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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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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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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红了

我的故乡是黄河畔上的一个小山村,由于临近黄河的缘故,滩上不知什么时候长起了枣树,所以我们村和隔壁邻村便成为远近闻名的红枣的故乡。对于捡枣一事,村里大人小孩都比较熟悉,捡枣的诸多场景就像烙印一样刻在老家人的心上。正由于此,在小学的一次语文考试中,有一道看图作文,图中画了一个小女孩在地上捡什么,堂侄儿一看马上写出了两个字:捡枣。结果遭到老师的批评,甚至找到家长,戏谑地说:“你们家枣多也不能把捡贝壳写成捡枣。”我找来试题一看,从图中丝毫看不出是在捡贝壳,更何况村里的孩子又怎能知道贝壳为何物。在与我同辈孩子们的世界里,一颗颗枣儿便是糖果与各种零食的替代品。

其实对于我们村来讲,逢到打枣,那简直就是节日,十室九空。听老家上了年纪的人说,过去在集体社时,全村集体出动,浩浩荡荡开进河滩,男壮劳力负责打,妇女小孩及老人则负责捡,那可真是儿童的乐园,他们活蹦乱跳,穿梭在一滩的红枣间,专门捡特大个的枣王和枣中的艺术品,即裤裤枣(两枣长在一起,仿佛人穿的裤子)、磨磨枣(像农村的石磨)、牛鼻鼻枣(像牛的鼻子),然后攒在一起互相比赛。大人虽不能那么自由,但年轻姑娘媳妇儿有的是时间,年轻的神经不受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约束,互相间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也是蛮开心的,而最让人开心的却是如果哪家的小伙子娶了新媳妇,或者订婚了的新媳妇,在捡枣时则往往成为一些小伙子的众矢之的,他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以新媳妇的身体为靶子投掷枣,这时新媳妇腹背受敌,只好用双手抱着头躲在婆婆的身后,而这时婆婆却会像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她,同时婆婆会抓一把枣,扔向这些小伙子们,顺便笑着骂一两句,小伙子们便又一本正经地去干自己的活计了。

后来树分到个人,打枣便再也没有了那时的轰轰烈烈,而成为各家各户的事了,虽然在同一地头也能碰上一两家,也只是简单的拉几句,失去以往的那种氛围,有时只能遍听满山的打枣声,仿佛隔山唱着的信天游互相应和。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早早地起床生火做饭,带着干粮直奔田头。打枣一事,各有分工。男人们爬到树上,拿着柳树枝做成的竿子,敲击着枝头,女人和孩子们则负责从地上逐一捡起刚刚从树上掉落的枣儿。孩子们虽不是主力军,但为了提高效率,大人们还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帮忙,没捡过枣的人,也许觉得很有趣,其实这是一件苦差事,蹲的时间长了腿酸,坐下有时又不得法,所以孩子们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对此,大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奖励,而且是现金,规定每篮子五毛或一元。措施一出台,果然奏效,孩子们都有很高的积极性。可钱也不是万能的,当女孩们觉得挣到的钱够花了,便跑走消费去了,男孩们虽然看钱眼热,但在姐姐们的影响下,他们也不干了,每当这时家里的女主人便轻声责备自家男人出的馊主意,因为下一次孩子们准会强烈要求提高待遇,经过讨价还价,屈服的往往是家里的男人,而孩子们胜利的笑声与枣落地的声音是那么的合拍。

近几年我一直在忙,很少再回到故乡,捡枣更是几年不干了。可每到打枣的季节,大人们仍然会和我谈起捡枣的事,末了时常会叹一句:“家里有那么多的枣,现在要吃一颗却很难。”有时朋友也送一些枣,可家人尝几颗后总说:“这枣太酸,没有咱们的枣甜。”是啊!老家的枣还是怪诱人的!这几年,村里渐渐冷清下来,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与欢笑,大多数家庭由于孩子上学等诸多原因涌入了县城,只有到了寒暑假,村里的小卖部门前才会聚起一些人来,聊聊今年的收获与在城里的新奇见闻。而多年前一起捡枣长大的玩伴们也渐渐变得生分起来,见面只留下几句挂的住面子的寒暄而已。近几日,与朋友偶尔闲聊间得知今年红枣收成不好,我的内心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恐慌起来,多年以后,维系我与老家的那一棵棵枣树,那一颗颗枣儿会不会也变成回忆?到那时,我估计就彻底与老家决裂了。

老家回来的那天夜里,我仿佛又蹲在枣树下,提着箩头,被掉落的枣儿砸着了脑袋,咧着嘴满地跑着,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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