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城》
内刊会员
庞云初
孙犁少时就接触到民间文艺（如河北梆子、各种地方戏、大鼓书等）以及《封神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读德育中学时和在北平谋生、回乡后以及到同口小学任教期间，大量阅读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及马列著作，法国波兰苏联等国家的爱国小说及其它文学名著，开始学习写作。参加抗战队伍后，培养指导初学者，进行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他把多年积累的文学素养与抗日宣传和战斗现实结合起来。在冀中，他虽也创作小说、散文、诗歌等，却是以文学理论扬名，1945年，孙犁到延安鲁迅文艺学院学习、任教，发表了《荷花淀》等一批小说和散文，个人创作风格和时代浪潮相交融，成为革命文学中的一股清流，一阵清风，一举成名，为文坛所瞩目。1949年进入《天津日报》后，他服务新中国文艺工作，以《天津日报》副刊为阵地，培养省内外年轻作者和天津工人作者，出版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等有久远影响的经典小说以及中篇小说《村歌》等。1956年后，因病少作，整理出版了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等。文革结束后，孙犁审视历史和人生，一改之前业已定型的文学风格，创作了数十篇近似散文的新文体《芸斋小说》，并推出了在特殊时期写下的具有日记性质，体察社会、人性、人心的《书衣文录》。晚年潜心研读古籍，阅读当代作品，写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和有个人风格的文论和评论文字。这些小说和文论，成了他沉寂近二十年后的又一个创作高峰。笔者没有学识和才能研究评价孙犁的作品，愿意通过对他创作生涯和创作成果的梳理，重温、体会、学习这位有思想、有情怀、有风格的革命作家、人民作家一生走过的文学道路以及他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经验和独到的文学创作理论。
一、创作实践成果
孙犁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创作侧重、创作风格。学者、孙犁研究专家卫建民年轻时即提出过观点，认为孙犁的创作可分为四个阶段，但他未曾对此展开阐述、论述。孙犁先生当年曾表示卫先生的这个观点有意思，笔者也受到启发。卫先生在《又见孙犁》一文中说：“我私下认为，写于20世纪60年代，二十年后才得以发表的《黄鹂》，是孙犁美的宣言书，也是他前后作品的分界线。”笔者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孙犁文风的转变，确实是在这个时间段上，越到后期，变化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孙犁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60年代前和60年代后。但结合文风的转变以及不同时期不同文体的创作成果来看，孙犁的创作则可分为四个阶段（不知是否和卫建民先生划分相同），即：1930年起到1941年，为创作准备阶段。1942年到1949年为创作成名阶段。1950年到1956年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创作阶段。1976年到1995年为《芸斋小说》《书衣文录》和杂文、读书笔记等创作阶段（这也是孙犁文风显著变化的阶段）。这样的划分也许不科学，这只是笔者的个人看法，主要也是为了方便展开论述。孙犁数十年的创作，好像连绵不断有起有落、春有百花秋有月的山脉丛林，值得我们置身其中，细细品味、细细品鉴。
一、创作准备阶段（1930-1941年）
孙犁读初中时即开始文学创作，《孝吗？》《弃儿》《麦田中》三篇小说及剧本《顿足》发表在校刊《德育月刊》上。高中时，他对文艺理论产生了兴趣，写作论文投寄《读书杂志》（主编回信拟用最终未用）。高中毕业后，孙犁到北京谋职，1933年1月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第41号上发表论文《〈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性质》，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文艺理论作品。1934年4月26日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以芸夫为笔名的诗《我决定了》，这是他第一次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同年8月，在《大公报》第13版上发表杂文《故都旧书摊巡礼》，这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杂文。11月29日、30日、12月1日在《大公报》本市副刊上发表论文《北平的地方戏》。另外，孙犁还经常写电影评介、新书评介等。一个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就正式发表了多篇不同体裁的作品，且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报刊，可以表明孙犁在青少年时就显示出了他的文学才华。
1937年，时年25岁的孙犁参加抗战工作，之后，他曾担任冀中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宣传部长，到抗战学院任过二期教官，组建过抗战学院抗战剧团，以随军记者身份参加、体验过游击战争生活，在晋察冀通讯社做过通讯员指导工作，到村里参加办识字班的工作，参加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的工作，参加《晋察冀日报》副刊《晋察冀艺术》的编辑工作，随新世纪剧团打过游击，编辑《冀中一日》等。但他真正从事文学创作是从1941年开始的，这不是笔者的信口开河，有孙犁论说为证。
那么，这四年中，孙犁在文艺宣传和文学创作方面都做过哪些具体工作，写过哪些文学作品呢？
文艺宣传方面：
一是在1938年，还没有正式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前，孙犁编过一本诗集《海燕之歌》，在县城铅印出版。
二是1939年在晋察冀通讯社，负责对新发展的通讯员的写作指导。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
三是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文协编辑《山》等刊物。
四是1941年参加“冀中一日”写作运动，主编《冀中一日》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参与编辑晋察冀文协的油印刊物《山》。
五是1942年编过《晋察冀日报》副刊。
六是编过《鲁迅·鲁迅的故事》一书，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
文学创作方面：
一是发表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战斗文艺的形式论》。（主编路一后来在回忆录里称：当时在冀中，孙犁几乎是唯一的文艺理论家，誉他为“冀中的吉尔波丁（苏联文艺批评家）”）《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鲁迅论》《晋察冀边区村剧团的组织、工作和特点》《写作诸问题手记》《连队通讯写作课本》《关于儿童文艺的创作》《关于墙头小说》《我们的主题》《接受“遗产问题”》《关于诗的语言》《壮健性——纪念高尔基》《论战时的英雄文学——在冀中《前线报》文艺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等。
二是在晋察冀《教育阵地》杂志上连载文学普及读本《少年鲁迅读本》。
三是创作短篇小说《祖国的孩子》《一天的工作》《邢兰》《懒马的故事》《战士》《芦苇》（此文孙犁到延安后又改写，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女人们》（三篇）。
四是创作散文《识字班》《摘树叶》《投宿——故乡纪事》。
五是创作话剧《鹰燕记》，在部队多次演出。
六是创作歌词《抗战学院校歌》，叙事诗《白洋淀之曲》，《“七七”画十景》《春耕曲》《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
七是写作通讯《冬天，战斗的外围……》和杂文《1940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
