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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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
（1923—2009），1923年6月生于温州市。1950年到北京市文联工作，任文学创作组成员，创作小说、剧本等多种，曾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参加北京作协的筹建工作。“文革”后任北京作协驻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北京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名誉全委等职。2007年获北京作协“终生成就奖”。
北京的三位中年作家刘绍棠、刘心武、林斤澜一块来到孙犁的家，宾主谈笑风生，聊得开心。三位作家分别呈上自己的著作，话题便从文事谈起。当提及文坛吹捧风时，先生便谈及河北农村为新娘吹喇叭抬轿的习俗，然后话锋一转，幽默地对刘绍棠、刘心武说：“如果有人给你们抬轿子，我希望你们坐得稳一些。”话虽幽默，但却真正蕴含了先生真诚的关怀与勉励呀！三人之中，先生惟独未与林斤澜交谈过，会面时，他特别注意听林斤澜对文学的见解。林问：“创作规律，是否就是‘真情实感’这四个字？”先生说：“是这样，这四个字很重要，但还包括不了规律的问题。”林又问：“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倾向客观，还是倾向主观？”先生说：“主观、客观缺一不可，二者是统一的。”林斤澜的提问引起了先生的深思，会面时来不及展开说，于是在送走三位作家的当晚，先生不顾疲倦，拿出林斤澜的小说选集，一口气从后往前读了五篇作品，并且逐一分析了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夜深了，先生很困乏，心情依然兴奋。三个作家的形象又浮现眼前，先生从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中国文坛繁荣发展的明天。过了几天，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把上次与二刘一林交谈的话题深入地做了一番阐发，尤其谈到林斤澜的创作时，先生动情地写道：“在我们的既繁荣又荒凉的文学园地里，读林斤澜的作品，就像走进了别有洞天的所在。通向他的门户，没有柳绿花红，有时还会遇到榛莽荆棘，但这是一条艰辛开垦的路。他的作品不是年画，不是时调。……看来，斤澜是甘于寂寞的。”话语中，有肯定，有褒扬，分明也有鞭策与警示，总之，是饱含了文学老人的热情鼓励和殷切的期待的。
刘心武
1942年6月4日出生，曾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小说《班主任》是其成名作，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
刘心武在《上海文学》2011年第9期发表的《斧凿音响，熊熊火光》一文中，提到他1980年被北京市文联吸收为专业作家后，给孙犁写了一封求教信，孙犁很快回信，表示刘心武的作品，除《班主任》外，还看过一些，认为都是写得很好的，但先有概念，然后组织文章的说法，他不太赞同。信中有鼓励，有建议。信末还特别写道：“你怎么不到天津来玩玩？”向刘心武发出了邀请。刘心武感动了。1981年，他随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去天津看望孙犁。临行前，刘心武说此行是去“朝圣”。
1986年，刘心武调到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常务副主编，有一次，他与另一位副主编崔道怡一起前往天津约稿，刘心武第二次见到了孙犁。孙犁虽然身体不大好，仍表示愿意支持。不久，孙犁给《人民文学》寄去了一篇散文，但发稿编排时，从目录上看，孙犁作品排第一，翻看杂志看，头一篇却是另外一位作家的文章。孙犁不以为然，写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对于杂志这种“平衡术”表达了意见。刘心武读到后，也写了一篇短文，意在为杂志辩护，寄给了《人民日报》副刊的负责人袁鹰，被袁鹰劝阻，没有发表。刘心武表示与他所尊崇的孙犁发生龌龊，是件遗憾的事，但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孙犁致歉。
彭荆风
（1929年11月22日—2018年7月24日），生于江西省鄱阳县，祖籍江西省萍乡市，历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1949年6月，在南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3月，发表了短篇小说《倮黑小民兵》。“反右运动”期间，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9月至1961年年底被流放至滇西宾居农场劳动改造。1968年，被关押监狱长达7年。1975年8月平反。1978年，小说《驿路梨花》被收录到初中语文教材中。出版长篇小说《鹿衔草》《断肠草》《绿月亮》等。
彭荆风小孙犁16岁。他崇敬孙犁，年轻时读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短篇小说《荷花淀》以及孙犁的散文，认为他是真正的文学大师。
他一直想见孙犁。
1956年冬，彭荆风去东北修改电影剧本《芦笙恋歌》，路过天津转车时，有大半天时间。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作家方纪请他去天津名菜馆“周家花园”吃饭，他知道彭荆风喜欢孙犁的作品，说：“今天来不及了，下次你再来天津，我约请你们一起吃饭，让你们认识。”
1957年，彭荆风被打成右派，被流放至滇西宾居农场劳动改造。1968年被投入监狱，关押长达7年。1975年8月出狱，得到平反。
1979年后，彭荆风几次去北京参加会议，身体有病，来从匆匆，未能去天津见孙犁。
1994年12月彭荆风去北京参加会议，前行，女儿彭鸽子（北京大学毕业，作家）提醒说：“会后，你还是专门去一趟天津看望孙犁先生吧！你们都年岁大了，再不见面，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这之前，彭荆风和孙犁通过几次信，孙犁还寄赠过《孙犁文论集》给他，但来往信函都是由《天津日报》转，彭荆风并不知道孙犁家的住址，于是他11月26日给孙犁写信去询问。彭荆风12月5日去北京前，没有接到孙犁的回信，他担心孙犁是否又住院了？会议结束后，彭荆风打电话给昆明的女儿彭鸽子，女儿告诉他，孙犁来信了，信上说：“报社转来信较晚，我又考虑：您冬季旅行，诸多不便，我年老有病，一个人生活，您来了，不能很好招待。故此，迟复了几日。”不过孙犁给了住家地址。彭荆风12月13日傍晚到达天津，第二天上午就去看望孙犁。
彭荆风找到鞍山西道学湖里16楼301室，82岁的孙犁缓缓地来开门，彭荆风说：“我是云南……”孙犁立即说：“哦，是荆风。请进，请进。我给你的信，怕你收不到呢！”迎进书房兼会客室后，孙犁说：“天冷，你也年岁大了，远道来访，我很不安心！”彭荆风说：“这是我多年的心愿。这次来北京开会，散会后，就在北京等候你的信。前天和昆明我女儿鸽子通电话，知道先生有信来，我就赶来了。”孙犁表示感谢，说：“我年岁大了，家里又没有别的人，怕朋友来了招待不周，所以迟迟没给你复信。你一片盛情，我很感激。”孙犁几次起身，要招待彭荆风，都被拦住了。孙犁问起彭荆风那些年的工作、生活，又谈到了那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彭荆风在“反右”、“文革”的遭遇，感喟地说：“你还是很坎坷呀！受了这么多苦难，还能写出18本书，这真是对文学的初衷不改，充满了使命感呀！”又说，“有的人坎坷多年，对文学仍不改初衷，如徐光耀、刘绍棠；特别是徐光耀更被人认为顽固不化。”彭荆风说：“徐光耀这人正直。”彭荆风诚恳地说：“你如一座巍然大山，文学与哲理功底厚实，不会像根浅的竹子那样随风摇晃。文学是要老中青作家一起来完成的事业，正如你说过：‘每个时代，有它的高峰，后来又不断出现新的高峰。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没有连绵的山色了。’在真正的作家当中，各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特色有如山势，不存在谁比谁落后的问题。”孙犁笑了，说：“我写的东西不合时宜，约稿也少了，平日来的人也少了。年岁大了，也确实难以应付约稿和会客，有些老朋友来看我都尽力婉谢！”正聊着，保姆杨嫂进来，说：“孙先生这几天常念叨你，还怕你收不着那封信。”彭荆风非常感动，不知不觉，坐了一个多小时，怕孙犁累着，彭荆风起身告辞，并把特意从昆明带来、珍藏多年的《采蒲台》、《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白洋淀记事》请孙犁签名。孙犁感慨说：“这些书，你保存了这么多年，真不容易呀！”他从书柜中拿出新出版的《孙犁散文选》、《孙犁新诗选》签名送给彭荆风，孙犁紧紧握住彭荆风的手说：“荆风，你远道来访，一片深情，我是难以忘记。你年岁也大了，也要保重呀！”彭荆风想到从1956年就想见孙犁，一拖就近40年，如今孙犁已82岁高龄，自己也早过了花甲，又都是多病之身，南北两地相距那样遥远，今后还有机会见面么？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孙犁和保姆把彭荆风扶回椅子上，极力安慰他，并要他回云南后写信去，代他问候彭荆风的女儿彭鸽子。
孙犁去世后的当年，彭荆风写了《看望孙犁先生》一文，回忆两人唯一的这次见面，并深切怀念孙犁。
王蒙 单三娅
王蒙，1934年10月15日生于河北南皮，祖籍河北沧州，原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王蒙任文化部长期间去过天津，他问柳溪：“听说来天津的作家都得去看望孙犁，是吗？”柳溪与王蒙是多年的老朋友，很熟，爱说笑话，她回答：“别说你了，就是丁玲、周扬、冯牧来，也都去拜访他。”王蒙就说：“那我就不去朝拜了吧。”但他还是拨通了孙犁家的电话，并登门去拜访了孙犁。那天，一老一少两位文坛名家坐在一起，倾谈了当代文学现状，交流了彼此创作情况。王蒙后来同柳溪谈了感受：“到底我还是去朝圣了，跟传闻不同，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非常平易近人，谈了好多话题，老人见解深刻，我感触不小。”
《孙犁文集》（修订本）收录致王蒙信一封，时间为1984年11月28日。信中说：“柳溪同志携来惠赠小说集，甚为感谢。名篇似锦，庋架增辉，当从容拜读，以为艺术之享。”“弟年老多病，精力衰减，今年写作甚少，俟有成篇，当寄呈请教。”
在《王蒙自传（第二部）》中，作者有一句提到了孙犁：“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
