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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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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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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六

焦 六

英雄甘地说: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

――――题记

焦六,是关中平原一个百年村落。

对这样的村名,我一直觉得很拗口,远没有周边诸如凤凰、杨柳、枣林等村名那样,叫起来顺溜且富有诗情画意。

焦六因何得名,没有确切出处。民间传说最多的是,说焦六是个人名,在家排行老六。他刚强正直、乐善好施,做了不少善事。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才把村子起名为焦六。

虽然村名只是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文脉深长的周礼之乡,起这样的村名,一定是富有美好寓意和深刻内涵的。

焦六,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虽然只有巴掌大,在中国地图上很难找到她的踪影,但她是真实存在的,存在于我的物质、精神和情感世界,浸入了我的血液和骨胳,成为一个生命的有机整体存活了下来。

焦六,对别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却是我心目中和北京同等重要的“心都”。

这里的一沟一壑、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这里的风吹草动、头疼脑热、喜怒哀乐和我紧密相连、深度融合,须臾不可分离。

我常常寄情于此,永恒而虔诚。

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日头正红。

在一户土坯垒成的普通农舍里,我呱呱坠地。我的第一声沙哑地啼哭,向人们宣示:傅家有了赓续香火的人,黄土地上有了新的传人。

当我睁开惺忪的双眼,第一眼看到接纳我的世界,是一个叫焦六的地方。这个村,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又像一个动若脱兔的孩童,古老而年轻。

我如同田垄上的一株玉米苗儿,在阳光雨露的双重作用下自由生长,无拘无束。我曾天真地认为,焦六就是我的世界,世界的样子就是焦六的样子。

那时的焦六像水墨画一样美。

在蓝得通透的天穹下,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八个自然村错落有致。焦六村位居中央,南有良田,北有徐家、上(上官)家。村子以傅姓为主,魏、徐、周、张、李、上官等姓也有少许。

村子里有些地名很有特意,比如:城背后、涝池岸、皂吧窑、柏树棤、堡子、城壕、老庄、西窑、张窑等等,足可以拓展人的想象空间,想起那个久远的年代和散淡的烟火故事。

我们这帮孩童,像一群带着思想和棱角的羔羊,经常喜欢站在田垄上、或立在高峁畔,用一双好奇的眸子,去打量村子和村子以外的世界。

往东看,我们看见了佛光四射、肃穆挺立的法门塔,那里有神秘的佛祖、幽深的地宫、释迦牟尼的舍利子;

往北看,我们看见了巍峨的乔山、陡峭的箭括岭、宏大的周原文化遗址,那里有山的嵯峨、周文王的传奇、三霄的神话。

据说,焦六曾是周室当年屯兵养马的地方。

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草木葳蕤、景色绮丽,曲径通幽。每到春夏,诸多文武官员们便纷纷来到此地,除犒劳兵营将士和红鬃列马外,还要骑马射箭、赏花踏青、吟诗作画,极显繁荣。

但岁月更迭、世事沉浮,往昔的繁华喧嚣已觅不到半点的蛛丝马迹,营院马厩、轩榭廊舫、曼妙池水已不复存在,只能靠想象来还原她昔日的绮靡风光。

从西窑、徐上三个村子经过时,触摸那些被风化的古老窑洞,有着一种神秘的冰凉,我似乎闻到久远年代士兵铠甲上的金属气味,仿佛看到猎猎旌旗下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景象。

一边是厉兵秣马,一边是烟火盛世。也许从村子流传下来的乡村古会中,能略窥一斑。

每年一度的三月三会,是基于“三月三、生轩辕”的历史渊源考虑吧,所以显得隆重而热闹,颇有 “上巳节”味道。过去村子办会时,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宴饮、曲水流觞、郊外游春等活动;随着时代发展,古会则吸纳了民间文化展示、农商贸易交流、信息流通共享等现代元素,使之古今贯通,交相辉映。

过会时,方圆几十里的人们便穿戴一新,纷至沓来,把个大街小巷塞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此时,鸟瞰会事,时当深春,风和日丽,官民人等,商贾小贩,特色小吃、牲畜嘶鸣,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勾勒出一幅富有地域特色的闹春图景来。

逛一次这样的古会,你一定会从中找到一个村子过往的影子和叠加的悲喜。或兴盛、或衰败、或丰饶、或贫瘠,一目了然。

一位名人说,花朵为什么会有血腥味呢?因为大地浸透了人类的鲜血。

曾经的焦六,也是一部血泪史。

听奶奶讲,民国十八年年馑时,村子断米断炊,哀鸿遍野,饿死了不少人,有的人家穷,买不起棺椁,无奈之下就用一张破竹席把人卷起埋了。

听四婆讲,战乱那些年间,各色土匪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村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四爷就是被土匪架在篝火上活活烧死的,死得很凄惨。

听村里见多识广的七先生讲,那时的村子荒芜凄凉,狼群经常出没,把农户的猪儿羊羔偷偷叼走,血肉模糊。特别是夜晚时分,狼的嚎叫声阴森刺耳,让人毛骨悚然。

村里还流传着一个悚人故事,说是城北一个贫病交加的老妪,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喂养的大狼狗饿极了,便挣断了铁绳,穷凶极恶地扑向自己的主人,把老人的半边脸都吃掉了,血淋淋的。

