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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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云初
1949年初，孙犁等人随原《冀中导报》社长、时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王亢之进入天津，参与创办《天津日报》。郭小川任编辑部副主任，分管副刊科，方纪任副刊科科长，孙犁任副科长。四个月后，郭小川调离《天津日报》，一年多后，方纪调离《天津日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主要是孙犁在负责任。刚开始，孙犁是二审，后来成了三审（终审）。在他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期间，热心帮助、团结、培养了一批作家，其中刘绍棠等人受孙犁的文风影响较大，出现了后来被评论家认定为“荷花淀派”的作家群。五十年代初，经周扬关心，孙犁上半天班，另半天回家写作。五十年代后期，孙犁因病外出疗养，断断续续有十年，很少写作，后遭遇文革，身心受到折磨，又“耻于同某些人出现在同一个版面”，写作也很少。文革结束后，孙犁继续从事编辑工作，但时间不长，因年龄和身体原因，他不再上班，但仍关心关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可以说，他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一直以来的实际掌舵人。
入职《天津日报》后，他除了与旧相识继续保持联系，又结识了不少人士，有的是他主动关注到的，有的是别人慕名与他结交的，其中有的人与他保持了长久的密切联系。孙犁好静，不喜交际，他与这些人的联系，大多是通过文字形式，除少数几位外，与其他人的实际接触并不多。然而，这并没有到影响到他与这些人的深入交往。
本章选取部分人士介绍如下。
徐光耀
1925年生，河北雄县人，著名作家。历任120师特务营战士，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除奸科干事、技术书记，新华分社记者，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华北军区文化部文艺科、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保定市文联编辑，河北省文联、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省作协第三届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等。
徐光耀说，他与孙犁相交50年，总共只见过三次。其实他们至少见过四次。
第一次是1951年10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团长冯雪峰，副团长陈荒煤（一说是陈荒煤、曹靖华两人），团员包括曹靖华、陈企霞、康濯、柳青、胡可、李季、孙犁、马加、王希坚、魏巍、菡子、陈登科、徐光耀等。这一年孙犁38岁，徐光耀26岁。两人都是河北省人（孙犁是安平县人，徐光耀是雄县人），孙犁因《荷花淀》等作品，已是全国知名作家；徐光耀刚刚出版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受到高层好评，属于文坛新秀，之前两人未曾见过面。徐光耀欣赏孙犁作品，此次访苏，他带了孙犁刚刚出版的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一集），行程中抽时间阅读。两人随团相处了一个多月，但徐光耀“不善交际”，孙犁“不爱说话”，见了面，至多只是“几句寒喧”。徐光耀读完孙犁的小说后，认为“孙犁比那些所谓的诗人更诗人些，小说中的形象、语言，硬是比那些诗的感染力强烈得多。要写书就应该至少写成这样子。马马虎虎，自作聪明的写法，千万避免。”
第二次是1953年9月，孙犁与徐光耀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22日中秋节晚上，丁玲在家宴请晋察冀出来的作家，参加者有孙犁、康濯、方冰、邵子南、魏巍、徐光耀等。孙犁与徐光耀再次见面。
第三次是1962年。（1958年9月27日，时年33岁的徐光耀离开北京，到河北保定农场报到，参加集体劳动。）1962年11月，孙犁大病初愈，要回老家看看，途经保定，徐光耀那时还戴着“帽子”，但“情况已经缓和”，他陪孙犁于14日到保定附近的半亩泉、抱阳山游玩了一番，还给孙犁照了几张相片。（2014年6月6日，徐光耀与河北省老作家参观团一行十六人参观了孙犁故居，他指着孙犁身着布衣坐在山边的一张照片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吧，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当年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我，实在觉得不能和有巨大影响力的孙犁比肩儿，没想到孙犁先生一见面就‘光耀’‘光耀’地叫着，并主动与我握手，亲如故旧，他与我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也一点不小看我这个‘坏分子’，真叫人感动。”在抱阳山山下，我为他拍摄了这张照片，至今底板还在我的家中，孙犁是个好人呐！”）第二天，又一同到他劳动点上，劳动了半日。中午在老乡家里吃了一顿红薯。下午，在徐光耀那间下放的小屋炕头，他俩并肩躺着，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天晚后，孙犁回旅馆，徐光耀回家去。孙犁回到天津后，徐光耀把拍摄的相片寄给他，两人开始通信。
第四次是1994年4月18日，梁斌八十大寿，梁斌研究会成立，徐光耀时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梁斌是其前任。天津举办活动，活动期间，徐光濯与韩映山、段华到家中看望孙犁。因孙犁身体原因，见面时间不长，但交谈甚欢，回忆了许多往事。这一年，孙犁同徐光耀之间的通信比较频繁。
徐光耀对孙犁的崇敬，直接源于他对孙犁作品的欣赏。见面只有四次，彼此却是心有灵犀。1990年1月13日，孙犁写作《寄光耀》一文（发表于《光明日报》），认为徐光耀诚实忠厚，对他是有感情的，而且感情很深。孙犁说，徐光耀是个好人，对徐光耀很信任，徐光耀对孙犁好像也不见外。
徐光耀学习孙犁，推崇孙犁，当年铁凝的父亲带着铁凝见徐兴耀时，徐光耀就对铁凝说：“你应该读读孙犁的作品。”
孙犁2002年去世时，徐光耀发去了唁电：“孙犁逝去了。但一颗明亮的文学之星，将永远地亮在天上。他使我们善良、自尊而骄傲。他是真正的文学家。他不会死的。”
《孙犁文集》书信卷收录孙犁给徐光耀的48封信，除一封写于1964年11月，其他皆为一九九0年1月至1995年5月间，也就是说，孙犁78岁到83岁这六年中，和徐光耀的书信来往是较多的。信件内容谈得较多的，一是关心对方的身体健康，二是交流创作体会，三是谈论文坛现象，四是聊些业余所玩物件、所喜书籍（瓷器、书法）等。信中还对浩然、贾大山、铁凝等人的作品作了零星的评论，以及对人生对文坛的深刻体味。可以说，这些信件，极富人情味，是知心人之间的心灵交流，坦诚自然，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情。
1993年5月11日，徐光耀写了《大道低回》一文，认为孙犁的思想、形象、文风、品格，所表现的历史风云和社会人生，有着震动人心的力量。他说：孙犁的创作一生，坚持现实主义一生。孙犁有很扎实的社会科学理论素养。孙犁特别注重对美的追求。孙犁为了艺术的完整和社会责任，不会做任何马虎迁就，苟同妥协的事，体现着一个艺术家的完美心灵。也体现着他的人品和文品，体现着一个真正的人的纯正和高尚。
2002年8月26日，徐光耀写了《纯粹的人 纯粹的作家》，追忆了他与孙犁的交往以及他对孙犁的评价。徐光耀说：“我非常崇拜孙犁。我对他的崇拜也有点小名气，毛泽东讥讽延安早期的文人‘言必称希腊’，我不懂希腊，自己没学问，就言必称孙犁，常在会上拿他的话当我的话说。我称他为老师，我是看他的作品长大的，一直把他认作老师。可他回信说，我们是一辈人，是朋友，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老师……。”在附言中，徐光耀说，孙犁去世时，他刚从医院出来，没有力气写悼文。现在写这篇文章，唯一的目的，是对孙犁老师表表寸心中的感念。他同时又说，恩泽所被，岂是这区区数千字报偿得了的？
阎纲曾经说过，徐光耀是学孙犁学得最好的。徐光耀则说：“我不敢说我学得最好，但我是真心学。我是真心喜欢他，他的人，他的作品。他也写抗战，也写血与火，但是他写得美，残酷中充满着人性之美，因此他的作品能够流传。我真心学，也没学好。美没学来，但我学得了一个‘真’字。我敢说我的作品是真心之作。”
2014年6月6日，徐光耀在参观孙犁故居时说：““我愿意把孙犁先生写给我的四十八封书信，复印成册，捐给孙犁故居，也想把上世纪六十年代陪同孙犁在保定采访时的照片寄给图书馆，藉以不断填充厚雅高洁的孙犁文库。”
徐光耀94岁时写了一首诗《读孙犁》：“大道修且狭，真情任擒拿。行文如流水，繁闹净无花。临晚书十册，纵横夺天华。你我捧心敬，含笑付云霞。蜚声满世界，蝺蝺独一家。”还写了《颂孙犁》：“观尽天下路，奋吾千里足。鲠介亮高天，贤愚亲且服。”
笔者读到韩映山于1990年4月20日写的《清泉和繁荣——文艺座谈会剪影》，写到1990年4月1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在保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徐光耀在发言中，号召文艺界应该突出宣扬孙犁，说孙犁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期，一直站在党的立场上，勇敢、坚定地‘孤军作战’，大胆地斥责了文艺界的歪风邪气，声张了革命的正气，捍卫了以鲁迅为首的，‘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座的同志，都有同感，认为孙犁不仅是位艺术家，而且是位思想家。”
