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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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胡子发白的时候，才猛然明白，一个人真正的成长进步，是源于某一时期、某一个单位，某一群三观一致的人。

三十多年前，有一个叫宣传科的单位，曾经真实地存在于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并且发挥了积极而深刻的作用。这是由一个有共同热爱的目标所定义的先进群体，编制不大不小，人员不多不少，排位不上不下，特点是又累又忙。这个科，极普通，不耀眼。

然而，我却对它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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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春寒料峭。我怀揣一张借调通知，带着一身雪花，从塞上宁夏装甲团，来到驻扎在天水的某红军师宣传科报到。

对于一个兵的到来，我的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温暖。科长郭建民一脸喜庆，说了几遍欢迎的话，又叮嘱内勤干事：小傅来了，政治部干部宿舍不够住，就先把咱们的仓库腾腾，支张床住下，以后有房子了再调整。

临走时，他又略带歉意地说：先将就着住吧，仓库里的新电视可以打开一台看，进了宣传科就是一家人。这次把你借调来，主要是想让你锻炼锻炼，对你人生有好处。他的真挚让我感动，立刻产生了当下所说的情感认同。

是夜，我就住进在师办公楼三楼宣传科那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仓库里，里面堆满各种报刊书籍和多台没有拆封的电视机，多少显得有些零乱。房子旯旮里，支着一张简陋的行军床，这就成了我临时的窝。

对这样的逼仄环境，我已经谢天谢地。习惯于与基层战士睡通铺的我，愿望是农民般地质朴，当下能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突然觉得够奢侈够幸运了。

坦率说，直到我离开仓库时，也没有打开过电视看。孤独时，我宁愿透过窗户看渭河的流水，思考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也无暇沉浸在彩电所带来的闲情逸致中。

我经常透过朦胧的夜色，仿佛看到我的农民父母亲那一对望子成龙的眼神，他们的目光像麦芒一样刺目，让我焦灼和自省。

那个时期，我最爱鲁迅了，他说的“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学习上了”、“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些话，常常在我心中引起强烈共鸣。那时的我，还不是和别人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

我很庆幸，虽然身在狭窄的仓库里，但天下的仓库和仓库是不一样的，我是住在一个师部大院办公楼的仓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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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的世界开始变大了。这里的任何风吹草动，与我同频共振，耳闻目睹的，是另一番风景和故事。

在部队，是很讲究光荣传统和辉煌历史的。我们师是我军赫赫有名的红军师之一，八十年代中期，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凯旋归来后，更是声名远扬。

我住的办公楼，是师里的大脑神经。在这里，我看到了文武双全的师首长、看到了儒雅翩翩的政治部首长，看到了英姿飒爽的参谋干事助理员们，他们每天紧紧张张，枕戈待旦，俨然一副“牢记应急使命，时刻准备打仗”的姿态。

我更是近距离地看到了我们科里的年轻人。他们大多都是从老山前线“猫尔洞”里走出的汉子，硝烟熏黑了脸上的稚气和茸毛，个个显得刚毅成熟。

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时值芳华，就像毛主席说的，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充满希望和力量。他们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独当一面，既能上马击狂胡，又能下马草军书，人称军营里的“二杆子”（笔杆子、枪杆子）。

在部队首长看来，这些年轻人既思想活跃又可雕可塑；在基层官兵看来，他们既才华横溢又前途光明。对于素有“白娃娃”之称的天水姑娘看来，我们师机关的年轻军官们既英俊潇洒又可托付终身。

当一个个红绣球抛向军营时，有的师领导不无担心地说：天水是个好地方，姑娘娃天生漂亮，但她们过分恋家，容易嫁鸡拴鸡、嫁狗拴狗，婚后别拖了年轻军官的后腿，使他们陷入温柔之乡，既影响部队工作，又影响个人发展。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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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是科里唯一的志愿兵。我扛着耀眼的“红牌子”，在他们扛着醒目的“黄豆豆”中间晃来晃去。