讲这些悲催故事时,他们总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时代。我们孩童听了,感到匪夷所思,满脑子的血腥情节和悲惨场景。

在重复和轮回中,时势总会赋予某种希望和转机。

那一年的一天,村民一觉醒来,突然听到村子上空隐约传来浓密的枪炮声。这漂亮的一仗,就是声势浩大的扶眉战役,由彭德怀亲自组织和指挥。

不久,村子就解放了。艳阳天下的村民们扬眉吐气,他们享受着翻身做主人的愉悦和欢畅,斗地主、分田地,得到了土地、牲畜,还有一些农具,从仆人当上了主人。

他们终于挣脱了束缚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枷锁,徜徉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他们像诗人,用锄头镰刀在田野写下大美诗行;他们像画家,用色彩线条在村子勾勒着美丽光景;他们像舞者,用形体语言在大地上自由行走。

那时的村子改天换地、分外妖娆。

然而,刚刚解放后的焦六是脆弱的。

连年的天灾人祸,使村子依然积贫积弱、土地贫瘠荒芜,庄稼无精打采,贫穷像蒿草一样四处蔓延、疯狂滋生。

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里,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有你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和想象不到的凄惨。农民们终日忙碌,却攒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过着饥肠辘辘的日子。

听父亲讲,地里的野菜、村子的槐花、榆树叶都让人疯狂采摘完了,到处光秃秃的,很是萧条。长期的营养不良和饥寒交迫,导致伤寒、浮肿、鼠疫等疾病频发,爷爷不小心患上伤寒,高烧不退,殁时年仅四十多岁。

那些年的土地,仿佛老妪的乳房一样干瘪吝啬,任凭怎么挤也挤不出半点奶汁来;持续的干旱,使一垄垄良田在太阳的曝晒下,龟裂得像嗷嗷待哺的娃娃口,随时准备吞噬一切。

从甘谷一带涌来的乞丐拖儿带女,出现在村子的旮旯角落,乞求人们施舍半碗热饭或一口馍。从他们麻木的表情可以看出,那一带也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

直到我出生后的若干年,贫穷依然像厚厚的雾霾,阴魂不散地笼罩着村子。

每年困月(3、4月份),就进入青黄不接的时候,囤积的陈粮吃光了,而离收割小麦还有一段时间,村里有好些人家已经到了捉襟见肘,无米下锅的窘境。

挨冻受饿的现实,使村里的男人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准备好干粮盘缠,纷纷去北山开荒种山庄,辛苦操劳干上几个月,背几十斤玉米、高粱面或半袋子土豆风尘仆仆地回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我也听过一个苦涩的笑话,说是村子有一个老人,将生产队过年时分给的二斤猪肉燣成臊子后,舍不得吃,便用笼子挂在人够不着的屋檐下,孙子馋了,才端来梯子上去搲一小勺。结果,臊子被老鼠吃得一干二净,老人心疼不已,便抱着空篮一顿号啕大哭。

那时村里的不少人家养着土狗,用于看守门户。每天放学后,孩童们就手提藩笼、带着狗儿去地里剜刺芥回来喂猪。狗是我们最好伙伴,我们一起在地里撒欢,一起追野兔,过着快乐时光。

可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可爱的狗儿却成了和人“抢食”的对象,在口粮弥足珍贵的状态下,它们的命运是悲惨的。那一天,养狗户的大人们一合计,便把几十条狗围追堵截在苹果园中,用绳索吊在枝杆上屠杀。

我们哀求,我们反抗,但都无济于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条条有灵性的生命在惨叫声中毙命。我们看到了贫穷下人性的恶。

那些年,我家的日子穷得叮当响,一家人栖息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柴房里。父母终日辛劳,但种的庄稼总是不那么精神,养的猪羊也焉头耷拉,等不到出栏就得瘟疫死了。

父亲宣泄自己愤怒的方式很单一,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他要么圪蹴在家里的老桐树下吧哒吧哒地抽着旱烟,要么屈蹲在贫瘠的田垄上痴痴发呆。

看着无助的父亲,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我的父辈们日出而耕、日落而息,起早贪黑、劳劳碌碌,汗水摔成八瓣地干,却仍然填不饱容量并不大的肚子,过着恓惶的光景。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辈们眉宇间总是流露出一种窒息和郁闷的气色,他们在风刀霜剑的凌逼之下过早枯槁了,仿佛村头被榨干水分的老槐树、串在线上的干鱼,累倒在田埂上的老黄牛一样,令人心生怜悯。

这里,是村子的风向标。

焦六大队部设在村子中央一个古色古香的旧祠堂里,在土木结构的村舍中显得较为气派,是当年村子唯一的标志性建筑。这里是村子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一个村子的兴衰总是和它息息相关。

在大队部里,这里总是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几个穿着破旧棉袄的村干部们皱着眉头,抽着烟卷,喝着浓茶,反思着村子的过去、思谋着村子的明天。

人们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傅德忠、上官明、魏志义、李忙生、李珠明、魏田劳、傅苟贤、傅文全、上官万仓等村子历任的“领头羊”们,他们像焦裕禄孔繁森一样,为村子为土地为乡亲们能上过幸福日子,殚精竭虑、大公无私,把心血和汗水挥洒在这片热土上。