刘绍棠
1936年2月29日—1997年3月12日，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创立者。受孙犁和肖洛霍夫的影响，走上乡土文学之路，作品题材多以京东运河（北运河）一带农村生活为题材，格调清新淳朴，乡土色彩浓郁。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奖项并受国家嘉奖；又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亦有所影响。曾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等，其高一时创作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选入高二语文课本。
1949年10月刘绍棠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1951年春，在北京读初中的他被借调到河北省《河北文艺》编辑部做编辑。半年多后，被保送到通州潞河中学读高中。就在即将读高中的这年暑假，他开始给《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投稿。刘绍棠在《我和报刊》一文中写道：“1951年9月，我15岁，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小说《完秋》……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的强烈美感和感受能力，打开了我的美学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使我汲取到丰富的营养，找到适宜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从1951年9月到1957年春，我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十万字以上的作品。50年代我出版的4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中篇小说，相当一部分都曾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
孙犁先生的女儿孙晓玲在《父亲与刘绍棠》一文中提到，刘绍棠1951年夏季，在家乡等着通县潞河中学开学时，给孙犁寄去了两篇小说《暑伏》和《完秋》，孙犁很快给他发表了，刘绍棠因此收到了急等的够交开学后饭费的两笔稿酬。之后，孙犁又连续刊登他的作品，并给他写信指导鼓励，一直到1957年刘绍棠被打成右派才暂时中断。另外，还提到刘绍棠曾经说过，“没有孙犁同志的作品的熏陶，没有孙犁同志对我的扶持，我是不会写，更写不好的。”
可以猜想，刘绍棠写作之初，是认真阅读过孙犁的作品，深受其文风的泽润的。
刘绍棠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出版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同年秋离开北大，到当时中国作协主办的文学研究所从事专业写作。1957年8月21日，因小说和所持观点被划为右派，1958年还乡务农。1979年返回北京，重新写作。
许多年里，刘绍棠一直对孙犁执弟子礼，虽然中间有过一段小插曲（一点小误会），但习知老师秉性的刘绍棠一笑而过。（刘绍棠的儿子刘松萝在一篇文章中写：“有一次，父亲说：孙犁先生发脾气了。他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声明他当过小学老师，除了在那里教过的学生外，没有其他的学生。父亲在讲这件事的时候面带笑容，似乎是在欣赏老师的个性。”“父亲十分崇敬孙犁先生的品格，正直、淡泊。我认为，孙犁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他坚持作人的准则，不趋炎附势；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不作违心之作。孙犁先生的品格和个性颇具古风，是作家的榜样。”）
孙犁对刘绍棠是赏识的，也是关心爱护的。他们是文字之交，君子之交，生活中并无太深交往。孙晓玲写道：“他一生只见过我父亲四次，交谈时间也非常短，一共不过四十分钟。他们没在一起吃过一顿饭，没有一次倾心长谈，也没有留下一张成功的合影。”我查了资料，有文字记载的见面有三次，一次是从维熙在一篇文章提到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次是1978年9月，孙犁受李季之邀去北京开会，在虎坊桥的一家旅社，见到已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刘绍棠和从维熙。孙犁高兴之余，对刘绍棠提出三点意见：一、不要再骄傲；二、不要赶浪头；三、要保持自己的风格。对此番忠言，刘绍棠真心接受。还有一次是1980年12月2日，刘绍棠与刘心武、林斤澜到天津讲学，期间去见了孙犁。
孙犁对刘绍棠“有求必应”、“有催必动”，为刘绍棠的作品和作品集写过评论和序文。孙晓玲写道：“父亲对刘绍棠有赞誉，有商榷，有讨论，有告诫，有期望，还有中肯的批评。”我感觉，孙犁是把刘绍棠当作自己的学生的，这当然有刘绍棠真情真心视孙犁为老师的因素，也有孙犁把刘绍棠的作品引为同调，自觉给予指导的因素。
刘绍棠对孙犁心怀感激和感情，1993年，孙犁八十寿诞。刘绍棠因为身体原因，未能赴津，他请人转达了对孙犁的敬意，赠送了一册《古寿千幅》书法集，还呈送了四册他的作品集。刘绍棠又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喜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有风格的作家》，以表达对老师的衷心祝福。这期间，孙犁突然发病住院，稍能动笔时，于9月19日致信刘绍棠：“我生日期间，您赠送的《古寿千幅》一册，著作四种，均拜收领，十分感谢。您发表的文字，也都拜读。文章写得很好。”并叮嘱他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这封信，成了《孙犁文集》中唯一的一封致刘绍棠的信。9月23日，刘绍棠回信，向孙犁汇报近况，同时提到：“您多次托人给我捎话，叫我不要激动，我在创作上已知注意节奏。但是，最近接连出席反腐败斗争会议和座谈会，发言又慷慨激昂，怒发冲冠，散会后身心十分倦乏，今后定在调节情绪。”这些书信来往，亦可见两人之四十余年之君子之交。
刘绍棠毕生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并被视为是孙犁之后的“荷花淀派”作家群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位。孙犁不承认他培养了谁，包括刘绍棠。他曾对孙晓玲说：“都说我培养过谁谁谁，其实，人家的稿子一来就能用，就挺好，怎么能说是我培养的呢？！”然而，刘绍棠受孙犁作品的影响深远，是事实。
学者孙郁说：“刘绍棠是得到几分孙氏真意的人，而知识结构不免单一，在他最活跃的时候，孙犁泼一点冷水，是为了避免头脑发胀。孙犁的阅读与研究功夫，他的学生大多未能继承。得其皮毛易，学到真经难。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也有类似的感叹。”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病逝，年仅61岁。孙晓玲有感于刘绍棠多年来对孙犁恪守师生之礼和对他父亲的感情，怕父亲知道后难过，代父亲给刘绍棠的夫人曾彩美写去了慰问信，后又“写了《五月太阳花》，记叙了他与我父亲的可贵情谊和他创作上的成就，作为对这位大运河之子苦难与辉煌并重，奋斗与硕果共存的曲折人生的祭奠与怀念。”（《父亲与刘绍棠》）
丛维熙
从维熙（1933年3月-2019年10月29日），河北玉田人，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走向混沌》等。
2012年，《人民政协报》发表一篇对从维熙的访谈。从维熙说，他一生只见过孙犁三次，最后一次还是在孙犁的灵堂上。这是不确切的。我查资料，两人见面（包括在孙犁灵堂上）至少有五次。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从维熙和刘绍棠因为给《天津日报·文艺周报》投稿，有一次去报社，孙犁和他们在会议室里见了面。
第二次见面是1978年9月份，孙犁去北京开会，从维熙与刘绍棠在虎坊桥旅社见了孙犁。
第三次见面是80年代，从维熙陪康濯去天津看望孙犁。
第四次见面是1999年4月9日，从维熙和房树民从北京来天津总医院看望孙犁，并呈送上自己的作品集。
第五次“见面”才是在孙犁的灵堂上。
其实他俩之间本来还有一些见面的机会，但都因故错过了。比如1957年春季，孙犁患病住在北京医院，从维熙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想去看望他，由于错过了探视时间，没有能够进去。不久，从维熙被错划成右派，去了劳改农场。1960年有一次，从维熙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劳改农场出来，绕个弯，多骑了30多公里，到了孙犁家楼下，却因为怕牵连到孙犁没敢进去。
孙犁同从维熙的交往还有如下：
1964年秋天，孙犁收到了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那是从维熙在劳改农场做苦工时向前辈孙犁倾诉心曲的信。之所以没有发信地址，是从维熙不想连累孙犁。孙犁当时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心里很乱，晚上，他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妻子提到了从维熙，夫妻俩对从维熙关心同情。