但好在他们眼里并没有“层层”，从不带有色眼镜，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使他们像对待干部一样对待着我这个普通小卒。

在我眼里，这是一群个性张扬又相处舒服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包容安放我们青春梦想和成长进步的科室。从表面看，他们是光鲜的神气的，但往深里看，部队是一所大学校，要当好宣传干事，必须要用能力说话，靠实绩进步，没有 “两把刷子”是不好混的。

部队的政治教育怎么抓，基层的意识形态怎么搞，官兵的战斗精神怎么培育，涌现的先进典型怎么宣传，外训中的文化活动怎么开展等等，这些时代之问，既是紧迫课题，又是重中之重。

他们必须把“站起来会讲，坐下来会写，扑下去会抓”作为目标和坚守：必须把“吃透上面的，摸清下面的，形成自己的”变成思路和办法；必须把“情的感染力、理的说服力、行的引导力、利的吸引力”等有效方法变成有力抓手。

为了把这些“？”拉直，他们得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力和“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思维，必须拼、必须干，必须奋斗。

教育组是最忙最累的，组长杨康虎和他的成员都是典型的拼命三郎，他们为了一篇口诛笔伐的战斗檄文，为了一篇铿锵有力的宣传工作动员令，为了一份实在管用的调研报告或经验材料，经常是绞尽脑汁，夜不能寐。

从甘肃庆阳农村入伍的干事刘存憨，身上具有农民的勤奋和军人的坚韧，是科里“抡大锤”者之一，为赶写反映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建设成就的专题片《应急使命重》脚本，时常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累得身体虚脱，经常失眠，最终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

写材料时，有时因思想迥异，观点不同，用词造句，往往会各抒己见，锋芒毕露，争得是面红耳赤，极为胶着。只有科长出面，才会“平息”事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反复推敲、几经打磨，直到成为精心结撰之作为止。

最终定稿的是师首长或部首长，高明而睿智的领导一般在出思想出思路出观点之后，就充分信任和发挥这些得力干事的作用，让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即使对他们倾心撰写的文字材料再满意，也不会进行过度的褒扬，怕他们骄傲自满，往往只会轻描淡写地说：辛苦了，就这样吧。

几年下来，这些年轻的干事们有一种抽筋扒皮的感觉，但这种“痛苦”，往往是人生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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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科的干事都是“夜猫子”。

那个时期，机关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只有灯火通明，才能前途光明。我仔细观察过，整栋办公楼，晚上经常加班的也就那么几个科室，其中就有宣传科。

部队熄灯号响后，军营万籁俱静，我们科的干事们才陆续进入工作状态，为了起草一个高质量的公文，他们总是熬灯点油，通霄达旦，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这是烟草业最忠诚的消费群体，他们可以把吃和穿的标准降到最低，却对香烟情有独钟，有的每天多则两三包，小则一包，在烟雾缭绕中进入佳境，在苦思冥想中杜鹃啼血。有时加班到半夜三更时，有的烟瘾犯了，但没有“弹药”，就偷偷捡起地上的烟屁股抽。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王骞干事写材料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正连职干事，是科里的“一枝笔”。每次接到任务，他就买上几包“凤壶”香烟，再买几碗天水瓜瓜凉皮，把自己关进干部单身宿舍里，一写就是几天，闭门不出，等材料完成后，人几乎瘦了一圈。

他媳妇是个漂亮贤慧的天水人，见自己的爱人这么辛苦，便时不时送来热乎乎的鸡丝面猪蹄子过来，大家很是羡慕。后来，不管王干事调到那里，媳妇就辞了工作跟到那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最后一不小心还当上了将军夫人。调皮的人便戏说：我看天水女人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大局意识又强，人又贤慧。

写的有点跑题了。这些干事们大多是“性情中人”，对岗位对工作对文字往往表现出足够的深情和敬畏，一旦进入最佳写作状态，就带着感情，和笔下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写到动情处，就声泪俱下，不能自己。

