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摇篮

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那个地方，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就像面对着摇篮里的婴儿一样，充满怜爱，充满疼惜；又像是在风光旖旎的大自然怀抱里，轻风拂面，白云袅袅，心境像泉水洗过一样，纯净无比。

更多时候，想起那里，是一种怅惘，一种悠远的追思，像小时候看着天空中远去的大雁，它们飞向何处？它们还会回来吗？剪不断，理还乱，淡淡的酸楚，轻烟一样缭绕心头。

那是我的母校，武昌棋盘街小学。

一

在蛇山北面，古老的居民区中，有院墙隔出四四方方的一块。四条街，南面是粮道街，东面是云架桥，北面是涵三宫，西面是棋盘街，格局真如棋盘。大门开在棋盘街上。门是木板做的，很宽的两扇，其中一扇上面开有小门，放学时大门完全打开，平时只开小门，门槛有点高，需要抬腿进入。进门有一棵冬青树。枝丫很平，可以攀爬，树上有许多青果，有人成把的摘下，做“麻雀枪”的子弹。

或许年龄太小？我觉得我们学校好大！进门右手是大操场，可以站下全校师生，平时体育课也在那里上。校园中央是教室，我入校时，教室都是老房子，老师的办公室就在教室旁边，也是老房子。我们班，开始在一间平房里，好像四年级移到了二楼，砖木结构，楼梯很长。这栋楼的后面，是学校后院，不大，也能集合队伍。

校园里有许多梧桐树，很能遮阳，其中一棵上面，悬着一口大钟，里面荡着一个铜芯，长长的绳子从铜芯垂下来，拉动绳子，“咚！”铜芯撞击钟壳，便有响亮的一声。一天之内，每节课开始和结束，都是听这钟声。最妙的是在最后一节课，估摸时间差不多了，而下课钟还没响，不免竖起耳朵，向着那棵树。终于听到校工解绳子，淅淅索索，又听到自由摇荡的铜芯偶然摩擦钟壳，似乎就要撞击，可是怎么还不响呢？其实校工站在树下，拉着绳子，正在看手表哩！必须到最后一秒，钟声才会响起。“咚！”这一声敲在每一个孩子的灵魂里！宁静的校园，顷刻到处一片欢呼，不一会，潮水一样的孩子们，像出笼的鸦雀，奔跑着，歌唱着，手舞足蹈，一起向着大门。出门后，两股人流，南北分开，很快就像水珠一样融入附近居民区内。那时候上学放学，是没有家长接送的。

教室之内，桌椅排成四列，四个小组。桌椅很旧，低年级时，是两人一条长凳，木头的，桌子两人共用，也是木头的。到四年级转入二楼，桌椅都是单人的了，桌子是翻盖的，里面可以放书包，合上盖，就是桌面。一个班，五十多个学生，满当当的。一年级，老师要求我们，上课时手要放在背后，端正坐着不动，不过很快，因为需要在桌子上写字，改为手放在桌面。上课有一定仪式。老师进门，班长（那时叫班主席）一声口令“起立！”全体学生站起，等老师站在讲台上，向大家摆摆手，又是一声口令“坐下！”才轰隆隆入座。我很幸运，喊口令的任务落在我身上，从一年级到毕业。

与其他班相比，我们班还有一个项目。班主任倪老师写了一个歌，叫我们每次课前唱。“上课了，上课了，我们大家都坐好，拿出书本和铅笔，专心专意来学习——”最后一个字拖得很长。这谱子我至今记得。

童年的校园，其实很简单啊，远不能和如今这些堂皇的校园相比，不过那些古旧的建筑，牵涉到回忆，就有亲切。

记得有一个砖砌的台子，很土气，不记得是在大操场，还是别的地方？我们班，在那上面朗诵过，不少同学参加。那应该是1963年。因为第一句就是：“十二月里二十六，祝贺毛主席七十寿！”是我们班主任倪老师创作的。整齐的朗诵，其中还有花样。中途，一个女生走出人群，仰看天空，伸出一只手：“小白鸽，请你带个喜讯到北京。”我们就一起朗诵：“先问毛主席身体好，再报喜讯给他听，少年儿童有了您，学习劳动都努力！”内容今天看来，当然老土，可是那时就是这个风气。最难忘的是同学们，男生白衬衣蓝裤子，女生则是花枝招展，穿着裙子，头上有蝴蝶结，意气风发，人人都很兴奋。