1979年4月27日，孙犁致信从维熙（后以《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为题发表），对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给予了好评。并表示“我不反对写悲剧结局，其实，这篇作品完全可以跳出这个悲剧结局。也许这个写法，更符合当时的现实和要求。我想，就是当时，也完全可以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的。战胜他们，并不减低小说的感染力，而可以使读者掩卷后，情绪更昂扬。”
孙犁给从维熙写过信，且不止一封，不知道什么原因，《孙犁文集》一封也没有收录。七十年代末期，从维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来信叫孙犁看看。孙犁看过小说，给从维熙写过一封信，说小说写得很好，还是现实主义的。并劝他先不要追求什么浪漫主义，只有把现实主义的基础打好了，才能产生真正的浪漫主义。1980年1月27日上午，孙犁收到从维熙的信，下午即为《从维熙小说选》写序，谈了对从维熙的印象，着重对现实主义文学观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序中提到，有一次，孙犁写信给从维熙说：“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
1993年5月11日，从维熙写了一首《我读孙犁——谨以此小诗献给八十大寿的吾文学启蒙之师》，致敬孙犁。
1999年4月9日，从维熙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近读孙犁》一文。
2002年7月25日，从维熙在《天津日报》发表《荷香深处祭文魂》，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他同孙犁交往的片断，以及他对孙犁人品和文品的认识和评价。其中写到：“上世纪50年代初，我首先结识的是孙犁的作品，他小说和散文中那种清淡如水的文字，曾使我如醉如痴。如果说我的文学生命孕生于童年的乡土，那么孙犁的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我的小说处女作，是在他主持的《文艺周刊》上萌芽出土的。”
2011年7月30日丛维熙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文学的恩泽》中有：“我今年78岁了，在文学的牙牙学语时期我就开始读孙犁的书，有时候上数学课，我也在下面偷偷读孙犁的书，我为什么那么迷恋孙犁？就觉得他的书中有我，我的心中有他。孙犁同志解放以后一系列的作品我都读过。俄罗斯我只迷恋屠格涅夫，迷恋他笔下的《白净草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作家很多，但最让我如醉如痴的是孙犁。他是我文学启蒙、成长宗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和刘绍棠只见过孙犁同志一面，但从我的第一篇小说一直到出版两个短篇小说集，除一篇小说外，都是发表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后来我的短篇小说集出版，得到7800元稿费。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我沦落到社会底层，每月只有一二十元工资，家里还有老小，就靠稿费生活，所以他于我除了文学还有恩泽，我一直视孙犁为父辈，并永远敬仰。”
2012年7月10日从维熙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孙犁文魂永生》，讲到在他的记忆中，孙犁一辈子没有穿过西服，这是不对的。五十年代初，孙犁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是穿过的，李季还帮他打过领带，不过，那是在对外交往时，平时孙犁是不穿西服的（没有见过文字记载）。这篇文章中，从维熙还写道：“让我们永生不能忘却的，是孙犁从来不自视为师。尽管评论界把孙犁视为文学流派中‘荷花淀’派的旗帜，但他从没有承认过某某人是他的学生，并多次把这个文学流派说成子虚乌有。这与时尚中那些喜欢拉山头，树大旗，梦中也想把自己当文苑精神图腾的某些文官，在精神境界上，有着楚河汉界的根本区别。”
2012年7月11日，从维熙在《人民日报》发表《遥望天鸟——文祭孙犁逝世十周年》，认为孙犁是“一位一生不争不抢，远离官场，布衣散淡文人，在中华文坛上留下永生的精神肖像。他表示：孙犁人文一体，拒绝名利，不当五颜六色、随风而飘的彩色风筝。是文坛的“绝唱”。
我读了孙犁去世后从维熙写的几篇纪念文章，认为从维熙对孙犁是知人知心的，对他的高评价也是发自内心的。从维熙好像没有向谁讲过他是孙犁的学生，但他是视孙犁为师的，对孙犁的感情如春水，深沉而真挚。
韩映山
1933年-1998年，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53年毕业于保定第一中学。1956年参加工作，历任河北省文联编辑，天津市文联编辑，保定市群众艺术馆创作员，保定市文联主席，保定市作协主席。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及小说集《水乡散记》、《紫苇集》《绿荷集》《串枝红》《满淀荷花香》《明境塘》《孙犁的人品与作品》等。2011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韩映山文集》（共五册，230余万字）。
韩映山1933年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城北街的一个中农家庭（《韩映山文集》附录：韩映山生平创作大事年表中说是生在一仕宦人家），四周岁时，日本飞机轰炸县城，全家迁居到乡下白洋淀旁的外祖母家——高阳县教台村，韩映山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小学时因为作教师的三姐的关系，接触到了一本《现代文学作品选》，喜欢上鲁迅、冰心等人的作品，后在村里借书，十二岁前，读了四大文学名著，特别是《红楼梦》让他着迷。
1951年，韩映山十七岁，考上了保定一中。1952年，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处女作《鸭子》，1953年，又在该报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因文风与孙犁近似，与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并称荷花淀四杰。1978年1月23日，孙犁写了韩映山《紫苇集》小引，提到他同韩映山认识是在1952年冬季（段华《孙犁年谱》记载为1953年1月），在保定远千里处认识的。那时韩是一个农村青年，在保定一中读书。后来，韩映山经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投稿。
1980年，韩映山写了《花园的花树》，提到“我写了一篇叫《鸭子》的故事，发表在孙犁同志主编的《文艺周刊》上，这给了我很大鼓励。”“一九五三年的冬季，担任河北省文联副主任（段华《孙犁年谱》记载为主任，即现在称作的省文联主席）的远千里，在红星剧场组织了一个报告会。在这个会上，我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犁同志。他，大高个儿，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大衣，面容善良，举止从容，谈吐亲切。”“他向同学们问及了我，我走近他的身边，看清了他那一双深邃、智慧的眼睛。他谈到我那篇稿子……一时出于天真和热情，我和彦芳，竟然不顾他的疲劳和休息，散会以后，午饭也没吃，又跟到了他的住处。”
1987年，韩映山写了一部书《孙犁的作品和人品》，其中记述了他与孙犁之间的交往过程，许多细节和描写真实地再现了韩映山和孙犁之间的关系以及孙犁对后辈作家的爱护、培养。在《初次相识》一文中，韩映山说：“在未和孙犁见面前，我已经几乎读了他发表的所有作品，有的篇章，甚至读了不止一两遍。它们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爱不释卷。我觉得他写得非常亲切，非常真实。”“以后，我们多通信吧，你们给我写了信，我一定复信，真的。”在《晨起黄昏寂寞时》一文中，韩映山说：“自一九五三年在保定远千里处，和孙犁见过那次面之后，隔了六年，未见过面，也未通过信。”为什么呢？韩映山认为是自己天生的腼腆，还有就是人家是名人，怕打扰他。事实上，韩映山1953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难，无力继续升学，回到家乡务农，协助村里做些工作，这期间，他因为劳累和照顾病中的母亲，情绪低落，但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1955年韩映山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水乡散记》。由于创作上的成绩，1956年4月，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秋天（一说六月）被调到河北省文联《蜜蜂》编辑部工作，1959年，河北省文联随省会移到天津，他任《河北文学》编辑部编辑。10月26日，他第一次去多伦道二百一十六号孙犁家拜访，未遇。1960年年初，由河北省文联调入天津市文联《新港》文学月刊编辑部，任小说组组长。一次机会，他跟着北京来的女作家葛文和司仃去了孙犁家，见到了孙犁。六年未见，没有联系，可是孙犁见到韩映山，自然亲切，他对韩映山说：“映山长这么高了，在保定见面时，你还那么小……”“听说你调到《新港》来了，以后有空常来玩吧。”此后，因工作关系，韩映山同孙犁、梁斌等人交往较多。有一次，韩映山去看孙犁，孙犁还把病中写的一首诗书写送给了他：“曾在青岛困病居，晨起黄昏寂寞时。长椅沉思对兽苑，喜看小鹿舞多姿。紫薇不记青春梦，素菊摧折观赏迟。如今只留栏栅在，天南地北不相知。”孙犁的老伴生病，住在位于韩映山居住地尖山不远的省医院，韩映山曾携妻子去看望，有时韩妻还包点小饺子送去。
