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亲

               娃娃亲

                老彤

娃娃亲这一奇特的乡村婚姻模式，是在真正进入八十年代左右，才真正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十年代初，眉户《梁秋燕》唱红了三秦大地，关中农村人耳熟能详，几乎入脑入心。该剧之所以火，是因为它把解放后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追求爱情自由的状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催生了一代甚至几代人新的婚恋观。

但从现实情况看，像梁秋燕刘春生这样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的少数，当时的农村青年纵有追求美满婚姻的良好初衷，但由于受封建余毒的影响、乡俗乡规的束缚、偏僻地域的限制和信息联络的闭塞等因素的困扰，不少青年还是依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

在当时环境下，娃娃亲依然有着自身存在、滋生的条件和土壤，只是变化了一些形式和内容。诚然，那个时候的娃娃亲，并不是指腹为婚，而是不少父母受早婚早育早享福思想的影响，在孩子还未长大成人时就定好了“鸳鸯谱”。

那时的每个村庄，都有一两个或男或女的媒人，他们很活跃也很吃香，是农家人的座上客，经常吃香的喝辣的，嘴上始终油糊糊的，浑身散发着那种酒足饭饱的气息。在大家看来，这些人干的是行善积德之事，值得尊崇。

媒人的行动是快捷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捕捉各种信息的能力极强，真可谓“火眼金睛”，对于本村的或者方圆几十里村庄的信息了如指掌、心中有数。比如，谁家的男娃多大了、啥属相，谁家的女娃芳龄多少、水灵不，谁家房子盖得好、有多少担粮食，谁家门当户对、谁家实力不配等情况，他们都摸得一清二楚、胸有成竹，因而说起媒来就得心应手，针对性很强。

村子的九爷就是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乡村能人。他说媒的技巧和艺术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即使再纠结再复杂再难缠的事儿也没有他摆不平的，本来大家不看好的婚事，经他不厌其烦地说服撮合，最后竟然也能成婚。在方圆几十里，九爷说成的姻缘不下百对，能收百双做工精巧的媒鞋。

人们非常惊叹九爷在说媒提亲方面表现出的优秀和天赋，个别年轻人都试图从他身上学到这样过硬的本领，但都学得不像或者不好，远没有九爷那样的自如娴熟。所以即使在九爷殁了若干年后，村里人还能记起他留着山羊胡子的模样。

这些媒人将目标搜索成功后，便像蜜蜂一样穿梭于男女两家之间，进行游说和周旋，经过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充分酝酿，男女双方终于答应见面，这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相亲时，地点要么在镇子上的小吃摊边，要么在村头的洋槐下，要么在乡镇的古会上，显得随意而自然。见面时，双方父母拖儿带女、穿戴一新，均要表现出特别的矜持和稳重，不能有任何闪失。男孩一般稚气未脱、一脸憨厚，女孩犹如出水芙蓉、害羞娇美。这样的情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

目测基本满意后，就会留个空间给孩子们作进一步的交流，大人们则使个眼色便悄悄躲到一边拉家常去了。这个时候，世界是属于俩个孩子的，他们往往显得很扭捏很羞怯。

经过片刻的沉寂之后，女孩倒显得落落大方：我上小学四年级，你呢？

男孩一脸彤红，很是腼腆：五年级了，学的马马虎虎。

女孩接着问：那你长大后想干什么，是学木匠、当瓦工，还是出门搞副业。

男孩蹙了一下眉头说：还是学个瓦工吧，能走南闯北的，还能养家糊口。

像这样的私聊，无疑是成功的。在女孩看来，能找这样一个有志向又顾家的男人托付终身，那真是一生修得福份啊。在男孩看来，人家姑娘又水灵又懂事，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媳妇。这种默契的交流，是个良好的开端。

定亲是要掐算的，一般选在黄道吉日举行，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事情，农村人把它叫作“过事”。那天，男方的新朋好友和街坊邻居都要前来助兴，家景殷实的人家还要杀头猪，备上好烟好酒，搞得很喜庆，臊子肉的味道把整个村子都熏得香气腾腾。

一切都极具仪式感。上午十点准，在媒人热情的引领下，女方一家仨人打扮时兴，神采飞扬地来到男方家。男方家笑脸相迎、百般客套。媒人坐在席的正中，显示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开席后，男女双方都要恭恭敬敬地给媒人敬上三盅酒，先让媒人喝得心花怒放。

开席了，吃饭的时间往往很短，女方象征意义地喝上一杯酒、夹上几口菜、吃上一两碗臊子面，即使没吃饱也就不再动筷子，尽显儒雅之气。在这个关节点上，如果狼吞虎咽、吃相不佳，就坏了礼数，影响心情。

饭毕，男方父母就用红色的盘子把彩礼和“三色礼”端了上来，当着媒人的面把钱呈给女方，出于尊重，女方又抽出十元或者二十元退给男方。之后，闻风而动的亲戚们就会涌进门来，纷纷给女孩随礼，女孩脸庞像油菜花一样绚烂。

