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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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云初
孙犁比汪曾祺大七岁，两人基本上属于同时代人。在笔者查阅的有限资料中，未见二人有实际交往的记录，但有隔空的文字交往，甚至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提到孙犁的地方还比较多。笔者认为，他们之间是关注和欣赏的。
笔者初中时读到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即喜爱，几十年来，断断续续读了他的几乎全部作品（作品集）。刚开始，在报纸上读，从图书室借来读。工作以后，开始购买他的文集。他第一次出文集，书款300多元，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多，我还是买下了，之后，每遇见他的新书出来，必买。早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他的10本作品集，历时十三年，全部买下。之所以提这些，是表示我对孙犁作品的喜爱是长久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生的。汪曾祺的作品，接触得稍晚。第一次读到，是他写的纪念老师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文字好，感情深，评价准，吸引了我，之后不断搜寻到他的文章来看，又找来沈从文的作品看，两位从此就进入了我的阅读视线。《汪曾祺全集》《沈从文全集》，我都有。近年来，我尝试写《品读孙犁》，就想到，孙犁与汪曾祺是可以作一些比较的，他们有相同，也有不同。笔者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孙犁的内容，之前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本章略作简论，而记述汪曾祺的内容较多些。
一、人生经历
一、 出生到高中毕业
孙犁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农村家庭，祖父时，家境不好，父亲16岁到安国县一家叫
永吉昌的店铺学徒，从学徒熬到了“掌柜”（相当于现在的店铺经理）。孙犁出生时，家境在当地算是比较好的，也不过是砌了几间房，养了一头牛、一匹驴，有了一些田，雇用了一二个帮工。1937年，父亲与新东家经营意见不合，回到老家，正值抗战时期，孙犁在外地，少回家，对家里难以有经济上的支持，生活日渐困难。1947年，孙犁父亲去世，家境也就同平常人家一样了。
孙犁的父亲见过世面，略懂笔墨字画，言谈谨慎，行为务实，重视儿子教育，有责任心，对孙犁的影响很大。孙犁记忆深刻的，如“父亲在那里（安国县店铺），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同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一个村庄，总是先下车，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父亲好写字。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他到天津买卖时，买了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以上录自孙犁《父亲的记忆》）1982年2月9日孙犁《报纸的故事》提到，1935年春季失业在家，想订一份《大公报》，他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并且认为上面的文章好，沈从文编辑的副刊最吸引他。没有钱，问妻子要，妻子不理解，没有给；问父亲要，父亲爱子心切，最终同意了，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1988年5月2日《菜花》：“一九四六年春天,我从延安回到家乡。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父亲已经很见衰老。见我回来了,他当然很高兴,但也很少和我交谈。有一天,他从地里回来,忽然给我说了一句待对的联语:订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他说完了,也没有叫我去对,只是笑了笑。父亲做了一辈子生意,晚年退休在家,战事期间,照顾一家大小,艰险备尝。对于自己一生挣来的家产,爱护备至,一点儿也不愿意耗损。那天,是看见地里的油菜长得好,心里高兴,才对我讲起对联的。我没有想到这些,对这副对联,如何对法,也没有兴趣,就只是听着,没有说什么。当时是应该趁老人高兴,和他多谈几句的。没等油菜结籽,父亲就因为劳动后受寒,得病逝世了。”孙犁笔下的父亲，是自律、严谨、勤奋、有礼节、负责任的。他言语不多，对儿子的教育大多体现的“身教”上。这是一位不太平凡的农民，智商情商不错。孙犁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勤劳，会持家，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带她到天津，孙犁在外在养病期间，母亲去世，活到八十四岁。孙犁分别写了纪念父母的文字，写父亲的文字略多一些，但简约的描写已传神地写出了父母和儿子之间的感情和故事。