单三娅, 湖南衡阳人，1952 年生于河北张家口市，著名新闻专家，高级记者，历任《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艺术副刊主编、文艺部副主任、新闻报道策划部主任。中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2013年10月1日与王蒙结婚。
单三娅写过一篇《一次面晤 十年尺素》的文章，记述了她与孙犁的交往。
1983年10月单三娅从《光明日报》报社总编室调到文艺部，担任副刊“东风”的编辑。1984年春季，副刊主编盛祖宏派单三娅去天津约稿。在《散文》月刊的编辑谢大光的陪同下，两人拜访的第一人就是孙犁。这次见面，单三娅在说明了来看望孙犁并请他继续给《光明日报》写稿之外，主要是孙犁和谢大光在聊一些天津文坛的事。孙犁给单三娅留下的印象是：“待人并不刻意显出热情，话也不多，但很诚恳，。。。”“他怕冷落了我，不时看看我，还问过我几次有关报社的事情。”单三娅返京后，孙犁给她寄去了第一篇稿子《戏的续梦》。发表后，单三娅寄了样报开了稿费。孙犁收到后，很快写去了明信片表示感谢。不久，孙犁又给单三娅寄来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精装本《孙犁散文选》，扉页上用小字写着“三娅同志指正，孙犁，一九八四年六月卅日”。此后，两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通信交往。
1984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孙犁的许多文章都是经过单三娅的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共有近30篇。期间，有一篇文稿因故被退回，孙犁也没有怨言，仍寄稿给她，单三娅由此对孙犁更增敬意。
1991年8月8日，单三娅听从时任上海《解放日报》文艺总主任吴芝麟的建议，写信给孙犁求一幅墨迹，孙犁11日回信给她，告诉她自己在病中，不能写字了，他找出一幅之前写的宽一尺、长二尺的条幅寄给单三娅，内容为南北朝江淹《爱远山》中的句子：“逮绀草兮之可结及朱华之未晚”，落款时间为“1990年9月”，条幅的空白处，孙犁补写“三娅同志留念”，上面有他的签名和印章。1989年，单三娅工作转向艺术和其他文化方面，孙犁仍有稿件寄给她，单三娅继续为孙犁处理相关事宜，并同他保持书信来往。
单三娅保留了孙犁寄给她的十几封信和明信片，《孙犁文集》补订本中，只收录其中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987年11月14日和1988年7月19日。单三娅在前文中写到：“在书信交往的十年中，开始我对他，是一个小编辑对一位大作家的崇拜，诚惶诚恐，生怕的点闪失。后来书信来往多了，我发现他逐渐在简单的来信中，增加了一些诉说病痛或搬家之苦的内容。”，后来单三娅还从谢大光和去天津的同事那里得知孙犁在他们面前屡次提到她，让单三娅觉得，孙犁信任她，有朋友般的感觉。单三娅产生了再次面见孙犁的愿望。
1995年，单三娅赴英国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行前写信告诉孙犁，孙犁回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并欢迎她回国后到天津去，事先一定要写信告诉他。1997年春天，单三娅搭乘朋友的便车到天津去，随身带了一听上好的茶叶。这时，孙犁已经病重在榻，不能见客，单三娅未能如愿见到。
郑法清
（1938年-2022年10月5日）， 河北蠡县人。百花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著有《孙犁印象记》《孙犁印象续记》《孙犁》等著作。
郑法清小孙犁25岁，同为河北省人。20世纪80年代初，同孙犁结识。在这之前，郑法清主要写作古代诗歌评论和文艺随笔，他将这些文章的剪报拿给孙犁看，孙犁没有发表意见。后来，郑法清写了一些当代作家散文和小说评论，孙犁同他谈及对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见解。郑法清曾写作、出版了《孙犁传略》，在此期间，与孙犁接触较多。1981年，天津市出版局计划编辑出版《孙犁文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负责实施。在研究篇目、校勘文字时，根据孙犁的意见，出版社另外邀请几位对孙犁作品比较熟悉的人参加，时任天津出版局秘书的郑法清在列。郑法清主要负责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的校勘，他在《两次为孙犁编文集》一文中说，“实事求是地说，这次文集的编辑工作，我除在编辑和作者之间做了些穿针引线和沟通意见的工作之外，在文字处理上除去对行世二十余年的《风云初记》纠正两处笔误之外，无多贡献。”1983年，郑法清调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郑法清去看望孙犁，孙犁提出文集增订再版一事，郑法清表示支持，鉴于当时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所处的困境，郑法清进行了认真的策划，最终出版了一套高质量的精美的文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孙犁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于生前能看到这么一本印本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郑法清心里，孙犁“淡泊处世，耿介为人；一不趋时，二不媚俗，三不作违心之论。”“若干年间我是经常到他家看望的，特别是在我写作《孙犁传略》和主持《小说家》工作期间，几乎是每周必到。当时几乎已经形成习惯。”在主持百花文艺社工作期间，郑法清为孙犁出过不少书（包括《孙犁文集》（增订本）），在较多的接触中，孙犁对郑法清也有很多坦诚的指导和帮助，比如关心他的创作，支持他的工作。两人不但是工作关系，也有个人友谊。孙犁视郑法清为可托之人。为帮助中学老同学邢海潮，孙犁多次请郑法清帮忙做事，他也都遵照办理。作为出版社主要领导，他事务繁忙，经常出差在外，有时未能及时办理，孙犁有表示理解，如1989年9月23日致邢海潮信息：“目前，出版社事多，郑君恐未能去石家庄。”，1990年3月5日：“郑法清是个忙人，近日闻又去东北。然前成议，我想不会食言。”有时却也流露出不快，如1990年9月1日：“前嘱郑法清寄一册‘评传’给兄，该同志现在太忙，办事也拖拉无准则，恐怕还没寄。”致邢海潮的信件，后来发在《长城》上，孙犁见到郑法清，说：“法清啊，没金币近我在《长城》发表了一批信件，其中多次提到你郑法清。没别的意思啊。“郑法清表示理解，笑着说：“那有什么，你不就是找不到我着急嘛。”这段对话，体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1993年，郑法清调离百花文艺出版社，到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工作，工作更加繁忙，除去节假日或得知孙犁身份有恙时去看望他外，平时很少去了，以至于孙犁还有些想他。孙犁住院期间，郑法清去看孙犁，看到病榻上的孙犁，郑法清很难过。2002年7月10晚上，正在吃饭的郑法清接到时任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的薛炎文的电话，告知孙犁病危，立即赶到医院，探望弥留中的孙犁，第二天，孙犁去世，郑法清送去花圈，并送上一纸挽联：“写时代风云铸民族魂魄呕尽沥血造就千秋经典；有松柏精神有泰山品格朴素刚正堪为一代楷模。”
2004年7月8日郑法清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怀念孙犁同志》一文，记述了他与孙犁交往二十多年的往事及他印象中的孙犁。
卫建民
山西洪洞县人，1955年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商业经济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中国发展观察》原总编辑、副社长，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卫建民是七十年代末大学期间接触到孙犁先生文章并记住他的，八十年代，他分配到北京工作，1981年起，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两家报纸副刊经常发表孙犁的文章）上读到不少孙犁的文章。卫建民认为，《人民日报》“小说杂谈”专栏上的文学札记很精彩。他把这些文章剪贴在一个笔记本上，还在每篇札记下写读后感，做自修的功课，之后，每遇孙犁文章，就剪贴在册，到1986年已累积两厚册，同时购买孙犁的文学作品，几近狂热的地步。这时，他还练习写小说和散文，并向几家著名的报刊投稿。
1986年3月2日，卫建民去天津，《散文》杂志的魏老师知道他喜欢孙犁的作品，提议他去看望孙犁。卫建民第一次见到他“正迷”的作家。这年，卫建民30出头，孙犁73岁。不同年代，年龄相差较大的两个人第一次相见，交谈甚洽。卫建民多年研读孙犁作品，见解独到，表达准确，甚合孙犁心意。卫建民谈到孙犁的具体作品时，孙犁给予了“你的感觉很好”，“你的感觉不错”的激赏。孙犁赠卫建民《编辑笔记》一册。这次见面后，卫建民写了《去见孙犁》一文，经孙犁批阅后，刊发在《散文世界》杂志上。之后，两人建立了通信联系。1987年，卫建民第二次去天津见孙犁，孙犁把卫建民视为熟客，可交之人，卫建民也坦然发表见解。孙犁赠卫建民一幅字，并主动提出合影，说是见一次就少一次了。11月28日，梦见孙犁。
至此以后，二人多次见面，聊天，谈话，并且维系了十几年的通信。卫建民说：“我年轻时偏激执拗，官僚机关的气氛又使人苦闷，加之是单身，工作之余，就沉潜在读书、写作中，走业余自修的道路。孙犁每次来信，在我都是内心的一个节日，甚至是精神的支撑。一个文学青年有了倾诉心事的对象，又能听到回应，现在想来是多么幸运。”卫建民说他不是“圈中人”，但他对孙犁文学的见解却多次被孙犁嘉许，认为是知音之论。孙犁也曾说过，卫建民的文章：“与众不同，有自己的思想。”
1993年3月14日，梦见孙犁。
1995年初，卫建民因工作上的某些原因，打算休长假，回家乡“走走”。写信给孙犁，阅人阅世甚多的孙犁，十分了解卫建民的心情和想法，回信宽慰他，说这样也好。
这一年，孙犁因身体和心情原因，不再写作，也不再与外界联系。
1996年5月15日，卫建民去看望孙犁，临别时，孙犁拉着卫建民的手，眼里含泪，说了他的烦恼。
1997年5月11日，卫建民去不天津，见到已经移住在儿子孙晓达家的孙犁，老人不换衣，不洗澡，不理发，不看书，不写文，不写信。
卫建民在1998年1月11日在一篇文章中说，十几年里，每逢孙犁生日，只要不出差在外，他都要去天津看望孙犁，并同他一起吃顿简朴的生日午餐。5月1日，卫建民冒雨去天津看望病重的孙犁。
1999年2月18日，在孙晓达陪同下，卫建民墙头马上医院看望孙犁。
2000年5月3日，开车去天津看望孙犁。
2001年1月1日，卫建民梦见孙犁。
