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神

闭上眼，很难在脑中拼凑出他的容貌，仅隐隐记得他的几个眼神----父亲的眼神。

我一边跑步一边拨通父亲的电话，询问他的近况。闲聊了几分钟之后，他跟我说：“最近眼睛变得看物模糊不清，左眼略微好点，右眼总像蒙着一层雾，我在收音机里听，武汉有个专家可以治，我让你哥带我去治疗，他说让我别信广告里的。”我一听，不禁笑了。我说的比我哥稍稍委婉些，我说：“您想呀，真有说的那么好，还在收音机里做广告吗？还是到正规的医院检查、治疗吧。”我们还聊了些别的，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十一放假回家，第二天他说右眼彻底看不见了，这几天才发现的。人没了眼睛，生活质量将严重打折。没有耽搁，我和我哥商量好，立刻带他到市医院去检查。手术，医生说得手术。做手术先得住院。我又带着他返回家中取了些衣物。一路上他一声不吭，面无表情，情绪不是太好。我还埋怨他呢，我说：“上次不是说要去医院检查的吗，怎么拖到看不见了才说？”“我要去武汉，你哥说去是浪费钱……”我没有责怪他。这个时候，我知道任何的伤害对他来说都是雪上加霜。沉默比较好。

好不容易办了住院手术，经过一番检查，医生说暂时做不了手术，因为眼角膜损伤，做了手术，后面可能要做角膜移植。角膜移植，听着即高大上，又令人心惊胆寒。只能听医生的，医生让住下来观察，等能做了再做手术。

其他人都走了，我留下来先看看情况，若要做检测，我可以领着他，他眼睛看不明，耳朵听不见，一个人留在医院里到处找检测室，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他一个人坐在病床头，缩着身子，低着头，眼睛像是盯着地面，或是一副目不斜视的样子。我揣测着他的内心，自己心里不觉五味杂陈。曾经“叱咤风云”、那般强壮的他，今天竟然如此地羸弱；那样子又像一个有无限委屈却发不出的孩子。孩子可以哭，他不能。我盯着他，也不说话，脑子里想着许多的事。

大概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早上，我死活不去上学。原因是我被老师赶回家拿学费几次，几次空手而归。这次老师说让我非拿回学费不可，可是母亲说让我跟老师再解释解释，再宽限几天，等谷子卖了就有。有了前面几次的经验教训，我觉得自己上了当，这次不能再上当了。每次被老师赶出教室，我都觉得颜面尽失，特别丢人。我不想再丢人下去了。母亲好说歹说，我就是不走。她再说，我就强着了，往门前的石墩上一坐，摆出上不上学无所谓的架势，这可触动了父亲的某根神经。他一翻身从谷垛子上跳下来（他在堆谷垛子，母亲给他往上递一捆捆的谷子），抓起一根棍棒就朝我抡过来。母亲见状跳上前拉开了我，他手里的棍子砸在石墩上瞬间断成了几截。他板着脸，恶狠狠地瞅着我，加之棍子折断的剧烈响声，吓得我腿发软，是母亲拎着我在往前走。我回头瞟了他一眼，他的眼神透露出如果我是一件物，他能将我提起来扔进门前的水塘里；如果我是挡在他身前的一棵树，他能将我齐腰斩断；如果我是一只刺了他的手的刺猬，他会剥了我的皮；如果我是一条蛇，他会从我身上碾压过去；如果……总之，当时我想了好多。还想着长大了一定让他好受。现在想来，他那是不容我们向命运低头的愤怒的眼神。自己实在太幼稚。

还记得初三那年，我被分到了“导弹班”。所谓的“导弹班”，即是学校为了抓升学率，从每班中选出学习拔尖的几个组成一个特殊的班，目标直指市重点高中。我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说世世代代是农民也不为过。他的儿子有这样的成绩，即使他的脸照常毫无表情，他心里也指不定早乐开了花。有一个周末，他突然对我说从下周开始每周三要给我送菜去学校。我是住读生，每周回家一次，用空罐头瓶带上四五瓶菜就是一周的下饭菜。夏天长蛆生霉是常有的事，冬天冰凉直钻心窝。每每看见其他同学的父母送过去热菜热汤，同学们端着饭碗狼吞虎咽，蒸腾的热气在阳光下形成层层阴影，满脸的笑容，那场景真叫壮美，而于我，却犹如笼在心间的阴云。我心中是苦涩的。口水吞了好几口，还得强咽下花生米拌饭。他这样说，我哪里肯信。我问：“你怎么去？”母亲在一旁说：“别管它，他自然有办法。”父亲不慌不忙地说了：“把自行车修理一下，我骑过去。”将近三十公里的路程，我连想都不敢想。“你祖父经常从市里骑车回来，这有什么？”他接着说。似乎怕我不信，又补充道：“以前我们经常走着去。”