孙犁小时听村人讲过评书《七侠五义》，听外地来村里的三个兄弟（手艺人）说过西河大鼓《呼家将》，在乡下的戏班那里，接触并喜爱上了京戏，特别是爱看花旦和武旦的戏。10岁左右在上小学的时候，在村西头刘家借到《封神演义》，又到村东头刘家借到《红楼梦》。12岁那年到安国县城，考入高级小学，期间，他课外阅读了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和儿童读物。
孙犁在保定读书时，买过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后来又买了夏曾佑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4岁考入保定德育中学，在这里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这所学校是河北省的名校，出过不少人才。孙犁到学校的图书馆借书看，古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等。星期天，孙犁到天华市场去看书，在那里，一看就是整半天，不少都是新书。父亲还为他请了课外教师，专教他古文，还给他买了一部《诗韵合璧》。孙犁初中时，即在校刊上发表小说，写过小剧本。孙犁读初中和主中期间，1927年，15岁的孙犁与18岁的王小丽订婚，1929年，两人结婚。王小丽是农村姑娘，没有文化，贤惠明理，以后的日里里，对孙犁和家庭照顾得都很好。
在德育中学读高中时，孙犁阅读了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和十月革命以后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和曹靖华翻译的文学作品，并对文艺理论产生了兴趣，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并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另外，他一度兼教平民学校女高小二年级国文课，为学生介绍法国、波兰的爱国小说以及十月革命后的文学作品。
期间，孙犁有过一次“恋爱”，对象是他任教的平民女高小的学生，叫王淑。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县城。汪曾祺的曾祖父在外地教过书，后来参与做生意，赔光了家产。汪曾祺的祖父白手起家，创下了较为丰厚的家业。汪曾祺出生时，家里有两百多间房，两三千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他的祖父除了经商，还热衷于功名，是清朝末科的“拔贡”，属于儒商。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有祖传秘方，不收人家的钱。汪家人大都读过书，书画、字帖不少。
祖父有三个儿子，他父亲老三，老二伯父年轻时去世，汪曾祺三岁时，母亲因肺病去世（他母亲姓杨，娘家是高邮县的大族，读过书，大楷写得很清秀）。作为三房长子，汪曾祺因故过继给了二伯母。
汪曾祺的父亲名菊生，字淡如。汪曾祺在后来的记述文章里，把父亲写作汪淡人。
1988年3月20日汪曾祺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写了一篇《自报家门》，说到“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习俗，都很旧。”“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武术。”“我父亲是个很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
1990年9月1日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说这篇名就是他父亲的一句名言。文章里说：“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他还会摆弄种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养蟋蟀，养过花，还会做皮衣。汪曾祺还说：“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不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孩子玩。”“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说：“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的画有关。”“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汪曾祺过继的二伯母，读过书，跟人学过作诗填词。汪曾祺四五岁时，二伯母常常
教他背诗，晚年，汪曾祺还能背诵不少诗词，其中许多就是二伯母教给他的。
汪曾祺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高邮县城上的。
上小学时，汪曾祺的语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他的父亲很满意，拿给别人看。汪曾祺的祖父亲自教他古文，寒暑假，家里还请来老先生给他讲授古文，特别是桐城派的文章，给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也读过姚鼐的文章。
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汪曾祺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他觉得那些佛