2002年5月，卫建民去医院看望孙犁，坐在病榻旁，想起同孙犁的交往种种，泪流满面。7月11日，获悉孙犁逝世，流泪读孙犁的信。7月13日，赴天津吊唁。晚回北京写悼文。7月15日，参加孙犁遗体告别式，泪流不止。7月21日，悼文《犁歌远行 荷香乾坤——敬悼孙犁同志》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2011年2月18日，为孙晓玲《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作序。
2020年，卫建民受出版界委托，编辑《孙犁诗文选》一书并为之作序。
孙犁致卫建民信62封，《孙犁文集》收录孙犁致卫建民信17封。
金梅
（1936-2023年3月），上海浦东人，原名沈金梅。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年起从事文学刊物编辑工作，直至退休。曾任《新港》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天津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编审。出版《文海求珠集》等著作十余种。关于孙犁研究的著作有:《孙犁的小说艺术》《孙犁的现实主义艺术论》《孙犁的创作景观与风格因素》《寂寞中的愉悦——嗜书一生的孙犁》等。
金梅堪称孙犁研究专家。任芙康在《读书人金梅》一文中，说：“历经数十载学术生涯，金梅与孙犁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他学习孙犁，研究孙犁，撰写或选编与孙犁直接相关的专著，已有五六部出版。据我所知，多年间孙犁凡有选购书刊、查找资料的琐事找他，他必是有求即应，及时办妥，故而他与孙犁的个人情谊非同寻常。但遍寻金梅的文章，你根本闻不出“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类味道。他是他，孙是孙，尽管熟稔，却从不炫示热络，从不借以参照，这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金梅性格内向，无关之事从不参与。”从这两段话中，不难体味金梅的为人处世。翻看《孙犁文集》（书信卷），未见有孙犁写给他的信件，这不是“相距较近”可以解释的（同报社的人孙犁也有信件来往）。孙犁于1981年7月16日给金梅的《文海求珠集》写过一篇序，通篇谈文艺理论，涉及金梅的，只有序末的一段话：“金梅同志从他多年来写的近百篇文艺评论中,选择三十多篇，准备结集出版，愿意我写几句话。金梅帮我做过不少事，我应该为他写一点。但我身体不好，视力也差，不能多看文章，只能说些题外的话，也没有什么新意。这是要请他原谅的。”
除了任文中提到的那些事，金梅还为孙犁做过哪些事呢？两人的文章里都鲜有提及，我索引到的，一是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拟出版《孙犁文集》，在校勘文字时，除原有的人马之外，增加了对孙犁及其作品有了解的几位，金梅是其中一位。二是金梅写过多部研究孙犁的著作，三是金梅编过多部孙犁作品集。
任文中还写到：“纵观“荷花淀派”的营造过程，听不到金梅什么声音…… “金梅不善交际，但对于别人所托，从来都上心去做。我在天津多年，不曾见过孙犁，……后来听说孙犁患病，才萌生急迫，请求金梅引见。”“孙犁去世，给金梅沉重一击，茶饭不思，恍惚多日。一个艳阳天，他打开孙犁的文集，开始逐篇重温。读书竟有先难料到的结果，他发现自己，对忘年之友孙犁的仰慕之情，对老师孙犁的敬畏之心，丝毫未随孙犁的辞世而平息。接着的念头是:趁着精力允许，再写本书，继续解读总也体味不尽的孙犁。”
刘运峰在《长治里的一次会面》文中有一段：“谈到孙犁，金梅先生很激动，说孙犁先生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对编辑工作也有很深刻的见解，值得在学术上进行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他说，本来想好好研究孙犁在编辑方面的贡献，但是，自己已经做不了这项工作了。说完，他拿出一个纸袋，说，这里面有一些他收集的有关孙犁编辑活动的资料，可以作为参考。”
可以这样理解，金梅对孙犁是敬重的，有感情的，但他“性格内向”，不善于或不愿意表达（表现），他把对孙犁及其作品的尊敬和喜爱化作了在学术上的潜心研究。这也许就是两人虽结识多年，也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却没有太深私人交谊的原故吧。
2010年9月11日，为为孙晓玲《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作序。
万振环
1939年生，广东五华人。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羊城晚报》文艺部副主任，主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喋血东江》，长篇报告文学《华海涛声》，散文集《寻觅芳踪》、《我与孙犁的深情厚谊》等。
万振环原在高校任教，1979年《羊城晚报》复刊，他被调到该报任文艺编辑，1985年接手处理孙犁的文稿。自4月14日给孙犁寄去第一封信后，与孙犁建立了10余年的通信联系，期间，两次去天津拜会孙犁。万振环尊敬孙犁，每次收到来稿，必先复一信，告知收悉，再读稿件，送审、发排后，又写信告诉孙犁，见了报，再给他寄两份样报，孙犁对此是满意的。
10年间，经万振环的手，发表出来的孙犁的稿件有66篇。万振环写给孙犁的信有69封，孙犁写给万振环的信有82封，可见两人的通信联系是比较频繁的。
建立工作联系后，经谢大光提议，万振环将自己的四篇文章寄给孙犁，请他指导。孙犁选读了两篇，于1985年6月11日复信，有热情肯定，也指出不足。（这封信后来与孙犁写给杨栋的信一起发在1985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同年11月29日，得知万振环生病住院，孙犁特意写信问候，万振环很感动。
1986年1月23日，应万振环请求，孙犁给他寄去一幅字，勉励他多读书。万振环的长篇小说《喋血东江》拟出版，意欲将孙犁寄给他的一封信作为代序，孙犁1986年10月2日信中表示同意。此书在1988年8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前，万振环又请孙犁题写了书名。
1987年1月1日起，孙犁患腹泻，持续半月，元气大伤，甚至虑及后事。万振环的妻子说太远了，不然可以把孙犁接到家里住一段时间，孙犁听说后很感动。同年2月，万振环发表散文《孙犁剪影》。
1987年8月6日，万振环从北京专程去天津，当晚即去拜访孙犁，第一次相见，却没有距离感，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彼此心情皆大好。离开时，孙犁送给他两本书：《孙犁文论集》《书林秋草》及一张相片，还分别在书的扉页和相片背面题了字。8日离津时，他在谢大光陪同下去同孙犁告别，两人合影留念。从天津回来后，万振环写作《难忘的拜会》一文，在安徽《文化周报》上发表。
万振环听说《天津日报》社要将孙犁原来住的多伦多寓所的院子改作它用，1988年元月4日，万振环特意给《天津日报》社编委会写信，希望让孙犁继续住在此地，百年以后可辟为“孙犁故居”。孙犁表示报社整体规划，已成定局，自己正在整理物品，准备搬家。
1990年7月29日，万振环携妻儿到天津，第二次上午在谢大光陪同下拜访了77岁的孙犁，轻松亲切交谈一个半小时并合影留念。万振环后写散文《新居访孙犁》，发于《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孙犁看到后，认为“写得很真实，很好。”
1991年3月23日，万振环在《文艺报》发表谈个人创作的文章，其中提到孙犁对他的帮助。
1995年2月19日，孙犁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记秀容》，这是他在该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1996年1月15日发的《芸斋短简》是韩映山投寄的。）同年5月24日，孙犁给万振环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近日身体不大好”。此后，孙犁因病因心情不再写作，不再写信，万振环仍不时有信给孙犁，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创作情况，直到2000年年底才停止。
2002年8月8日万振环在《文学报》上发表《一棵参天大树——忆孙犁同志》，2003年充实旧文，写成长文《我与孙犁的深情厚谊》，全面讲述了他与孙犁的交往故事，后编入同名作品集。
万振环与孙犁保持长久的工作和私人联系的同时，与孙犁的身边人或熟悉的人如谢大光、韩映山、郑法清、姜德明、杨栋等人也多有交集，特别是谢大光，最初是万振环与孙犁的搭桥人，在其后十多年中，他与二人一直互通音讯，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两人的友谊使者。
张志民
（1926-1998），诗人。北京人。1938年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作政治工作。1942年开始写作，1947年参加河北西部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在 《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长诗《王九诉苦》和《死不着》，采用民歌体形式歌颂了贫苦农民在土改运动中的翻身斗争。曾担任《北京文艺》主编、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诗刊》主编等。著有诗集《死不着》《将军和他的战马》《村风》《西行剪影》《边区的山》《今情、昨情》等。
2014年04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孙郁一篇文章《诗人张志民》，其中有：
他为人低调，是文坛少有的真人。
张志民生活坎坷，但真诚之色不减。写诗是生命的一种表达，他的作品，没有士大夫痕迹， 乃乡野的气息的流转，是泥土里的声音。也没有象牙塔的腔调，词语来自于寻常之处，围绕百姓的命运歌之、哭之。
他的诗有民歌风，谣俗的味道飘散其间。有的近乎打油，但绝无卖弄与扭捏之情。有的显得过于清浅，但也露出赤子的纯然。他时时以百姓的身份为文，喜欢人间的单纯。
《张志民诗百首》的忧患之作甚多，我在其文字里读到杂文的味道。他抨击时弊的作品分量不轻，显示了老战士的激情。
许多人欣赏张志民，孙犁就与其关系较深。他们的往来书信留下了许多故事，都是那代人精神的记录。孙犁晚年读书甚多，从书本与现实间的对话建立了诗意的空间。张志民则少有那些书趣，喜欢从现实中提取意象，远离的是书斋气。也许我们会觉得与传统的文脉存在距离，但从实际里提纯的诗情，照样有引人思考之处。张志民欣赏孙犁，自知走不了孙犁的路，但那种从苦难里表现温情的表达，他深以为然。在《赠孙犁》一诗里，他写道：
车过雄州望安新，惊见淀水化陆沉。
有情最是孙君笔，留得芦花永撩人。
