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那些地

老家那些地

烈日当空张着大口喷射着三十多度的高温，风像凝固了似的，田里已见不了一滴水，正处灌浆期的稻谷像饥渴的难民没精打采。傍晚，父亲打着赤脚从田里回来，裤管也没放下，焦急地朝屋里的我们大喊，娃儿些，想吃米饭就把家里的桶、锅、盆拿起，跟我走……

紧挨着水田不远三米是一条贯穿整个村子的小河，与水田有两米的落差，流量不大。父亲用锄头在靠近水田的河滩上挖了一个坑，再开一条沟把水引过来。随后，我们一家顶着暮霭来来回回把一桶、一锅、一盆的水“转”到了田里。

四十年过去了，之所以对这一场景记忆犹新，是因为那年秋收后，我吃到了一生中最香最饱的一顿白米饭。

一

老家那里是乌蒙山区常见的夹皮沟，九山半水半分田。这块田大约只有半亩，是包产到户分给我家的，也是我家唯一的一块水田。面积虽不大，但它可是一家人眼中的“宝地”。过去生产队分粮，每年就只能分到百把斤谷子，要吃上一顿米饭，就只有等逢年过节或家里来了客人，要么就是兄弟姐妹谁生病了，母亲才会打开装米的柜子，用手抓上两三把，单独用碗来焖煮给他开小灶。有了这块田，一年就能收上四五百斤谷子。从田边路过，那一束束金黄色的稻穗，时刻会诱得我们舌尖冒涎。

除了水田，我家按人头还分了六亩旱地，加上原来的自留地和自垦荒地，总共就有了近十亩旱地。母亲内心的喜悦是从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来的，外公成份是富农，解放前靠木匠活积攒过十多亩田地，后因吸食鸦片用来抵债，最后只剩下两三亩，她也因此连私塾都没得好好上几天，现在有了土地心不慌，好日子也有盼头了。父亲在区公所当会计，土地没他的份，但他实际掌握着这些土地的使用权。我看他总爱偷闲找空跑回家，提上一把镰刀到田间地头转遛，尤其是农忙季节，看上去像战场上的指挥员：这块地种什么、那块地种什么，或先种什么、后种什么，他都像做账似的在公事本上列出一串串明晰的清单。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咂下满满一口酒，长舒一口气，用筷子指了指我和弟弟，严肃地说：“要想过好日子，吃香的，喝辣的，就跟老子放勤快点！”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自信的模样，一种殷切的期望。我和弟弟心领神会，一边拈菜吃饭，一边“哦哦”点头。

二

但凡种植农事，播种和收割是最苦最累的时节，其间的薅铲施肥无疑轻松得多。

家乡土地贫瘠，靠天吃饭，主要农作物就是耐涝抗旱的苞谷。立春伊始，在翻耕好土地之后，就要开始筹备种子和肥料，种子一般都在年前精选留存，费神费力的事当属肥料了。下种的底肥必须用农家肥，而农家肥又少不了牲畜粪便与农作物桔杆、草料沤制的圈肥。原来家里只养一两头猪，勉强可供自留地使用，现在土地增加了，肥料就成了大问题，还得多喂上一些牲口。生产队在“处理”集中饲养的黄牛时，有先见之明的父亲主动买了一头，翻耕积肥一举两得。幺妹每天放学回家的主要任务，就在牵着牛到河边草地放牧。

十亩旱地，有六七亩离家一公里以上，其中三四亩都处在石漠化或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头上，高差至少两百米，山道逼仄，石沙溜滑，走一趟就得个把小时。每到运肥上山的时候，母亲会准备十来斤纯正的苞谷酒，把平时也舍不得吃的老腊肉拿出来，请邻近的堂叔堂兄们帮上一两天忙，将一箩箩沤得熏人的黑肥背上山，估算好行间用量，像下棋似的倒在地埂边。之后，挖坑、撒肥、下种、覆土的事就是我们自家人来做了。

到了收割时节，既要把苞谷棒子和套种的黄豆、芸豆收摘好运回家，又要等秸杆过些日子风干后把他砍倒打捆背回来，作为冬天牲口的饲料或制肥的原料。趁着绵绵秋雨未到，父亲就会忙着把家里的背箩、背架、镰刀、拐耙等农具修理一番，等到我们周末或平常放学后，吆喝全家拿着农具下地，让收获的喜悦和着馨香的山风在四野弥漫。

那一年，我家第一次收了五十箩玉米棒子，把外壳撕掉后堆在楼笆上，足有一米深。父亲怕楼枕承受不住，赶紧找人在下面打起支架。忙完那晚，父亲放开酒量把自己搞得迷糊糊的，躺上床还不停念叨：“辛苦值得，辛苦值得——”

