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

吴敏德

从我记事起，每到清明前几天，家里就会来几个神秘人，看衣着装束就知道他们来自农村。带头的那位总是把帽檐压得很低，父亲上前迎着，也没客套话，进屋就关了门。后来才知道，那是我们老家村上来的，基本阵容：一个村主任，一个会计，还有一两个算是村里说得上话的“老头”，这里的老头不体现年龄，而是表示在村民堆里能压得住阵、说得上话，或是亲属众多，或是德高望重，或是行事凶狠，准确说是“头老”。他们来是有目的的，是向父亲询问我们家清明上山扫墓的具体人数的，为什么上坟还要统计人数？这也算是我们老吴家的秘密。

我家祖上是“至德先贤”吴季札，家族祠堂有两块匾额，进门是“延陵世家”，堂前高挂 “三让堂”，堂号体现了吴季札三让王位的贤德故事。据村里老人讲，在季子封疆的延陵，曾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孩子，从小饱读诗书，深得长辈和族人的赏识和褒奖，到了考取功名的年纪，就离家赶考去了。哪知造化弄人，科考落榜，回到城东就停下了脚步，感觉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只能就地落脚了。毕竟是读书人，很快就置地建房，在此繁衍子孙，渐渐形成村落，号称“大吴巷”，四个儿子分为四个房头，我们家算是四房的一支。

先贤季子是家族荣耀，光环之下的家规家训也就格外严格，传统规矩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没有读过书，解放后在扫盲班认得几个汉字，但对传统礼仪笃信不疑，重大节日的仪式感特别强烈，祭祖更是规矩中的重要时点，因此，扫墓祭祖就成了我们家的头等大事。通常清明祭祖都是节前扫墓，节日当天在家祭拜。而我们“大吴巷”却不同，清明节当天在家祭拜，节后一天的“黄明”才去“集体上坟”，这个习俗随着村里老人的相继离世，成了无解。是不是吴氏先祖为了彰显季子的谦让之风，连祭祖也礼让三先吗？我们这些后辈也只能这么臆想了。但同一时间集体扫墓是规矩，绝不允许单独行动，因为我们家有一座祖坟山。

大吴巷村向北十公里左右，是一片丘陵，这些连绵不断的群山植被丰腴、圆润饱满，有一个山头叫“雾山”，也可能叫吴山。曾几何时，当地一位富豪将女儿嫁给大吴巷的子弟，这座山和一片良田就作为陪嫁的“血地”姓了吴。那时交通不便，远距离耕作成本太高，于是，山头就作了吴氏的祖坟山，用来安息吴氏先人。山下良田交由当地人耕种，不用上交田租，但要看护打理坟地，并为每年集中扫墓的吴氏族人准备一顿丰盛可口的午餐。山下建有一座吴氏祠堂，用来办理丧事和扫墓聚餐。

新中国成立后，田地收归国有，没了田租一说，村里人也就没有了提供免费午餐义务。但是，吴家黄明日集体上坟的规矩没有变，午餐由村里统一操办，只是费用自理，标准是按人头每位收个两三块钱。清明节前来我们家的那拨人，就是挨家挨户统计人数的，只不过那年月，祭祖活动很容易被纳入封建迷信范畴，就只能“悄悄地进庄”了。

祖坟山的坟墓是按辈分和“死者为大”的原则排列的，从山顶往下、从左到右排列的，自上而下排到山脚，就会在边上打一道土埂算作围墙，然后，小辈的坟墓才能安置在山顶，如此往复。清明前夕村里就会派人前去接洽、安排后勤，还要上山清理道路杂草，为集中扫墓打开通道。