定亲仪式终于在一片喜庆热闹的气氛中结束了，此时的媒人脸上泛着红光，怀揣份子钱，打着响亮的饱嗝就回家了。

像这种圆满的定亲仪式是人人希冀的，但也有不成功的案例，至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说是邻村的一户人家，定亲的那天，女方嫌男方对他们有所怠慢，当场就追加三百元彩礼钱，但男方死活拿不出，弄得很尴尬。男孩怕冷场、丢不起这人，但又对女方的贪婪非常厌恶，便急中生智说：家里穷，这钱一下子拿不出来，要不我发个誓，等我以后有了给你们补上。女方母亲见状，也给了个台阶下：那也好，你拿什么来作保证。男孩灵机一动，当即撩起汗衫，在圆圆的肚皮上拍得叮咚响：我就拿这个保证，谁骗人，谁就是驴日的！顿时，全场愕然，女方一看小伙是个“二㞗货”，便打道回府，弄得不欢而散。

当然这只能是笑谈。在西府农村，实诚本分的农村人对于“过事”这样面子上的事，还是秉持了严肃认真的态度，这跟周礼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是分不开的。

男女定亲后，在农家人看来就是一家人了。男孩被女孩称为“女婿”，女孩被男孩称为“媳妇”。逢年过节或者村里古会，男孩就要主动到女孩家邀请女孩，给上些零花钱或者买点新衣服，以表达爱意。女孩就心安理得，以未来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在男孩家里，并通过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绣花织布等活什，来赢得未来婆家人和村里人的赞誉,留下一个好印象。

男孩自然也要表现出百倍的积极主动，特别是重大节日、农闲时节、村里逢会、打工归来都要提着沉甸甸的礼物去女方家拜访，尤其要讨得“常梦姨”（丈母娘的意思）的欢喜。“女婿”来了，丈母娘高兴地跑前跑后，从鸡窝里掏出几个新鲜的鸡蛋，做成香喷喷的荷包蛋端给未来的“女婿”吃，这就是西府人戏说的“常梦姨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女孩同村的闺蜜们闻讯后，便三五成群结伴而来，以种种手段捉弄嬉闹新来的“女婿”，再讨得几个洋糖（水果糖）后，便叽叽喳喳笑着离去了，把个农家小院烘托得热闹非凡。

这种民间认同的“媳妇”“女婿”关系一直要维系到法定的结婚年龄，等领了结婚证、拜了天地、入了洞房，这桩婚事就算是圆满画上了句号，媒人也就彻底地完成了任务，媒鞋因而就穿定了,至于生不生娃，那就看夫妻的造化了。

真正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娃娃亲这种婚姻格局才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状态，比如，男女双方长大后由于性格不和、没有共同语言和家庭贫富悬殊大等，但更多的是男女一方考上学、进城当工人或者当兵提干等原因，所以退婚悔婚的事就屡见不鲜。

路遥先生《人生》中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当时农村婚姻现状浓缩了的精华版，进城前和进城后两种婚姻观念的反差与冲击，使得悔婚的事儿接二连三地发生，甚至愈演愈烈。

虽然悔婚是要遭到全村人的唾骂和谴责，戴上当代“陈世美”的帽子，但一些青年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断然作出退婚的决定。于是，那时的村庄里隔三岔五就上演因退婚而诱发的打架骂街行为。

村里的艾香年仅15岁的时候，见钱眼开的父亲，以一石麦子、500元的彩礼钱把她许给了屯子村的狗娃。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感到狗娃好吃懒做、还有拈花惹草的毛病，于是她打算解除婚约，但父母死活不从。她终日以泪洗面，甚至以绝食、自杀等偏激方式，来表达对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反抗，但都无济于是。一气之下，她就远走他乡。粗鲁霸道的狗娃情急之下，带着几个五大三粗的楞头小伙，来到村里大吵大闹，气势汹汹，艾香的母亲吓得瑟瑟发抖，幸亏有人及时制止，才避免了一场血腥。

还有同村的喜子在他14岁的时候，和一个外村的小姑娘定了亲，姑娘长相俊美、心灵手巧，但就是不识字。喜子考上大学后，经常给姑娘写信，她无法亲自回信，就找村里的人代笔。喜子发现姑娘每次回信笔迹不同，后来才知道了真相。由于文化程度的差异，缺乏共同语言，最后喜子只好选择分手。

时代的嬗变，使西府农村不再封闭和滞后，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婚姻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继而促使延袭了多年的娃娃亲宣告结束，新的婚姻模式才真正构建起来，尽管以至于现在出现了闪婚裸婚不婚等奇葩现象，但毕竟婚姻文明还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更加先进更加理性更加成熟了。

娃娃亲，作为一种传统的婚姻状态曾经客观存在过，而且存活的时间很长，经历了从昌盛到消失的漫长过程，但它毕竟留下了重重的痕迹，影响甚至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婚配方式，这一点不容置疑。至于其中的对与错，事与非、好与坏，就另当别论了。但客观地看，和我同村的同龄人，他们大多都是由娃娃亲而组成的普通家庭，日子过得倒也稳定而踏实、和睦而滋润。

往事依稀、浑然如梦。当最后经历过这场娃娃亲婚姻的六0后们逐渐老去的时候，若干年后，这一切将尘封在厚厚的尘土下，成为人们怀念和追忆的一阵风或一片，所以把那个年代的婚恋状态记录下来，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