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涵三宫

蛇山北面，胭脂路往下，至今保留着一条长长的小街涵三宫。东接云架桥，西接双柏街（过去叫双柏庙），总有几百米长。经历多年拆迁，路边的老房子都不见了，换成了无情的围墙，可是街道主体还在，也算是大善事了。

要知道涵三宫，在过去是很上档次的一条小街的！清朝起，这里的地面就铺着长长的青条石，下面是流水沟，尽管路面凸凹不平，但是下雨天不踩泥，在当时已经很现代化了。

涵三宫，我家真正的故里。从祖上起，家族就在这里生了根。

曾祖是武人。同治年间，天下大乱，太平军余部在江南，捻军在安徽发展到湖北河南，西北回民起事，陕甘宁青，路断人稀，新疆割据势力猖獗，真可谓遍地烽火。朝廷经多年厮杀，已经筋疲力尽，连湘军都不够用了，便在武昌招兵，去陕甘宁新。队伍非常庞大，好多人最后没有回到故乡。至今宁夏话中，有很多武昌土语，证明武昌人在那里历史之久，影响之大。

曾祖是跟着左宗棠走的。一起去的一定是家族，因为著名的悍将甘肃提督傅先宗，武昌人，和我曾祖同字辈，这绝非巧合，可能就是他带着傅家子弟去的。一去十几年，打到新疆，左宗棠有诗：湖湘子弟满天山。湖就是说的武昌人。那么曾祖当在里面。一起去的族人死了很多！他侥幸回到家乡，在湖广总督府任职，又在涵三宫建了一栋豪宅落户，那时候骑马坐轿，有特许权，可以见皇帝。

曾祖不治生业，不谋财，完全的武人思维。平日里结交军队同僚，大宴小宴，谈兵论武，对儿子，也不教生业，一心让其练武，后凭着一身武功，考入湖广总督府当侍从武官。宦业后继有人，老军人的理想不过如此吧？岂料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所有的满清官宦，一落千丈。傅家，原来有皇银供应，此时一撸到底，一分钱也没有！家庭迅速败落下来。曾祖去世，连棺材钱都没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曾祖不治生业，二是那时候的腐败，好像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彻底？不然一代将官，怎么会连棺材都买不起？

这样就只得将老宅出售。那宅子很大很深，有走廊，天井，高台阶，很高的风火墙，很多房间。宅子有两个门，大门在涵三宫，后门在粮道街。据史料记载，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故居在粮道街，房屋位置正是这个宅子的后门部分。那么或许是项英家老人将宅子买去？有记载项英的祖父，是江夏县令，老年时来这里买了房子。只不知那宅子的涵三宫和粮道街部分，是否属于同一个主人？项家是买的全部，还是仅仅粮道街部分？项英早年，多次在涵三宫那宅子里现身，我大伯二伯都认识他，说明至少他是通过这条通道到涵三宫活动。或许，涵三宫那个大宅子就是他家买下的？

解放后，那宅子一定是政府没收了。做过居委会，幼儿园，五八年大办钢铁，就是在里面。后来分配给好多家居住。它的最后一任主人是谁？无从得知。

我们小时候，大人不敢说祖上曾经有财产，只渲染败落后的家庭怎么怎么穷。直到前年，我才知道小时候常去玩的那个大宅子，就是曾祖建造的。赶紧去看，已经完全拆迁，围墙内建起了武汉中学的教室。

我们家在涵三宫，是有许多亲戚的！都是我祖母这边的，一家姓周，一家姓桂。多是做小生意。我祖母和祖父是自由恋爱，那个年代，是石破天惊的事。祖母家是卖菜的，而祖父家是做官的，这就门不当户不对。但是祖父坚决要跟祖母成亲。老人没有办法，只得依了儿子。可是芥蒂不容易消除！新婚第一天，早上儿媳妇要向老人请安。祖母沏了两碗茶，一碗捧给曾祖父，曾祖父接了，另一碗捧给曾祖母，曾祖母接过品了一口，忽然将碗摔在地上！祖母不动声色，收拾好地上的杂物，出去又沏了一碗茶，照旧恭恭敬敬捧上去，曾祖母这才没有说什么。祖母回到自己屋里，一口血吐出来！