教室后面的小操场，不大，有很多树，一般的室外活动就在那里。那一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全国纷纷仿效，我们学校也不例外。我们班，是表演“边区十唱。”“解放区那么嚯嘿，大生产那么嚯嘿！”排练就在小操场树荫下。我们年纪小，也没有专业指导，不知道谁指示的，十几个人站成一个圈，做着挥锄头锄草的动作，很单一，从头到尾就那样做，直到把歌唱完。旁边高年级的，就精彩多了。他们是表演“就义歌。”“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其实他们那时也一点年纪啊，怎么就那么能表演？一个女生，昂首挺胸，做戴镣铐的样子，凛然不可侵犯，眼神坚定，一步一停，气概非凡。男生扮做政治犯的样子，或举手，或昂头，或互相搀扶，个个不可侵犯。他们那样投入，从我们面前走过，目不斜视，真像是视死如归的战士！我看着他们，佩服极了，疑为天神。

少先队有队日活动。小队、中队的活动比较简单，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大队活动就很隆重。一般在大操场上，有台子，台上站着校长，大队辅导员王老师，一位年轻的女性，学生大队长也在台上，总有十几个中队的少先队员，举着队旗排列在台前。这是晴天。如果下雨，就在室内举行。学校有没有礼堂呢？我至今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我们那样隆重的活动都在什么地方举办的呢？记得是个空旷的大厅，空气肃穆，也是绕场一周，也是有鼓号队旗，由于室内，声音很响亮。我站在队伍前面，身后一杆队旗，左右两位护旗，随后四个鼓手，再后面是全体队员。小号集中在大队那里。绕场的时候，好多小号一起吹：“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哒！”绕场完毕，一个个中队在台前站下。轮到我们中队了，我跑步上前，行队礼向大队长：“报告大队长，我们中队有队员多少名，实到多少名，病假几名，事假几名，报告完毕！”大队长还礼：“接受你的报告！”这一套程序走完，就是辅导员讲话，不长，接着校长讲话，也不长，无非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等。整个小学阶段，这样的仪式，搞了很多次。它给人一种庄严感，一种集体感。

二

学校有许多老师。今天想起他们，音容还是十分清晰。没有一个，不是使人感到亲切，感到肃然起敬。悠远岁月里面有着许多可贵的记忆，老师首当其冲。离开父母，我们就生活在老师身边，他们无不以他们高尚的人品，尽责的精神，长辈似的态度，给予我们许多温馨。那是一个教育没有功利性的时代。你可以信赖老师，就像信赖自己的家长。他们永远不会使你失望。

一年级到四年级班主任是倪老师，一位中年女性。高高的，胖胖的，普通话里有明显的沔阳味。很严厉啊！一根红色的竹子教鞭，在黑板上飞舞，有时候，教鞭敲在课桌上，那是对不好好听课的孩子的警告。上她的课，没有人敢调皮。还记得她的语调，很厚重，讲解课文，高低抑扬，让人记得住。她对学生的作业，抓得很紧，几乎每天，我们都有写字作业。而作文是每星期都有，每一个孩子的作文，老师都要批改，改得很细。我的作文本，常常有老师红笔的批语，好的词句与不妥的词句，都有批改。回望我的一生，文字基础，就是在倪老师教导下奠定的。每天早上，都看见倪老师捧着厚厚的作业本，走进教室，让我们分发给每一个人。一个班，五十多个学生，那么她每天晚上，一定工作到深夜。哪怕仅仅是劳动量，说她恩师，也是恰当的。倪老师还常常家访，家访是在晚上，那些狭长的巷子，那些狭窄的楼梯，老师胖胖的身体，不知道走过多少遍！人人记得她的严厉，可是我们也记得她的慈祥。一次，我班一位同学在长江边玩耍，不幸掉进江里罹难。那天早上，倪老师走进教室，说了两句，竟然嚎啕大哭！所有人都惊呆了。严厉的老师，怎么会这样软弱？我从倪老师身上，受益很多，在感情上也受惠很多，有调皮的同学说我是她的“干儿子，”虽然讽刺，也不过分。他们哪里知道，在我作文本和读书笔记上，那样多的批改？哪里知道倪老师询问我的家庭情况时，流露出的关爱？我虽年幼，也有暖泉入心啊！成年后我遇到过倪老师一次，其时我下岗，落魄不堪，老师看着我哭了！“你是我最好的学生啊！”至今记得这句话。

数学老师姓桂，很年轻的小伙子。倪老师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们看看桂老师，才十八岁，这样能干！”桂老师，年轻英俊，高高的，白净脸，戴着眼镜。他确实充满活力，讲课声音很亮，普通话很标准。他不止教我们一个班，每天看他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桌上是厚厚的几堆。除了教学，他的美术字写得很好，为学校办墙报，写标语。桂老师后来和本校年轻的李老师（人们叫她小李子）结为伉俪，是本校一段佳话。