八是写作《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即《文艺学习》的前身）一书。（晋察冀通讯社铅印，这是孙犁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份在阜平完成写作，一九四0年四月由边区抗敌报社出版经售的一本关于通讯写作的书。书名下标注由晋察冀社集体讨论，孙犁执笔，实质系孙犁个人写作。晋察冀边区文协负责人之一刘平在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关于通讯员及通讯写作问题的一本初步的和入门的书。全书只有四章内容，第一章：什么叫通讯，第二章，一个优秀通讯员是怎样修养的，第三章，怎样写通讯，第四章，怎样采访。但其中所涉及的方面较多、较全，理论有据，结合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从中可以感受到，年仅26岁的孙犁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此书当时油印1000册，并在八路军第三纵队的《边队文艺》、晋察冀《边区文艺》上连载。吕正操、黄敬把此书带到太行山区铅印了一次，书名改为《怎样写作》。1946年冀中新华书店出版时改为《文学入门》，新中国成立后，此书相继重印，改名《文艺学习》。孙犁在1990年6月15日写的《一本小书的发现》一文中提到，当年身在北京，行动不便的晋察冀社同仁、老朋友陈肇给他写信，告诉他几十年未曾找到的，他写的这本书，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孙犁“喜出望外，对于这本小书，我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1990年7月26日《校读后记》中，孙犁写道：“这本小书，初发现之时，兴奋之余，我还信心不足，以为青年时文字，今日读之，或无足轻重。但等我校完，印象和原来想的，大不相同。认为它是我那个特殊的时期,写下的一本有特殊内容的书。”“它不只是一本关于新闻工作的书,更主要的，它是一本关于文艺工作的书。它是我在写作《文艺学习》书之前，对我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的一次初步的系统的检阅。在其中，也记录了我在那一时期的生活和感情。”次日，孙犁又补记：“那时周围是炮火连天的，生活是衣食不继的。这次，肇公对女儿说:‘我清楚记得，你父亲每天在那个破败的小院里，认真地写作这本小书的情景。’”“那年我二十六岁,它是我真正的青春遗响。”）
孙犁在1954年7月24日写的《文艺学习》校正后记里说：“读者已经知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从事创作。那个期间，我正热衷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所担负的是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工作。”
1954年8月9日，孙犁在一篇题为《写作漫谈——在暑假讲座上对同学们讲的话》中写到：“我发表文章,是从抗日战争以后开始的。开始我是编辑刊物、教书,一九四一年我在晋察冀边区以记者的身份出去,才开始创作。因为抗战以后,我的生活才开始丰富，我的认识、我的思想和感情才开始提高,才有了写东西的一点儿本钱,作品才能得到发表。”
笔者将孙犁1930年至1941年划分为创作准备阶段，正是据此二说。这期间，孙犁有一些零星的小说、散文、诗歌、论文、杂文写作，但他的主要精力和影响力还是放在教学，编辑，宣传、理论工作上面，他参与的实际生活和斗争经验，为他日后创作出经典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和素材，比如1936年同口镇小学任教一年的生活经历，是他经典短篇小说《荷花淀》诞生的重要诱因，1939年孙犁随贺龙带领的120师开展游击战争的生活经历，在他的经典长篇《风云初记》中也多有描绘，多有体现。
二、创作成名阶段（1942年到1948年）
这期间，孙犁的主要工作经历是：1942年，编《冀察冀日报》副刊《鼓》，反扫荡时，与战友曼晴一组参与部队活动，写战地通讯。1943年，孙犁正式调入《晋察冀日报》社工作，不久又调到华北联大教育学院高中班教国文。1944年，和华北联大师生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945年，回到冀中后， 梁斌介绍他到县郊的刘村从事写作。1946年编过六期《平原杂志》，并到一所中学教书。按照冀中区党委要求，编过六期《平原杂志》。参加冀中区党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担任冀中文协的常委。蹲点农村采访，以到村里参加土改试点工作。在多地搞土改。到《冀中导报》社工作。担任深县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底编入《冀中导报》社队伍，入城参与创办《天津日报》。
文学创作上，是孙犁扬名文坛的光辉时期。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延安的《解放日报》。据说，时任《解放日报》编辑的方纪读到这篇小说后，高兴得跳起来。丁玲、康濯、刘绍棠都曾提到，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篇小说后，在报纸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下这句话：“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小说发表后，好评如潮，延安文艺界的人士对这位不知名的青年作家欣赏有加，从此确立了孙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孙犁在延安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发表了小说《杀楼——五柳庄纪事》《村落战——五柳庄纪事》《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二》《麦收》等小说。有的又被重庆《新华日报》转载，被各解放区的报纸转载。新华书店出了孙犁小说的单行本。1946年孙犁回冀中，这些小说在张家口电台上每日广播，这时的他成了晋察冀根据地名作家之一。
笔者初中时在语文教材上读到《荷花淀》时，即非常喜欢，从此记住了孙犁的名字，几十年来一直读他的书，愿意走近他，更多的了解他，从他的作品里汲取精神养分和生活力量。关于这篇小说，孙犁写过多篇文章提及，致友人的信中也有提及，另外，研究孙犁的专家和孙犁的小女儿孙晓玲也有提及。
孙犁在1978年11月5日写作的在《新港》1979年第1期上刊登的《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一文，对这篇小说的写作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的感到新鲜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发生了喜爱的心。”“《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白洋淀属于冀中区，但距离我的故乡，还有很远的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在白洋淀附近，教了一年小学。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土和人民的劳动、生活。”“抗日战争时期，我主要是在平汉路西的山里工作。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关于地道的，一个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一篇《第一个洞》，这篇稿子，丢失了。后者就是《荷花淀》”“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节拍之处，完全是一致的。”“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取信于后世。”“时间检验了这篇五千字上下的小作品，使它得以流传到现在。”
1949年12月23日，孙犁致康濯信：“然而，我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批语，以为我写的只是印象，而且是想象的印象有‘许多’。老实讲，关于白洋淀人民的现实生活，凭别人怎样不是想象的吧，我以为它不能超过《荷花淀》的了，这点我是自信的。”
1992年5月20日致信卫建民：“其实，《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时的思乡之情、思亲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现实色彩。”