有一晚，我正在酣睡，突然被隔壁办公室一阵哭泣声惊醒，发现一个干事一边伏案写作，一边大声哭泣，泪水打湿了稿纸。他看见我后，便急忙掩饰：不好意思，我在写一个老山烈士的英雄事迹，太感人了，写着写着，就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是啊，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人，所做的工作首先没有感动了自己，又怎么能去感动别人呢。

这就叫用爱换爱，用一棵树去撼动另一棵树。

6

写我们的科，科长郭建民是跑不了的主角。

他从陕西彬县农村入伍，是个典型的关中汉子，中等身材，面色红润，长得轮廓分明，结结实实。据说他出生的家庭相当贫寒，为了填饱肚子才从渭北山区当的兵。

按理说，受了苦的孩子，一般皆是饱经沧桑的表情，但他总是笑容满面、如沐春风，善气迎人，一年四季，无论工作多么忙，压力多么大，都是举重若轻，风轻云淡的模样。从这种儒雅中，可以看出知识和涵养的积淀。

宣传工作千头万绪、又苦又忙，加之自身建设的特点是面广、点多、线长，干好了，皆大欢喜、无限风光；干不好，影响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

搞宣传、抓教育，写材料是个手工活，难免有出差错、挨师首长批评的时候。每每这时，我们期望他发发火、拍拍桌子什么的，结果等来的还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会不厌其烦地给你讲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关键时还来上几句“冷幽默”，使你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之感。

那时候，大家分工不分家，一科人就像一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副团结友爱、温暖如春的景象。

作为一科之长，能把多才多艺的宣传干部和吹拉弹唱的文艺兵们凝聚起来，拿捏自如，做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这恰恰是我需要从他身上学习的智慧和艺术。

我看得分明，在政治部几个科长里，我们的科长是最牛气最洒脱的。不管在多大的首长面前他总是自自然然，谈笑风生，俨然一副清亲的兄弟加战友般的关系；不管在多大的场面，他的发言总是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有自己的思想在闪光。

记得有一次，他在凝聚着全科集体智慧结晶的调研报告上，十分郑重地签上这样一段令人“吃惊”的话：呈部首长审示，这个报告我看可以。郭建民。从书法的角度讲，这字签得颇有于体风格，笔力雄健、稳中求险，值得点赞，但从机关行文的规范性上来分析，一般人是没有这样的胆识和自信。

有趣的是，当那份报告呈给时任政治部主任的王焕新审定时，这个开明的首长认真看了几遍材料后，就大笔一挥：此文尚好，我看也可以。

我反复寻思，其实我们的科长看似洒洒脱脱的背后，是一种实力做支撑。

事隔三十年后，当我们的科长和退了休的王焕新将军在西安相聚时，俩人还为当年那个“可以”频频举杯，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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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军官，是一个鲜亮的符号。

在清一色的男人王国里，在直线加方块的军营里，我们科因为有美丽女性的存在而光鲜灵动，而引人瞩目。

付小东，就是她们的杰出代表。她是个地方大学生军官，在我们科当内勤干事。那时她刚二十出头，处于人生花季，穿着一身得体的军装，留着齐耳短发，天生丽质，不施粉黛，脸上始终挂着甜甜的笑靥，像天水熟透的花牛苹果一样绚烂。

她的职责是为我们全科人员搞好服务保障，看似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是那么的单调乏味，但在她那儿却干得风生水起，绘声绘色。她一大早就提前来到办公室，先把开水烧好，再把桌子地板擦干净，偶尔还洒上花露水一样的东西。等大家走进办公室时，清风扑面，耳目一新。