孙犁虽然和其审美的路径不一，但在乡土气和大众意识方面，有诸多交叉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写出了古老的民魂。
从以上文字里，大致可以感知到孙犁与张志民关系较为密切的缘由。张志民出生北京乡村，十四岁就参加了八路军，进入抗大四分校学习，历任译电员、文化教员、支部书记、军分区宣传及教育干事、干部、军校队长、教导员、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专业创作员。这些履历与孙犁“异工同曲”。二人前期有热情，有激情，写出了这么多朴素、具有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中年都经历不同程度的冲击，进入老年后，陷于对国家命运社会前景的忧思和对人性的反思，不惜转变文风，用笔抨击时弊，记录思想。
孙犁大张志民十三岁，他们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结识的，笔者从1981年7月16日孙犁为张志民小说集写的序里，寻见端倪：“
最近邹明同志去北京组稿，带回张志民同志的一封信，说是要把过去写的短篇小说，重新编整，出一本书，要我写几句话。对于老朋友在这一方面的嘱托，我总是即刻就构思、动笔的。
志民在参加抗日战争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在抗战中期，他开始写作，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和散文。一九四九年进入天津以后，他时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发表作品。从那时，我同他熟识起来。志民后来以写诗为主，并以诗成为名家，他的小说散文作品，遂被诗作所掩。
志民为人热情诚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战争年代培养起来的那一代青年的典型风貌。他后来致力于诗，更加深加强了他的这些气质。一九六二年，我大病初愈，在北京见到了他，亲切如故。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开会，又遇到了他。
他坐了多年牢房，头发已经有些白了，看不出有什么颓唐，还是很热情地和我谈了很久，并特意给我送去两枚野胡桃，说是人老了，手里拿着这个玩玩，是有好处的。他说，这种胡桃出自他的家乡深山里，近年来，大个的不容易找到了，这一副小些，但拿起来方便。
这点礼品，真是投我所好，使我非常喜欢，直到现在，每天闲时，还拿起来，在手心里搓磨。我想：志民从小入伍，手里拿的是枪、手榴弹和铲镐，当然也拿笔。现在，他居然想到叫我拿拿这个，总之是不愿意叫我的两只手闲着吧。想到这些，我就不由地笑了。当然也想到他在牢狱中，被铐起来的手，以及他的愤怒。
想起这些，我的心情就沉重起来，手里的核桃也就玩不下去了。是的，志民和许多人，经历了这样的一段历史。他们度过了艰苦贫寒的童年，然后进入了反抗残暴侵略的行列；他们学会了运用文字，这些文字，是伴随着枪声，射向敌人的。是伴随着犁耧，生产粮食的。无论文武，他们只是一名来自农民的战士，和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的战斗、牺牲，是没有个人的要求的，是没有个人的计较的。你说是受苦受难也好，你说是命里注定也好，你说是一片空白也好，中国的历史，总会记得有这样一批战士，我们的地图，标志着他们荷枪实弹战斗过的许多地方。
……
对于志民的这些短篇小说，我是熟悉的。我以为这些作品，记录了时代，记录了志民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战斗和劳动的经历。其中没有虚妄，因此也就没有狂诞。这些作品，是朴实的，含有作家的激情和理想。作家对人民是忠诚的，是谦虚的，是知道一尺布、一升米来之不易，是知道天高地厚的。因此，可以断言：这些作品将被历史所容受、记录，也会被今天的生活所承认、证实。
现在听说志民想重新把小说拿起来，继续写下去，这就更好了。
从这篇序里可以知道，一九四九年进入天津以后，张志民时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发表作品。从那时，孙犁才同张志民熟识起来的。一九六二年，孙犁大病初愈，在北京见到张志民，亲切如故。一九七八年孙犁去北京开会，又遇到了张志民。孙犁是喜欢这个比他小十三岁的革命小同志，文学同路人的，张志民当然也是喜爱孙犁的作品，尊敬孙犁的。后来二人虽身居异地，仍时常彼此想到。张志民任《诗刊》主编时，孙犁每有佳作，就愿意给该刊寄稿。孙犁的诗《眼睛》在1984年第7期《诗刊》发表后，引起诗人公刘的共鸣，并激发他写了一首和诗。
孙郁文中提到：“他们的往来书信留下了许多故事，都是那代人精神的记录。”可是，《孙犁文集》里只收录写给张志民的两封信，分别于1986年8月3日和1988年2月28日，两封信的内容谈及稿件、注意身体以及报告近况等。可见，孙犁对张志民一直是关心的，惦念的。
1987年6月27日，张志民、傅雅雯(原《北京文艺》编辑)夫妇专程从北京来天津看望孙犁。老朋友相见，自是亲切和兴奋。问候之后，张志民同孙犁谈及萧克将军的书稿，听取孙犁意见。孙犁对萧克是知道的，他说：“我早就知道萧克在写小说，在那么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一有时间就在小本子上写呀、画的。”“萧克是将军，不是作家，为什么一定要写成小说？写回忆录也可以吗！”交谈的结果是萧克此作最终以回忆录面世。后来两人叙旧，聊家常，相谈甚欢。
侯军
1959年生（？），曾任职于《天津日报》，后任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大学兼职教授，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出版各类专著十余部，有大型史论专著《中华文化大观》、艺术论文集《东方既白》、散文集《青鸟赋》，以及系列文化访谈《问道集》、艺术随笔集《孤独的大师》等。
1977年，年仅18岁的侯军进入《天津日报》担任农村部记者。这年冬天，在锅炉房附近，经同事指点，第一次见到“穿着深蓝色涤卡上衣、微微驼背的老人的背影”，这人便是时年64岁的孙犁。
1984年，侯军被报社调去主编报告文学专版。他注意到两篇孙犁早期的报告文学，想做些研究。1986年11月11日，他将草拟的一篇《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提纲，连同写给孙犁的一封信，托文艺部的张金池转交给孙犁。两天后，孙犁回了信，还送给他一本新近出版的《老荒集》。孙犁信中写道：“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侯军得到鼓舞的同时也受到启发。2022年7月22日，侯军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文章：《与孙犁先生的一段交往》中说：“孙犁先生的这封来信，对我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立下志愿，要做一个“学者型记者”；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能够在浮躁的世风中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立定精神，笔耕不辍……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退出报海。回首前尘，自感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孙老当年的叮嘱，一直在心无旁骛地“读书做学问”，虽然学问并没做好，但确实是研究了一些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从孙老的为人处世中，知晓了何为人淡如菊，何为淡泊名利，何为文章立命，何为文人 …”
1987年以后，时任政教部主任的侯军搬到报社宿舍楼居住，不久，孙犁也搬过来，孙犁的小女儿孙晓玲就住在侯军楼下，她成了孙犁和侯军的“信使”，侯军和孙犁由此接触频繁。
1990年左右，报社分配给侯军一个研究孙犁新闻思想的课题，侯军在准备阶段，给孙犁写信请教，孙犁一一解答。后来，孙犁看到刊登在《新闻史料》上的论文《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当即给侯军写信，认为写得很好。实在用了功夫，很不容易。（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天津日报》副刊上）
1992年5月，孙犁过生日时，侯军撰写了一幅寿联：“兰为伴、菊为伴，欣清气盈窗增鹤寿 笔有情、墨有情，化书香满室慰文宗”，又请书法家陈连羲书写。孙犁写信表示感谢。这年冬季，侯军决定到深圳工作。行前，他通过孙晓玲的安排去看望孙犁。孙犁留意到已经很久看不到侯军写文章，对他说：“我也知道你忙，负一点责任就更忙。不过再忙，也不能扔下你的笔。一个人只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就算是个文人了。我常说一句话：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年轻时多留下一点文字性的东西，有多么重要了。”这句话，侯军一直铭记在心。那次见面，孙犁同侯军谈了许多，并赠送他一本《芸斋小说》）。这天，侯军没有敢把他去深圳的消息告诉孙犁。1993年1月，侯军在离津的前一个晚上，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
留别孙犁老人
大贤门下立雪迟，老树参天护幼枝。
遥望文星悬皓夜，恭聆泰斗启神思。
高风常作兰竹伴，淡泊堪为后世师。
辞行未敢惊白鹤，临窗三叩青衫湿。
1993年8月3日 ，侯军致信孙犁，告诉他在津期间参加《天津日报》社组织的“孙犁研讨会”，并谈了他的意见。（去天津参加这次活动那天，孙犁在动手术，侯军未去打扰。）又写道“当晚从我爱人处探问得知手术十分成功，与妻儿禁不住额手相庆。”“自南下深城，日日悬念于您，于您的病况，电霍静同志探究，得知恢复良好，实感欣慰，正所谓：吉人天佑，中国文坛之幸事也。”
1994年8月，侯军回津探亲，放下行李，便赶去孙晓玲家，约见孙犁。第二天上午，见到孙犁，二人畅谈良久。孙犁赠侯军一本《孙犁新诗选》，并在侯军带去的八卷精装珍藏本《孙犁文集》的扉页上签了名。回到深圳后，侯军写作《大道低回独步文山——老作家探访记》。
1996年春节期间，侯军致信孙犁，表示回到天津后，想去看望，因知道孙犁身体不大好，很少见客，没有去打扰，但一直关注孙犁，为孙犁的健康祈祷。
1999年1月18日。侯军和天津日报副总编滕云去天津总医院探望孙犁。孙犁这时已经住院很久，一脸病容，白头乱蓬，说话无力。侯军简短问候之后，便应护理员的意见退出了病房。这次回津，侯军从孙晓玲处得到了孙犁特意留给他的最后一本书《曲终集》，书内收录两封孙犁致侯军的信。侯军将其视为孙犁对他“最后的叮嘱和勉励”。
孙犁逝世后，侯军因工作原因，难以回津，便让母亲慰问孙晓玲，又和妻子分别致电孙晓玲，追忆孙犁，说到动情处，悲痛哽咽。