他们没有私心杂念,没有患得患失,没有怨天尤人,他们下到田地就是农民,都是种田务农的好把式。他们吃的住的,同村民一样朴素,有的一家人甚至还住在阴暗潮湿的窑洞里。

他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依然是村子的主心骨。

在乡下,他们是觉醒者。他们认为,村子最可悲的贫穷,是心念僵化,远远超过物质短缺。

他们有个共同目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从牙缝挤出钱来,兴建学校、兴办教育,让汗水、泪水变成墨水和智慧。

焦六学校最初是用土坯垒成的,四面透风,破烂不堪。最后迁到离张窑不远的地方,这里交通便利,条件优渥,是当年村里最排场的建筑。

新校舍掩映在一片茂盛的庄稼地里,红砖青瓦、曲径通幽。风雨声、读书声和鸡鸣狗吠声常常掺活在一起,在村子上空荡漾,生机勃勃。

在学校里,有几位学富五车的“乡儒”式教师,他们一边务农一边教书,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每每上课时,他们便我将无我,沉溺其中,用丰富的知识、严厉的神态和生硬的普通话传道授业解惑,往往把学生带进一个更广阔、更深邃的天地。

孩童们在这里学文识字、接受知识的浇灌和人文精神的教化和熏陶,知道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知道了村子和村子以外的大千世界,知道了周礼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知道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等简单的启蒙哲理。

知识,打开了村子的另一扇窗,也赋予了乡村少年一个重大的使命,那就是人格的塑造和精神的成长。

进入九十年代,村里的适龄儿童少了,且随着“双高双普”工作的不断深化,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焦六学校被撤并,校舍便闲置,后来被人租用作了饲养奶牛的地方,这人生意不济,便荒芜了,校区内杂草丛生,一派萧条。

每次从校门经过时,我都要凝视许久,唏嘘不已。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个热爱劳动的时代。

在这里,集体主义和理想生活大放光彩。

狭隘的农民意识和觉悟一旦被唤醒后,往往会形成巨大的群体力量和集体智慧。

有三个激动人心的场景,至今在我眼前浮现。

一个是,当年生产队轰轰烈烈平整土地的情景。那时村里的土地凸凹不平,若遇干旱,浇灌困难,禾苗枯萎,连年欠收。于是,平整土地开始了。

每天清晨鸡还没叫,当生产队长的恩义爷就使劲地把挂在水泥电杆上的铜铃敲响,还边敲边喊:社员同志们,上工了,太阳都照到屁股上了,还不起床。紧跟着,男男女女的社员们便匆匆扛上镢头铁锨,拉上架子车,怀揣干粮向久旱的西大片涌去。

经过两年的奋斗,村里的荒地变得平坦湿润,禾苗经引进的渠水滋润,变得水灵碧绿,远远望去,大地坦坦荡荡,生机盎然,真想在绿油油的湿地上打个滚儿。

另一个是,当年生产队如火如荼的麦收场面。随着 “算黄算割” 的鸟叫声,一场声势浩大的收割之战打响了。

但见,在骄阳下,一望无垠的大地金波荡漾。全村上下挥师出动,不分男女老幼,忙着厉兵秣马。成年男女大多都是收割的“老把式”,只见他们头戴草帽、挽起裤腿、时而弯腰、行镰如飞,时而站直、放眼眺望。劲使不上,往粗糙的手心吐点唾沫、接着再干,汗流不止,用肩上搭的羊肚手巾擦擦。

看上去,整个田野人山人海,就像一个辽阔舞台,劳动者手持的镰刀银光闪闪,自如穿行,粗犷的肢体语言,张扬的力量图腾,上演出麦浪滚滚、热火朝天的劳动图景。

再一个是,踊跃参加冯家山水库建设的情形。接到兴修水利的通知后,全村青壮年劳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岐山的三沟六坡,向一百多里外的冯家山进军。

在这支队伍中,年轻廋弱的母亲也在其中,她在人海中显得异常单薄,但却坚定自信。年幼的我迷惑,冯家山那么远,村里人去修水利,这跟我们村子有何干系?

后来,我才明白,从范家营村和焦六村穿过的北干渠水,就是冯家山水库储存的,这渠水湍急浪涌、溅玉飞珠,沿途浇灌和滋润着万顷良田,惠泽了大半个岐山。

若干年后,我怀着敬意去了一趟冯家山水库,被它的磅礴气势所震撼。很难想象,在当年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的状态下,这一人间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我崇敬那个时代,还有那个时代的父辈们,包括我铁血柔情的母亲,我仿佛看到劳动者们当年在冯家山工地上抬着沉重夯石、叫着嘹亮号子、挥汗如雨、英姿飒爽的样子。

慢慢地,当我们听到“劳动”这俩个字时,是那样的久远、亲切而有陌生。当那代人一个又一个相继融入田野新隆起的坟茔时,但愿劳动这一光荣传统不要随之而去,而应在后代们身上持续发酵,产生出无比巨大的能量来。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谁来养活自己,焦六人对此最清醒不过,唯有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尽管他们所绻缱的土地,是那么地冰冷而坚硬,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不放弃、不抛弃的态度。

他们曾经抱怨过土地的冷酷无情,也曾经厌恶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难岁月,但却执着:离开了土地,就活不下去,就像战士放下手中的武器一样。