一旦师里有什么大型活动或者现场会，都争相请她去解说，她就带着笑容去，又带着笑容回来。我见过她解说的情形，不管有多大的官出席，多大规模的活动，她总是落落大方、气质优雅，尤其是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跟听《新闻联播》一个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位师里老首长的千金，根正苗红，典型的 “军二代”。按理说，优渥的家庭环境和娇生惯养（我凭空推理），一定会孵化出她高冷傲慢的性格和大家小姐的作派，但后来的事实完全颠覆了我最初的认知。

那一次，兰州军区联合考核组来我师进行应急机动作战部队达标验收，要求一人不漏。在考核机关干部轻武器速射时，上下都替她握着一把汗。在近似实战的背景下，但见她镇静自若，面带微笑，一手插腰，一手持枪，有意瞄准，无意击发，动作神速，五发五中，打出了48环的优异成绩，赢得了现场阵阵喝彩声。

后来，我是用“不让须眉、铿锵玫瑰”来赞美她的。她果然不负众望，由于表现优秀，最后调到北京总部，干上技术五级，享受副军级工资待遇，她的爱人周建新也矢志军营，不甘人后，经一番打拼当上了将军，夫妻琴瑟和鸣、比翼双飞，星光璀璨，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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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师里故事多。

我印象深的是，那时我们科里接触最多的是张海阳、王焕新、李太忠几位政工首长，他们是抓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行家里手。这些首长共同的“杀手锏”是：抓班子，带部队，抓典型，促全面。

那些年，我们师的先进典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战斗英雄赵怡忠、牛先民，新时期“活雷锋”李润虎，按纲抓建、人人过硬的“红九连”等等，成为一团团燃烧的火焰，使我们的师煜煜生辉。

这一切，跟我们师历代新闻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老山作战期间，师报道组的徐映珉、韩秀峰，就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宣传了不少英雄模范集体和个人。部队凯旋后，干事张春燕通过大量采访参战官兵，撰写了不少新闻和文学作品，其中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长篇小说《血之吻》（与张广平合作），引起文坛关注，随后便被调到军区《西北军事文学》当了编辑。

到了我们这一代，更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那时，我们几个新闻骨干真正成了“无冕之王”，能来去自由地进出于师团首长的办公室，能轻轻松松地走进硝烟弥漫的演习场，能体体面面地参加师里除过研究干部外的党委会，成为会上的 “特殊成员”，睁大一双好奇的眼睛，去发现活的线索和素材。

我们报道组、电教室经常处于繁忙而紧张的状态，随时做好抓“活鱼”的思想准备。尽管我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身上挂满了风尘，但新闻人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促使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躺平，不能使那些发生在官兵身上活生生的故事失去时代感和时效性。

每年秋季的部队实兵实弹演习，是我们报道组采访的重头戏，组长杨小康总是显示出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目标管理艺术：最近，我们师部队实兵实弹演习进入关键阶段，要围绕“整师如何拉得出、合得成、打得准”、“如何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演兵场上显效生威”、“如何寻求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等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力争写出有深度、有影响的稿件来。

任务明确后，我们便兵分两路，一组由新闻组长杨小康带队，一组由电教室主任张星带队，马不停蹄，披星戴月，及时赶赴一线深入采访，不达目的不收兵。过了不久，我们师的演习便报纸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里有声。

一位和我关系很好的报社领导私下给我说：这报纸又不是你们师里办的黑板报，好版面全让你们占完了。说者无意，听者得意。

谈起新闻工作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性，一位带兵经验丰富的将军说：抓部队，搞建设，既要干，又要会宣传，既要像母鸡一样默默下蛋，又要像雄鸡一样打鸣，这样的部队才有士气、有战斗力。

如此概括，入木三分，可谓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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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科的干事中，我和廖国斌最铁。

他是四川人，小个子，肤黝黑，看起来弱不禁风。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像一个英俊魁梧的军人，倒像一个穿着军装的文弱书生。尤其是他患有口吃，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见了人羞羞怯怯。