像都很生动。从他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汪曾祺放学回家，喜欢随处看看旁边的店铺、手工作坊。汪曾祺说有人问他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他的回答是跟小时候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手艺人让他深受感动，让他闻到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些印象深深地注入了他的记忆，他后来的很多篇小说就是写这个小县城里的人和事的。
汪曾祺“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教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学问。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自报家门》）
1935年，他考取江阴南菁中学，这是江苏的名校，出过不少名人。汪曾祺对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用毛笔抄宋词。休息天经常阅读《子不语》《夜雨秋灯录》《板桥杂记》等书，新文学作品读得很少。
1937年，读高二的汪曾祺暑假回家后，不久江阴被日军占领，无法回校，为继续完成学业，后两年，他在淮安、盐城的高中和迁到高邮的扬州中学借读。为躲避日军的进攻，汪曾祺还和家人在一个寺庙里住过约半年时间，除了带上高考复习书籍外，还带了两本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的小说选集。汪曾祺认为，正是这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使他对文学产生了兴趣。
从以上资料中，大致可以梳理出二人在这个年段的信息：
相同点：一是两人从小都受到古文教育，文艺熏陶。小学、初中、高中时，都大量阅读过古今中外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并对文学发生了兴趣。二是在喜爱的中外作家的作品中，有部分是相同的，比如对鲁迅、契诃夫等人作品的喜爱。三是都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四是在高中阶段都谈过恋爱。
不同点：一是出生的家庭背景和条件不同，孙犁出生在农村家庭，父亲粗懂文墨，重视儿子教育，经济条件相对薄弱，孙犁无钱随心购置心仪书籍。汪曾祺出生在县城富商地主家庭，家人大多读过书，重视子女教育，供养充沛。二是虽同属旧式家庭，但孙犁的父亲为生活所累，或是性格原因，不苟言辞，对儿子仁心爱护，严肃守正，身教大于言传。汪曾祺一家民主气氛浓，富有生活情趣，隔代之间平等相处，相互交流多。三是孙犁初中订婚，高中完婚，期间与一个女学生有过“恋情”。汪曾祺在高中时谈过一次恋爱，未果。
二、高中毕业后到新中国成立
1933年，20岁的孙犁从德育中毕业后，去北平谋生，先是经人介绍，到北平市政府工务局工作，属于级别最低的公务人员。这里离北平图书馆近，工作之余，孙犁常去借阅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书籍。1935年，在一个小学任事务员，不久即回老家。1936年，经同学侯世珍、黄振宗介绍，到安新县同口小学教书，期间他订阅了《译文》《萌芽》《文学月报》《北斗》《拓荒者》《世界文学》等全套杂志，汇款到北平、上海购买进步书籍，给学生讲进步作品，讲国家的危亡。课余，时常和同事结伴或独自在白洋淀边散步，这里的风俗风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名作《荷花淀》以及其它相关作品就是他对白洋淀的深情回望。1938年前后，孙犁受侯世珍、李之琏、陈乔等同学之邀，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之后的时间里，孙犁主要负责抗战宣传，包括指导通讯员写作，编辑报刊、担任记者等，也曾担任过抗战学院教官，为学校写过校歌歌词，与陈乔一起组建过抗战学院抗战剧团，写话剧《鹰燕记》，此剧在部队多次演出。1944年，31岁的孙犁随华北联合大学的师生到延安，先在鲁迅文学艺术院任研究生，后任教员。在延安期间，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上发表了一批文学作品，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据说毛泽东主席曾表示这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孙犁在延安的写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945年8月，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回到家乡，继续从事文化宣传普及工作，曾到八中教过一段时间语文，参加土改试点工作。1946年，主编《平原杂志》。1949年12月，进津参与《天津日报》的创刊筹备，任副刊科副科长。孙犁在参加抗日工作后，除了完成组织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外，还从事写作，不少短篇小说名篇都写于这一时期，另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文艺理论作品以及散文、诗歌、唱词、杂文，为革命文艺工作做出了贡献，并形成了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