1964年，韩映山患了慢性肝炎，孙犁频繁写信给他，几乎三两天一封，有的谈读书，有的谈书法，也有的是教韩映山如何钓鱼。为安慰他，孙犁给他寄赠了《隋唐演义》和《夜谭随录》。韩映山养病期间，每隔一周，就到孙犁那儿去玩，有一次，孙犁还去家中看望了韩映山，这是孙犁第一次去韩家，送给韩一部《聊斋志异》。后来韩映山在梁斌的介绍下，住进了天津东郊海河之滨的柳林疗养院，孙犁三两天一封，五六天一封，只要韩映山写信去，孙犁必回，期间又于4月13日去疗养院看望韩映山。韩映山在《亲切的关怀》一文中写道：“孙犁同志天性好洁、喜静，他自己病了，不愿到医院去看，也不愿住进疗养院。他明知我住的是肝炎疗养院，却不怕传染，不嫌病房里气味不好，亲自深入到病房中，并坐在我的病床上。虽然短短一刻钟，但那深情厚谊，是使我终生难忘的。”
1965年，孙犁赠送韩映山一张相片，摄于盘山烈士陵园。
“文革”后期，孙犁和妻子步行十几里路从他们的居住地佟楼去看望居住在尖山金星里七十九号的韩映山，中午韩映山留他们吃饭，是绿豆小米干饭。吃完后，又步行回去。
1969年秋天，韩映山去孙犁家看望他，妻子病重，孙犁在妻子床前坐着。这是他们历经动乱后的第一次取得联系。后来，韩映山隔三岔五地去看他，孙犁同他讲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
1970年4月，孙犁妻子王小丽病逝，韩映山去佟楼看望安慰孙犁。
1972年8月，韩映山从天津调回家乡保定市群众艺术馆文学月刊《莲池》任编辑，这次调离是韩映山反复权衡后作出的颇为伤感的决定，事先，韩映山到孙犁家，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了孙犁鼓励，于是踏实离津。之后，两人频繁通信维持联系，韩去天津办事就去看望孙犁。（韩映山在《离津》一文写到，临别时，我到他家去辞行。我坐在椅子上，什么话也没说。我们默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他找来一些镜框，不断地在那里擦拭，低着头，仍是不说话。我坐了大约有吃顿饭的工夫，我们仍是无话可说。后来，我站起身往外走，他送我出屋门，我回头看了看他，他的面孔、眼神，是那样的……”又，《韩映山文集》附录：韩映山生平创作大事年表中说，孙犁得知韩映山拟从天津调到保定的消息后，特意带上新婚妻子张保真探望并为他送行。）
1981年，韩映山问孙犁要了一张相片。1984年初冬，天津市召开梁斌作品讨论会，韩映山和李克明去孙犁家，刘宗武给他们拍了一张相片。这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1986年9月13日，韩映山和李克明去看望孙犁，并谈及出书难及出版界的坏风气。
1988年10月14日，天津召开孙犁作品讨论会，韩映山赴会期间去孙犁新居看望了他。
199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学会和河北省文联在白洋淀召开了“孙犁作品研讨会”，此时孙犁胃病住院，病情危重，韩映山、杨润身于9月1日（8月31日？）到医院看望孙犁，经孙犁同意，他们合了影。
1994年4月18日，韩映山和徐光耀、段华去看望孙犁，段华带的摄影记者拍了四人合影。孙犁“脸色有了亮光，说话也有了底气，精神很好，谈吐机敏幽默，可以说安（完？）全恢复过来了。”孙犁对韩映山开玩笑说：“映山一直没变，是不是因为老也不红？红了以后，没准也会变的……”
1997年，韩映山携长子韩大星赴天津参加“梁斌文学创作研讨会暨梁斌逝世一周年书法国画展”时，去天津市总医院探望孙犁，两人见了最后一面。
1998年6月，韩映山突发疾病去世，终年66岁。
孙犁给韩映山的四部作品集题写过书名，分别是《紫苇集》《绿荷集》《串枝红》和《红菱集》。孙犁写的第一篇序就是给韩映山的《紫苇集》写的。
《孙犁文集》收录致韩映山153封信。在孙犁与别人的通信中，韩映山是较多的一位，且涉及内容广泛，可以说，孙犁把韩映山视贴心人，可以说心里话的人，许多在别人那里有所顾忌的话，他都愿意同韩映山说，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交情之深，之真。
房树民
1935年生，北京通州人。1956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历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诞生》《九月的田野》《樱桃园村》《雪打灯》，长篇报告文学《向秀丽》（合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合作）等。
房树民，曾被视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孙犁文集》中提到他的地方不多，我翻看手头数种研究或纪念孙犁的专集，也没有找到房树民的一篇文字。我有些纳闷，照理说，俗成的“荷花淀派”，房树民排在刘绍棠、从维熙之后，韩映山之前。孙犁去世时，刘绍棠、韩映山已先期去世，除刘绍棠、韩映山外，从维熙、铁凝、贾平凹等众多受孙犁作品和人品影响的作家及其他社会人士均撰文追思，或记录彼此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或感念孙犁的教诲和关怀，或评论孙犁的为人为文，唯不见房树民的文章收录其内。
后来在网上搜索到一篇薄家景写同窗房树民的文章，从中才了解到房树民的一些情况，包括他与孙犁之间的交往，与从维熙等的关系等。
薄文中说，1953年9月，房树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以后又在该报发表了一些作品。三年里，房树民出了两本短篇小说集《诞生》《九月的田野》，发表了另一本短篇小说集《樱桃园村》（1958年出版）中的大部分作品。1956年，与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一起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1959年，房树民与同事费际昌合作，写了四五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向秀丽》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后，同年5月出单行本。房树民还与同事王石合作写了另一篇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被拍成电影，编成话剧，选入中学课本二十多年（笔者对这篇文章记忆深刻，却一直没有记住作者，原来是房树民等）。1965年，房树民出版了第四本短篇小说集《雪打灯》，收录了他1958—1963年间创作的十个短篇小说。房树民的小说，清新质朴，深受孙犁作品影响。
1957年春季，孙犁患病住在北京医院，房树民、从维熙和刘绍棠，买了一束鲜花，想去看望，因故未果。1985年，房树民调到作家出版社担任副总编，与同门师兄从维熙搭档（从维熙时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很少写作了，1998年退休。
在《孙犁文集》中，收录了孙犁写给房树民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983年12月23日和1985年10月2日。前一封信，是孙犁收到房树民给他寄的报纸，对上面的“千字文”专刊中的两篇文章给予了好评，并阐述了他对写作短文的一些独到见解。后一封信是对房树民调动工作，且与从维熙成为同事，认为是“再好不过了”，信中建议房树民继续写些文章，“写小说一时如有困难，可写些散文、读书评论之类的文字。你的文字朴实而简洁，文法修辞，也有素养，我一向是很喜欢的。”
1999年4月9日，房树民和从维熙去天津总医院看望孙犁，恪尽弟子之礼，表达弟子之情。
薄文中还提到，2002年7月11日，房树民和从维熙赶去天津，参加孙犁葬礼，房树民对记者说：“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一名初中生。那时我就知道《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是孙犁主编的。我当时写的东西很幼稚，但是孙犁先生从没嫌弃过，为修改我的作品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我们的见面是十年之后，但也并不多，主要是靠书信交流……”
后又网搜到，孙犁逝世后，房树民于2002年8月8日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熏陶》的纪念文章，其中写到“被文艺周刊栽培的作者中，我也算是其中一个。”“我是1952年上初中时，给天津日报副刊投稿的，凭着少年的热情和兴趣，不料从那时起所写的以乡村背景的习作，不断得以刊出。”“虽然知道我所崇敬的文艺周刊主编是孙犁同志，却从未给他写信，更谈不到拜望。”“我第一次与孙犁同志见面，大约是1963年与冉淮舟同志去的，此前10年中，孙犁同志不知耗心费眼地看了、退了和用了我多少稿子，而见面时我竟想不出用几句话感谢他。”“孙犁同志都是默默耕耘，厌恶张扬，不求闻达，而对他是无需多话的。”
2003年，孙犁逝世一周年，房树民和从维熙又去白洋淀孙犁纪念馆向恩师孙犁先生塑像三鞠躬。
有一次，房树民对薄谈起孙犁，动情地说：“孙先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从不追求名利地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年代，他就在我党我军高级将领身边工作，他要是有心走上政界，会有很高职务的，但他一生潜心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栽培后生，一直到去世，也还是一个基层干部。”
冉淮舟，刘怀章
冉淮舟，1937年生，河北省高阳县人，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历任《新港》文学月刊编辑，《天津文艺》编辑部副主任，铁道部文化部创作组组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著有《论孙犁的文学道路》《欣慰的回顾》等。