五年级任我们班主任的是王老师，标准的北方人，普通话无可挑剔。她比倪老师年轻，思想很活跃，很敏捷，可惜她带了我们没有多久，文哥就开始了，以至于留下的可记忆的事情不多。

音乐课是从一年级就开始了的，老师姓余，有着美丽的容貌。每次上课前，她叫几个学生，把风琴抬进教室。要教的歌用毛笔抄在一张很大的纸上，余老师将它钉在黑板上，字迹大得每个人都看得清楚。她先教谱子，一句句，用简谱多来米。到谱子唱了好多遍，再配词教，那时她坐在风琴后，弹一句，我们唱一句。记得我们学的第一首歌是关于植树的，歌名可能是“多么好”？“共青团，发号召，少年儿童都做到，啊，啊，多么好，少年儿童都做到！”曲调很好听，很上口。余老师爱笑，笑起来很好看，许多学生喜欢她，她也往往像孩子一样，单纯，和我们说话，无拘无束。大约是艺术天性使然？

有图画课，老师好像是数学桂老师？有写字课，老师姓任，年龄稍大的女性，北方人。有趣的是她要求我们写字不要大！一个九宫格，如果写在中心，她往往用红笔圈上，表示赞许。有手工劳动课，好像音乐余老师兼任。她教我们用塑料丝编织，我就编织过一只小狗，放在我桌子上很多时。有珠算课，老师姓雷，男性，湖北人。第一节课，他给我们讲了个故事，说某次国际数学计算比赛，我们用算盘和计算机比，结果算盘比计算机快了两秒钟！他在算盘上教了我们很多，其中一个是“666”，从一加到36，至今我都能很快完成，而且口诀一点不差。

体育老师先后有三位。最典型的是刘老师，我总觉得他应该是当过兵的。一是动作，非常标准，要求我们也很严格，完全是士兵要求。二是他说话，就像在部队校场上。如握拳，是空心拳，手心向哪个方向；立正，两手贴裤缝；做操，两臂侧平举；刘老师都说得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有趣的是他的口音，河南腔，毫不遮掩。一脸的络腮胡子，不苟言笑，这也使他像军人。刘老师就住在学校内操场旁边，一间平房，他的夫人也是河南口音，几个孩子，在那屋里屋外跑出跑进。刘老师还教过我们地理！至今我都记得，他讲“巴颜克拉山，”也就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其中“克”字，他是用很浓的北方土音说的，汉语字典上查不到。

自然老师姓彭，老年男性。他高高的个子，很多皱纹，他的口音，很有地方特色，许多孩子能模仿。“自然界的构成，有水，有空气！”彭老师其实是很认真的老师。讲的课很有趣，他把大自然的各种奇妙，用他的家乡方言描述出来，给了我很多幻想。彭老师家庭出身不好，文哥开始那段时间，他吃了亏。他家住在我家附近，有一天，忽然听说，彭老师被抄家了！我赶去看，彭老师的蜗居里，满满一屋子红袖标！屋里翻得锅朝天碗朝地。高个子彭老师，战战兢兢站在屋子中央，听那些人怒骂！那场景，什么时候想起来就难受。自然，他是什么问题也没有。那个时代，吃亏，就白吃了。

或许我对故事有天生的爱好？故事课的许多情景，想来栩栩如生。每星期有两节故事课，另外，如果临时老师有事，也会改为故事课，这样就有一些平时不大接触的老师，站在我们讲台上。体育刘老师，给我们讲过“七色花，”那是一种神奇的花，每一种颜色的花瓣，都可以随意换来你想要的东西。一位周老师给我们讲“拇指姑娘，”小巧又聪明的姑娘，发生许多有趣的故事。写字课任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新兵的故事。说那个兵很调皮，见到首长，用一个指头敬礼！说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两位老师，应该是固定的故事课老师，因为他们给我们讲的是长篇！一位姓丘，是二班班主任，中年男子，下巴刮得很光，但是可以看见有黑黑的毛发桩子。他给我们讲一部长篇小说，是抗战时青岛的故事，主人公叫梁云。后来我读过那本书。丘老师讲故事，用的纯碎武汉方言，都是我们日常从大人那里经常听到的，很容易被接受。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形容人很利索，用的词是“灵打灵醒！”这个词其实内涵很丰富，可以用在各个地方，辞典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很老的武汉人，能从中体会出韵味。另一位说长篇的是大队辅导员王老师，一位年轻女性。她其实是富有文学创作才能的。她讲的是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描述一位地下工作者的传奇经历。王老师很严肃，不说笑话，但是能绘声绘色地再现场景，故事里人物对话，尤其精彩，到关键时刻，王老师还能做动作。她的故事，深深吸引着孩子们。

