题,以长篇传记小说形式再现伟岸英烈,弥补一缺,并一拯当代阳刚之气不足之文风,露出雄强之势,不负先烈,激励国人,功莫大焉。
写作这样的作品,亦可见作家勇于负重之胆识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