我俩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办公。他上班时，喜欢抽烟，一天要抽两包低廉的白沙，自己吸的同时，也不忘给我散上一支。我后来之所以有了烟瘾，跟他当年的慷慨不无关系。

下班后，我俩就去天水郡的兰州牛肉面馆吃牛肉面，或者去川菜馆点几个小菜干两瓶啤酒。但每次买单的都是他，因为他能看出一个兵捉襟见肘的窘境。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住在仓库不方便，我一个人住，还是搬到我宿舍，咱俩合住热闹。

于是，我就结束了住在仓库的那段历史，搬进了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机关干部宿舍。这次搬家，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而生发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我们成了室友，形影不离，无话不说。慢慢地，我知道了他有一个贫穷的家，有一个半瘫的母亲，有一个患病的妻子，他说他怕这个命运多舛的家，但又不能离开，他弱小的肩膀是这个家唯一的依靠和指望。

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们彼此产生了共悯。我担心，一个成年人的崩溃，是一刹那间的事。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他并没有倒下，依然是平心静气，乐观对待，坚强得像营区的那棵小白杨。

为了治愈口吃，一到晚上，他就让我当观众，朗读一首诗或唱一支歌，问我怎么样，流利不，还结巴不。我一边纠正着，他一边改正着，直到听到我的表扬后，他就激动得像个孩子。

我发现，科班出身的就是厉害，他能在首长口述的情况下，用一手漂亮的速记，把所有内容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能在规定时间内，把首长机关进攻战斗标图标绘得要素齐全，精准到位：他能在一夜之间写出一篇质量上乘的文章。那时，尽管他有言语障碍，但人见人爱，师首长们下部队都抢着带他，成了 “香饽饽”。

后来，由一名师首长倡议，在师团机关干部范围内开展了“廖国斌现象”讨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我分析过，他能够形成一种现象并作用于部队建设，关键在于其”做漂亮人、干漂亮事”的生动实践，具有一定的示范和辐射效应，旨在激励干部立足本职、自我加压、求知成才。

三年前，当得知他英年早逝的消息后，我心悲恸，随之写下《哭国斌》一文，以表达自己深切的哀思。他的离去，是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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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宣传科，不写写所属的宣传队，多少有点缺撼。

当年，我们科下面有一支40多人的战士业余演出队，他们的编制在连队，一旦部队有重大演习和重大任务，便组建起来，排练出一台内容精彩纷呈、官兵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深入一线慰问演出，以鼓舞士气，激励斗志。

当年，在老山作战期间，这支队伍的前身组成“猫尔洞之声”乐团，赴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汇报演出，战士们用弹药箱炮弹壳等制作的乐器弹奏出了绝妙的旋律，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演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十年后，我曾以“猫尔洞之声乐团今何在”为题，在《解放军报》进行了追踪报道。

对于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文艺轻骑兵”，我们的科依然保持着清醒头脑，针对节目出新难，男女演员管理难的实际，既抓管理，又抓业务，还抓创新，使这支队伍焕发出新的生机。

每次审查节目时，郭科长便带着几个有文艺细胞的干事，前去师部大礼堂验收节目。演好了，科长就眉开眼笑，讲一番热情洋溢加油鼓劲的话；演不好，科长就表情严肃，来一次痛快淋漓的批评：业余演出队要坚持兵写兵、兵唱兵、兵演兵的主旋律，不要贪大求洋，不要花拳绣腿，要有兵味，要有硝烟味，要接地气。

科长这一番讲评，把原本活蹦乱跳的男兵女兵们说得一下子鸦雀无声，个个像泄气的气球一样。若干年后，当我成为另一个师的宣传科长并带同样的队伍时，才体会到这叫：宁给他们一个好心，也不给他们一张好脸。

事后，演出队队长李宣，副队长黄静悄悄对我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科长审节目。说着说着，俩个从不服输的女军官便委屈地掉下眼泪，情绪一稳，又紧锣密鼓地组织队员们排练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个大胆泼辣又爱流眼泪的队长李宣，转业回西安后，发挥文艺特长，居然当上老字号西安人艺的院长，编排的《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等话剧，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政府 “文华奖”，本人也成为古都西安“一座城、半城仙”中的“大仙”。