段华在《<荷花淀>最早的版本》一文中提到，《荷花淀》一书最早是1946年11月由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由大众文库编委会编，为“大众文库存（文艺类）”的一种，全书尽收录这一篇小说。还提到，1947年4月，周而复在香港主编出版了三辑三十册的“北方文丛”，孙犁的《荷花淀》《游击区生活一星期》和《山里的春天》三篇文章被编入《荷花淀》一书中。这本书重要之处在于，它较好的保留了《荷花淀》一文的原貌。
卫建民在《我看<荷花淀>》一文中说，《荷花淀》的艺术感染力，在于他用《红楼梦》的手法，用对话的形式，写出了一群劳动妇女的内心世界和意志……他写战火中的女性，没有失度的夸张，激烈的呐喊，没有前腿弓，后腿绷式的造型，他只是按照生活的原样，用最普通的口头语言，展现女性的内在秘密。从她们的对话中，人物性格显露出来了。在战争背景下，作家关注的是人。
196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阅读与欣赏》（第二集）中刊登黄秋耘写的《介绍<荷花淀>》说：“《荷花淀》是孙犁同志在一九四五年写的。由于这篇作品具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和相当完美的艺术形式，历来都被认为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荷花淀》这篇作品之所以具有这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能够给读者这么美好的美感享受，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艺术技巧的圆熟。先不说别的，单就语言来说，也可以看出作者是认真下过功夫的。”“有些好词佳句，只要你读过一两遍，就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背诵出来。”“当然，要使一篇作品真正打动人心的感染力量，光靠艺术技巧的圆熟，艺术形式的完美是不够的，更主要的，还是作者对人民的热爱，对生活的深情和激情在起着决定的作用。从《荷花淀》这篇作品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亲如骨肉的战斗感情，一种长期在同甘苦，共患难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阶级感情。”“作品里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正是这些焕发着劳动人民至真至切的人情美的地方，那些激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地方。”“《荷花淀》这篇作品，不仅是一首令人心神陶醉的抒情乐曲，同时也是一支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战歌。”
1978年第三期《语文战线》上发表子午的文章，认为孙犁的《荷花淀》虽是短篇小说，但用了故事的表现方式，散文的笔法和诗的语言。语言特别精炼和富有感情色彩，具有音乐魅力。
《荷花淀》发表前后，也就是说在1942年到1948年间，孙犁还有如下文学作品问世。
小说：《走出以后》《爹娘留下琴与簘》《丈夫》《老胡的故事》《黄敏儿》《每一个洞》《碑》《钟》《“藏”》《嘱咐》《光荣》《浇园》《种谷的人》等。
散文：《她从天津来》《山里的春天》《游击区生活一星期》《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三烈士事略》《塔记》《纪念党的生日》以及1947年写的一批散文《像片》《天灯》《小陈庄访刘法文》织席记》《采清台的苇》《安新看买席记》《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访问抗属》《光复唐光屯之战》《王香菊》《香菊的母亲》《诉苦翻心》《渔民的生活》《“帅府”巡礼》《曹蜜田和李素忍》《张金花纺织组》《张秋阁》等。其中一些文章，1950年，被编入《农村速写》一书，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孙犁说：“这差不多都是纪事，人物素描。那时我是当作完成一个记者的任务写作的，写得都很仓促，不能全面，名之为速写，说明它们虽然都是意图把握农村在伟大的变革历程中的一个面影，一片光辉，一种感人的热和力，但又都是零碎的，片面的。”“有一些地名和人名，后来也曾出现在我写的小说里，但内容并不重复。是因为我常常想念这些人和这些地方，后来编给它们一个故事，又成一篇作品。”
另外，还创作了论文、鼓词、杂文、梆子戏剧本、诗歌等作品。
1962年8月7日，孙犁在小说《琴和箫》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这一篇原名《爹娘留下琴和箫》，发表在一九四三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在我现存的创作里，它是写作较早的一篇。”这一篇文章，我并没有忘记它，好像是有意把它放弃了。”孙犁有感而发：“因此，我意想到了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真正的激情，就是反映现实生活时所流露的激情，恐怕是构成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
1981年第2期《文汇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孙犁的《人道主义·创作·流派》。当记者问他最喜爱自己的哪篇作品时，孙犁回答说，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这篇小说写于1948年，孙犁表示，在这篇作品中，充满了他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对于他，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孙犁在1979年第3期《山花》上发表《文字生涯》，其中说到他参加抗日工作后到1949年之前的创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牛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创作阶段（1949年到1956年）
1949年一月，孙犁随队伍进入天津，参与创办《天津日报》，任副刊科副科长，创作了中篇小说《村歌》，短篇小说《蒿儿梁》《吴如儿》《石猴》《山地回忆》《采浦台》等以及散文、杂文、诗歌、评论，并出版短篇小说集《芦花荡》（益群出版社）《嘱咐》（天下图书公司出版），小说散文集《荷花淀》（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第二辑之一种，香港出版）等。
1950年，孙犁发表小说《秋千》《女保管》《小胜儿》《正月》《看护》《吴如儿》等。出版中篇小说集《村歌》（天下图书公司出版），短篇小说集《采浦台》（三联书店出版），散文集《农村速写》（读书书店出版），同时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这是孙犁一生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分三集先后出版，1950年7月-1951年3月写出第一集（195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3月-1952年7月写出第二集（1853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3年3月—1954年5月，写出第三集（1963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1年至1956年间，孙犁除完成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创作外，还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下乡下厂体验生活，担任教学工作，写出一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散文以及诸多杂文和论文，出版了诗集《山海关红凌歌》，评论集《文学短论》等。1956年夏天创作完成中篇小说《铁木前传》。
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关于《村歌》
这部小说分为“上篇互助组”，9节，发表于1949年5月6日、12日《天津日报》，“下篇复查以后”，4节，发表于1949年一卷一期。
王林在1949年5月14日日记中说：“孙犁同志的《互助组》第一篇只看了一半，就感到踏实，人物也生动。”