生在村子,我懂得父辈们的喜怒哀乐,也懂得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他们的愿望是质朴、强烈的,是和土地的收成紧密相连的。

他们把农时看得很重,每逢播种季节,便将心和种子一起深深地埋进黄土里;到了收获之时,他们同样把心和希望放飞在金色的田野上。

我从父亲一辈子关注天气预报的神态中,读懂了什么叫“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分量。

春天到了,他们希望下一场及时雨,使干渴的土地蓬松,便于犁铧的深度插入和蜇伏麦苗的复苏;到了六月,又希望天气放晴,好把长得金黄诱人的麦子收进粮仓。

但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们往往一筹莫展、无能为力。那一年,天不作美,到了麦收时,天空却下起了“淋雨”(西岐话:连阴雨),一片金黄的小麦开始在地里发芽变霉。

眼看着丰收在望,但却遭此不测,村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他们祈求老天爷保佑,有的妇女在庙里烧香祷告,不少老人看到地里黑黝黝的“芽麦子”抱头痛哭。

面对厄运,村里的壮劳力们却不甘心,冒雨或者在雨停间隙,提着笼子、拿着蛇皮袋,用镰刀或剪刀把尚好的麦穗一一剪下,或背或抬,深一脚浅一脚、忙碌在泥泞的田埂上,上演着人定胜天、龙口夺食的感人一幕。

那一年,填饱人们肚子的不是白面馍馍,而是“芽面坨坨”。我清楚地记得,不少人吃了这种奇葩食物后,味同嚼蜡,便秘严重,痛苦不已。

对于这种“奇葩”食物,人们既恨又爱,不管怎样,它毕竟让人活了下来

在自然灾害面前,村民们是无奈的。在人祸面前,他们同样是脆弱的,像暴风骤雨中的禾苗一样不堪一击。

那些年,村民们放着好好的地不种,饿着肚子,却参与到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

他们成天背语录表忠心,早请示晚汇报,一脸的阶级斗争,一腔的苦大仇深,经常把那些投机倒把、贩猪卖羊分子揪出来,挂着“走资派”的标志,先游街示众,后开批斗大会,气氛肃杀。

在众目睽睽下,在义愤填膺中,这些人两腿颤抖、脸色苍白,头颅低垂,恨不得钻进地隙中去。

那时,我们这些贫农出身的孩童们也爱憎分明,像躲瘟疫一样回避着那些地富子弟,一见他们,便口吐唾液,笑骂由我。

有一次,有个富农人家的孩子,走路时不小心踩了一个贫农孩子的脚,这贫农孩子便不依不饶:你个富农狗崽仔,给我赔!

那富农孩子长得人高马大,一身力气,完全可以把贫农孩子揍个鼻青脸肿,只见他脸色铁青,拳头握得咯吱作响,但最终还是忍了回去,哭着跑开了。

那时,这些人卑微得如同一粒尘埃。

贫穷唤醒了改革的自觉,改革唤醒了沉睡的大地。

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凤阳县18位农民在一家破旧的茅草屋内,签下“分田到户,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的生存契约,这小小的举动,却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焦六时已是五年以后的事。

村子一片沸腾,人们喜上眉梢。这个昔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终于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中摆脱出来,从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模式中解脱出来。

温良玉润的焦六人,当从迷茫中清醒过来后,总会涌动一种昂扬向上、愈挫愈勇的力量,总会有一些人最先站了出来。

恩怀爷便是其中的一个。那个年代,年轻气盛的他总是不安分爱折腾。分田到户时,他看到村子西大滩的十多亩荒地闲置着,便撺掇四户人家把这片盐碱地承包下来,开始尝试种植新引进的西瓜。

地不平,修整;水浇不上,打井;地贫瘠,施肥。一帮人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地干,到了收获季节,本该瓜果满地,但却一无所获,偌大的地盘上只结出寥寥无几的小瓜来。

见汗水付之东流,几家人便伤心落泪。见状,恩怀爷把锨往土里一插,坚定地说:哭能顶啥用,接着干,不信苦藤上结不出甜瓜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来年西瓜终于丰收了。远远望去,圆圆地、胖胖地布满一地,煞是可爱。

分田到户不久,村子粮食就丰收了,一片五谷丰登的景象。有了对土地的归属权、自主权和抉择权之后,田地里一年四季除大片种有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外,还种植了苜蓿、豆角、西瓜、梨瓜等经济作物,每到瓜果飘香的季节,极目远眺,一片丰饶。

那时的我们最开心,常常被田地里那些诱人的瓜果所动心,在“偷不算窃”的念头驱使下,便采取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用以对付村子瓜果的看护人。

长期饥饿的煎熬,使我们的身体不同程度地的患有先天不足和营养不良,我甚至有点皮包骨头。而这个收获季,却得到有效补偿和供给,我们大口朵颐,尽兴享用着地里的各色果实,把我们滋养得虎头虎脑,墩墩实实。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焦六人,他们以报恩之心,来回报国家的惠农政策。