《孙犁文集》收录孙犁致侯军的4封信，分别写于1987年11月13日、1991年8月8日和12月19日以及1992年6月11日。
得到孙犁赏识，一方面是孙犁“护幼枝”的品质，他对于年轻人一向有助兴提携之意，更何况侯军还是一位有思想，有能力，有作为，谦卑有礼的青年，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侯军做学问扎实，对孙犁研究另辟蹊径，是最早对“报人孙犁”课题展开深入研究的人，论点有据，观点独到，孙犁感到满意，引为知音。
侯军曾任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退休后，居住北京，担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是设立全国性的“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另外，还时有关于孙犁的研究和回忆文章见诸报刊，对孙犁怀有感激，推崇备至。
邹明 李牧歌
邹明 (1923～1989)，原名缪衍生。福建福安人。1947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土改工作团团员，冀察热辽鲁迅文艺学院文学系学员，《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及文艺组副组长、组长，《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主编，中国作协天津分会理事、副秘书长。
李牧歌 (1921～2011.8)，原名陈翠英，笔名萃茵。邹明爱人。福建福安人。1946年毕业于台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鲁迅艺术学院中文系学员，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后勤报》，天津市军管会干部，《天津日报》副刊部、文艺部副主任。
孙犁和邹明、李牧歌是1949年进入天津后认识的。《天津日报》由《群众日报》和《冀东日报》两家报纸人员合并成，于1949年1月17日创刊。方纪和孙犁从冀中来，方纪担任副刊科长，孙犁担任副刊科副科长。邹明、李牧歌和郭小川从冀东来，邹明当过首长的秘书，到《天津日报》社后，和妻子一同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
1949年3月24日，《天津日报》在原来综合性副刊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纯文学副刊《文艺周刊》。1950年底或1951年初，方纪调到中苏友协任职后，孙犁升任副刊科科长，“但三个月后即离去”（曾任《天津日报》副总编辑的朱其华证言），由劳荣继任科长，但《文艺周刊》仍由“编委”孙犁负责，孙犁是终审，二审是邹明，初审是邹明的爱人李牧歌。
邹明比孙犁小11岁，两人参加工作的经历大致相仿。邹明是福建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李牧歌同邹明同乡，比孙犁小13岁，高等学历，他俩1947年结婚。在副刊岗位上，二人在孙犁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孙犁忙，邹明也忙，两人很少闲谈。《文艺周刊》的大样出来后，由李牧歌送孙犁审阅。
按照孙犁的办刊指导思想，在邹明、李牧歌的努力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作者（家），不少人在这个苗圃上成长，成为“荷花淀“文学流派的重要成员，成为全国著名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这些人在感念孙犁的同时，对邹明李牧歌夫妇的辛勤付出和对作家们的感情尊重也记忆深刻，认为《文艺周刊》的发展繁荣，二人贡献良多。
邹明以前写过一些评论文字，编辑《文艺周刊》后就很少写了，偶有写作，孙犁也给他看稿，并作些修改。孙犁鼓励李牧歌写评论稿，培植她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编辑。在孙犁的鼓励下，李牧歌曾为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李英儒、韩映山等人写过文学评论。孙犁还向李牧歌介绍读书经验。
李牧歌说，邹明脾气不好，容易发怒，唯独对于孙犁，一直非常尊敬。孙犁对邹明也是器重的，信任的。他的一些私人物品，一直放在邹明那里。
1956年，孙犁患病，在组织和故交的帮助下，孙犁去北京、青岛等地疗养，不再负责《文艺周刊》(病愈后，也不再管《文艺周刊，而专搞创作了)，邹明成了《文艺周刊》的主编。（孙犁在青岛养病期间，给邹明写过信，告诉他一些情况，寄过在海边拍摄的相片。邹明也常帮孙犁和他的家里做些事，孙犁对此都记在心上，后来写进纪念邹明的文章里。）
1959年，在又一次反右运动中，因为在《文艺周刊》上发表刘绍棠、从维熙及鲁藜等人的作品，邹明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到天津农村劳动改造。
1965年，李牧歌见到养病回津的孙犁，被引入屋内。她向孙犁详细讲述了邹明挨整的情况，孙犁沉默、叹气。谈了约一个小时，孙犁没有说一句话，送李牧歌出门时，孙犁叫她“多保重”。
邹明从农村回来后，被安排在天津师范学院工作，李牧歌担任《天津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后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1979年，李牧歌从工厂调回来，继续担任文艺部副主任。1980年，孙犁提议总编石坚把邹明从天津师范学院调回来，担任新创办的《文艺增刊》（双月刊）主编。孙犁全力支持邹明，亲自写了四篇致读者和作者的文章，希望大家像支持《文艺周刊》一样继续支持《文艺增刊》，后来，《文艺增刊》改成《文艺》（双月刊），孙犁又亲自写了相关启事。
1989年8月，邹明病了，仍坚持工作。 此时正值《文艺》出版10周年，邹明请孙犁写几句话，孙犁于9月22日给邹明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信中对邹明的健康表示真切关心，谈了他对《文艺》双月刊的期望。同日，又写了《记邹明》一文（此文刊发于1990年1月18日《光明日报》），近五千字。
摘取孙犁文中的几个段落：
……
自从他病了以后，我长时间心情抑郁，若有所失。回顾四十年交往，虽说不上深交，也算是互相了解的了。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同事。我们之间，初交以淡，后来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变异。他不顺利时，我不在家。“文革”期间，他已不在报社。没有机会面对面地相互进行批判。
也没有发见他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对我进行侮辱攻击。这就是很不容易，值得纪念的了。
我老了，记忆力差，对人对事，也不愿再多用感情。以上所记，杂乱无章，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
我和邹明，都不是强者，而是弱者；不是成功者，而是失败者。我们从哪一方面，都谈不上功成名遂，心满意足。但也不必自叹弗如，怨天尤人。有很多事情，是本身条件和错误所造成。我常对邹明说：我们还是相信命运吧！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苦恼。邹明不一定同意我的人生观，但他也不反驳我。
我发见，邹明有时确是想匡正我的一些过失：我有时也确是把他当做一位老朋友，知心人，想听听他对我的总的印象和评价。但总是错过这种机会，得不到实现。原因主要在我不能使他免除顾虑。如果邹明从此不能再说话，就成了我终生的一大遗憾。此时此刻，朋友之间，像他这样了解我的人，实在不太多了。
邹明一生，官运也不亨通。我在小汤山养病时，有报社一位老服务员跟随我，他曾对我老伴说：报社很多人，都不喜欢邹明，就是孙犁喜欢他。他的官运不通，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脾气不好。在报社，第一阶段，混到了文艺部副主任，和我那副科长，差不多。第二阶段，编一本默默无闻，只能销几千份的刊物，直到今年十月一期上，才正式标明他是主编，随后他就病倒了。人不信命，可乎！
……
1989年11月8日，孙犁致姜德明信片：“邹明病得很重，近日心情甚为不安。”12月20日，又致姜德明信：“此间邹明逝世，今天开追悼会。”
1989年10月，韩映山写了一篇短文《孙犁与邹明》，说邹明：“中等个儿，长瘦
脸型，气质很文弱。见人言语不多，南方口音，好像有点吐字不真。这是一个内向性格的人。”谈到同孙犁的关系，“在我和孙犁的接触中，好像孙犁也未特别谈论过邹明同志。但我觉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配合默契的。”又提到：“一九八一年吧，河北省文联在石家庄召开‘荷’派艺术研究会，邹明也参加了。按说他应该有个重要发言，因为五十年代出现的几个青年作者，都与他的心血浇灌有关。他也最熟悉‘荷’派的形成与发展，他最有权发表意见了。可是，他依然那么文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边吸着烟，一边听着别人的慷慨陈词，高谈阔论。会下，他跟我说，他是代表孙犁向大家问候的，听取同志们意见的。”还写到：“邹明是最了解孙犁的。他的了解程度，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人。听说，他要写《孙犁传》，不知他动笔了没有。如果他写孙犁，是不用收集素材，查找资料的，他合着眼也能把《孙犁传》写好。”
段华在《散射的霞光——传说之外的孙犁先生》一文中提到：“《天津日报》副刊部的邹明，一直兢兢业业，扑身工作，和孙犁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1989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到孙犁先生家里看望他，我敲门后，孙犁先生在室内问是谁，我回答后他就打开屋门，把我让进屋里。那时候有下午五点多，屋里已经相当黑暗。孙犁先生坐到他那把用了多年、此时放了个棉垫的藤椅上。我刚要开灯，他止住我，点上一支烟，往常谈笑风生的他，此时却好半天不说话。过了几分钟，他才开口说：‘邹明死了，这几天我说不清心里老闷着，前几天写了四五千字，交给《光明日报》了，发表后你可找去看看。可能是因为邹明跟着我时间长的缘故。’说完，他又沉静下来，默默地抽烟。”
从二位的记述里，也可以体会到邹明与孙犁的感情之深，关系之密切。
李牧歌也是《天津日报》的创刊元老，曾任文艺部副主任，主编过《文艺周刊》，对《文艺周刊》有贡献，在组织培养作家队伍上发挥了作用，对孙犁家人有帮助，对孙犁怀有崇敬和感激之情。她在2004年9月27日写的《秋天的回忆——记孙犁》里写道：“孙犁的《记邹明》一文，是血与泪交织的誄文，使邹明永远活在洁白的纸上。” 2012年8月因病去世。