刘怀章，1934年生，河北青县人，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河北文学》编辑、编辑组组长、编辑部负责人，《新港》文学编辑部主任、《天津文学》（《新港》改名）第一副主编，编审，天津市文联秘书长、《艺术家》杂志第一副主编，编审。天津市文联第三届委员、主席团委员，天津作协二、三届理事。天津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冉淮舟是河北高阳人，和韩映山同乡。1951年初，冉淮舟十三岁，插班就读于保定一中，练习写作，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如鲁迅、赵树理的一些作品，使他更感到亲切的是孙犁的作品。孙犁负责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他每期必读。1956年9月，冉淮舟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开始有意识地研读孙犁作品，1959年12月，冉淮舟“鼓足勇气”，给孙犁写了信，报告他撰写相关论文（即1982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孙犁的文学道路》一书）等情况，孙犁12月5日给他回了一封“热情鼓励的回信”，并且告诉他，自己“身体还不好，不能读书，也不能作长时间的谈话，等病好后，一定找你谈谈。”毕业前夕，冉淮舟把这部书稿投给了天津的《新港 》，主持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万力打算选发其中的关于《铁木前传》的章节（后送审天津市委宣传部审阅，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方纪鉴于当时形势，心有余悸，为避免惹麻烦，没有同意发表>。1961年9月，冉淮舟分配到《新港》编辑部工作（冉淮舟认为可能是那部书稿起了一定的作用）。10月，万力让编辑部副主任劳荣带他和另外几位青年编辑去看望孙犁，他第一次见到了孙犁。
接触多了之后，冉淮舟把那部书稿送孙犁，请他教正。孙犁看完后，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九条意见，最后一条特别指出，不必与其他作家相比较，“只论述我的缺点就可以了。”冉淮舟认真考虑了孙犁的意见，觉得自己力不能逮，加上当时文艺界的空气趋于“紧张”，他便用这部书稿中的部分材料，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因为工作关系，冉淮舟与孙犁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开始协助孙犁做一些书稿的“搜集、抄录、编排、校对的工作”。
1962年春节，冉淮舟没有回老家过节，利用假日，整理、编排、校对了孙犁的《津门小集》书稿。孙犁在后记里写道：“淮舟同志辑录这些短文，是对我养病期间很大的一种帮助，一种鼓励和一种安慰。”1962年秋天，孙犁在北京颐和园休养，冉淮舟去那里协助孙犁校对《风云初记》全部书稿。1963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短论》，孙犁在“新版题记”中写道：“得病以后，冉淮舟同志对帮助我搜集旧作，尽了很大的使人感动的努力。”在《<旧篇新缀>前言》里，孙犁写道：“今年夏季，淮舟同志有农村之行，采访之暇，于肃宁等县档案馆抄得我旧作数篇，披览之下，似有所感……。淮舟下乡，溽暑泞途，奔波劳顿，旁务及此，盛情可感也。”1974年，孙犁让冉淮舟帮他找一本《风云初记》（此书经过文革已没有地方可找到，孙犁本人也无存），冉淮舟就把当年孙犁签名赠他的书送给孙犁，令孙犁深为感慨，特在书衣上记上了一笔。1979年，冉淮舟去天津人民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为孙犁搜寻《琴和簘》一稿，终于在《人民日报》资料室找到并抄录下来。孙犁说：“淮舟于此文，可谓情厚而功高矣。”同年秋天，冉淮舟准备从天津调到铁道部文化部，8月30日，冉致信孙犁，忆及16年前初冬陪吕剑看望孙犁的情景，感谢孙犁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和培养。临行前，他又去看望孙犁，并把孙犁写给他的信，抄录后装订成三册送给孙犁，这些信件，连同孙犁在文革前交给冉淮舟保存的著作、文稿、照片等，之前都放工作在保定的冉淮舟的妻子那里，有一年，冉淮舟的妻子背负这些东西逃返，过度劳累，以致流产。孙犁在收到这几册信件后，非常感动，写了《幸存的信件序》（这本书2003年由长征出版社出版）。1981年6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犁的《耕堂杂录》，孙犁在后记中说：“系冉淮舟同志从旧报抄来，旧报残缺，难以寻觅，淮舟费去不少时间精力，亦应志感。”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孙犁文集》，冉淮舟不但写了《孙犁文集拟目（附说明）》，而且还全程参与了文集的编辑工作，校阅了文集的全部稿本。1982年，冉淮舟帮孙犁编辑出版了《孙犁诗选》。这年秋天，冉淮舟在保定发动妻子和两个女儿，抄写孙犁在《平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王林曾在日记里说：“孙犁同志，得此助手，何其幸也。”
刘怀章，笔者知道他的名字，对其人却缺乏了解。2013年5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孙犁》一书中，有刘怀章的一篇《无尽的思念》，又网搜到相关资料，对刘怀章的情况及他与孙犁之间的交往过程有了大致的了解。
刘怀章60年代与孙犁认识，当时他作为《河北文学》的编辑，与孙犁交往较多。“文革”初期，河北省直机关迁到保定后，两人有好几年没有见面。直到1972年刘怀章调到天津文艺创作评论室担任副主任，和冉淮舟一起主管《天津文艺》杂志的工作，才又见上面。当时，孙犁还住在佟楼，刘怀章和冉淮舟一起去看他。后来落实老干部政策，孙犁又回到多伦道旧居居住，原先被抄走的书部分又回来了，刘怀章和冉淮舟想帮他整理，孙犁表示他们都很忙，自己整理就可以了。
刘怀章文章中还提到，孙犁曾委托他帮其小女儿介绍对象。另外，孙犁再婚后，刘怀章和冉淮舟两人到他家时，觉得二人挺和美，从心里为他高兴。没过几年，夫妻产生了矛盾，直到女方离家不回去住。这时候，孙犁把他们叫到家里，让他们去找女方，看看她到底有什么想法。两人与女方约好时间，从晚上七点谈到深夜十一点半，没有谈拢，孙犁接受了现实，对刘冉二人表示满意。由此可见，孙犁对二人是信任的，也是愿意托付他俩帮忙做事的。
然而，刘怀章和冉淮舟与孙犁这样密切的关系，却因为1982年末的“一场误会”亮起了红灯。
1982年8月12日，孙犁给友人写了一封信（此信后以《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为题发表在1982年10月号的《人民文学》上），信中提到，十年动乱后期，“市”里给他落实了政策，叫他当了《天津文艺》的编委，一次，主编及两位副主编召他去开会，孙犁“奉命唯谨地去了，坐在一个角落里。会开完了，正想站起来走，三位主编合计了一下，说：“编委里面，某某同志写稿很积极，唯有孙某，一篇也还没有写过，难道要一鸣惊人吗？”说完，三个主编盯着我，我瞠目以对，然后一语不发，走了出来。后来，那位主编下台了。孙犁给这家刊物写了一篇散文，另外两位仍在管事，先是要孙犁把散文分作两篇，他们挑一篇；然后又叫孙犁把不是同一年代发生的事，综合成一件事。孙犁愤怒了，把稿子收了回来。
这篇通信我之前读过多遍，虽然记述历历，却并没有去对照某某人的想法，只是觉得那两位的做法，难免会让孙犁不高兴。
后来读到王林1982年12月12日日记：“午间冉淮舟同志来，谈到孙犁同志在今年《人民文学》十月号发表的记述他做编辑工作的史话，‘烧’了冉和刘怀章同志一下。冉认为老孙把自己和怀章视为‘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忍无可忍，已写好‘绝交’书。我劝他冷静一下，尽可能迟地再发。冉这些年来奔走各地图书馆搜集、抄写孙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文字，十分辛劳。冉若与之‘绝交’，孙的神经要吃不住。”我才知道当时的事态竟是如此的“严重”，吃惊不小，于是就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刘怀章的那篇文章里提到了此事，他是这样表述的：“我和孙犁同志交往中，也曾有过一次不愉快。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已调到北京工作的某某同志，对那时候孙犁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的影射一些人，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他会得罪人，对他不好。北京的作家刘绍棠也有同感，曾对我说：‘怀章你在天津，跟孙犁同志说说，别叫他今天点这个明天点那个的，把人都得罪了！’绍棠是学孙犁创作风格最突出的一个，和孙犁感情极深。于是我给孙犁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我的看法。可恰巧没过十天，孙犁又接到北京某人的一封信，内容和我的观点类似。孙犁同志生气了，认为我们不理解他，歪曲了他文章的意思。据说他气得两手直哆嗦：‘他俩想气死我呀！’”“我们听到孙犁生气的事，心中很是不安。可我知道他的脾气，短时间内不能去找他……。“大概过了两个月，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李克明到我家里来了……一见面对我说：‘你呀你呀，要是把孙犁气坏了看你怎么办！’我说我没有一点的坏意呀，完全是为他好啊！克明说，孙犁说他的文章绝不是影射一些人，而是批评一种文艺思潮……克明说着笑了起来：‘我前天去看他，老头子气消了，想你哩，叫你抽工夫去看他。’”“孙犁见到我很高兴……我开口表示写信误会了他，他立即一摆手：‘怀章，咱们不说那个了，是误会了，你和某某误会了我，我又误会了你俩，过去了，不说它了！”