前些时我在同学群里，看见一张老照片，我们小学时的老师，几乎都在上面。看得人百感交集。这些可敬的老师，大多已经驾鹤西去！是啊，他们的学生，也都六七十了，他们怎么留得住？人生，就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还会继续往下传。

三

小学时候的同学，有许多可以回忆的事。

全班五十多人，坐在一个教室里，齐声诵读，齐声歌唱，有摇头晃脑的，有不苟言笑的，性格各异，却都趣味盎然。

先说说“大王”吧！大约这是生物界的一种规律？凡有群体的地方，总有人比其他人胆大一些，孩子群也是这样。一年级，我班的“大王”是胡同学。他很敏捷，手脚快，胆子大，做清洁时，他拿一把扫帚，与别人比武，总是他赢。胡同学的大王没做多久，很快被他的街邻张同学取代。张同学很壮实，很勇敢，摔跤拳击，谁都打不过他。张同学的大王位置维持了好几年，直到四年级，一位留级下来的刘同学擂台胜了他。刘同学是菜农的儿子，身大力不亏，虎头虎脑，有一回我拿个笛子到学校里吹，被他抢去，放在地上踢着走，我一边追赶，他一边拦着，还不停地将笛子向前踢，同时笑嘻嘻的！刘同学的大王仅仅维持了一年，另一位高年级下来的张同学迅速取代了他。学生中的“大王，”自然是老师不喜欢的。所以挨训罚站是常有的事，家访，老师走了以后，家长往往用“笋子炒肉”伺候。如今老了啊，想起这些，也是非常有趣。

我们同学，都住在附近，有四个板块。最大一块是棋盘街，和学校同名。棋盘街又分为南北两头。南头人多，总有十几个？北头也有七八个。就在这条街，有几位同学的家长做服务工作。一位是许同学，他家有个公用电话，附近好远好远，就是这一个！一旦有了电话来，找某街某巷某人，他家人就要走很远，把人叫去。许同学家弟兄姐妹多，记得许同学的衣服，老是非常宽大，无疑是哥哥传下来的。一位马同学，家里开杂货铺，那是附近很大范围内仅有的一家铺子！我们买任何东西，都要到那家。其时已经公私合营，可是习惯上，只要买东西，人们都说“到马家去！”另有叶同学的母亲是早点店的职工。那早点店，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家！每天吃早点，必须去那里。我最喜欢吃那里的细米粉。第二大板块是云架桥。因为那里有个华中村，是华师和美院的教职工住宅区。家长是学校的，表现在孩子身上，衣着一般比较整齐。班上有文体活动，那里的孩子往往也很活跃。第三个板块是忠孝门。住着好几个同学。其中一位韩同学，会拉二胡，一位潘同学，会摔跤。我们鼓架坡附带涵三宫属于第四板块，一共住着五六个同学，其中鼓架坡四个，都是男生。秦同学家，有个小院，里面有金鱼，有字画，非常优雅，是我们常去的。王同学很有艺术细胞，能歌善舞，我吹笛子，就是和他一起学会的。刘同学是我邻居，两家孩子来往无拘无束。上学放学，大家往往一起背着书包，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我小时候，不善与人亲近，所以和个人相处的特殊记忆不多。有几件事记得。一是有一回我的手划破了，一位杨同学将我带到他家，拿出药给我上，又用纱布给我包扎。杨同学家一定不是武汉人，他说包扎，用的是“裹上”这个词，武汉人是不说的。二是有位钱同学，年龄比我们大，不知怎么有段时间他天天找我玩。他家住在鼓架坡上头一条深巷里，那巷子两边都是院墙，人很少。夜里，他一家在那里，不免孤零零。钱同学给我讲了许多神鬼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说就在这条巷子里，有“阴兵”走过，他父亲拿出菩萨像，“阴兵”才散去。说得人毛骨悚然。好在年纪小，过后就忘了。