每年的交公粮,是他们表达忠心的具体体现。家家户户把上等的小麦筛选出来,拉到平整的场上去晾晒,在太阳下摊开,晒一会又搅一下,不厌其烦,直到一咬嘎叭脆响为止。

交公粮是在青化乡上,粮站外摆起长龙阵。村民们虽然累得汗流浃背,但却一脸喜气,他们希望自家的粮食能验上个好等级,用粮款到街道买几斤猪肋条回去。

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终于轮到自己了,大家小心翼翼地打开蛇皮袋,接受着验粮员铁面无私的验收。只见验粮员表情严肃,不怒自威,或用手插进粮袋,或用带勺的铁竿扎入袋底挖出麦粒,见到优质小麦就面无表情地说:优等粮,往粮仓拉。见到未晒干或颗粒不饱满的就没好气地说:拉回去,不合格。

面对验粮员的冷若冰霜,村民们气不打一处来,但事后细想,没有他们的较真负责,怎么能确保国库的粮食安全,确保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呢。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村门彻底打开了。面对商品经济的浪潮的强烈冲击,村里的年轻人愈加变得活跃起来。他们认为:仅仅吃饱肚子是不够的,还得让自己的钱袋子鼓起来。

进城搞副业、外出打工,成为年轻人的最佳选择。于是,他们纷纷背起沉甸甸的行李,忐忑不安地到城里、到远方去。

他们像候鸟,漫无目的地游弋在城市喧嚣的人群中;他们像羔羊一样,没有方向,徘徊在异地他乡;他们像蜜蜂一样,栖息在陌生的屋檐下。

他们漂流、奔波,有的甚至寄人篱下。为了日子、为了幸福,他们受过伤、流过泪,不懈地追求着、顽强地奋斗着。

从此,便有了乡愁。

这些人秉承了农民特有的淳朴厚道,吃苦耐劳、踏实肯干,便很快地顺应时代文明,融入了现代都市生活。

三队村民傅嘉和一觉醒来,突然产生了闯世界的念头。他动员妻子盘掉经营多年且生意不赖的裁缝店,带着全家老小和村里两名厨师,去了遥远的新疆,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岐山面馆”,经营着岐山臊子面、擀面皮、锅盔加辣子等风味吃食,生意越做越好,捞得了“第一桶金”。

那时,他是村子第一个“万元户”,是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人们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把他视为身边最崇拜的人。

走出村子的人,在竭力打拼。留在村子的人,并没停下负重前行的脚步。

一个人的灵醒,必然带动一个村子的觉醒。潜能和智能一旦遇上适合自己的土壤,便会在光和作用下生根、发芽、生长。

二队村民傅培林通过收音机捕捉到一个信息,便悄悄在自家的后院掘地三尺,建起沼气池,将牲口的粪便、庄稼秸秆、荒草枯枝放在池内进行发酵、产生气体。

可燃的气体,再通过皮管通到灶房,产生了火焰,可以烧水做饭,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节约了用电成本。这一小发明,引得前村后街的人们纷纷前来参观,赞叹不已。这个“泥腿子”的创举,当时留下许多传说。

《易经》中有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村子如同一个命运坎坷人,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就让思维转个弯,换一种活法。

改革开放后,村子不甘人后,率先办起综合加工厂、砖瓦厂、成立了建筑队、缝纫组、代销店、医疗站。在当时农耕气息还很浓郁的乡村,这无疑具有现代工业文明的特征。

这里聚拢着村里的精英们,个个都是能工巧匠。他们像城里的工人一样,穿起了制式的工作服,脸上绽放出绚烂的笑容,过着半农半工的时尚生活。

他们把传统手工业和机器加工业完美地结合起来,发明和创造着农村急需的生活和劳动用品用具。在综合厂,机器轰鸣、生产出诸如碾槽、锅炉、铁锅等,很受欢迎,供不应求;在砖瓦窑里,炉火正红,热火朝天,烧铸着农民盖房急需的砖瓦材料,被抢购一空。

那时,只要能在这些厂子上班,便是村民们的荣耀。女方一旦听说男孩在这里上班,便一口答允,觉得以后跟上个手艺男人足够体面,就会吃香的喝辣的。

生性顽皮的我,念到初三便辍学了,在砖瓦厂当会计的父亲恨铁不成钢,无奈之下,他第一次走后门把我塞了砖瓦厂。

在挥汗如雨、烟熏火燎中,我成了“窑黑子”,脸沧桑了,手变粗糙了,母亲心疼不已。在那里,我虽没学到可以谋生的手艺,但我却收获了什么叫劳动的荣光,什么叫生存的艰辛。

也正是那些摔打和磨砺,才使我在当兵以后的日子里显现出光芒,成为我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的精神基因和元素。

1984年初冬,经过层层筛选,我终于实现了当兵梦。

当军用卡车开动的那一瞬间,我偷偷看到,老实巴交的父母亲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瘦弱的身子在瑟瑟的寒风中有些飘摇,直至消失在卡车扬起的尘灰中,我泪眼婆娑。

当时我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在部队上好好干,干出个名堂,也好把劳累的父母接到城里去享享清福。

没想到,我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昔日我是村子贫瘠的亲历者,此后便成了村子变迁的见证者。

离开村子的这些年,我依然充满了绻缱之恋。我犹如故乡放飞的一只风筝,即使飞得再高再远,也被那头的绳线牵着。

对于村子来说,日子就像锯子锯木头时的声音。这种声音既钻心,又刺耳、还酣畅。焦六人最先听到这种声音,也试图改变这种声音。

九十年代中期,经济作物成为热销产品,村民们就顺势而为,又大面积、成规模地种起辣椒。金秋时,田野上、庭院内和道路旁,辣椒红的似火艳的似霞,看的悦目,吃得爽心,成为庄稼汉的“钱串串”。