2002年第11期《人民文学》刊登铁凝文章《怀念孙犁先生》，提到她十一岁的时候，读到这篇小说，特别是主人公双眉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关于《风云初记》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孙犁在自己的文章和与友人通信中，多有谈及：
1950年7月15日致康濯信：“弟之小长篇，颇费思索，恐力所不逮，又要截长补短，近拟分部写，第一部拟题为《风云初记》。”8月23日致康濯信：“长篇只开头，然已又不知不觉写到哪里去了。你说我还能写长篇不能？我是没有信心的。只好等秋凉以后再集中了。”12月29日致王林信：“《风云初记》自信并非过眼云烟，热闹一时者，我恐不得好评，因不合已经如风云叱咤之空气状态。我有一个女弟子看了我的小说，说不如某某的，可见空气已经造成，而不按空气看事的读者甚为寥寥。”1951年6月23日致康濯信：“《风云初记》二集，弟已决定暂时停一下，此举亦并不无些好处，可以慎重和好好地组织酝酿一下。所以如此，以弟近日实无创作情绪，散漫发展下去，失去中心，反不好收拾。且近日的要求，亦以配合当前任务为重，就坡下驴，休整一下，也是应该的。因此停了。”“但我想，如果身体能支持得了，我是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殷切关望的。老实说吧，如果无你历次对我的鼓舞，第一本恐怕也写不成了。好在写了一本，且也无甚大过失之处，想兄亦不会因此失望的。”1952年4月29日致康濯信：“《风云初记》二集已补充，气力不佳，这本只有二十九节，连同插图寄上，望兄于暇时赐览，看有无资格仍列入丛书出版。”他同时希望丁玲能够看到二集，并给他提出意见。1953年，孙犁到安国县体验生活，2月6日，在致康濯信中，又问及《风云初记》二集，丁玲到底看过没有。1954年4月14日，致康濯信中，提到，《风云初记》三集只成了二十五节，完成当待下月。5月30日致康濯信，孙犁把《风云初记》三集原稿寄给康濯，并要他提出意见。12月6日致康濯信，要康濯把《风云初记》三集找到，交给去北京的邹明带回来，孙犁想慢慢修改。
另外，冉淮舟写了评《风云初记》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有人写了不同意见的评论，孙犁1963年8月29日致信冉，要他不要写反驳文章，更不要激动。
1963年9月，孙犁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中说：“当一九五0年，我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我想写一部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我只是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指八年抗战，笔者注）的情景，就象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有限，我的艺术经验不足，加以写作时没有全盘的计划，小说的结构力量，在有些地方是薄弱的。所表现的生活是不够广阔的，以及其他种种缺点。”
孙犁在《风云初记》书皮上记：“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下午,淮舟持此书来。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此情此景,甚难言矣。著作飘散,如失手足，余曾请淮舟代觅一册,彼竟以自存者回赠,书页题字,宛如晨星。余于所为小说,向不甚重视珍惜。然念进入晚境,亦拟稍作收拾,借慰暮年。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文字之劫,可谓浩矣。尚不如古旧书籍,能如春燕返回桂梁也。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只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且重字数,字数多者罪愈重。以其字多则钱多,钱多则为资产阶级。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尚何言哉。随后即不知抛掷于何所。今落实政策，亦无明确规定,盖将石沉大海矣。呜呼!人琴两亡,今之习见,余斤斤于斯,亦迂愚之甚者矣。收之箱底,愿人我均遗忘之。”
1981年第2期《文汇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孙犁的《人道主义·创作·流派》，其中谈到《风云初记》。当记者问他，《风云初记》是否还有《风云后记》时，他回答说：“实事求是地说，《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是因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你看这部作品的后面，不是越写越散了吗？我也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
孙犁作品研究者对《风云初记》也有评论：
《河北文学》1962年第2期上发表冯健男的《孙犁的艺术（下）》，文中说：“孙犁不是版画家，而是水彩画家，他的武器不是坚硬的冰冷的刻刀，而是流利的热情的彩笔。”“孙犁在写反动和落后的人物的时候，从来不将他们脸谱化、简单化，而是用简练的笔法，生动的、富有特色的情节和场景，穿刺 出他们的性格特征、生活趣味和政治倾向。”“孙犁的《风云初记》也是一部用压缩的方法和短小的章节来反映重大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生活的小说。”“《风云初记》是一部令人感到好读和喜读的小说，但它是还不能令人满足的，它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令人惬意的。有的人物写得不够深刻或不够准确，有的情节发展不够充分或不够自然，影响到这部小说的完整和完美。”《风云初记》仍然表现了这位作家的艺术独创性，具有动人和诱人的魅力。但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不但需要灵感和诗情，还需要强大的生活基础、广阔的视野和周详的计划，前者是孙犁的所长，后者却是他的所短。这位作家在一定的生活范围内是深入的、敏感的、在感情上有血肉联系的，但他的生活基础、积累和知识却还没有丰富到足以顺利和完善地构成反映重大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
1963年第2期刊登黄秋耘的文章《一部诗的小说——漫谈<风云初记>的艺术特色》，文中说：“把浓郁的、令人神往的诗情和真实的人物性格的刻划结合起来，把诗歌和小说结合起来，这恐怕是《风云初记》的一个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他是一个善于创造意境和情调的抒情艺术家，是一个诗人型和音乐家型的小说家。”“精练和含蓄，也是《风云初记》另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当代的小说家中，孙犁同志是比较喜欢用”曲笔“的一个。”“书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大都相当鲜明，他们的性格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作为典型性格的要求，则还有一定的距离。”“有一位读者说：‘孙犁同志大概是太善良了，他不大了解坏人，在这本书中，他几乎没有写成功一个反面人物。’”“尽管《风云初记》还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我无意对它责备求全，甚至也不希望作者对它作太多的修改。让这部象诗一般的长篇小说，带着它本来的朴素的面貌和动人的风格流传下去罢，它是一定能够流传下去的。今天我们还都饥渴于真正具有艺术魅力、真正能够丰富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的文学作品，有那么一部作品出现，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感到欣幸和感激么？”
1963年第5期《文艺报》刊登钟本康的《风格独特的《风云初记》》，文中说：“把所写的故事放在阔大的背景之中，善于采用侧面的描写来表现正面的斗争，较多地以日常生活来反映出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正是《风云初记》的特色。”“《风云初记》的语言朴素、明净、清新，象蓝天中的星星，清水中的砂石。读的时候，似乎觉得每个字句都如揩洗过一样，明亮剔透。这种语言渗透了作者的诗情，使之有诗一样的抒情味；而且短句的交互，整散句的错落，又构成有音乐一样的旋律美，成为整部作品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孙犁同志有自己一贯的风格，这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表现得也很显著。”