冉淮舟在为刘怀章的散文集《悠悠岁月情》所作序文中提到，刘怀章1972年从河北调到天津之前，孙犁的很多事情，一些书稿的编校工作，主要是由他协助——这样的情况，有十年之久；在刘怀章调到天津之后，孙犁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就由他俩来协助了，孙犁有时写信，就是“怀章、淮舟同志”——这样的情况，也有十年之久，本来好好的，可能有人制造谣言，搬弄是非，孙犁同志突然写了一篇文章，题名《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在这篇文章中，孙犁对冉和刘严厉指责，说刘怀章和冉淮舟在一次《天津文艺》召开的编委会上，对他不敬，让他耿耿于怀；后来在处理他写的一篇散文稿上，颇为不恭，惹他大发雷霆。冉淮舟和刘怀章看过这篇文章，分别给孙犁写了一封信，一是说明他的文章所写失实；一是对他在一系列文章中点人过多提出意见。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孙犁同志看过信后，更加气恼，立即连续写了《谈师》《谈友》等杂文，讲了许多意气用事、似乎失控的话。”
1983年6月30日，孙犁又在那篇文章的后面“补正”：“文中所记《天津文艺》两位副主编，据声称，他们当时的职衔，不是副主编，而是编辑部具体负责人”。这是否就是冉淮舟所说的“失实”的地方，而事过大半年之后，孙犁又在文末作这样的“补正”，感觉孙犁此时仍没有“原谅”他俩。笔者又重读孙犁的《谈师》《谈友》，之前读时，似乎感受到了某种情绪，但言辞仍是恳切，也没有去多联想。读到刘怀章和冉淮舟的这两篇文章，终于对事情有了一些了解。
刘怀章在那篇文章最后，讲到他“想到了孙犁为文的严谨态度。他每创作一篇作品，写一篇文章，都会想到它的后果的。”他还写到，孙犁说，写文章绝不能欺骗读者。好战友是好战友，不能因为关系好在文章中说假话呀！他“细一想，孙犁同志鲜明的观点的确令人尊敬。”而冉淮舟在那篇序文中也说到：“就是发生这场‘，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对孙犁的敬重和爱戴，他们永远感念孙犁对他们的提携和指教。”
我查阅资料，捕捉到此事给孙犁的身心造成的影响，给孙犁与冉淮舟之间的友情造成的裂痕之种种，以及此事涉及到的其他人物关系，且留到以后的章节专述。
查《孙犁文集》（书信卷），孙犁致冉淮舟共121封信，致冉和万力的1封信，致冉和文联办公室1封信，致刘怀章和冉的1封信。（据冉淮舟统计，孙犁写给他的信总共有129封）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59年12月5日，最晚的一封信写于1982年12月1日。以后呢？就再没有书信联系了吗？
孙犁逝世时，冉淮舟和刘怀章前去送别，“一进灵堂，泪水就模糊了我们的眼睛，既没有看清白洋淀乡亲连夜送来的带着露水的荷花，也没有看清孙犁同志的遗容，映现在我们心中的仍然是孙犁同志健朗的面容，爽朗的笑声。当我们向孙犁同志深深鞠躬时，泪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冉淮舟语）
孙犁去世两个月后，刘怀章写下《无尽的思念》一文，发表在2002年9月23日的《天津老年时报》上，2013年5月11日，冉淮舟在中国作协纪念孙犁同志百年诞辰会上作了《孙犁没有离开我们》的发言，2022年7月，又将多篇有关孙犁的文章（发言稿）结集成《欣慰的回顾》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万国儒
（1931—1990），天津市宁河县板桥镇王石庄人。天津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社创始人之一。1960年由工厂调到《新港》杂志当编辑，1961年起在天津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五六十年代曾名噪文坛，被文艺界称为“南胡北万”（南方的胡万春，北方的万国儒）。先后出版《风雪之夜》《龙飞凤舞》《欢乐的离别》三个短篇小说集，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欢乐的离别》等篇被选入全国中学教科书。
网搜，解放初期，孙犁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花费心血和精力培养了一批工人作家，其中就有万国儒。但孙犁与他的交往资料却近乎空白，不但未见《孙犁文集》中有致万国儒的信，也未见万国儒本人有记述同孙犁交往的片言只语。
但笔者注意到，孙犁一生，为他人写序的并不多，万国儒是其中之一；孙犁写过的专门记人的文章（包括怀念、悼念文章）并不算多，1990年3月13日，孙犁写了《悼万国儒》，说明孙犁对万国儒是有深厚的感情的，是能引起他追思和思考的。
在1979年5月29日写的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小引一文中，孙犁说，万国儒原是工人，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短短数年间，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一九六六年以后，他被迫搁笔十几年。他又提到，茅盾曾对万国儒的创作有过这样的评论：“给了我们很多刚走盎然，而又意义很深的仅二三千字或者竟有千余字的短篇，这在短篇小说不能短的今天时尚中，不能不引人注意。孙犁同意这个评价，认为是不刊之论。但他同时又委婉地提出了二条意见，一是要扩大生活的视野，希望万国儒不要囿于工厂的生活工作经验，局限于写工厂，写工人。二是要扩大借鉴的范围。不但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学经验，也要向西方文学学习，从他们那里吸取有益的营养。”
而在孙犁于1990年3月13日写的《悼万国儒》中，孙犁写道：“这两位同志，都是天津的工人作家。近年，和我来往较多，在我的心目中，都是老实人。”“我记得，原来和万国儒，并不太熟。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叫我给他的小说集写篇序，我写了。序中，好像还劝告他，不要只写车间，多读点书，各地走走看看等等。”“这以后，国儒在创作上，就不很顺利。对他的作品，五十年代的热闹劲头，突然冷落了下来。国儒想不通，生活得很落寞。”“而国儒又好像缺乏这种哲学头脑，心里的烦闷，不能迎刃而解。作品受冷遇，必然意味着人也受到冷遇，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能影响敏感之心的问题，他的健康，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如果国儒听信我的劝告，不囿于农村、工厂，能常到开放地区转转，甚至干一阵子专业户……”“无奈国儒是个本分人，老实人，当然不会听信我这些信口开河的话。”“看来，国儒的性格很固执。”“他发现有病，进院手术之前，曾来看我一次。”“过去，他来了，我没有送过他，这次，我把他送到门外，并和他握了握手。”
孙犁还针对万国儒关心身外事，发表了他的看法。实质上，还是委婉地对万国儒的实诚抱有深深的同情和对万国儒“固执”产生的无奈和遗憾。
铁凝
1957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著名作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等４部，中、短篇小说《哦，香雪》《第十二夜》《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对面》《永远有多远》《伊琳娜的礼帽》等100余篇、部以及散文、随笔等共400余万字，结集出版小说、散文集50余种。1996年5卷本《铁凝文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2006年9卷本《铁凝作品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铁凝出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六十年代后期，铁凝大约十一岁，她的父母离家随单位去做集体性的劳动改造，她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里。这时，她接触到了少量的旧书，并被其中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中的一段所吸引，这段文字描写了一个农村姑娘出场时的情景。多少年后，铁凝才知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这个女孩子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初中时，铁凝发表了多篇小说，并产生了要当作家的念头。家里鼓励她的想法，父亲铁扬（原名屈铁扬，著名画家，1960年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本科毕业， 曾在河北省文化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为她开具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四处奔赴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找出那些禁读的书。铁扬喜欢孙犁的作品，因而孙犁的书也在其中。为验证女儿有没有成为作家的可能性，铁凝十六岁那年，铁扬带她去见作家徐光耀。徐光耀非常推崇孙犁，对铁凝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铁凝立即回答：“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铁凝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
1979年，铁凝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市，在保定的《山花》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业余写小说。这年秋天，天津的李克明、顾传箐请铁凝去百花文艺出版社商谈出版她小说集的事，临行前，韩映山让铁凝带封信给孙犁（大约是把铁凝的情况介绍给孙犁）。铁凝到天津后，李克明陪同她见到了孙犁。第一次见面，孙犁穿着一身普通的 灰色衣裤，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正在邻居种的地上捡着零星的豆子，衣着朴素，说话随和、自然，一改铁凝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印象，她感到有一种亲近感。