1939年，19岁的汪曾祺考取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这个学风比较自由的学校里，汪曾祺上课很少记笔记，还经常逃课，白天泡茶馆，睡觉，晚上到系图书馆读书，天亮才回到宿舍。在大学期间，他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哲学作品，像纪德、阿索林、弗洛伊德、萨特、沃尔芙等人的书。他还翻看了不少杂书，比如元代御医写的菜谱《饮膳正要》，兴致所至，随心所欲，只要读出趣味。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说：“这对于爸爸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爸爸的这个习惯一直没改，直到晚年他也是喜欢翻各类杂书，有兴趣的就仔细看看，摘点材料，然后写些短文章。”
汪曾祺在联大除了体育和英语，其他课程的学习成绩都不错。王力、杨振声、罗常培、闻一多等先生都看重他，因为他有才，有些还可以称得上是“歪才”。在汪曾祺身上，多表现为散漫自由，恃才傲物，生活上如此，学习上如此，这样的学生，若是平庸者，教授们当然是不屑的，可在汪曾祺这里，因才华出众，反添了几份洒脱自在。汪曾祺基本上不过问政治，认为文人应该从文，但参与政治的闻一多还是喜欢、关心这个学生。汪曾祺一直感恩闻一多。杨振声认为汪曾祺“素具创作夙慧”，可谓慧眼。王力在读到汪曾祺的一首诗作时，认为“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可论。”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授课，汪曾祺曾说：“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的，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自报家门》）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选了。他认为，沈从文讲的小说“要贴到人物来写”，是小说学的精髓，让他受益匪浅。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曾给他的作文120分的高分，并说过汪曾祺写得比他好。汪曾祺经常去沈从文家，给他看自己写的稿子，看沈从文收藏的文物、工艺品，借书。沈从文给汪曾祺改稿子，把改过的稿子寄给他相熟悉的报刊。汪曾祺一生对沈从文执弟子礼，两个人的情谊保持了几十年。
汪曾祺1940年大二时开始写小说，还写诗，当时他刚刚接触西方的现代文学，追求新奇的，抽象的，晦涩的意境。此外，他还唱京剧，唱昆曲，演话剧。
汪曾祺在联大也谈过恋爱，这位女友后来在清华教书。失恋后，汪曾祺曾卧床好几天。后来还和一位王姓女生关系密切，最终不了了之。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呆了五年，最终也没有拿到毕业文凭。第一年是他体育、英语不合格，没有拿到，再呆了一年，两门功课合格了，却因故还是没有拿到，这给他当时找工作带来了问题，但究其一生来看，又是他的幸运。
1945年，汪曾祺到联大同学办的一所中学——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联大同学施松卿（两人是同一年考取西南联大，一位在中国文学系，一位是从物理系转到生物系再转到西语系的。汪曾祺是因为体育、英语不合格，毕业当年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再学一年，又因为其它原因仍没有毕业，即是肆业生。施松卿是因为生病，中途休学一年才毕业的，两人是同一年离开联大，后来在建设中学成为同事的。），两人一起看电影，一起进城，彼此都有了意思。1946年7月，两人离开昆明，各自回家。他们先到香港，施松卿回福建，汪曾祺从上海取道回高邮。到了上海，汪曾祺见到一张小报，上面刊登消息：“青年作家汪曾祺抵达香港。”这时候，他的家人在镇江（当时的江苏省省府所在地）躲避战火，汪曾祺到镇江与家人团聚，有个“少将”名义的“舅太爷”看重汪曾祺的才华，想介绍他到政界干事，汪曾祺回掉了，理由是他不想涉足政事。同年又回到上海，一时很难找到事做，写信给在北京的沈从文诉说苦闷，沈从文回信“骂”他，又鼓励他，最终沈从文请李健吾帮汪曾祺在一所私立中学（致远中学）找到一份工作。在上海期间，他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写小说，发表了一批作品。汪曾祺经常去巴金家“坐坐”。巴金的夫人萧姗（陈蕴珍）是汪曾祺的联大同学，巴金同沈从文又是好朋友。另外，和与沈从文有亲戚关系的画家黄永玉也常在一起。他在上海只一年多，1947年夏天，赴北大任教的施松卿来到上海，两人订婚。1948年2月，汪曾祺随同施松卿到了北京。没有大学毕业文凭，又处于非常时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只好在施松卿那里闲住，直到5月，沈从文帮他在历史博物馆谋到了一个办事员的职位。这是一个闲差，汪曾祺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但没有办法。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3月，“四野”组成南下干部工作团，大量招收年轻知识分子。汪曾祺报了名，他参加队伍的真实原因，一是想改变“小职员”的生活现状，二是想丰富人生经验，积累创作素材。他由此成了“革命队伍”里的一员。这一年，他与施松卿结为夫妻。5月，出发南下，到了武汉，被留下来接管学校，到武汉第二女中当副教导主任。新中国成立前，汪曾祺已经被称为“青年作家”，他的才华得到他的老师和文学界的认可，1948年，由巴金开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集《邂逅集》。