《孙犁文集》收录孙犁致邹明一封信，便是写于1989年9月22日的那封。
段华
1969年3月生，河南淮阳人。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1993年参加工作，任职于中国绿色时报社，2018年2月起任中国绿色时报社副社长。著有《荷花的光影——孙犁之旅》《孙犁年谱》等
段华小笔者4岁。如果说他中学时代就有机会与孙犁交往，那为什么我就没有就不能呢？我因此一直羡慕他，甚至有些嫉妒他，但也真心地感受着他的幸福。最早知道段华这个名字，是在孙犁先生的文集中，直至有一天看到段华写的一篇文章，我才同他联系上（忘记了是怎样联系上的）。我表达了我的意见，他作了解释，语气是诚恳的。我想，到底是受过孙犁泽润的人。后来他去新疆挂职，本来就不多的信息联系中断了。直到近年，因为动念写这部书，我又想起了他，费了周折，后来联系到他的工作单位，才找到他。可能是在单位负有比较重要的责任，感觉他很忙，虽时有一点交流，但并不畅通。本章写孙犁与别人的交往，段华是绕不过去的，不只是因为他与孙犁相识相交了十多年，最主要的是他编写的《孙犁年谱》，在我看来，是有分量的，它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孙犁一生的经历、思想、感情、人事关系。这需要持久的热情和足够的耐力以及对史实的翔实记录搜集。没有对孙犁先生深沉厚实的感情，是难以完成的，于是就想重新了解他。我网购了他的《荷花的背影——孙犁之旅》，网搜了他写孙犁的文章和其他人写段华评论段华著作的文章，开始了本节的写作。
段华是从父亲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读到孙犁的小说《荷花淀》的，立刻就被吸引。几年后，他从县图书馆借到载有这篇小说的孙犁作品集《白洋淀纪事》。1982年，他当时还是中学生，就省下钱来邮购了一套新出版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孙犁文集》。段华在《文汇报》上读到孙犁的散文《青春余梦》后，他写了一篇心得文章《树与人》投寄给《中学生阅读》杂志，后被采用。之前他就想见孙犁，正巧《中学生阅读》的主编何宝民到段华所在的学校作报告，他鼓励段华去找孙犁。
在父母的支持下，段华趁到京津旅行的机会，于1985年7月5日去天津见到了时年72岁的孙犁。（这时侯，笔者刚刚高中毕业，虽也喜爱孙犁作品，却丝毫没有过这种想法，一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一是与作家相隔千万里的距离感，最主要的还是段华与孙犁有“奇缘”，他的文学才华，让他有与孙犁接触的“资本”和可能性。）在多伦道208号院家里，孙犁接待了他，并提到了他发表在《中学生阅读》上的文章，认为是“少年老成，却又未脱稚味”。段华深以为然。孙犁要段华读读《收获》杂志上作家谌容写的《散淡的人》，又谈及作文、做人、生活等话题。两人见面20多分钟。临别，孙犁送给段华四本书，并在书上签名。回来后，段华把见面内容写成文章《老人的心》，发表在《河南日报》上。这一年，孙犁还给段华写过一幅字。
1986年7月3日，段华再次去见孙犁。他果然是“少年老成”，这次去，不但带上了一位“摄影师”，还准备了一台录音机。（孙犁不爱照相，也不太愿意上门的人使用现代设备，他这样宽容对待段华，可以理解为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小他5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多小时里，孙犁谈了如何读书，如何写作，也鼓励了段华。离开时，孙犁送给他两本新出版的外文版小说《荷花淀》和《风云初记》。
1987年1月，段华和另一位青年姚建到天津看望孙犁，带了三只用土捏制的泥泥狗：一只草帽虎，一只泥青蛙，一只猴头燕。孙犁对泥泥狗感兴趣，说他小时候在庙会上也买过泥泥狗。（1987年4月7日，孙犁写作“芸斋小说”《杨墨》一文，结尾有：“近有一青年，河南淮阳人，送我当地土产泥虎、泥蛙、泥鸟各一只。……余藏之书柜，珍视如出土文物。）
1988年，段华的文学作品集《小苹果季节》被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作为“小作家丛书”之一在全国发行。这年的2月6日，段华曾去天津请孙犁题写书名，但出版社后来未用。孙犁安慰段华说，没有关系，他写的字不好。
因为段华的文学创作成绩，1989年，他被免试进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大学里，他常去孙犁家，帮孙犁做些事情（比如帮他查找资料，与旧识联络等），听孙犁谈一些话题，深受教益。有时他一个人去，有时带熟人去，有时和他的大学老师、同孙犁有交情的张学正一起去。1990年2月18日，段华去看孙犁，孙犁送他一册《无为集》。1990年3月6日，他在图书馆写了一篇《甘苦心自知——关于孙犁》的文章，孙犁给予了指点。段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拿出个大信封，里面装了几册《作家》杂志，递给我说：‘我给你放了好几天了，里面有曾镇南写的系列理论文章，不错，你拿去看看，学习。’”指的就是这一年，其中刊登的曾镇南的理论文章是《孙犁散文研习录》，因为孙犁提供的杂志不全，这年下半年，段华帮他又找到了《作品》杂志1990年1-6期。
段华199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林业部中国林业报社工作。1994年1月，刚从外地回来的他，不顾疲劳，去天津看望孙犁，并送给他一块砚台。（1994年3月19日，孙犁“书衣文录”记述此事：“近友人赠以井岗山所制小砚，盛以竹盒，砚亦薄小……”）1994年2月段华调到副刊部，他和同事一道赴天津请孙犁题写副刊刊头。孙犁感冒尚未痊愈，用了20多分钟，连写了三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1994年4月18日，徐光耀、韩映山和他去孙犁家，四人合了影。段华站在三位的后面，那年他25岁。
1995年5月2日，段华带着新婚妻子陈政政去天津看望孙犁，孙犁赠送他们一幅早就准备好的字以示庆贺。
1995年5月，孙犁身体不好，停止写作。7月9日，孙犁给友人写出最后一封信后，完全放下了笔。至此以后，孙犁一直处在住院、在家休养之中。1998年5月，孙犁病情加重，被子女住进了天津医科大学附属总医院治疗。
2002年4月，段华带着妻儿和刘宗武一道去医院看望孙犁。
2002年6月23日，段华和孙晓达（孙犁的儿子）去河北安平孙犁老家，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7月7日深夜，段华从郑州驱车千余公里赶到医院，在孙晓达陪同下看望孙犁，第二天，段华离京赴新疆出差。7月11日孙犁去世。段华闻知消息，悲痛大哭，因无法回来为孙犁送行，他给天津方面发去唁电，表达深切哀悼。
段华写有多篇回忆孙犁的文章，另有多篇纠正有人对孙犁的认识偏差，条分缕析孙犁作品和人品的文章发表于报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孙犁刻骨铭心的怀念和感恩。继2018年出版了《荷花的背影——孙犁之旅》一书之后，又以30余年的积累，完成了近50万字的《孙犁年谱》，为孙犁研究提供了一部十分有价值十分宝贵的文献。这也是他苦心潜心为孙犁做的“实事”之一。此书202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多位专家的肯定，认为是一部“耕耘之深”、“倾注心血”（孙郁语）之作。98岁的著名作家、孙犁故交徐光耀先生于2023年4月20日对《孙犁年谱》给予评价，他写道：“这是一部好书。她完备地立体地把孙犁这一形象凸起来了。她不但写出了概括限孙犁作品的清丽、宽广、深刻的品格，也突现了孙犁清峻、文雅、崇高的人格。这实在能启示人们的学养思维，也给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段华是位学习、研究孙犁的专家，他的成就，也不负他巨大的‘寂寞’的工夫。”
《孙犁文集》收录孙犁致段华信18封。
姜德明
1929年生于天津，祖籍山东高唐，高级编辑，藏书家，散文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新闻学校。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任副刊编辑，1986年调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后任社长。著有散文集《南亚风情》《绿窗集》《与巴金闲谈》，随笔集《书叶集》《活的鲁迅》《余时书话》等。
70年代末，姜德明与孙犁就建立了联系。1980年10月，二人开始通信，到1995年7月为止。《孙犁文集》共收录孙犁致姜德明信111封。二人结识四十余年，见面“最多三五次”，但书信交往密切。（作为收藏家，散文家，编辑家的姜德明事务繁忙，而孙犁又习惯于用书信方式与外界联系。）
姜德明分配1951年到文艺部工作，1986年（段华《孙犁年谱》是1985年）调到出版社，笔者以为他一直都在从事副刊工作，但孙犁1980年10月29日回复姜德明27日的信（这是写给姜德明的第一封信）中说：“所赠期刊已收到，甚为感谢。（你们已经
按期寄我刊物。）”1981年6月14日的信中：“刊物收到。”又见孙犁1983年1月
20日信：“知创办刊物，甚为高兴。当尽可能为它写稿。”颇为不解。（网搜到宫立在2022年12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才了解原委。原来，《人民日报》文艺部曾编辑出版过一种“万叶散文丛刊”，实际负责人是副刊主编姜德明，寄给孙犁的应该就是这份出版物。段华《孙犁年谱》确认这出版物为“万叶散文丛书”其中之一《绿》。）
三十年左右，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成为相互帮忙，可以谈心的朋友。在二人的通信中，有谈稿件的，有谈出版的，有谈藏书的（姜德明是著名的藏书家），有谈人际关系的，有谈文坛时弊的。姜德明编发了孙犁的许多文章，编著了《孙犁书札：致姜德明》一书，另外，写过多篇关于孙犁的文章，如《孙犁印象》《怀念孙犁》《爱情滋味》《读
孙犁的散文》《读〈被删小记〉之余》等。
二人见面的具体情况，尚未见有文字记录。
刘宗武
（1935-2022），山东牟平人，1958年天津师范大学（今河北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先后在中学、大学任教20余年，1984年调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现当文学研究。天津孙犁研究会原秘书长。编著出版有《孙犁与白洋淀》《孙犁的生活与创作》《书衣文录》《芸斋书简》《回忆孙犁先生》《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等。
笔者没有找到刘宗武与孙犁认识并开始交往的具体时间和背景。《孙犁文集》书信卷中，孙犁写给刘宗武（张学正）信的最早时间是1982年1月26日，信中提到：“大作粗略看了一下。”也就是说，至少在这之前，刘宗武就认识孙犁并开始研究孙犁。网搜人民文学出版社官网和侯军、刘运峰等人写的文章，得知刘宗武是毕生致力于孙犁研究和孙犁作品整理编选的专家之一，同时和孙犁有密切的交往。