这次见面后，铁凝和孙犁通了几次信，在回信中，孙犁主要是点评铁凝寄来的作品，另外又将自己的创作体会和文学观同铁凝交流，其中谈到：“作品是反映时代的，但不能投时代之机。凡是投机的作品，都不能存在长久。”还有一封信，重点谈了读书的方法，他说：“……你读着脾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它一些，无论是长篇或短篇……另外，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
后来，铁凝写了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大约一万五千字，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有人说这个写法的“路子”有问题。铁凝不服气，就把这篇小说连同另一篇散文《盼》寄给孙犁。1980年8月27日，铁凝给孙犁写信，29日，孙犁复信，告诉她，这两篇稿子都看过了，本来想写篇短文，后以病中止。《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将发表那篇小说，配李克明写的评论文字，并且还被安排为该期的头条。（小说发表后，《小说月报》很快作了转载。）
1980年初冬，铁凝再次见到孙犁。“那天很冷，刮着大风。孙犁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铁凝进屋，孙犁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铁凝说：“您是见老。”铁凝说完就很后悔，她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这年11月30日，孙犁在收到铁凝信后，给她复信，送她一本曾朴著的《孽海花》同时，又长谈了有关该书的故事，并且说：“以后有人向你要我的信，你就可以把这一封交他发表，算是一篇《耕堂读书记》吧。”信末还说：“庆田所谈，也有些道理，不要怪他。我觉得你写的灶火那个人物很真实。我很喜欢你的这个人物，但结尾的光明，似乎缺乏真实感。”
第三次见到孙犁，是和几位同行一道。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孙犁见到铁凝他们去，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铁凝又看见了那副套袖。那天孙犁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
2001年，铁凝到天津领百花奖，10月16日下午，在《天津日报》文艺部宋曙光陪同下，去天津总医院住院部探望孙犁。在医院附近的花店里，孙犁的小女儿孙晓玲见到铁凝，铁凝对她说：“我不会忘记孙犁先生对我写作上的帮助。自从他生病之后，一直想来看看，这次有机会到天津来，我一定要见见老师，了一个心愿。”见到病榻上的孙犁，铁凝说：“我一直想来看老师。”“这么多年没见到您，我一直都在想，盼望能见到您。”
孙犁生前，铁凝曾送给他一尊无锡惠山泥塑和一些上好的宣纸，孙犁都作了不同形式的记录，并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的谢意。孙晓玲在《铁凝探视》一文中，还披露，有一年元旦，铁凝还亲手绘制了一张贺年卡寄给孙犁，上面画的是一只引吭高歌的雄鸡，红冠、粉脖、灰身、紫爪、孔雀蓝尾羽。
《孙犁文集》中，载有孙犁寄给铁凝的七封信，时间分别为1979年10月9日、1979年12月23日、1980年3月16日（载1981年《小说界》文学丛刊创刊号）、1980年8月29日（载1981年《小说界》文学丛刊创刊号），1980年11月30日、1992年11月22日（载1981年《小说界》文学丛刊创刊号）、1993年1月13日。信中，谈了他对铁凝作品的意见，谈了他关于读书、文学语言等方面的见解，其中提到，铁凝送给他的一尊惠山泥塑，他保护良好。另外，有一篇写于1981年2月21日的《关于我的琐谈——给铁凝的信》，是信的内容，文章的形式。文中孙犁和铁凝谈了一些现实无奈，又谈到有的关于他的文章所写内容不实，起了副作用。又提到铁凝的散文《我有过一只小蟹》，表示登出来后，一定看。他本想找个心境安静的时候，把铁凝的近年所作，统统看一遍，而一直拖着，原因是七十多岁的人，每天要生火，要煮饭，要接待宾朋，要看书写东西，确实没有精力了。孙犁希望铁凝能谅解。他同时提到：“而有些人，平日称师道友，表示关怀，稍有不周，便下责言，我所以时有心灰意冷之念也。”孙犁向铁凝发出邀请：“春天，你如能来天津，我很欢迎！我很愿意见到你！”还有一篇写作于1982年12月14日的似是信的口吻，却以文章形式发表的《谈铁凝的<哦，香雪>》，留下这样的文字：“今晚安静，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我也算读过你的一些作品了。我总感觉，你写农村最合适，你的才力便得到充分的发挥，一写到那些女孩子们，你的高尚的纯洁的想象，便如同加上翅膀一样，能往更高处，更远处飞翔。”“是的，我也写过一些女孩子，我哪里有你写得好！”写作于1984年4月14日的《读小说札记》第八节，提到了铁凝的名字：“为人、处世、写文章，都有拘谨和开放两途。有人写小说，总是显得局面小，意境，人物，故事，都好像有一个小围墙，突展不开，这就是一个缺点。有的人展开了，有时又漫无边际，使人物、故事不得集中，主题不得突出，这也是一个缺点……去年读了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有这样一点意思。本来想见面时和她谈谈，供她参考，但一直没有机会，就先记在这里，备遗忘吧。”可以想见，铁凝也是给孙犁写过信的。从孙犁给铁凝的信中，可以感受到，孙犁是把铁凝当作可以说话的人的，推心置腹，坦诚交流，不以师居，平等相待。读来感到亲切。
孙犁去世时，铁凝行将出访拿加大，第一时间通知河北省作协，替她向孙犁敬献一个花篮，并委托《天津日报》编辑代她问候孙犁的家属。在手机通话中，铁凝说：“听到孙犁先生病逝的噩耗，我感到特别悲痛。”“在那一瞬间，我想说的只有两句话：孙犁先生高尚品貌在文坛永存，孙犁先生对文学晚辈至诚的关爱我将铭记终生。”“作为一个文学晚辈，在当代中国作家里面，孙犁先生对我的影响，最深刻、最直接、最具体，我以前这样说，现在这样说，今后还愿意这样说。因为在我的个人的写作历程中，孙犁先生给过我真诚的帮助。”。
之后，铁凝先后写过三篇文章来回忆、纪念孙犁。2002年10月2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四见孙犁先生》；2002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1期的《怀念孙犁先生》；2008年2月15日，发表于《文汇报》的散文《戴袖套的孙犁先生》。2011年7月，孙犁的小女儿孙晓玲回忆父亲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在京首发，同时举办了“孙犁逝世九周年纪念会”，铁凝参加了这次活动，再次回忆了她与孙犁的“师生情”，并称孙犁为“人民的作家”。
贾平凹
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从事专业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秦腔》《高兴》等，其中长篇小说《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贾平凹最早接触到孙犁的作品是1970年，那年他才18岁，参加水库工地劳动。一天夜里，贾平凹“睡不着，拿起紧挨着我们铺位的一个姓雷的人枕头边的一本书翻起来。这一翻，竟一生都喜欢起了这本书。这本书没封面，也没有封底，揉搓得四角都起了毛。但里面的文章吸引我，竟一气看了十几页。几年后我上了大学，一天，见同宿舍的同学拿了一本书，名叫《白洋淀纪事》，翻读了几页，大吃一惊：我在水库工地读的就是这本书！”“我已经买了一个硬皮的日记本，是用每天的两元钱补助买的，开始了记日记。我的日记并不是每日记那些流水账，而是模仿了《白洋淀纪事》的写法，写我身边的人和事。我竟然为我的记述才能感动了。写完一段就得意忘形，念给身边人听。大家听得十分开心，说写某某写得像，写某某还没写够，又讲某某的趣事。日记本平时是在枕头下压着的，我不在时常被人偷偷拿去当众念，竟还流传到别的连队，我写作的热情全是被这些煽动起来的。”（贾平凹《我是农民》）
贾平凹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1年4月30日，29岁的贾平凹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散文《一棵小桃树》，68岁的孙犁看到这篇文章的当天，即写了一篇读后感《读<一棵小桃树>》（后《人民日报》以《读一篇散文》为题发表）。文中对贾平凹的这篇散文表示赞赏，认为“它是心之声，也是意之向往。是散文的一种非常好的音响。”听说孙犁给自己的散文写了评论，贾平凹5月12日给孙犁写了一封信，5月15日孙犁即回信，表示“收到你十二日热情来信，甚为感谢。”又谈到：“你的散文的写法，读书的路子，我以为都很好，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我称你的散文是不拿架子的散文。”“在创作方面，要稳扎稳打，脚步放稳。”