这个时段，两人的相同点：一是都从事文学创作，成为“青年作家”，被文学界认同。二是都有过教书经历，都教过高中。三是都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了革命工作。四是在文学创作上，都有意同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或者说不愿意直接反映政治，图解政策。不同点：一是两人的文风不同。孙犁自觉在将文艺服务于现实生活，服务于抗战斗争需求，汪曾祺受西方文学影响，偏重于个人趣味。虽然都是“青年作家”，但孙犁在延安写的小说《荷花淀》，以其清新质朴的文风和温润又坚定的革命意志，得到了解放区文艺界和普通读者的赞誉，而汪曾祺的小说，因其“现代”，“晦涩”,“朦胧”，只为一些“懂艺术的”教授和报刊编者激赏。可以说，孙犁的文学作品更显民族性，革命性，汪曾祺的文学作品更显艺术性，西洋味。在当时，孙犁比汪曾祺名气大，为革命文艺界瞩目。二是孙犁高中毕业后，到北京谋生不顺，回家后做了一年的小学老师，后来除了教过高中外，还一度做过鲁院的教员。汪曾祺则是大学结束后，在昆明和上海两次教过中学生。三是孙犁参加革命固然有谋一份职业的需要，但他很早接触到革命文艺，作为热血青年，1939年就参加了革命。汪曾祺则是为了改变小职员的生活，也为了能丰富人生经验，积累创作素材，为日后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打下基础，参加南下干部工作团的，中途留在武汉到一所中学后，就产生了离队的念头。说起来，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很短，后来和孙犁一样成了“离休干部”，这是汪曾祺的命。他遇到过波折，但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的。四是孙犁的婚姻是旧式婚姻，妻子没有文化，贤惠善良，任劳任怨，服从孙犁，照顾家庭，从婚姻的角度来看，是好的，但从爱情的角度来看，与孙犁这样具有浪漫气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显然有差距。孙犁对妻子有“惭德”，写过多篇文章和多首诗表达愧疚和追思。汪曾祺属于自由婚姻，妻子施松卿出生富商家庭，联大同学，并且有才，40年代，她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作品。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二人相濡以沫，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夫妻关系不错，是知识分子婚姻的典范。
三、新中国成立后到七十年代末期
1949年1月，孙犁进入《天津日报》社，任副刊科副科长。6月，尝试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这个剧本最后没有通过，原因是周扬认为，他写的只是印象，而且想象的成分多。孙犁不服，说：“关于白洋淀人民的现实生活，凭别人怎样不是想象的吧，我认为它不能超过《荷花淀》的了，这一点我是自信的。”9月份完成中篇小说《村歌》。1950年1月，丁玲意愿调孙犁到《文艺报》工作，但孙犁不愿离开《天津日报》。6月，周扬给天津市委写信，说不可让孙犁长期做机关工作，市里决定让孙犁下厂，兼编《文艺周刊》。7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10月，参加访苏代表团，从准备到回国，历时2个多月，后来孙犁写了一组文章。1952年3月，中央想调孙犁去北京电影局写剧本，他不愿意去，想把《风云初记》写完。12月到河北省安国县下乡，1953年5月，结束下乡体验，回到天津。9月赴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全国文协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孙犁当选为理事。1954年6月，申请去农村体验生活，没有被批准。1955年3月，当选为政协天津市委委员。1956年2-3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3月29日，因创作小说《铁木前传》太过劳累（也不排除其它政治心理因素），孙犁午睡后起床晕倒，脸上流血，送至医院，以后开始了较长时间的养病生活。4月份持天津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外出旅行20余天，先后到过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1956年第12期发表了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1957年夏季，因病到北京红十字医院就医，丁玲曾介绍湖南籍的医生为孙犁看病，后又到小汤山疗养。1958年，孙犁到青岛疗养。1959年春季，转无锡太湖疗养，6月份回到天津。1960年7月赴京作短期休养。1962年9月赴京休养，与多位旧友见面。1963年5月赴京，6月回到天津。1964年，由徐光耀陪同，在保定游览了满城县抱阳山。