从几个方面可以感知他对孙犁的感情以及为推动孙犁研究所做的工作：
一、经常出入孙犁家里，是孙犁可以信任的人，也是孙犁诸多事务的助力者。
在段华編著的《孙犁年谱》以及好几位同道者的文章里，都有刘宗武登门看望孙犁以及介绍或带人去见孙犁的记录。“刘宗武老师可以说是在晚年陪伴孙犁最多的人。因为刘老师主要研究孙犁的作品，经常登门拜访孙犁。”“外地的孙犁爱好者有时来天津拜访孙犁，有时来寻访孙犁足迹，他都热情接待、介绍，到饭口还要自掏腰包请人吃饭。有的研究生将孙犁作为研究题目，他都热心答疑解惑。”“他对孙犁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因为从小没有享有过父爱，他在心目中是把孙犁当作父亲的。因此，他愿意到孙犁那里去请教，孙犁对他也很信任，经常请他帮忙处理一些事情。”“孙犁逝世后，刘宗武是治丧事务的操办人员之一。”孙犁致刘宗武的信中：“今年决定不过生日。您的热情，我是知道的。今年千万不要再组织朋友们给我过生日 。”可见，刘宗武多年组织过朋友们给孙犁过生日。
二，劳心劳力编选孙犁著作和研究文集
刘运峰说：“这些年，经他手编辑的孙犁及其研究著作，少说也有几十种吧。”，笔者罗列以下部分：
1980年代初，与张学正合编《孙犁评论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1年10月，与滕云、张学正合编《孙犁作品评论续编》，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8年6月，编辑《芸斋书简》（上下），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1999年，编辑《耕堂劫后十种》，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2000年4月，编辑《孙犁与白洋淀》，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2年2月，选编《孙犁研究论文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3年4月，与阎庆生、段华合编《孙犁选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5月，编辑《幸存的信件》，由长征出版社出版。
2004年4月，参与编辑《耕堂劫后十种》一套十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编辑《芸斋书简续编》，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2004年6月，在孙晓达支持下，与段华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犁文集》11卷本。
2006年8月，与段华、自牧合编《回忆孙犁先生》，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012年11月，与人合编《耕堂劫后十种》（修订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13年5月，和白贵、王彦博一起，编辑了《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3年和2022年分别参与编辑《乡里旧闻》《书衣文录》《孙犁散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知难而行，组织推动孙犁学术研究和孙犁纪念活动
网搜到刘宗武的一篇文章： “初次见面时间很短，但他给我的印象，真是‘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戚必疏’。短短的十几分钟交谈，我就觉得他好像多年过从的父执一样亲切。这时，我就很后悔为什么二十年前，不早和他相识呢。”“孙犁逝世十五周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 我每捧读他的书，眼前立即浮现出多伦道那间常常透风漏雨的卧室兼书斋的老房子；在学湖里那间比较宽敞的新居室，即他所曰或芸斋或耕堂的房间，不知多少次我们促膝相谈，无拘无束。时而谈读书，时而谈写作，时而谈家长里短、生活琐事，要多愉快有多愉快……可惜，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再复返了。但是，他那恂恂夫子的音容笑貌，却永远活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和孙犁的住所距离较近，往返方便。当然关键是我们谈得来。所以，除了家属（在外地的例外），外人之中，二十余年，我是和孙犁见面次数最多的人。”“我多年与孙犁交往，深深地感受到，他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不好接近。话不投机半句多，但若声应气求，也可以敞开心扉，谈笑风生，高兴时也会捧腹大笑。”
刘宗武是搞现代文学研究的，同孙犁的密切交往让他对孙犁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孙犁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有着深层的理解，因而对推动孙犁研究具有了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南开大学教授刘运峰著文详细讲述了刘宗武在任孙犁研究会秘书长期间的艰难和辛苦付出：“刘先生虽然顶着“秘书长”的头衔，但这个头衔是一个虚职，一没有权，二没有钱。每次活动，他都要反复合计、精打细算，甚至想办法化缘，用他的话说是‘求爷爷告奶奶’。”“‘秘书长’还是‘光杆司令’，他身边没有助手，许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联系开会地点、发会议通知、邀请领导和嘉宾、征集论文、印制会议材料、安排食宿、组织参观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往往全压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他常常感叹，说学术界对孙犁的研究不够，评价不够，关注不够。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以推动孙犁研究为己任，热心组织和孙犁有关的活动，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孙犁，继承孙犁。”
《孙犁文集》除收录1982年1月26日致刘宗武和张学正的那封信外，另收录了1991年3月10日和1992年3月10日致刘宗武的两封信。
谢大光
1943生于天津，祖籍山西临猗，1962年毕业于河北工学院电力系。曾任《散文》月刊编辑，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副组长、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小说家》编辑部副主任、主编，《中外散文选萃》主编，副编审。著有《谢大光散文》《谢大光序跋》等。
谢大光第一次去拜访孙犁是1979年，之后，他就常去孙犁家，约稿、取稿、送校样，后来没事也去聊天。经朋友提醒，他开始有意识地将他和孙犁聊天的主要内容记下来，笔者从中了解到他和孙犁的交往和交流情况。
1980年2月10日，谢大光陪同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滕云去拜访孙犁，滕云有意研究孙犁，他刚从云南回来，提到孙犁的老友黄秋耘等，兴致很高，谈了不少文学理论方面的内容。
1981年初，谢大光陪北京来的宗璞去孙犁家。孙犁对他们谈起外国文学，认为安徒生的《丑小鸭》是真正的文学，并感叹宗璞不愧为名门之后，谈吐不俗。
1982年7月，谢大光去孙犁家，孙犁谈到同张保真当年的通信。
1983年5月18日，去孙犁家，孙犁让谢大光帮他寄篇稿子给《人民文学》编辑部。9月9日，和孙犁预约，请孙犁谈他的童年和家世。之后，谢大光整理出来《孙犁谈童年》《孙犁谈母亲》两篇文章。
1984年1月31日，去孙犁家拜年。时任《天津文学》副主编的沈金梅后来也去。孙犁和他们聊了很久，又托沈金梅帮他买书。6月14日，谢大光从外地回来去看孙犁，把万振环托他带的广东土特产交给孙犁。又谈到出国和投给《诗刊》的《眼睛》一诗。
1985年5月25日，谢大光和同事李华敏去看孙犁。孙犁谈到，现在对有点名气的人的稿子不敢说什么了，对谌容是这样，对铁凝也是这样。10月3日，孙犁问谢大光的家庭情况，又聊到赵树理等作家，谢大光认为孙犁不是老人心境，而是对很多事物仍有兴趣，常有所感。孙犁似有默认。
1986年1月11日，谢大光和李华敏去孙犁家，孙犁谈到经常做梦，谢大光说，将来可以写一组《芸斋梦谈》。
1988年3月11日，去孙犁家，孙犁谈及了他年轻时的一些经历。
1988年8月10日，孙犁刚迁入学湖里新居，谢大光第一次感觉“双方有些拘束，聊起来不像原来那么放肆。”又记到：“去耕堂的次数少了。”10月，天津日报社首次召开孙犁作品学术研讨会，谢大光去看孙犁，孙犁听了谢大光表达的意思，认同他的说法。
1995年，去见孙犁，孙犁谈了些文字处理上的事，又聊到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事。
1997年，和同事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看望孙犁，孙犁向他问到了万振环。
就在笔者从谢大光的文章里摘录下这些的时候，卫建民先生发来信息，是谢大光在2023年5月4日在《天津日报》上发的文章《与孙犁先生聊天》，遂补充如下：
1980年1月，《散文》杂志创刊，创刊号上发了孙犁的一组散文。谢大光登门听取孙犁对新出刊物的意见。那天韩映山也在。7月29日，听说孙犁身体不舒服，谢大光前去探望。孙犁正在莳弄盆花，说这也是活动身体，又在提到刘绍棠时谈及文学评论现状。
1981年11月2日，去看孙犁，孙犁的老友老张也在。老张走后，又谈及文艺界人事及自己的写作情况。
1983年4月29日，那天郑法清也在孙犁家里，聊了谢大光写的《孙犁散文选》编后记和换房子的事，又聊了一些别的。8月27日，到孙犁家探望，孙犁谈及年轻时的写作，谈到鲁迅，谈到近期写作。
1984年6月初，在孙犁家里，孙犁问起谢大光写的散文，谈了几点意见。
1986年12月，谢大光去看望孙犁时，孙犁告诉他，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他的“读书记”提供了一个“地盘”。
1987年7月，谢大光和李华敏去孙犁家，李华敏直率地问了孙犁他任职的问题，孙犁也是直率地回应了他。
笔者罗列以上，是从中可以了解，谢大光同孙犁，因为工作上的交集，联系交往是比较多的，另外，孙犁也没有把他当外人，许多话也愿意同他讨论交流。
谢大光曾编辑出版过《孙犁散文选》《耕堂序跋》《孙犁集》《百年孙犁》等。
《孙犁文集》收录孙犁致谢大光2封信，分别写于1982年12月28日和1986年6月5日。