收获时,村子的田间地头,停满从全国各地开来的大小货车,他们大量地收购着色鲜质优的红辣椒,一手给货一手给钱,卖的高兴买的愉快,交易得非常顺利。

这红红的辣椒,染红了焦六村,也把村民们映照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不少在外打工的人羡慕不已,也纷纷回来加入到种植辣椒、贩卖辣椒的行列之中。

“市场需要什么,地里就种什么。”随后几年,村民又陆续种上了苹果,西瓜、桃子等经济作物,物美价廉、销路很广,农民的“钱袋子”也慢慢鼓了起来,他们从精耕细做、春花秋实中尝到了甜头。

同时,乡土饮食文化也秉赋了村里妇女特有的天资和聪颖,她们大多都是酿醋等制造业的高手,每到酿醋季节,村子的上空总是洋溢着醋的芬芳。尤其是母亲用一种祖传的秘笈,酿的醋味道醇正、色泽鲜艳,清香可口,一旦谁家酿醋淋醋时出了问题,经她一伺弄,便起死回生,又开始浓香四溢了。

这种时候,母亲就像一个草民教授,一脸灿烂。家乡的臊子面之所以受人青睐,其中醋无疑增色不少。

我真担心,有朝一日,民间这些具有 “非遗”属性的传统酿制精粹,会不会离我们渐行渐远,甚至消失殆尽。

十一

说焦六,文化是绕不开的话题。

乡村自有乡村的美,美在屋檐的滴水成音,美在田垄的禾苗律动。

流转千年的文化,蕴含在泥土里,不变的是赓续。

焦六人素来对乡土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敬畏和热爱之心,他们注重从传统文化和人文价值中攫取营养和水分,来打造自己的家园和村魂,就连起名也彰显文化内涵,如怀、礼、让、德、福、寿等,比比皆是。

听老人们讲,过去在村里古色古香的祠堂里,由乡村绅士当住持,组织村民进行《三字经》、《弟子规》、《四书五经》和乡规民约等方面的讲授和朗读,哪怕农事再紧,也从不间断。

焦六素有 “雕刻之村”美誉。他们认为,生活中有琐碎,生活中也有诗意,即使冰冷的日子和坚硬的石头,也会绽放出温柔绚烂的一面。

曾流有这样的歌谣:上了焦六坡,进了石匠窝。那些年间,村里有50多名石匠,其中以傅世俊、傅振保、傅新元、傅金镛等为领军人物,他们潜心钻研石雕艺术,把形状迥异的石料从南北两山托运回来,进行精雕细刻、精心打磨,制作成威猛的石狮、富贵的貔貅、方正的界碑以及牌坊匾额等,这些石雕奔放大气、形神兼备,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村民傅世俊师徒三人,历时60年为甘肃崆峒山雕刻的作品自成流派、惟妙惟肖,让人赞叹,被国家和甘肃省视为珍品收藏。伟大的工匠精神,镌刻的是历史、是文化,更是血脉的传承和奋斗的印记。

焦六人对文化有着天然的情愫,他们土中有内涵、有知识、有韵味。村子写字的、画画的、剪纸的比比皆是,大有“为书道立象、为书家立心”的气势。譬如:有“农民书法家”之称的傅满岐、傅满林兄弟俩,不仅庄稼务得好,而且字也写得好,在当地很有名气。

在我小的时候,村里尽管缺吃少穿,物质匮乏,但我依然能从伙伴家里借来《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红楼梦》、《创业史》等中外文学名著来读;还能从做泥瓦工的江禄哥家看到他在小学生作业本上写的《石头记》续集。

当年路遥的《人生》热播时,村里的收音机少,男女老少便端着老碗聚拢在架在老槐树上的高音喇叭下,一起收听,一起共享,同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听到紧要处,就骂高加林背信弃义,就夸刘巧珍乖巧贤慧。稍有观点不同,就争得面红耳赤、莫衷一是。

那是一个以文学为荣的时代,文字让老实巴交的农民既腹有诗书又心存梦想,明白了生下来活下去的朴素道理,也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和未来的自己。

人说焦六是“戏窝子”,一点不假。解放初,村子成立了焦六剧团,排练出《打镇台》、《游龟山》、《破宁国》等传统秦腔剧目;之后又编排了《沙家浜》、《兄妹开荒》、《红灯记》等现代戏。一经全县巡回演出,便声名鹊起。

一度时期, “白天人看人,晚上看星星”是村民们的主要娱乐方式。见状,当村团支部书记的傅满堂敢为人先,率先将村子有文艺细胞的男女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第一支乡村文艺演出队。

他们精心编排了戏曲、小品、相声、歌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深入街道村舍、田间地头,及时宣传党的富农政策、传播精神文明、普及法律知识,走一路,演一路,红一片,可谓红极一时。

2020年三月三古会,村里请来了屈巧哲、候红琴、丁良生、刘随社、张武宏、包东东、樊宁等秦腔表演艺术家,让老百姓过足了戏瘾。这些秦腔名家集中到一个村子去演出,尚属首次。

不久,村子又举办了“焦六村书画展”,邀请村子50多名书画人士现场挥毫泼墨、吟诗作画,蔚为壮观。乡村办书展,这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多见。