1963年2月20日《文汇报》发表冉淮舟《读《风云初记》》，其中说到：“《风云初记》发扬了孙犁同志那种一贯的极富诗意地概括生活中最平凡的特征的能力。正是在一些平凡 、朴素的性格中，显示出一种爽快、健康的人民英雄主义的昂扬的精神。”
这部长篇小说，由任彦芳编剧，罗泰导演，常戎、吴丹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83年12月在全国上映。
关于《铁木前传》
这部小说是孙犁1953年以后到离家乡50里的安国县长仕村体验生活回到天津后，在和平区多伦道216号大院（报社家属宿舍）侧院的一幢二层楼上一个只有十多平米的小房间里写成的。孙犁的小女儿孙晓玲《神州长留此佳篇》中写道：“具体时间是1956年初夏。台灯下，月光下，父亲冒着暑热经常伏案写作到半夜一两点，稿纸摊在桌上一大片。”“因为创作这本书，父亲日夜奋战睡不好觉，引起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可他仍反复修改稿件，精益求精，呕心沥血，字字推敲。有一天他在屋中猛一起床，头晕跌跤，磕破了脸 ，到医院缝了好几针，险些酿成悲剧。”
小说发表在1956年12期《人民文学》上。1957年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并被收入1961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村歌》中。197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
这部小说给孙犁一家带来了物质上的收获，孙晓玲说，《铁木前传》问世后，家里收到一张稿费单，足足六千元，孙犁妻子在女儿面前夸赞说：“你爹真有本事。”但就是这本书，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曾给孙犁和他的家庭带去不幸。
1975年4月12日，孙犁在《铁木前传》书皮上记：“此四万五千字小书,余既以写至末章,得大病。后十年,又以此书,几至丧生。则此书于余，不祥之甚矣。然近年又以此书不存。颇思得之。春节时，见到林呐同志，嘱其于出版社书库中,代为寻觅。昨日，林以此本交人带来，附函喻之以久别之游子云:当他突然返回家乡时,虽属满面灰尘,周身疮痍,也不会遭遇嫌弃的吧?”盖所找到之书,因弃掷过久,脏而且破,几与垃圾同朽矣。呜呼,书耳,虽属上层建筑,实无知之物。遭际于彼,并无喜怒。但能反射影响于作者，而作者非谓无知无情。世代多士，恋恋于斯，亦可哀也。”
孙犁在1979年第12期《鸭绿江》上著文《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比较详细地谈了这部小说。“《铁木前传》里，也有我自己，以下详谈。”“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我下乡的地方，村庄叫作长仕。”“《铁木前传》所写的，绝不局限在这个村庄。许多人物，许多场景，是在我的家乡那里。”“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之前，常常是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这个念头，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故事，有时也可能是思想。”“事先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的。”“《铁木前传》的写作也是如此。它的起因，好象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确实是这样，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起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在这篇文章中，孙犁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或者说文学观：“一种思想，特别是经过亲身体验，有内心感受的思想，可以引起创作的冲动。但是必须有丰富的现实生活，作为它的血肉。”“如果这种思想只是抽象的概念，没有足够的生活基础，只能放弃这个思想。为了表达这种思想，我选择了我最熟悉的生活。选择了最了解的人物，并赋予全部感情。如此，在故事发展中，它具备了真实的场景和真诚的激情。”“我们目前应该特别强调真正的现实主义。至于技法云云，是其次的。批评家们应该着重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及其力量，教给初学者为文之法的同时，教给他们为文之道。”
1981年第2期《文汇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孙犁的《人道主义·创作·流派》。当记者问他，《铁木前传》是否还有后传时，他回答说：“《铁木前传》则是因为当我写到第十九节时，跌了一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住疗养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
冯健男在《孙犁艺术（中）——<铁木前传>》中说：“《铁木前传》表明了孙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发展。”“在艺术技巧和艺术风格上，作家保持了并且发展了他素有的特色和独创性。”“浓重的诗意和醇厚的抒情味，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清新的泥土气息，在这个故事中也随时散发出来。”“浪漫主义的诗情，表达了现实主义的图景，寓严峻于明快，是这个小说的总的特色。
一直喜爱阅读并研究孙犁作品的黄秋耘在1962年第10期上发表文章：《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中说：“我喜爱孙犁的作品。”“从孙犁同志最近的一部作品——写成于一九五六年初夏的《铁木前传》看来，他不仅在艺术修养上更趋圆熟，同时对社会的观察和生活的认识也更深一层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长期探索、反复玩味的过程，对提炼题材、进行艺术 构思所下的勤勉功夫。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铁木前传》都突破了作者原来的水平，而迈进了新的一步。”
1979年第9期《新港》上刊登滕云的《<铁木前传>新评》，其中写道：“孙犁同志的《铁木前传》——我国中篇小说的名篇之一——问世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它曾获得美荣誉，也曾遭逢厄运。”“时间已证明，《铁木前传》可说是作者的传世之作了。”“《铁木前传》的作者主要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者，他也最关心人物形象的‘生活性和真实性’。“《铁木前传》是一部诗的小说，或者说是小说的诗，它保持着孙犁小说特有的叙事抒情的诗的格调与风采，而且有所发展，变得更深涵沉着了，更多更深的哲理意味与优美清新的情思融汇在一起。”“《铁木前传》流露着的作家对人民的温情与爱，以及结合着对人民的情爱、对人民生活和命运的思考，是这部作品一个最为可贵的特色。
孙犁的这篇小说完成后，即进入长达二十年的养病和少作或不作状态。
孙犁曾在1979年第1期《鸭绿江》刊登的《一封关于学习的信稿》中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也就是说，这近二十年中，孙犁几乎不再创作。
孙犁在《文字生涯》中说：“全国解放后，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进城以后，我还是写子不少东西。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一九六六以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
1956年年以后，孙犁就很少写作了。但还是出了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诗歌集《白洋淀之曲》，写出戏剧《莲花淀》等作品。之前写的小说和散文大都被编入《白洋淀纪事》《农村速写》《村歌》等作品集中，受到业内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喜爱。特别是《白洋淀纪事》，王林、方纪、黄伊、冯健男、石燕、郭志刚、蔡海滨等都写过评论推荐文章，对其艺术特点、语言风格、人物描写、思想性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这部较全面地彰显了孙犁文学风格的小说集，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其中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铁凝、贾平凹等人受其文风润泽，初期的写作风格近似，成为“荷花淀派”的骨干。