贾平凹在《祭父》文中提到，1982年的春天，他因一批小说受到报刊的批评，压力很大，但并未透露一丝消息给他父亲。4月7日，孙犁写了《再谈贾平凹的散文》，提到，他自从读了《一棵小桃树》以后，遇见贾平凹写的散文，就“愿意翻开看看。这种看，完全是自愿的，很自然的。”他读了近期贾平凹发表在各报刊上的四篇散文，一篇是写大雪中出行的，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一篇是《泉》，一篇是《静虚村记》，发表在《文学报》上，一篇是《入川小记》，发表在《散文》上。在这篇文章中，孙犁对贾平凹的散文表示了由衷的欣赏，说读他的散文，“就像离开了大城市，又从容漫步在山野乡村的小道上了。”其中还谈到，1981年秋天，一位好心的北京同志给孙犁写信，说贾平凹近来的散文哲理多了，生活少了。孙犁回信说：“年轻人喜欢上了什么，他总要热衷执著一个时期的。过后，他也许就会改变一下航道。”这一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他的散文集，贾平凹写信给孙犁，根据孙犁的序文内容看，贾平凹先后写过两封信，一方面向孙犁倾诉，一方面请他为自己的散文集作序。孙犁在6月5日写的序里说：“我同贾平凹同志，并不认识。我读过他写的几篇散文，因为喜爱，我发表了一些意见。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散文集了，贾平凹来了两封信，要我为这本集子写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孙犁高度评价了贾平凹：“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使我惊异。我认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他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在细雨蒙蒙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青年农民。”孙犁以自己对人生对文坛的体察和经验对贾平凹语重心长地说：“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同年12月4日，孙犁回贾平凹的信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以说神交已久，早就想和你谈谈心了。”“我很孤独寂寞，对于朋友，也时常思念，但我怕朋友真的来了，会说我待人冷淡。”“但是，你这次没到天津来，我还是感到遗憾的。我想，总会有机会见面的。”信末，他说：“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听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
1983年7月31日，孙犁收到贾平凹的信后，当日即给他回信。大约是贾平凹对他说了些什么，孙犁说：“我觉得，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地吸取，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的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因为他们对文艺及其批评，不明底细，你应该多给他们解释。”对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孙犁说：“你的散文写得很自然，而小说则多着意构思，故事有些离奇，即编织的痕迹。是否今后多从生活出发，多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如此，作家主观意念的流露则会少些。”
孙犁对贾平凹是真诚的，欣赏的，他在尽一位长者和老师的责任。
而贾平凹对孙犁信任的，感激的，他愿意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同孙犁讲，愿意听取他的意见。
“两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散文，孙犁偶然看到了，写了一篇读后感。对于他的人品和文品，我很早就惊服得五体投地，我一个才练习写作的小青年的一篇幼稚的散文，倒得到他的笔墨指点，这使我很激动，也激发了我写散文的勇气。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信。万没想到，就在收到我信的三个小时后，他便给我回了一封信，谈了许多指点我写散文的见解。从此，我们就通起信来。他的每一次来信都十分认真，有鼓励，有批评，直来直去，甚至在大年三十的中午，为我用毛笔书写了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关于作文语言变化运用的条幅。但我又不敢多给他去信，怕打搅一个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的生活。一些朋友劝我去天津看看他，我也时时作着去天津的念头。但三次要去，三次都没有去成。一次已经买了车票，却因为突然有个紧急会议没有去成。一次到北京开会，和妻说好顺路去天津，但在北京车站徘徊了许久，又作罢了。我知道自己的劣性儿，害怕见人，害怕应酬，情绪多变化，曾经三次要登华山，三次走到华山脚下，却又返回了。一回到家里，就十分后悔，自恨没出息。”（贾平凹《一匹骆驼》）
1983年10月，贾平凹要去天津领一个散文奖，妻子高兴地对他说：“你不是老念叨去那里吗？这下逢机会了，公私兼顾，你可以去见见孙犁了。”贾平凹想带点礼物给孙犁，思来想去，最终选了一件珍藏多年的唐三彩的骆驼带去。一路上小心翼翼，唯恐有个闪失。谁知越怕事越来事，就在顺利到达招待所，下车的时候，包儿掉下来，骆驼“破碎了四条腿，三条是硬伤，一条的脚上碎裂成几十个颗粒儿。”第二天，到孙犁家，贾平凹红着脸讲了骆驼破碎的过程，孙犁仰头哈哈大笑，说：“可以胶的，可以胶的！文物嘛，有点破损才更好啊！”两天后，贾平凹将用胶粘好的骆驼送到孙犁的书案上，孙犁反复放好，远近看着，说：“这不是又站起来了吗！”便以骆驼为话题，又讲了好多为人为文的事。这次见面，孙犁“显得很快活，倒水，取烟，又拿苹果；问了这样，又问了那样，从生活，到写作，一直谈到读书，他打开了他的书柜让我看他的藏书，又拿了藏书目录让我翻阅。”“他是慈祥而又严厉的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又是一个上午过去，又在那里吃饭，又是戴了帽子，拄了拐杖送我到院门口，又是叮咛我多来信。”（贾平凹《一匹骆驼》）
1984年9月12日，孙犁读到贾平凹发表在《十月》上的小说《腊月·正月》后，给责任编辑苏予写了一封信。他说，贾平凹的这篇小说，“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彩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贾平凹是勤奋的好学的，他博览群书，多方面探索，找出这样一条路，我看到以后，高兴非常，因此写信给你，不知你以为如何？”
1985年1月5日，孙犁收到贾平凹从北京寄来的信后，复信给他，对贾平凹来信中谈到的语言问题，孙犁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题目。他说：“你的语言很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是我捧你。你的语言的特色是自然，出于真诚……你的语言，有时似乎还欠一点修饰。”“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式，语言还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
1992年4月25日，孙犁接到贾平凹的信，说近年来联系少，是因为自己身体大不如前，再加上心情时常不好，给朋友写信就很少了。知道贾平凹在办《美文》杂志，表示赞成，并且认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行文至此，孙犁说道：“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不通，遑谈美文！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他本意是肯定，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这也是名家之笔，一篇千字文，有几处如此不讲求的修辞，还能谈到美文?”
《孙犁文集》中收录致贾平凹四封信，另一封是以“再谈通俗文学”为题发表的，1992年的这封信是目前所见到的最后一封。这封信，因提到一个“名家”的语法问题，招致对方多年的不堪攻击，给孙犁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
1993年贾平凹发表《孙犁论》，孙晓玲在《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中提到，孙犁生前对这篇文章评论甚高，说：“贾平凹出手不凡，一语中的，一句顶一万句。九三年那么多人写我，数他写得最好。”
2002年7月11日，孙犁逝世当天，贾平凹写下了《高山仰止》。文中说：“当我还在乡下，是十多岁孩子的时候，读到的文学作品又深深喜欢，以至于影响我走上文学路的就是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当我仅仅是文学青年，在我不认 识也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接连为我的散文写了评论的是孙犁先生。我一生专门去拜见的作家是孙犁先生。而通信最多的也是孙犁先生。二十多年里孙犁先生一直在关注着我，给过鼓励，给过批评，他以他杰出的文学作品和清正的人格使我高山仰止，我也以能认识他而为荣幸。”“孙犁在中国文坛上是独特的。他的文字从年轻到晚年都会堂皇行世。他曾经影响过几代文学青年。他的去世真正是文坛的巨大损失。我知道，他的去世会使无数的读者惋惜，也会让无数的作家叹息。我更坚信，孙犁这个名字是不朽的，他留下的丰厚遗产将永存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库。”
2002年12月5日贾平凹写了《孙犁的意义》。“孙犁敢把一生中写过的所有文字都收入书中，这是别人所不能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经历了各个时期，从青年到老年，能一直保持才情，作品的明净崇高，孙犁是第一人。”“孙犁的主要作品是以农村为题材的，在他创作活跃的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农村题 材小说的高手，但他是最独特的一个，也是最杰出的一个。”
2013年，贾平凹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我见到的孙犁》，纪念孙犁百年诞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