据统计,近些年来,村子先后涌现出了傅增祥、魏焕成、傅周兴、徐渊、傅海威、傅永红、傅红旗、傅宏平等高校著名教授和高铁专家,还涌现出了傅增堂、傅忠芳、傅乃璋、傅青峰、傅敏璋、魏文智、傅省平等书画家和作家,成为村里一张张亮丽的名片。

让文化点亮乡村。如果你走进焦六,就会领悟到乡村文化所折射的底蕴和自信。文化使这里原本以鸡犬桑麻为生活常态的村民,增添一份悠然自得的艺术之美。

十二

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兵支书”傅德善。

十年前,在村子发展的紧要关口,一心思富的村民们把信赖的目光投向了这个中等个子、脸膛红黑、雷厉风行的退伍兵身上。

那些年,正是他在外闯荡打拼,干得顺风顺水的时候。但面对村子的未来,面对村民的信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最终放弃了外出创业的打算,选择留在村子。

那天,在鲜艳的党旗下,在村民期许的目光中,他和村主任徐万俊带领几名支委宣誓就职,并向全体村民做出承诺:要以村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广大村民的幸福指数,切实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

这些村干部土生土长。他们生与斯、长于斯,经历过村子的困难和贫穷,也感悟过村子的活力和潜力。对于生养他们的家乡,他们爱得既深沉又持久。

村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面对这一紧迫课题,他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他们深知,一村之官虽算不上什么官位,但上联天线,下接地气,是承上启下、上下贯通的特殊角色,既要保证把群众带到正路上去,听党话、跟党走,又要想办法带领群众同舟共济,携手奔小康。

当村官难,当个好村官更难。然而,面对村子的地理位置、致富渠道和发展趋势,面对村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他们一度陷入了迷茫的困惑和困惑的迷茫。

“一班人”从习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十八大报告中找答案: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读着读着,心头为之一亮。

“一班人”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群众的真知灼见、所思所盼中寻找村子科学发展的金钥匙。

经过酝酿讨论,反复碰撞之后,村支部最终形成 “抓观念,转思路;抓党建,强堡垒;抓文化,铸村魂;抓特色,求效益”的思路和举措。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在明白了努力的意义后,他们清楚,要实现规划好的蓝图,必须把全村党员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起来,撸起袖子加油干。为此,下了“四步棋”:

党建引领。从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完善党员目标考核、党员联户帮扶制度入手,广泛开展“讲大局比党性、讲团结比和谐、讲致富比双带、讲承诺比兑现、讲文明比新风”活动,村民遇到困难矛盾,就有党员主动上门排忧解难、提供致富信息,帮助一些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近些年来,作为老党员的父亲也变得时尚起来,他居然爱上手机,既收看新闻又玩抖音,还时不时和我要进行语音通话。去年“七一”前夕,他给我微信发来村上为他授予“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照片。那天,他穿戴一新,满脸荣耀,挂在胸前的纪念章闪闪发光,仿佛年轻了许多。

文化兴村。重视对周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深入挖掘优秀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修建了孝文化广场、周礼文化园、村史馆等,修订完善了乡规民约,注重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脱贫攻坚。“致富路上决不让一名村民掉队,小康家园决不让一户群众受穷。”有一个特困户,家里仅有的是三间土房又破又旧,四处透风漏雨,无钱翻修。村里领导多次跑镇上去县上,向上级反映情况,申请困难补助和危房改造项目。经过努力,终于使其实现了居有其屋的梦想。 

创业驱动。鼓励中青年凭一技之长闯关中、打天下,一批做火补生意的人,活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边陲内外;启动“一碗面”经济驱动模式,一些常年在外开饭馆的厨师顺应市场需求,从臊子面擀面皮的做工烹制到色香味形,进行了优化改良,很快赢得了市场,他们陆续在北上广等城市开起连锁店,形成了规模效益。

这些人先富之后,又纷纷把村里的年轻人介绍出去打工,带动了就业率。

村子红了,“兵支书”傅德善也成了网红,他光荣地参加了陕西省“最美退役军人”表彰大会。镁光灯下的他,这个进入花甲之年的汉子既阳光又自信,依然带着战士的冲锋时的飒爽光芒。

十三

一项项举措,使美丽乡村建设驶上“快车道”。

五年前,中央出台了农村土地允许流转的政策后,村支部便抓住这一契机,排除各种争议干扰,迅速将几百亩土地流转给一位西安做城市绿化生意的商人,用于种植红枫等风景树木。

村子采用“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开发的以“花卉观赏区、休闲垂钓区、民俗餐饮区、周礼教化区、果蔬采摘区、井田制展示区”为主的创意农业园正式启动。

为发挥县域经济的示范效应,县镇两级加大扶持力度,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村庄亮化、数字乡村等方面予以倾斜,要政策给政策,要人力给人力,要资金给资金,着力打造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的乡村振兴建设高地。

当代村镇干部既有埋头苦干的精神、又仰望星空的思维,他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得出一条经验:农业要发展,产业是关键;乡村有特色,农民有起色。

他们像当年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一样,上西安到宝鸡,住着普通的招待所,吃着简单的饭菜,向领导机关汇报美丽乡村建设的蓝图和希望,去长安唐村和其它示范村现场讨教和感悟,最终学到真经,也争取到乡村振兴项目扶持资金。