1978年12月孙犁写的《文字生涯》一文中说：“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同那些帮派文人一较长短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
1979年5月25日《戏的梦》，孙犁说，很多读者，都希望他再写一些像《荷花淀》那样的小说，但他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的感情，他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那些年，他所见到的和听到的，亲身体验的，甚至刻骨镂心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生活，大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假如他把对于现实的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他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他暂时决定不写小说。
1995年10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文学经典丛书》，《铁木前传》以首篇入选中篇卷。
2003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本彩色插图本《荷花淀·铁木前传》，重新推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典作品。
200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百年中国小说精华》，其中有《铁木前传》。
另外，这部小说还选入课本，翻译成外文。
四、《芸斋小说》《书衣文录》以及《耕堂文录十种》创作阶段（1977年到1995年停笔）
1977年孙犁才逐渐恢复写作，在这之前，孙犁少有文章发表，但一直没有丢下文字。
1964年起，他在自己包裹的书衣上，写了许多类似日记的文字，一直到2015年才停止。1970年10月起到1972年4月与张保真通信，“发信频繁,一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查记录: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去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1983年10月《书信》）1988年1月12日为《无为集》写的后记中：“从二十岁起,开始与文字打交道,中间曾有几次停顿。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停顿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也不是完全搁笔。运动初期，我以惜墨如金的笔意,每天对付二百字的检查,在措辞取舍上,动了很多脑筋。运动后期,于一九七〇年起,我与远在江西乡下的一位女性通信,持续一年又半,共计十万余字。算是一次很有效的练笔机会。使我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重理旧业,得心应手,略无生涩。”“此外,就是‘解放’之后,以包裹旧书为消遣。先后写在书皮上的文字,也有五万。”980年初，孙犁写出多篇回忆故交的文章。1981-1989年，又以“芸斋小说”的名目写了34余篇小说，期间及之后，又写了大量的时评、文论和读书记，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了十多部文集。这阶段的创作，孙犁已经不拘泥于之前的文风，不局限于之前的题材，作品内容更具深刻的社会性、思想性和批判性。
笔者分别从《芸斋小说》《书衣文录》及《耕堂文录十种》这些作品集的角度来说明、论述。
关于《芸斋小说》
孙犁1981年11月24日写出第一篇冠名为“芸斋小说”的《鸡缸》，到1988年春写了最后一篇《无题》，计34篇。孙犁在一些文章中以及同友人通信中，多次提到他的这些小说。
1981年12月4日致信韩映山：“我近来写了三篇小说，是写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遭遇的，本来是不想写这些东西了，但有时想，我如不写，别人是不会知道这些细节。为后世计，我还是写一点吧。”
1984年《读小说札记》第五段谈汪曾祺小说《故里三陈》中说到：“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纠纷。”
1987年6月26日致万振环信：“《杨墨》两篇，此间《小说月报》要求转载，我未应允，因不宜在此地发表。”
1987年6月27日致韩映山信：“今年共写《芸斋小说》七篇，都已投往外地，因内容多联系真人，不宜在天津发表。”11月12日致信姜德明：“对拙作《芸斋小说》看法，正是我这两日忧虑处。弟此稿文体，一写就是这样，一定要得罪人，而得罪的又多是朋友熟人，所以的确有点怯于执笔了。今年一气呵成七篇，自己负担沉重，是否短时间再能写出，实在是个问题了。”
1988年10月17日《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譬如说，芸斋小说，就带有很大的自传性质。里边有很多地方写到我，都是第一人称。那里边，虚构的不太多，主要都是事实。”
12月14日致信姜德明：“《芸斋小说》，就截止到今年底吧，今后恐怕写不成了。”
1992年1月7日，孙犁在《庸庐闲话》“我的戒条”一文中：“写小说，不能不运用现实材料。为了真实，又多运用亲眼所见的材料。不可避免，就常常涉及到熟人或者朋友，需要特别注意。不要涉及人事方面的重大问题，或者忌讳的事。此等事，耳闻固不可写，即亲见亦不可写。”
另外，有几位老同志或家属还对孙犁的芸斋小说表达了意见或观点：
王林在1983年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孙犁同志以‘孙芸夫’为笔名发表在<人民文学>今年第一期上的小说<幻觉>今上午读了。小说中的‘仙女’当然影射的张保真。不能说完全不是事实，也不能说完全是事实。”
1987年11月8日，孙犁在《人民日报》发表《冯前》。石坚认为，这篇小说里不少地方有他的影子。他说：“‘文革’期间，我被大会、小会批斗160余次，。。。孙犁也曾参加过若干次，但他从来一言不发，充分显示他是患难见真交的朋友。可是在小组会上批判孙犁时，我为了摆脱造反派攻击我‘包庇孙犁’，竟然作了十分错误的发言。。。。。这就伤害了孙犁同志。这一点，我将抱憾终生，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关于《书衣文录》
1979年5月2日，孙犁对书衣文录有一篇题识：“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今值思想解放之期,文路广开,大江之外,不弃涓细。遂略加整理,以书为目,汇集发表,借作谈助。蝉鸣寒树,虫吟秋草,足音为空谷之响,蚯蚓作泥土之歌。当日身处非时,凋残未已,一息尚存,而内心有不得不抒发者乎?路之闻者,当哀其遭际,原其用心,不以其短促零乱,散漫无章而废之,则幸甚矣。”
1986年3月6日，孙犁写了《书衣文录》再跋：“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今一辑而再辑之。往事不堪回首,而频频回首者,人之常情。恩怨顺逆,两相忘之，非常人易于达到之境界也。堂皇易做,心潮难平。时至今日,世有君子，以老朽未死于非常之时，为幸事。读文录者，或可窥见余当时对生之恋慕，不绝如缕，几近于冰点，然已渐露生机矣。”
2021年6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衣文录全编》，出版说明：“孙犁藏书且惜书，每有中意书，必为之包裹书衣,生怕沾尘惹污;而当时若有心事想法,孙犁习惯于在书衣上简要记下。这就是‘书衣文录’。”‘书衣文录’在事实上构成了孙犁的日记,其中透露的真实,为我们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幽深’视角。一个在角落里孤独的包书人，保留了被我们忽视的价值与信息。这些价值与信息既指向孙犁本人，又指向时代及传统。”“这即是‘书衣文录’的迷人魅力。”