1965年夏季，到蓟县盘山。1965年8月，孙犁被批斗，每天参加学习，和其他中层以上干部被集中到天津日报社院内，家中住室被强行隔断，书籍被抄，文稿被抄，家被抄。1967年1月，孙犁被宣布为“走资派”，继续被批斗。1968年1月，孙犁继续遭批判，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旧《天津日报》编委、黑‘作家’”。12月10日，孙犁带着行李到四合庄干校参加劳动。全家被迫迁居到佟楼一间小屋里。1970年夏季，回到文艺组，做“实习编辑”的工作。这年，与张保真通信。1971年9月21日与张保真在石家庄举行了婚礼。1972年被指定参与天津市京剧“样板戏”《芦花寨》创作。1972年，搬回原住处。写作剧本《莲花淀》（后载于1972年第2期《莲池》。1973年10月，到蓟县住了20多天。1974年4月，到北京探望老友，并游览八达岭和十三陵。9月回安平县老家住了近一个月。与张保真不和，有离异之念。1975年，夫妻矛盾升级，孙犁时常一人独居，这时候，孙犁仍上班，他在《红楼梦研究资料汇编》上写：“今日上班，同人皆出看电影，而电话铃声不断，余不接，退稿毕，即归家，业此务。”1970年5月31日，在《乐府诗集》（二）上写：“昨夜忽拟自订年谱,然又怯于回忆往事。不能展望未来,不能抒写现实,不能追思过去。如此,则真不能执笔为文矣。”1976年6月，与张保真离异。7月，唐山地震，孙犁露宿在外一个月。10月，粉碎“四人帮”后，孙犁写了第一篇散文《远的怀念》。1977年，应《人民文学》之约，写了论文《关于短篇小说》。之后又写了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北京文艺》《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天津文艺》等刊物上。另外还有散文发表在《上海文艺》《广东文艺》等刊物上。1978年，继续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散文《悼画家马达》发表在4月27日的《天津日报》上，这是“文革”后，孙犁在自家的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6月，想写长篇小说《初醒的平原》，写了5节，未完成。7月，开始酝酿散文集《晚华集》的出版（即后来十三年间陆续出版的《劫后十种》的第一本。）秋末冬初，赴京参加文艺座谈会并发言（发言稿以《奋勇地前进、战斗》为题，发表在当年的第11期《人民文学》上。1979年，年已66岁的孙犁准备调到市文联工作，后未果。10月，当选为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1980年，孙犁67岁，3月接受文艺报吴泰昌专访，整理后以《文学与生活的路》为篇名发表。7月15日，眩晕跌倒，休养后得到恢复。
留在武汉的学校里，显然不符合汪曾祺的预期，于是多方托关系，1950年7月调回北京，直至1955年上半年，他都在北京市文联（主席为人民艺术家老舍）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偶尔应命写点批评文章或代人写发言稿，不再写小说、散文，原因是对新生活不熟悉，不知如何下手，唯一写过一篇虽是应命之作，却也是用心之作的通讯（报告文学？）《一个邮件的复活》（发表在1951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上）。1951年冬天，他到江西农村参加土改工作，回来后继续编刊物。在北京文联，他受到器重，没有挨过整。
当时的形势是，写文章必须深入“生活”，“写政策”，汪曾祺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无法写文章，作为一个心心念念于写作，每天看别人的稿子，他难免“技痒”。有领导建议他写京剧剧本。汪曾祺有京剧知识，小学初中唱过青衣，加上有诗词才能，于是1954年写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获得北京市戏曲会演的剧本一等奖，在京剧界“一举成名”（这也是他后来能调到北京市京剧团的重要原因）。
1955年2月，汪曾祺调到中国文联的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民间文学》，职务相当于编辑部主任。他还参加了不少民间文学的整理工作，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帮助不小。
1958年，汪曾祺被“补”列入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沙岭子）参加劳动，一年多后才被批准回家探亲。在这里，汪曾祺学会了赶车、锄地、扛麻袋。后来他被相对固定安排在果园劳动，主要是给果树喷农药。汪朗说：“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在爸爸的一生中算是最艰苦的时期，但是在他后来写的作品中却很少描述经受的磨难，相反，这一段生活在他的笔下还挺有诗意。”
1960年 10月，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在这几年的劳动过程中，汪曾祺的业余生活还很“丰富”，一是演戏，比如小歌剧、独幕话剧等，他演其中的角色，他还帮演员化装。二是办展览。三是画画。汪曾祺少时即受父亲言传身教，会画画，他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后来不知了去向。四是写小说。