周克芹
（1936年10月28日——1990年8月5日），本名周克勤，四川简阳县人，曾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现代作家》主编。代表作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 等。
有熟悉周克芹的人说，周克芹天性谨慎，“从来话就极少”，“求学时就喜爱孙犁的作品，对孙犁倾慕已久。”“读得最多的作家是孙犁。” 有人曾问周克芹最喜欢、最钦佩的现当代作家是谁，周克芹不假思索地回答：“孙犁。”
有人摘录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的一段： “听到喊声，七姑娘奔跑得更快了。雨水淋湿了她的长发，浸湿了她的衣服，滚烫的眼泪合着冰凉的雨水从脸上流到胸前。昌全眼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通往许家院子的小路上，消失在茫茫的烟雨中。他站住了，心里塞满了难言的惆怅。雨，潇潇地落着，无穷无尽……”答为这是孙犁式的情致。笔者也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孙犁对周克芹是产生过影响的，也可以说是性情决定了他们的文风在某些方面的接近。
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红岩》杂志1979年2期。1980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1年11月11日，孙犁写作《小说的抒情手法》一文。他说：“关注很久了。可因为时间、身体、视力等原因，却一直未能读到。正好那段时间，天津市电台每天在早晨八点播讲这部小说。那时正是他做早饭的时候。于是，他便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地听。孙犁认为，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周克芹的创作水平是令人折服的。同时，孙犁也指出，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同年12月18日孙犁致信姜德明：“这些年来，我为文章，是从来不碰当前所谓青年作家的，偶一涉及则系我素日尊重之作者及爱重之作品，例如贾平凹、周克芹、李志君等。”
1982年12月15日，周克芹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茅盾文学奖活动（周克芹的获奖后说：“我没有感到成功的喜悦，更多的是羞愧和不安，我自觉得肩头的担子更沉、身上的任务更重了。”笔者抄录这句话，是想表明周克芹性格内敛言行低调。），应百花文艺出版社邀请来到天津，期间去拜访了孙犁。12月20日，周克芹在宾馆对前去看他的谢大光说，他很早就想来看看孙犁。去之前心情很紧张，激动（有文章说周克芹见到孙犁，特别紧张，点烟时连火柴都拿不住了，还是孙犁为他点着了烟。笔者认为还是激动的成分多。），……一见面，谈得很高兴。孙犁也很激动，说到给《人民日报》写《小说杂谈》中，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批评，有人说是吹毛求疵。周克芹说他没有这个感觉。孙犁说，我都是认为很好的作品才去讲的。周克芹说，一聊开了才知道，孙犁一直关注周克芹的创作，不仅是长篇，包括他几年所有发表的短篇，边在地区小报上发的答记者问都看过，真有心心相通之感，很感动。孙犁也说，和志趣相投的人相谈，是非常愉快的。“
之后，周克芹并没有写什么文章来记述这次见面，笔者认为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就像熟悉他的人所说：“周老师不写散文，我可以理解，可能一般人不好理解。一是在于特殊时代的个人坎坷遭际，二是他只喜欢在虚构的世界里再现现实。”“除了写作，生活里他从不议论任何人与事，就连文学的创作心得之类，也写得不多。”
周克芹54岁因病去世，英年早逝。
谢晋
（1923年11月21日-2008年10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著名导演。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曾执导《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最后的贵族》《老人与狗》等。
孙晓玲（孙犁小女儿）在《往事如烟，旧影遂珍》一文的第八节里，写到谢晋孙犁二人见面的事，比较简略，甘以雯（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曾任《散文海外版》主编）的一篇文章记述较翔实。笔者从两人文章中摘录部分，了解孙犁和谢晋唯一的一次见面过程。
甘以雯1991年因参与由天津市政府出资拍摄的电影与谢晋认识，她送给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孙犁的《耕堂读书记》。谢晋后来对甘以雯说，这本书写得好，他正在读。甘以雯到上海再一次见到谢晋，问他在天津还有什么要办的事。谢晋说，他最佩服的作家是孙犁，神交已交，代自己问他好，有机会去看他。谢晋让甘以雯带两本书给孙犁，一本是《谢晋谈艺录》，一本是《我对导演艺术的追求》，扉页上写着：孙犁老师教正。孙犁收到书后，对甘以雯说：“ “我对谢晋也仰慕已久。请你告诉他，我欢迎他来。不用提前约，我24小时都在家，只是我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激动。”
1992年7月27日，甘以雯陪谢晋去孙犁家，同行还有两位摄影记者。见面后，谢晋说：“久仰久仰”，落座后，孙犁对谢晋说：“你送了我两本书，我也送你两本书。”这一次送的是另一部书《芸斋小说》，是孙犁签过名提前准备着的。孙晓玲描述：“我看见谢晋导演坐在离父亲很近的一只旧式木凳上，父亲则背对南窗，坐在写字台前的藤椅上，正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地朝着客人侃侃而谈，像是在发表自己的见解。从容而富有激情。谢晋导演一边望着他凝神细听，一边还在放在膝盖上的笔记本上做着记录。”
谢导说：“《牧马人》首映式时我来过天津，市委书记问我与天津的谁熟。我说天津我最佩服的是孙犁。他说孙犁的名气这么大，连谢晋都佩服他，可他的房子还没解决。”谢导看着这套新房子笑着说。
二人聊的时间，孙晓玲说“谈话的时间不算短”，甘以雯说“时间很短，聊的内容却很丰富，政治、文学、电影、交友，什么都谈；一会儿叙旧，一会儿话今，两人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谢晋还高声念起悬挂于白墙上孙老亲笔书写的诗：‘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阴晴冷暖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
十一点，谢晋离开时，孙犁欲送出门，因担心孙犁感冒，被谢晋拦住。孙晓玲代父亲送客，得知孙晓玲是孙犁的女儿时，谢晋笑着对她说：“我很崇拜您的父亲。”孙晓玲说：“我也很爱看您拍的电影。”返回屋里时，孙晓玲看到父亲很高兴的样子。
李贯通
1949年10月生，山东鱼台人，1977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现聊城大学），1982年1月毕业分配至鱼台县文化局，曾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创作室主任。1998年4月，小说《天缺一角》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奖。出版《洞天》《天下文章》《天缺一角》等14部著作。
1982年６月，李贯通在《山东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我家的珍珠兰》，一位本省作家对这篇小说的评论，让李贯通孙犁产生了迷茫甚至痛苦——文学这条路还能不能走下去？他给孙犁写信，并寄去了这篇小说。孙犁很快回信，他在11月24日的信中，肯定了小说的同时也提出了意见。
1983年10月29日晚上十点钟左右，李贯通和山东诗人李亚群走进天津市多伦道216号，第一次见到了时年70岁的孙犁。因为担心影响孙犁休息，那晚他们只谈了半个小时。
1984年，李贯通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他写信给孙犁并寄去刊有这篇小说的刊物。孙犁于11月20日回信，约三千多字。（这封信，后以《和青年作家李贯通的通信》为题，和李贯通致孙犁的信，一并发表在1984年12月10日的《天津日报》上。）孙犁后来说，这封信带有感情，借时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12月21日，李贯通又致信孙犁，孙犁于12月31日回了信（此信刊于1985年1月10日《天津日报》），表示上次回信，对李贯通的小说评论偏激了些，能够被理解，感到欣慰。
1993年的8月20日，在滕云的陪同下，李贯通到了天津学里湖蛇形楼，第二次拜见了孙犁。那时，孙犁刚搬入新居。孙犁看着装着书籍的几十只木箱，对他们说，身体不行了，有心把书捐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谈的更多的话题是他对故乡和乡野的怀念。
孙犁逝世后，李贯通正患严重腰病，医生嘱他多休息，李贯通说：“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天津去。”2002年7月14日，李贯通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女儿李菡陪同下，去天津北仓殡仪馆参加了孙犁遗体告别仪式。
李贯通在《读孙犁是一种修行妙径》一文中写道：“枕边放书，是我几十年的习惯。《古文观止》、《红楼梦》、《聊斋志异》、《浮生六记》，以及卡夫卡、马尔克斯的书。中国现当代作家，只有孙犁的书了。孙犁的文字是最具营养的，不矫情，不刺激，无霸气。随手一翻，可以从孙犁的书里翻出一轮平和之月，照得见他的清泉为心，松石为骨，也照得见他的藏在荷田竹影中的智慧与奥妙。”“在后来的多次通信中，关于艺术的单纯美，关于小说的故事性，关于世风与作家操守，孙犁的真知灼见，如沐春风、如饮醍醐，是我真实的感受。”“孙犁的文章经得起风雨，会历久弥新。也许，用八大山人的话形容孙犁的文章比较恰切：“气象高旷而不入狂疏，心思缜密而不流琐屑，趣味冲淡而不近偏枯，操守严明而不伤激烈。”近几年，文坛的朋友们谈“优雅”、谈“大师”的话语多起来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像孙犁那般的人生干净、风骨超迈、心地优雅呢？肖克凡有句名言：“孙犁是一面迎风也不招展的旗帜！”好好修行吧，诸位，多一个读孙犁的人，池塘湖泊里就多了一支莲花。”
《孙犁文集》收录孙犁致李贯通一封信，另有两封信以其它形式被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