迅速动员发动群众,将焦六第三村民小组的100亩土地流转,投入200多万元,建起温室大棚96个,用于培植营养价值极高的羊肚菌,成为全县规模较大种植基地。

目前,村子形成的“产业链”正在日趋成熟,其产生的酵母和辐射作用已经波及到周边乡村。

焦六,伴随时代的铿锵步伐,经过一番阵痛摸索、砥砺奋进之后,如今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被国家表彰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森林乡村”,成为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的网红村。

这些年来,我的日子在打拼中也好了起来,就试图把进入耄耋之年的父母接到古城西安来住,但都被他们婉言拒绝。

父亲说:我当了一辈子农民,离不开农村,还是呆在村子里踏实,看着田里的庄稼拔节抽穗就不心慌。母亲说:这年头,城里农村没啥两样,城市有的农村也都有,农民有吃的有穿的,老了还有国家管,这日子过得比蜜都甜。

听后,我无言以对。

十四

在车马喧嚣且雾霾呛鼻的闹市待久了,便会生出逃离围城的念头,于是,总是找些理由回家看看。

每次回焦六,我都要大口大口地吸吮这里新鲜的空气,触摸一下母亲土炕上的温度,用手挖一撮泥土嗅嗅它的芳香,常常被故土的温润和柔情所氧化。

我看的真切,这个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热土,就是我魂牵梦萦的故乡。

漫步于村子东边的“康庄大道”,你会看到村子只此青绿、生机无限的全貌。一条条光洁平整的道路被硬化,纵横交错地通往各自然村的田间地头;一辆辆私家车和从县城开来的公交车,载着春风满面的村民徐徐开来,又缓缓而去。

尤其是过去低矮简陋的民房,被一栋栋二层小洋楼所代替,各户都拥有三分大的小院,看上去像闹市别墅,院内接进了天燃气,安装上太阳能,种上花草和时令蔬菜。一些注重享受的村民闲时在楼顶摊开睡椅,喝着酽茶、听着秦腔,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漫步于村“创意农业园”,站在波光粼粼的鱼塘边,你会看到每年的旅游季,城里城外、十里八乡的游客们纷至沓来,争相在这里赏花、垂钓、休闲,有的品茗聊天,有的吃着烧烤,有的赏花垂钓,有的吃着臊子面,尽情享受着美丽乡村带来的丝丝惬意。

徜徉于村子的花卉观赏区,站在酥软的坡坎上,你会看到雨后放晴下的田野,已全然一副春花秋实、斑斓多姿的模样。

2300亩的花卉基地一望无垠、草木茂盛,种植着红枫、白腊、紫荆、海棠等花草,另有榆叶梅、鲁冰花、粉黛乱子草点缀其中,是那样的美不胜收。

那春天盛开的榆叶梅,那夏天绽开的美女樱,月见草,那深秋袒露的红枫,那冬天银装素裹下的小洋楼,是那样的美不胜收,令人目不暇接。

漫步于村子休闲活动广场,你会看到,当夕阳恋恋不舍地敛起最后一抹金光时,这里却是一番温暖如春的景象。

在垂柳下、亭台上,孝文化广场上汇集了不少前来休闲消遣的人们,他们或打牌下棋、或喝茶聊天、或锻炼身体,个个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看上去其乐融融。从红砖碧瓦的村幸福院内,还不时传出孤寡老人朗朗的笑声。

在幸福院门口,正巧遇见前来慰问孤寡老人的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徐万俊,他饶有兴致地告诉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作为村干部,就是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猛然间,我不由滋生出苏轼的浪漫情怀,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长琴,一壶酒,一溪云,无需思考长远未来,只关心每日的粮食和蔬菜,在妙趣横生的烟火中,升起吟风弄月的诗心来。

十五

村子是祖国的缩影,祖国是放大的村子。

一个村子的前途命运,总是和祖国的苦难辉煌紧密相连的。

七十多年来,我的国经历了改天换地、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辉煌历程;七十多年来,我的村也走过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沧桑巨变。

用仰望、鸟瞰、审视的目光,欣赏此时的故乡,她犹如一张只此青绿的“乡村锦绣图”,色彩中汇聚着千言万语,线条里蕴藏着尘烟往事,她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

看罢这张图,是视觉的震撼,梦想的图腾,是直达身心的清爽与提振,是贯通灵与肉之后的淬火与升华。

英国哲学家罗素深情地说:我行将就木时,不会有枉过此生之感动,我在暮色中见过红赤的土地,晨光中见过晶莹的露珠,霜天中见过闪耀的冰雪。

这就是我的故乡――焦六。凝眸和思考一个村子的命运,如同一场花开花落的邂逅,一帘烟雨中迷失或是清醒地轮回。

村子死了。乡愁淡了。回不去的故乡。这些年来,有些人曾发出这样的叹息。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它过于消极和颓废。

应该看到,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传统意义上的“三农”已呈现出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新特征,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农业发展、农民数字素养,已成为美丽乡村建设新的增长点。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我坚信,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村子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她会在尘埃里相守,在岁月中沉淀,定格成风景,既温暖了岁月,又华美了时光,犹如破茧成蝶、凤凰涅槃后的重生,她最终会活出不辜负自己的模样来。

对焦六,我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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