黄明日当天，大吴巷族人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我们城里人是一拨，也有从上海无锡等地赶来的。大家找到自家先人的墓地，清除杂树杂草，换上新挖的压着三张黄纸的帽子，讲究的还会在途中摘几枝柳条插在坟头，那黄黄绿绿的景象，带着族人大声交谈的嘈杂，寂静的山林顿时变得热闹起来，除了几处新坟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其他族人相互帮忙，家长里短说个不停，倒像是一场难得的家族聚会，这也算是血浓于水的根脉吧。等大家“各扫门前雪”告一段落，就会有年长的高喊：空下手的，给那些无主坟也挖点帽子戴上，都是我们吴家的祖先！这时就会有人照着做了。等各家完成祭扫以后，就会被统统赶下山来。“贡山”开始了，几个资深长辈和村干部抬上一张小方桌放在山脚，摆好贡品，进上香火，大喊一声：祖先在上，保佑吴氏子孙健康平安、兴旺发达！随即是一阵鞭炮齐鸣，一阵风来，烟气袅袅地飘散于山头，宛如仙境。

午餐开席，本村的、请来的大厨忙活起来，时鲜蔬菜，红烧肉、长带鱼……十多桌的菜很快就上满了。忙活一阵的族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喝酒抽烟，那大锅烧饭的锅巴香味，成了那年那时的深刻记忆。

父亲是个孝子，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的那段日子，正值“破四旧、立四新”的当口，他还是冒着很大风险，置办了棺材，抬上山安葬。记得奶奶出殡的那天，大雪弥漫，那“八个头”抬棺人是趁着天黑出发的，山路湿滑，不知摔了多少跤，才把奶奶安顿到位。父亲性情严厉，特别是规矩面前六亲不认，对子女的要求更是标准顶格。在他眼里，扫墓祭祖那是头等大事，家里人只要能够上山的，都要报名前往。每次我去单位请假，总会受到“清明过了还上坟？”的质疑，即便解释半天，也要尽量参加。因此，我家的名额多了，自然受到特别礼遇，因为那时的组织者也希望能多点人头，平摊费用就宽松一点。但得到村里人高看一眼，更多的还是父亲的原因，他严峻的面孔背后是一副热心肠，直到他过世埋在了这个山顶，我们才听到村里人口中的“父亲轶事”。进山的道路泥泞，他就出资买来砂石铺一铺；碗筷损坏不够用了，他就买了碗筷补上；祠堂屋顶漏水，也是他会同村干部筹集资金修缮。现在，祠堂完全倒塌了，那方方正正的门楼依然挺立，恰似老吴家刚直不阿的铮铮铁骨。

那时候去祖坟山扫墓，有的坐公交，麻烦是车次很少，除了要耐心等待，还绝不能错过班次时间。村上的一般是结伴而行，拖拉机、自行车成了主要交通工具，有的竟步行七八公里前往。父亲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扫墓这等大事，他基本都是骑车去，因为他要早点到那里帮着安排。记得有一次，父亲带着哥哥和我去扫墓，后座带一个，前面三角杠坐一个。出发晚了，父亲决定从山里穿过去抄点近路，进山后发现，这山虽不高，但挡住视线是没问题的。不一会儿我们就迷了路，每个山头都差不多姿态，转悠半天也没找到方向。雨虽不大，却来得密密麻麻，衣服早就湿透了，更难受的是大块的黄泥巴全部塞进自行车挡泥板，车轮滚不起来，只能生拉硬拽往前走。脚下出现一条水沟，不宽，我一个助跑就过去了，哥哥拎着自行车，自信满满地向前跨，人和车都掉进了沟里，还是父亲出手拉了上来。就这样，总算还是赶在午餐前到了山下。

三十年前，父亲走了，住在了这里的山顶上，边上有一棵高大的马尾松，成了我们每年前来祭扫的标志，父亲的规矩、正直、热心、坚毅也像那棵松树一样矗立在我们心里，高大挺拔。每次站在他的坟前，我都会这么想，祖先的文明，靠文字记载得以传承，但也蕴含了更多像父亲一样的普通人的力量，他们用行动、用坚守，把中华传统写在了生活里，写在了大地上。

渐渐的，有些外地亲戚的工作日无法调剂，就提前回来扫墓，村里的老人们也一个个住到了山上，坚持规矩的力量此消彼长；年轻人在竞争激烈的时代谋生活，也顾不上这些老传统了；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黄明日集中上坟的形式，随着报名人数逐步减少，消散在历史的长河里。

山还是那个山，树还是那些树，几声鸟鸣传来，庄严肃穆的祖坟山寂静而悠远。听说大吴巷要拆迁了，我想有时间再去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