小学时，男女同座。我的第一个同座是欧阳同学，老是笑嘻嘻的。那时候我们都不懂什么男啊女的，不过我跟她好像也不是很亲近？她是个热闹人，一下课就去跳绳子，跳橡皮筋，做 游戏，不亦乐乎。只是有一回，忽然她忧愁起来。我问她，她说借别人一条绳子，不知怎么弄丢了，现在怎么还人家呢？这事好办啊！我父亲在工地上，总是有些绳子拿回家。于是我回家，挑了一条很漂亮的白色的绳子给她，她拿出去，很快还给了人家，回到座位上，又笑开了！第二位同座是左同学，就要腼腆得多。说话温言细语，我们之间，交谈不多，必须交谈的，就是学习啊作业啊之类。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忽然就分“男女界线”了！老师在课堂上，十分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现象，说是“不良现象，”可是到底也挡不住。男生和女生，忽然不说话了！下课后，如果教室里都是女生，那么男生就要主动退出来，反之一样。更有过分的，在桌子上划一条线，叫“三八线，”彼此不许越界。直到小学毕业，男生女生之间，还是不相往来。这到底是怎样一种心理现象呢？应该有解释。

我们的主要课程，一般都在上午，下午有时两节课，有时没有课。老师就要求我们，在课外组织学习小组，一起做作业。各家住房条件不同，只有家境比较宽敞的，适合学习小组。有位女生徐同学，家在一个大院里楼上，家里有两间房，有地板，尤其妙的是，那所房子上面，有个用栏杆围起的小平台！这样她家就是我们喜欢去的。做完作业，去那小平台上，附近房屋的顶能看得很清楚。她家还有收音机，这在当时也是稀罕物。大家一起听“星星火炬，”都是聚精会神，非常有趣。有位汪同学，他家我去得最多。那是一栋老式独立平房，比较宽大，进门一个堂屋，我们就在这里做作业。他家奶奶非常慈祥，总是温和地和我们说话。那房子挨着我们学校院墙，房子和院墙之间有一条很窄的巷道，巷道里有个脸盆架，上面总是放着一盆清水，我们手弄脏了，就在那盆里洗。不管什么时候，那盆子总是有水，这是细心的老奶奶，永远让家里有水。在华中村，我只到一位魏同学家去学习过。她家也是环境比较好的。说来有趣，当时我是一个人去的，两人埋头做作业，几乎不说一句话！而后来听说，魏同学非常喜欢同学去玩，同学去了，她有说有笑，还拿出各种图画给人看。可见遇到一个怯生生的呆子，谁的情绪都会受影响。

四

棋盘街小学，我童年梦幻的摇篮。我在这里受到良好的教育，热忱可敬的老师，教给我各式各样的知识，教我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单纯厚朴的同学，给我以亲切友善，让我的童年充满趣味。

可是那样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离开的方式，却是非常不堪。

1966年，正上五年级，天翻地覆的运动开始了，锣鼓喧天，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学中学变成了战场，小学也不能置身事外，安宁被打破了。回想那年代，我总觉得，那是一个分水岭，那之前，我们街道里巷，还是充满古道热肠的传统气氛，人之间相对温和厚道。比如彭老师，从来没有人因为他的家庭出身轻视他，学生中，也没有区别，老师对学生，完全看你的学习成绩与个人品行，不管你的家长如何。学校更没有功利性。一切是那样和谐自然，至少我的心灵上，是没有任何阴影的。

可是那一年改变了这一切。学校乱了。小学生，也被安排去老远的武汉大学，参加声讨所谓“武大三家村，”当时群情激昂，斗争的气氛鼓动人心。接着是大字报。每个班，都发放了大量的旧报纸和墨水毛笔，鼓励学生写大字报。写来写去，一些管理很严格的老师成了目标。有几天，大字报贴满了墙壁，标语乱挂，老师办公室里，孩子们随意闯入，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大字报送进去。老师们默默看着这一切，不吭声。最大的变化在人的心里。老师的威望没有了，调皮的孩子随意闹，课堂秩序也不复存在，到处是喧嚣。尤其严重的，是学生之间，也开始分化，谈论着谁谁的父亲，谁谁的母亲。紧锣密鼓，取消了考试，接着宣布全国停课！我们被通知，再也不用上学，叫“停课闹革命。”

这就宣布了我们小学时代的结束。从小学五年级停课，直到初二下学期，我们才又被通知直接去中学，当然什么都学不了，很快就下放，被叫做“知识青年”——哪里有知识呢？

棋盘街小学，我们是不辞而别。那些辛勤教诲我们的老师，也是不辞而别！“开头好，结尾不一定好，”是哪个民族的谚语？怎么用在这里，恰如其分？

但是棋盘街小学在我心里。她是我人生的伊甸园。那里充满鸟语花香，充满亲切，充满童趣。感谢生活，让我在幼稚时代，遇到那样一些古朴的老师，那样一些单纯的同学，他们充实我的心灵，给我智慧和以后面对生活的勇气。

我的母校，我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