初三的学业非常繁重，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学习，休息的时间极少，脑袋常处于紧绷状态。中午下课便冲向宿舍找饭碗赶去打饭，回来一路琢磨着：“菜不知还剩下多少？接下来的几天够吃吗？……”这时，出乎意料地我在人群中冷不丁地望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矮个子，身体健硕，短发，一身老式的蓝色夹克衫，站在远处伸长了脖子神情紧张地四处张望。那是父亲。他在寻找我。他事先并不知道我的宿舍。我向他挥手示意，他看见了我，推着老式二八自行车向我走来。等见了我，他的表情反而变得极为平淡，眼神里没有流露出一丝的惊喜，停好车就取热汤递给我。我遗传了他不少性格，大家都不善表达，我仅仅只是叫了他一声“爸”，便接过汤吃起来。当热量流入肠胃，一并带入的还有一种叫幸福的东西，打通了我的全身。“不是太难找。街上的样子跟以前没多大变化。”他终于说了一句，顺手递给我一瓶菜。我转身回宿舍去放菜，他说就要走了，回去晚了就怕天黑都赶不到家。他的整张脸像当今追赶时髦的女孩子动过整容手术的脸，起初不容许有大的波动，如同平静的水面。眼睛里淡得找不到一点情感的蛛丝马迹。

接下来他每周三都按时给我送热汤来，远远地站在某个角落等我下课。等我长大了，有了工作，参加活动时，我也总喜欢站在某个角落，静静地，心里十分舒坦。他就站在角落里，一身老式的蓝色夹克衫，一辆老式的二八自行车，没有被同学遇见需要向人寒暄的烦扰，没有被熟识的人见着而他一身老土的打扮给我带来心理冲击的担忧。他的知趣地往后站，为人低调的处事方式正合我意，我觉得既自然又舒服。我留意到他坚毅而遇任何事皆波澜不惊的眼神，好像在说来回六十公里没什么大不了，那一碗热汤是为儿子送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等儿子出息了，一切都会改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过不去的坎。

他弓着背，低着头，坐在床头默不作声，脸上的皮肤皱起，眼球圆瞪却看不见半米外的事物。我无能为力，心里酸酸的。他不再是我想要让他好受的父亲了。

我接连给他送了几天饭，每次接过去就埋着头吃，一个人默默无语。这些年过去了，我们将自己的位子偷偷地调了个。当时的我对生活毫不知晓，年幼无知；现今的他，饱经风霜，头发花白，耳不聪目不明，仍坦然豁达。吃完饭，他对我说：“住几天，不能动手术就回去。”我一愣，“嗯----不好吧，还是得听医生的。”我说。我正踌躇几天后等我回了工作地谁来给他送饭。他的左眼看得清我，看透了我的心思，连忙说：“别担心，做不了手术就回去。角膜移植得多少钱？你该出去上班还得出去，别担心我，要吃了我就跟着别人一起下去买。眼疾而已，又不是身体上的其它毛病，我手脚还利索的很。”他讲得铿锵有力，引得其它病床的人都把视线转向他。其实，是因为他耳朵听不清的缘故。说完，他坐下来，静静地坐着，手在床单上胡乱地摸索。

我见窗外的建筑阴影明显倒向了东方，又该离开了。我四十二了，依然不懂该对他说些什么，哪怕是一句，一句足以表达我对他的爱的话语。他捕捉到了我的心思，仅从我闪躲的眼神中。“走，走吧……”他说道。我艰难地走出病房，他走到病房门口，呆呆地立在那儿，偶尔向我挥手……我回头再一次确认他的眼神，他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眼皮跳动，一缕忧伤划过他的脸庞。我眼中跳动着无数的水珠，五彩斑斓，还折射出一抹落日的余晖。那一年他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