也不知我祖母在那个冷冰冰的官家宅子里，受过多少委屈？可是就是她，在老人晚年多病的时候，照料两个老人直到入殓。在家庭败落时，也是她，辛辛苦苦做工，将七个子女养大。我想曾祖母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有愧疚的。

这样的人家，性格上还是有一点点特色。表现在抗战时期，保卫大武汉，祖父他们身为小老百姓，还是很能和国家共命运。一是子女们都投身公益工作，为战争直接出力，二是当寇军迫近，政府号召市民放弃家园，让敌人得到一座空城，我家竟然十几口人去逃难！从老人到婴儿，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后来的结果，是九个人死在逃难路上。而留在城里的人家，虽然遭受寇兵的欺凌，但是没有这样死亡的。是耶非耶？我想逃难还是没有错。当时的武昌，十室九空，居民们，在敌人面前，显示了不做亡国奴、同仇敌忾的决心。三是祖父一人留守，遇到寇兵欺辱，祖父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奋起反抗，怒打寇兵！这，也是一般人不敢的。

涵三宫是块风水宝地。

这里，出过三条龙。共产党早期赫赫有名的三位领袖级人物，早年都在这里活动。

首位的是董必武，解放后的国家领导人。他是黄安人，清朝秀才，涵三宫有董家家族的人，他选择这里落脚，或许和此有关？董必武身为文化人，不去攀龙附凤，和官家一起，反而结交穷人，捐出自己的财产，和朋友一道，办起平民学校，在涵三宫办了武汉中学，专门宣传革命。平日里，他满口都是革命，街坊们不理解，暗地里叫他“董疯子！”

第二个是恽代英。他也是知识分子，读过中华大学。家住涵三宫。他也是结交穷人，让一些泥腿子长期在家里出进，甚至夜里和他同眠。口里也是剥削压迫，劳工神圣。其言行迹近古怪，街坊也是叫“恽疯子！”后来他进黄埔军校，做教官，四一二之后是党内高级领导人，由于叛徒出卖，牺牲在南京。

第三个就是项英了。据我大伯二伯回忆，此人是天才，出口成章，行事果决，尤其善于演讲。他也是读了书的，主要搞工人运动，到处说苦力才是社会的中坚。听的人哑然失笑，听过后，也相传他是“项疯子！”项英和张国焘、陈潭秋、林育南、罗章龙等领导了二七大罢工。项英表现非常出色，甚至在一线和军阀的士兵搏斗。项英后来去江西，做中华苏维埃副主席，和毛泽东共事。新四军就是他的部下。皖南事变中项英牺牲。项英和我家伯伯们，是有交结的，他们都佩服项英。后来二伯投身革命，早期的影响，就是项英。

这三个早年满口革命劳工，很为街坊们不解而称为“疯子”的人，后来都有很大业绩，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说明人的一生，是有其发展轨迹的。

涵三宫的老房子很多，老人也很多。盖因这街道上档次，又离繁华地方近，属于闹中取静的地方，人们喜欢在这里落户。除了官宦，商人也不少，陆陆续续的，都在涵三宫建了自己的房子。

靠近双柏街，原来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号码是涵三宫一号。里面有大天井。大跃进时，开公共食堂，就是在那里，很大很白的馒头，吃了很短一段时间。据说这就是恽代英的老宅。恽家，当年是有钱人家。

一号往东几十米，到我家老宅那里，和马家巷交界处，有一些人家。大院子住着或者说出没着项英。宅子西面，是一家裁缝铺，祖传的，姓吴，和我家是世交。宅子东面，过去是一家做包子馒头的，叫“周家包子馆，”一个小院，当街两层小楼，这周家，和我祖母有亲。周家对面，是一家剃头铺，姓董，黄安人，那么和董必武至少有族群牵连。有趣的是，这董家有个后代，和我哥同学，两人非常要好，一起参加文革，后来一起参加武汉八一渡江，一起死里逃生。这里有小巷子了，里面很深，住的谁记不清了，从衣着上看，当是富裕人家。再往东，到涵三宫中段地方，左面有一个独立院落，面积不小，很上档次，从建筑风格看，不是很久远，应该是民国建筑。院子主人是药厂的股东。今天的二药厂，实是这家人创建的。