1962年1月，汪曾祺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工作，偶尔写点小说，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创作京剧剧本上。他在京剧团写出的第一个剧本是《王昭君》，受到高层和观众的好评。后来又创作了《凌烟阁》《小翠》两个剧本。1963年，一个偶然的机缘（也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机缘），他参与了京剧《芦荡火种》的编剧工作，获得江青认可。1964年夏天，《芦荡火种》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成功，毛主席还将这部戏的名字改成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沙家浜》。这个剧本出版过一次。1964年冬到1966年春节前，汪曾祺一直参与写《红岩》的京剧剧本，并到重庆体验生活。这其中，他还根据浩然的小说写了一个小戏《雪花飘》并上演。文革初期，汪曾祺和京剧团的人被揪出来批斗，后来学《毛选》，写交代材料，劳动，1967年4月，在李英儒的关心下，作了三分钟的表态发言，随后获得了自由，还得到了一次陪江青一同看戏的机会，也就是说，从此他被解放了。1969年，参与《杜鹃山》的创作，并于1971年到湘鄂赣体验生活，另外他还参与了《山城旭日》的创作，按照上面的要求继续不断地修改《沙家浜》，这剧本直到1970年5月15日才正式定稿，并在同年6月《红旗》杂志上发表。这年5月20日，汪曾祺还作为“革命文艺战士”代表之一（且还是唯一的文人），获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大会。1974年，汪曾祺参加了《三字经》的编写，1975年，还去了西藏，但没有完成创作任务。1976年，“四人帮”垮台，汪曾祺十分活跃，写标语，写大字报，写了揭批“四人帮”的诗词，并四处散发，他认为文革中，他也是受害者。但随后清查“四人帮”分子工作组二批进驻京剧团，1977年4月，汪曾祺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代与江青等人的关系。这次审查时间很长，大约有两年多，一遍遍写交代材料，共计有十几万字。这次审查，不比文革期间，汪曾祺心里憋屈，倒也没吃苦头，毕竟时代不同了。这期间，林斤澜、邓友梅等友人催促他再写小说，他认为他“既无可写，也不想写。”但他每日看笔记小说和其它杂书消遣，偶尔也写一点短文，如《葵》《薤》和《栈》等，写这些他不是准备发表，只是写着玩，只给同学兼朋友朱德熙看看。1978年后，汪曾祺的境况逐渐好转，这年12月，他一连写了两篇文章《读人民歌札记》《论
这阶段，两人的同异处，大约在这几个方面：
相同点：一是都在坚持写作，艺术上都取得了成就。二是在特殊时期，两人都保持了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特别是在文学创作方面，宁可不写，也不违背良知和艺术规律。三是文革结束后，两人都勃发了创作活力，尤其是汪曾祺，终于找到一条符合自身特质的写作路子。
不同点：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孙犁满腔热情，投入到培养作者和为时局服务的文字工作上，同时潜心于文学创作，《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经典作品就创作于这一时期。而汪曾祺则从个人创作和前途出发，阴差阳错地进入到了革命队伍，在现实与理想产生落差时，便设法抽身回京，回归到文学团体中。由于缺乏生活及其它一些因素，文学创作很少，未显成就。二是孙犁一直从事文学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是他的第二次创作高潮（第一次是延安时期前后），文革期间，孙犁因为身体和时局原因，几乎停止创作（以写“书衣文”为主），发表很少。而汪曾祺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很少，主要精力和主要成就在京剧剧本创作上。70年代末，在朋友们的催促下，才重新开始文学创作。
四、八十年代初到各自终年
1980年，孙犁67岁。他基本上不再外出，偶尔接待外地编辑、友人、作家来访，主要精力都放在写作上。这年1月，西安《延河》杂志王愚来访，回去后写了《语重心长话创作》一文，记述这次拜访印象。3月份，连续三天接待《文艺报》吴泰昌，吴泰昌根据这次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文学与生活的路——同
在60年代前后到1995年停笔，孙犁创造了又一个文学高峰，“劫后十种”，是他对中国社会和人生的重新认识，进一步确立了他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被称为“人民作家”、“文学大师”。
1980年，汪曾祺60岁，开始进入文学创作新的高峰。这年5月，创作了小说《异秉》，这是根据之前的同名小说重写的。这篇小说成了汪曾祺的代表作，但在当时发表并不顺利，林斤澜把它介绍给江苏的《雨花》，小说被编辑部压了三个月，后来还是主编作主，新任主编之一的高晓声还写了“编者按”，汪曾祺认为他“懂行”。除了这篇，汪曾祺之前还写了散文《葡萄月令》，小说《塞下人物记》《黄油烙饼》。其中《塞下人物记》发表在1980年第九期的《北京文艺》上，成为他在”文革“之后发表的第二篇作品。《葡萄月令》遭遇北方一家刊物的退稿（之前是约稿的）。1980年5月，汪曾祺又写出小说《受戒》，8月改定后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立刻好评如潮，成为名作。汪曾祺后来深有感触地说：“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的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得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虽然风的形成是曲曲折折的(这种曲折过程我不大了解)，也许会乍暖还寒?但是我想不会。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