孙犁的文衣文录，是在特殊时期为排除寂寞，安妥内心，开始的一种写作状态，可以当作日记看，但其中涵盖的作者思想、观点、情绪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观察，对研究孙犁，都有很好的价值。孙犁曾写过：“日记,归根结底,是个人的生活史。话虽如此,一个人既生存于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那么他个人的历史,也必然或多或少反映出那一时代,那一社会的某些面貌。”（1095年5月9日《日记总论》）“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伪;言行不一其人必伪。文章著作,都要经过历史的判定与淘汰。 ”“一个人的历史,更是难以掩饰的。你的言论,有耳共听;你的文字,有目共睹。批判会上的发言,贴在墙上的大字报,虽事过境迁,终有人记得。”（1995年4月13日，《辽居稿》书衣）
书衣文录，是孙犁的文体创新，虽非主观追求，却自成一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彰显其光辉，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文学创作成果。
这部书的内容，笔者将择要充实到本书的其它各相关章节中，在此不赘。
关于《耕堂文录十种》
孙犁1982年出版《晚华集》，到1995年1月，历时13年，共出版十本作品集，内容包括：耕堂散文，芸斋小说，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记，芸斋短简等，计100余万字。分别是：《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陋巷集》《老荒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
这些文字，连同孙犁之前的文字，全部纳入201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文集（补订本）》。
孙犁后期的作品，因为所记所论之人之事皆有出处，或有影子，虽有艺术加工，写作时小心翼翼，仍不免让人”对号入号“，并因此对孙犁多有怨言，孙犁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有谈及，表达困惑，作出解释，阐明观点。
1978年6月26日《近作散文的后记》：“散文若干篇,是近一写。有写文章,各方面都很生疏,一旦兴奋起来要写了,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轻车熟路,容易把思想情绪理清楚。”“关于别人的回忆,就麻烦一些。初稿内容还多些,修改几次，就所剩无几了。这是因为:或碍于时间,或妨于人事;既要考虑过去,也要顾虑将来。对死者倒还简单,对生者就要周到。”“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的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绪或摘要。我所写的是我们共同战斗经历的一些断片。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
力乱神。”“我所尊重的同志,都是淳朴和诚实的人。他们的心，对我来说,都是敞开的大门,清澈的潭水。我是可以随便走进去，也轻易就可以看清楚的。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在青年时代,在艰苦岁月,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感情,就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
1981年12月22日，孙犁在《新年杂忆》中写道：“可虑的是,最近一个时期,有时不注意,也涉及了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这是最容易招来是非的。”“老实说，凡是我文章里提到的作家,都是我平日敬重的;凡是我论及的作品,都是我看过以后,感到喜欢的。读后高兴,写几句札记，作为纪念。反之，即使作品如何煊赫,我是不能也不肯赞一词的。这一点,我谈到的那些作家,是会一目了然的。对于他们，我并自以为有些知己之感。”“我写这些文章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是出于至诚,发自热心。是谈我个人读书的感想,是从主观直感出发,我不去参考别的评论家所定的调子。这样,在评论的语气上,或是在评论的分寸上,只是发表我的见解,其中丝毫不存什么成见。”
笔者在品鉴孙犁作品过程中，对他的一些文学创作经验、感悟和论点，深以为然，或颇为感慨：
“艺术的高潮应该是情节发展,最后达到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读者几乎是不可抗拒的。终卷以后,读者被艺术的思想感情俘虏支配，这就是作品最后的成功。”“情节之能够成为跳动的脉搏,也在于艺术的加工。作品的反复修改,多次地充实,适当地剪裁衔接,都能够增加艺术的情节的效果。”（1953年11月23日《论情节》）
“写文章应该有节制,应该适可而止,应该有含蓄，我们写文章,常常是怕读者看不明白,要面面俱到;怕批评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在作品里面增加一些解释,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对生活了解得愈多的人,他在创作上愈能有节制,有含蓄,凡是生活本钱不大的人，他的文章就容易流于散漫铺张。”（1964年6月的一篇演讲)
1974年7月4日孙犁在《战争与和平》书皮上记：“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厢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
1978年1月23日，孙犁给韩映山《紫苇集》写的“小引”中说：“艺术与道德并存。任何时候，正直与诚实都是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谎言能够代替艺术，人类就真的不需要艺术了。”6月26日，孙犁《近作散文的后记》中说：“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的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我所写的是我们共同战斗经历的一些断片。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我所尊重的同志，都是纯朴和诚实的人。他们的心，对我来说，都是敞开的大门，清澈的潭水。我是可以随便走进去，也轻易就可以看清楚的。我谈到他们一些优点，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朋友同志之间，都应该如此。”
1980年3月27日。孙犁在《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一文中说：“不管怎么样，我从十几岁就学习文学，还可以说一直没有间断，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总还有些经验。这些经验也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的比较多。”“我们要养成认真思考,认真读书,认真修改稿件的习惯。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工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9月16日，孙犁在答吴泰昌问中说：“我现在不大愿意回顾我年轻时代写过的作品，偶尔阅读一些，我常常感到害羞。在年轻时代，我说了多少过分热情的，过分坦率的，不易为人了解的，有些近于痴想梦呓的话语啊。”“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流出感激之情的热泪。确实是这样,在创作中,我倾诉了心中的郁积,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烽火遍地,严寒酷暑,缺吃少穿,跋涉攀登之时,创作都曾给我以帮助、鼓励、信心和动力。只有动乱的十年，我才彻底失去了这一消遣的可能，所以我多次轻生欲死。”
1981年12月18日致信姜德明：“这些年来,我为文章,是从来不碰当前所谓青年作家的,偶一涉及则系我素日尊重之作者及爱重之作品,例如贾平凹、周克芹、李志君等。纯是良好用心,并有知己之想。”“我对任何作者,无个人恩怨,但颇看不惯一些人的做法,他们把文坛弄成了官场、交易所、杂巴地,卑鄙浮浅,使人气恼。”
1982年12月25日，孙犁写作《孙犁散文选》序，其中说到：“我一向认为，作文和作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二、要有真情，要写真象。三、文字、文章要自然。”