再往东，右面就是著名的武汉中学旧址。门不大，里面也不大，古香古色的木建筑，教室就几间，湖北早期的共产党人，不少出自这里。继续向东，靠近棋盘街，那里又有建筑。一个老式建筑，里面住着姓刘的老户。六十年代，这家开过副食店。那时候，方圆多少里地，只有棋盘街上面有个副食店，姓马。这刘家，规模比马家小，为了区别，我们一般把刘家叫“刘家摊子，”而把马家叫“马家铺子。”刘家摊子紧隔壁，也是个古老的院子，大理石做的门楣，里面天井，两层楼，主人不知姓氏。这院子对面，有个很大的花园式建筑，大门在棋盘街上面，叫“秦家花园。”我懂事进去的时候，这里已经分配给好多家人居住。我和我哥都有同学住里面。

总之，当年的涵三宫，有着许多古老的建筑，都有特色。后来，这条街建了两个工厂，一个药厂，一个纸盒厂，近些年来，大拆迁，老房子纷纷毁掉，街道时有围墙，涵三宫的本来面目，再也看不到了。

涵三宫中段那个独立院落，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有着特殊意义。我在那里面消磨了不少童年时光。因为有段时间，我母亲工作的幼儿园设在里面。

大门很高，要上台阶，里面是个大院子，院子里有树，一栋三层楼的建筑，窗户有些西洋化。楼房东面是条几米宽的走道，西面也是走道，很窄。走道后面，楼房背后，有排低矮的屋子。当年，这楼房是这样分配的：一楼大厅很大很大，地板，窗明几净，幼儿园主体就在这里。二楼是这院子的真正主人，药厂股东，很大一家人，大人和我们很少来往。三楼其实是阁楼，较低矮，住着一对中年华侨夫妇，男的老是一套西服，女的我记得在唇上有口红。有趣的是，有一回华侨家来了客人，海外来的，他们一家出门，都穿着鲜艳的翻领衣服，洁白的衬衣翻着，笔挺，女子都搽口红。这样几个人，立刻在街上引起轰动！孩子们都围着看，觉得稀奇。大人们也看，多不屑。这是绝对的资产阶级啊！满街的人们，都是灰色蓝色，骤然投入这样鲜艳的色泽，确实引人注目。

院子后面那排小屋，角落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婆婆长年卧床，爹爹辛苦照顾。有一间做了幼儿园的厨房，紧挨着是厕所，里面排了一排马桶，好像没有男女区分？因为幼儿园里没有男人！我小时候，就曾经坐在马桶上，看见对面马桶上坐着我未来的一位女同学，她一边坐马桶，一边不停地往口里塞蒸熟的蚕豆！

那是粮食紧张时期啊！吃，成了所有人念叨的话题。都说农民好，有红薯吃。小院里，开出了菜地，一小块一小块，各个老师有一块，种着白菜蔊菜。老师们闲下来，都谈吃。有一位青年教师，姓于，她正在年轻，当然缺吃的，她就大量喝水。有一回，放下杯子，她很认真地对我们说，人的胃，其实是可大可小的。你多装食物进去，胃也就扩大一些，反之，你少装些食物，胃无非不扩张罢了。所以她多喝水，水在胃里停留时间短，不至于引起扩张，同时又满足了胃装物品的需求。所以喝水，是最科学的。不知是不是于老师理论的影响？我母亲也拼命喝水！但是后果是两条腿，肿的亮亮的，全身浮肿。至今想来心痛。