这些年，我们在西安聚会时，多次请她参加，她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但到了开席时就是来不了，原因是有紧急演出，忙完后她就打来电话，一个劲地道歉：下次，下次，一定，一定。科长连说：工作重要，工作重要，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后来，我抽空看了由她执导的话剧《白鹿原》，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果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活话剧”，倘若陈忠实老先生在世，一定会倍感欣慰。

                                                    11

1993年前后，我的科如同一个农家大户一样，到了春华秋实的收获季节，喜事不断。我们的科长仿佛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他望着一地五谷丰登、岁稔年丰的景象，很是陶醉。

当时的情形是，不是这个干事调到北京兰州的首脑机关，就是那个干事又被看中要当更大首长的秘书。面对陆续调走的战友，科长和我们的心情一样复杂，总是升腾起难舍难分的情愫，真想唱一首“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的歌曲，来表达战友之间的纯洁友谊。

我们科有一个传统，就是逢年过节，或谁调走了，谁的家属来队了，都要欢聚庆祝一下，几乎雷打不动。那段时间，只要谁的调令一来，科长就一脸地兴奋：庆祝一下，我掏工资，到天水郡吃火锅。尽管那样的欢送方式朴素而简单，没有隆重的仪式感，但走的人心里却热乎乎的，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场面很是感人。

那天我的提干命令终于到了。幸福来得太突然，我喜极而泣。我独自一人跑到渭河畔伫立许久，遥望家乡，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泪水禁不住地往下流。

我们科又以同样的方式为我庆祝。科长高兴地说：一个农村兵能提干，从穿草鞋到穿皮鞋，这一路走来多么的不容易啊，这是我们科里的大喜事，可庆可贺。听罢，我心里不由一热，为身边的温暖干了一大杯酒。

我参加任前培训临走的那几天，正是我们科里最忙的时候，因为部队秋季要参加引人瞩目的“西部——九三”演习。他们既要参加3公里武装越野，又要参加信息化程度较高的通信装备操作，还要参加手枪精度射击和首长机关战术作业演练，上下忙得团团转。

那天，我是趁着夜色悄悄离开师部大院的，一步一回头，望着灯火通明的办公大楼，望着大家忙碌的身影，我不由得心头一热，泪眼朦胧。

那次演习取得圆满成功，我们科因成绩突出，郭科长就提升到某装甲师文殊沟里的坦克团当了政委，干了三年，被军区树为先进典型，一路向上，最后从宝鸡军分区政委岗位上退休，可以说功德圆满，衣锦荣归。

我们科长的擢升，标志着我们科那一段历史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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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本文时，我突然觉得有一个人值得缀上几笔。

他叫李云峰，是我们科第一个自主择业干部。脱下军装后，他敢闯敢试，先是在咸阳闹市开了一个叫泰和的中餐馆，生意兴隆，后又做起了房地产，雪球越滚越大，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家和最美退役军人。

成功后，他的“泰和”饭店便成了战友聚会的 “驿站”。每年“八一”前后，在科长郭建民召唤下，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咸阳相聚，共叙友情、百感交集、开怀畅饮，都说，是科长领导有方，科长说，是大家干得好。

掐指一算，当年一个小小的科，居然走出三位将军、一名技术五级（享受副军级工资待遇）、十几名师团职干部，还出了书画家赵山亭、诗人魏彦烈等，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大家感念那段时光，是因为在和岁月一道生长的日子里，智慧的丰沛，灵魂的觉醒，思想的升华和人格的独立，这才是我们最想要的才华和价值。

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了，心里就舒坦了，就有力量了。虽然我的笔秃，情却真，这就是我煞费苦心，写成这篇拙文的本意和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