当然值得，那年父母奖励了我们每人100斤包谷籽，各人背去卖，想买啥就买啥。那年，我刚好考起师范进城读书，买了一件灰色上衣穿着去报名，上面袋子可挂两支钢笔……

三

包产到户起初那几年间，邻里之间不乏争地夺地之事。坎下的挖坎上的墙脚，东家的移西家的界石……我家有一块老远的荒地，就让一位上五代分支的堂叔家占去了一角，幸好母亲发现得早，人家才装糊涂说，小娃儿些下种时不熟悉记错了。

最遗憾的是，我家珍贵的那块水田，只种了三年的稻谷，第四年就不得不改为旱地了。原来集体的时候在小河上游一公里的地方建有一道坝，修了一条沟把水引入两三百亩的水田坝子，虽是条土石砌成的沟，但每个组都有专人管护，一旦打田插秧需要用水，就实行分段错时供应。后来慢慢就没人管了，沟也不断被人侵占损毁，加之我家的这块田地处坝子的尾巴，一年到头都难见到沟里有水。父亲心里矛盾了好久，才不得不学附近的几户人家在田里种上了苞谷。

父亲1988年退休后，把身心都放在经营这些土地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好多重活已有些力不从心了。当时我和兄弟、幺妹都进城了，只剩下嫁到邻寨的三姐时不时可回来帮一下忙。寨里的年轻人基本出远门了，即使准备好酒好肉甚至开工钱，也难像以前那样请得到人，偶尔有些叔侄碍于情面答应，也要“等把我家的先做完”。寨里有一位带些智障的叔辈，出不了远门，亲友帮他买了一匹马，每到春种时节，他就牵着马帮人家驮粪上山，适当收些劳力钱。父亲也经常请他“出马”，但没两年，那匹马失足摔岩死了……

一年中秋，我和兄弟、幺妹邀约一起下乡和父母过节，庄稼刚刚收完，无意间发现父亲的肩胛上长出了三个大大的脂肪瘤，父亲还开玩笑说不痛，是背东西压出来的“减震器”。在团圆桌上，父亲不停地为我们拈菜，那双手又黑又糙，手背上还有两道刚结痂的伤口；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半，在一旁不停唠叨：这猪是自家粮食喂的，鸡比城里的鱼还香……

我们左劝右劝父亲，不要或少种点地了，他十分不解而又有点生气地说：“土地是人的衣禄碗、命根子，没有土地，你们去喝西北风！”临别前，他只作了一点“让步”：把离家偏远、地势较高的那一亩地退下来，让我们找地方买一些生漆树苗来栽上。

四

1995年冬，父亲走了，母亲也因严重的关节炎行走困难。有关土地的“家业”，就落到了三姐的肩上，其实三姐也因常年累月的重体力活把膝关节损伤了，每逢天气打熬，双腿肿得快有大象的粗。没办法只好把近点的管起，随便种点洋芋、蔬菜等费时费力少的作物；远点的就租给有劳力但土地少的堂弟家耕种，每年象征性的收点租金。没两年，堂弟也说累得很不种了，即使不要租金只要他帮忙把地界守好也不想干，宁愿扛起背箩，约起几个同乡到城里睡大铺打零工。

前些年幺叔去世，我回乡祭奠，听说生前股骨头坏死瘫痪在床一年多，医院诊断也是劳累过度。这次遇到了那位堂弟，他一本正经地给我算了一笔细账：一年种一亩地的苞谷，算劳力成本，翻耕、种植、施肥、除草、采收、脱粒等至少要花7个工，每个工90元，小计630元；算其它成本，肥料200元、种子和农药70元、烘干用煤200元，小计470元。可收苞谷籽800斤左右，按今年市场价能卖880元。到头来，若不算劳动力有410元的收入；若算劳动力的话，就倒亏220元。

稍歇片刻，他脸上的笑意像涟漪似的漾开，向我介绍起他打零工的收入：每天到大街小巷逛逛，一单背个三五十斤的东西，走个两三百米的路，就可挣5元钱，一天挣个百把块没问题，想吃点大米的话市场上随时可买……再问他家的土地咋处理，他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有劳力就拣起多种点，没办法就撂荒呗。

最后，他诡秘地笑了笑，反问我：“你说干哪样划算？”

五

今年清明，我回乡为父母扫墓，全靠从路边捡起的一根树枝，助我爬上老家对面的山头。远处是刚竣工不久的一条高速公路，像玉带挂在绿黄相间的山腰，大大小小的车辆川流不息。如肠似绳的山道边，不时还可看见几块长满石头和野草的撂荒地。而我家的那块生漆地，树干已粗过碗口，前几天已有漆匠找上门来，要三姐把今年的生漆包给他来割。

在父母的坟前，我点燃香烛，长跪不起，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也没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