到1981年8月，汪曾祺共写了十多篇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小说奖，写小说之外，汪曾祺在八十年代之后，还写了大量的散文，《汪曾祺全集》中，小说只有两卷，散文竟有四卷。散文包括游记、随笔、文论、考据、书信、书评、序跋、回忆文章等。1981年初秋，他应高邮市政府邀请，回到故乡，江苏电视台为他拍了电视片《梦故乡》，他在故乡住了一个半月。1982年，他应四川作协之邀，赴蜀参访，8月，应邀与林斤澜、邓友梅游新疆、甘肃，并在乌鲁木齐、伊犁作文学讲座。11月，应邀赴长沙作文学创作讲座。1983年3，应邀和林斤澜、从维熙、邓友梅等到山东德州讲课。11月，应邀到徐州、连云港为文学青年讲课。1984年12月，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1985年，随艾芜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1986年5月，应邀赴湖南常德参加通俗文学讨论会并游览当地名胜。10月，与黄裳和林斤澜夫妇游南京，扬州，并再回高邮老家。11月，赴上海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1987年4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昆明，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参访。6月，赴广西桂林参加首届漓江旅游文学笔会，10月到12月，他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到多所大学发表演讲。1988年，到山西大同参加《北京文学》面授。1989年6月，为鲁迅文学院第五期培训班授课。10月应邀赴合肥参加《清明》创刊十周年纪念活动。12月，到福建漳州为鲁迅文学院函授学员授课并游览当地名胜。1990年上半年，为鲁迅文学院第六期培训班做讲座。1991年2月随“中国作协赴滇采风团”赴云南，参加“红塔山笔会”，5月赴广州参加台湾《联合报》举办的文学研讨会、6月，赴山东泰山参加“泰山散文笔会”，10月，携夫人赴高邮、扬州、南京，又随北京作家书法家采风团游浙江永嘉。1992年，参加多场演讲和文学讲座，9月，赴河北承德参加“散文创新研讨会“，10月赴浙江杭州参加“吴越风情小说研讨会”。1993年1月，赴海南参加首届”蓝星笔会”，8月赴娄底讲学，11月参加《沈从文全集》出版签约仪式，参加花城出版社《随笔》百期座谈会。1994年1月赴台北参加《中国时报》小说研讨会并参访、演讲，6月赴南京参加“1994中国城市文学学术研讨会”，10月将孙犁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炮火中的荷花》，1995年1月住院，10月，和夫人赴浙江游览。1996年12月，被沪剧编剧文牧的遗孀起诉侵权。1997年1月赴昆明参加第二次“红塔山笔会”，游西双版纳，应邀为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演讲。5月16日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两人在这个时期的同和异如下：
同的方面，孙犁以《芸斋小说》和一批见识卓越的文学评论以及对社会人性的深度观察和思考，使他再次跃上了文学创作高峰。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受戒》等一批短篇小说，让他继京剧《沙家浜》知名于世外，又以文学成就成为著名作家。二人虽无实际交往，但彼此关注，彼此欣赏。孙犁曾在《读小说记里》，高度评介了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更是将孙犁列为中国文坛他所推崇的“鲁迅、沈从文、孙犁”三人之一。另外，他们对于文学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美学教育以及语言艺术等方面的观点一致或相近。三是都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他们的许多作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岁月的洗礼，都成了读者心中的文学经典。四是都经历过一次比较大的文案纠纷，孙犁是“病句的纠缠”，汪曾祺是陷入《沙家浜》改编署名侵权的官司，各对身心造成了伤害。
不同方面：一是孙犁自张保真离开后，一直寡居，生活主要靠子女和保姆护理。汪曾祺则一直有老伴和子女照料，生活稳定。二是孙犁基本不外出，常年居家，以写作、见客、通信，为日常生活方式，汪曾祺则时常出游，或讲学，或采风，可谓游山玩水，作文作画，生活工作两不误。三是孙犁时常患病，住院四年，临终前几个月，享受到了副市（部）长医院待遇，去世时90岁，享得高寿。汪曾祺虽也有病，身体状况大致还好，却因不惜身体，突然离世，享年77岁，算是活到了中高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