1982年6月22日，孙犁作《旧抄新识小引》一文，其中有：“近以年老，多作杂文。友朋常有以多过激、失平和相责者。并有猜测，以为所谈某事，系指某人。此虽文坛飞语，里巷流言，然亦促余警惕,知自勉矣。呜呼，文事多乖，杂著尤难。无所感,何以成文?有所感发，能无所指摘乎?然所论列者，乃社会现象，非必指某人某事也。鲁迅所言甚明，而后人长期不察。以为杂文多是进行攻击，意在宣泄。”“余非战士，不欲作疆场之文。退而深思，探求安全处世之道。冀能作文自遣，又不触犯他人，引起误会。”
1984年11月23日致信姜德明：“我近来写作也少了。也是感到有些事情不好说，也难以说清楚，徒惹人怨而已。”
1986年6月25日，孙犁在《陋巷集》后记里说：“我看到当代作家的一些文字和言论。有些人总想把话说得与众不同，把话说得充满哲理，以便别人看出：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出的，只有天才的作家，才会说出这样的语言。”“古今中外，凡是真正的哲人，都是质朴的，简短的。道理都是日常的，浅近的。”
孙犁一开始就从事多种体裁的写作，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后，先是以文学理论在冀中区扬名，这时候的文学理论，也可以说是孙犁多年的文学知识和文学修养的普及和体现，主要成果是编写了后来被命名为《文艺学习》一书，他的文学见解在书中有所表达。在指导初学写作者时或在做编辑工作时，他还没有开始实质性的文学创作状态，1945年在延安因《荷花淀》一举成名后，激发了他的热情，自觉的创作，进入到第一个创作高潮，1949年进入天津后，生活相对安稳，他根据以往的生活积累和思考，写出一个长篇小说和两个中篇小说以及一批散文，同时，积极参与工厂文艺活动，指导培养工人作家，写出了一批有理论有实践的指导性文章，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在这些文章里都有体现。经历过两个特殊时期，孙犁的文学思想和理论有了一些转变，甚至于在某个阶段内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怀疑，一度有否定自我，否定社会、否定人生的消极情绪。但综观孙犁一生，他的文学思想主要是积极向上的，文学理论是系统的，一贯的。笔者从多种资料上检索到相关内容，整理记录部分内容。
1979年4月11日，孙犁给克明《荷灯记》序中说：“对于现实，对于生活，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看得真切一些，看得深入一些。没有看到的，我们不要去写，还没有看真看透的东西，暂时也不要去写，而先去深入生活。我们表现生活，反映现实，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就是说要合乎客观的实际，而出之以艺术家的真诚。这样，我们写成作品以后，除去艺术加工，就不要去轻易作内容方面的改动了。遇到不正确的批评时，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不畏一人之言，甚至可以不畏由一人之言引起的‘群言’。”
1980年1月27日，孙犁给《从维熙小说选》写的序中，再提现实主义：“我以为，现实主义的任务，首先是反映生活。在深刻卓异的反映中，创造出典型。不可能凭作家主观愿望，妄想去解决当前生活中的什么具体问题，使他的人物成为时代生活的主宰。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生活，对于人物，不能是浮光掠影的。作家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时，其动机也绝不是为了新鲜应时，投其所好，以希取宠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准备，其中包括在艺术方面的各种探求。经过长时期的认真不懈的努力，才能换来发掘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凡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不会是循迹应声之作，都是有独创性的。
另外，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具备一种艺术效果上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
孙犁在1980年3月27日《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一文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文学见解。“艺术性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生活的阅历和积累，生活的经历是最主要的；第二是思想修养；第三是文艺修养。”“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多年以来,在创作上,有很多反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总结反面经验教训,是为了什么?就是教我们青年人,更忠实于现实,求得我们的艺术有生命力,不要投机取巧,不要赶浪头,要下一番苦工夫。”“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我认为,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红楼梦》上说人的心像明镜一样。文章是寂寞之道,你既然搞这个,你就得甘于寂寞,你要感觉名利老是在那里诱惑你,就写不出艺术品。所以说,文坛最好不要变成官场。”“文学的职责是反映现实,主要是反映现实中真的美的善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它也暴露黑暗面。写阴暗面,是为了更突出光明面。我们有很多年,实际上是不准写阴暗面,没有暗的一面,光明面也就没有力量,给人感觉是虚伪的。文学作品,凡是忠实于现实的,忠实于人民的,它就有生命力。公式化、概念化和艺术性是对立的。”“历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寸之地,文学史上两三行记载,都不是容易争来的。”“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能否传世现在姑且不谈。如果我们能够,在七十年代,把自己六十年代写的东西,再看一看,或是隔上几年,就把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拿出来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人情入理,就成艺术。”“要想使文学艺术提高，应该经常有一些关于艺术问题的自由讨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从来没有人反对过,问题是实际的作法,与此背道而驰,是为丛驱雀的办法。过去的文学评论,都是以若干条政治概念为准则,以此去套文艺作品,欲加之罪,先颁恶名--毒草,哪里还顾得上艺术。而且有不少作品,正是因为艺术,甚至只是一些描写,招来了政治打击。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争鸣的,那将越来越糟。有些是读者不了解当时当地的现实而引起,作者也不便辩解,总之,作者是常常处于下风的。”“所谓文学上的人道 主义。。。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画,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达他这种理想。”“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
1980年9月16日，孙犁在《答吴泰昌问》一文中说：“文学艺术，除去给人美的感受外，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教育手段，即为了加强和发展人类的道德观念而存在。文学作品不只反映现实，而是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所以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例如《红楼梦》，就是一部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品。它的主题，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
1981年8月5日，孙犁为孙犁文集（补订本）》写了序言，里面有：“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击和考验,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又像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