肚子饿，游戏还是进行。我们和二楼家的儿子玩。暑假，早晨摆一张竹床在过道里，太阳晒不到，风从过道穿过，很舒服。我们下象棋。没有棋，二楼的小儿子，用硬纸壳剪成团团的一片片，上面用红笔或者黑笔写上“马，”“相，”“炮，”“卒”等字样，就是我们的象棋。这样的“象棋，”每走一步，就要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将棋子拈起来，很麻烦。可是我们很投入！他的智商不低，我们也凑合，常常杀到太阳晒竹床才罢休。过几天，他再来，棋盘上用红笔添上了几个大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可能是他有感而发？很细心的人啊！也可见那家对子女，是注意教养的。

也是饿的原因吧，我们都不回家里居住，节约体力。夜里，就在大厅地板上睡，铺一张席子，有风从外面吹来，很好睡觉。一起的还有几个老师，都是中年妇女，有的带着孩子，一起在这里度夏。后面那个平房里，却不安静。生病的老婆婆老是呻吟，；老爹爹低声劝慰。老师们偷偷地说，这婆婆，把爹爹磨坏了。有一天夜里，我照例睡着了，似乎听见窗户乒乒乓乓地响，懒得理，翻身又睡。第二天早上，老师们都偷偷说，昨天夜里，忽然刮起老大的风！教室玻璃都搞破了。在风中，她们听见外面走道里有急促的脚步声，伴着铁链拖地的声音。那婆婆夜里死了。大人都说，是阎王夜里派鬼吏来抓走的，铁链就是栓的婆婆。那么，这婆婆就是有罪了。可是她卧床多年，能有什么罪呢？老师们又传说，是前世犯了罪，今世来赎罪。这不免有些惊悚。好在年纪小，当时很快忘了。

饥饿几年后消除了，幼儿园搬到别处，发生了几件好笑的事。一是有位老师，几个女儿和我们一起玩耍，忽然听说要重新划分阶级，女儿们嘴快，说我们家，应该是贫农吧？小女儿不乐意了，说怎么是贫农？我们家，应该是“穷农！”当时看着我们，十分得意。不料当天夜里，那家忽然传来打孩子的声音！伴着女儿求饶：“再不敢了啊！”原来那女儿们，高兴之余，将一双崭新的高筒球鞋，用剪刀将鞋面剪成框框，说是“凉鞋。”这样那鞋子就废了。那时候工业品贵，一双高筒球鞋，起码要五元！这鞋子本来可以老大穿了老二穿，忽然就没了，家长的心疼，是可想而知的。记得我当时不怀好意地想：叫你还做“穷农！”

另一件事就实际了。两个老师，一个姓何，一个姓杨，何老师中年，杨老师青年。何老师是北方人，一口北京腔，教小孩念儿歌：“小牛，小牛，蒸窝窝头！蒸的窝窝头，又香又软又好吃。老牛老牛，蒸窝窝头，蒸的窝窝头，像个大砖头！”很有趣。杨老师年轻，有文艺细胞，平时衣着干干净净的，有一回街道演出，方言话剧，“节约角把两角钱，”她主演女主角，在街道里很轰动一时。这两人，本来没有矛盾，可是何老师是负责人，上面要求开会，“移风易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何老师就在会上说了，杨老师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爱打扮，衣服不朴素。同时杨老师的丈夫，也是小资，头发是“包菜头，”鞋子是“鸭子鞋。”这是铁证，杨老师不得不服，会上作了检讨，回家把丈夫的鞋子舌头剪了。其实杨老师，哪里什么“小资”啊，不过一件红色的春装罢了。丈夫不过头发吹了风而已。杨老师郁闷，就向上面揭发，说何老师有一次看见孩子们午睡，说“真像一群猪娃！”这是严重污蔑革命后代！街道主管的张干事，很和气，也懂事，来了幼儿园，开了会，要求两人都“各自做自我批评，”指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后要团结。两人真的不顶真了。

可是社会上，张干事这样的不多。到处开会，挖思想，渐渐的“破四旧，立四新，”再往后，文革就搞起来了。何苦来啊？刚刚吃饱饭才几年？折腾，大毛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