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杂忆

一

我很小的时候，是没有幼儿园的概念的。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妇女都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是天职，一个两个也好，三个五个也好，由母亲带着，有饭吃就行。那时候也没有儿童安全问题，孩子羊子一样，早上放出去，吃饭自动回来，到七岁，上小学。

幼儿园起于妇女参加工作。家里没有大人了，孩子必须有人过问呀！这样就由街道操心，办起幼儿园，属于民办性质，却有领导管着。那是五十年代，一些旧时代的人物跑了，抛下一些宅院没有人管，政府接管了这些房子，由房管局管理。也有宅子主人将宅院交给公家的。就是在这样的宅院里，诞生了我们街道最初的幼儿园。

有很短的时间，幼儿园设在我们鼓架坡街口那里，地方太小，很快就转移到涵三宫街面上，那里有一所颇具规模的院子。我们随着母亲，进入到那个院子里，母亲叫“保育员。”

院子基础很高，要走几级台阶才能进大门，里面平平展展，一个四方的空地，墙边种着树和花，迎面是主宅，很气派，也有几级台阶上去。大厅约有好几十平米，这就是教室了。四面都是窗户，很敞亮。每天早上，孩子们闹哄哄的进入这个教室，在地板上随心所欲地玩耍。外面的空地，算是操场，太阳出来的时候，往往集合队伍，去那里做操或者做游戏。

住宅是两层楼，二楼也是下面的格局，住着住户，很大一家人。还有个三楼，属于阁楼一样的性质，上面没有天花板，直接面对着瓦，空间也不高。这里住着一对中年华侨夫妇。

住宅两边是巷道，走到后面，是一排低矮的房子，属于生活区。厨房和厕所都在那里。角落里一间，住着一对老夫妇，年龄很大了，婆婆长年有病，可能是中风？从不出来。

有趣的是那个厕所！很狭窄的一间，沿墙摆放着十几个马桶。孩子们坐上去，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也不分男女。记得一个后来做了我同学的女孩子，坐在我对面，一边方便，一边不住地吃蒸熟的蚕豆。

那是粮食紧张时期啊！吃，成了所有人念叨的话题。都说农民好，有红薯吃。小院里，开出了菜地，一小块一小块，各个老师有一块，种着白菜蔊菜。老师们闲下来，都谈吃。有一位青年教师，姓于，她正在年轻，当然缺吃的，她就大量喝水。有一回，放下杯子，她很认真地对我们说，人的胃，其实是可大可小的。你多装食物进去，胃也就扩大一些，反之，你少装些食物，胃无非不扩张罢了。所以她多喝水，水在胃里停留时间短，不至于引起扩张，同时又满足了胃装物品的需求。不知是不是于老师理论的影响？我母亲也拼命喝水！后果是两条腿，肿的亮亮的，全身浮肿。至今想来心痛。

肚子饿，孩子的游戏还是进行。我们和二楼家的儿子玩。暑假，早晨摆一张竹床在过道里，太阳晒不到，风从过道穿过，很舒服。我们下象棋。没有棋，二楼的小儿子，用硬纸壳剪成团团的一片片，上面用红笔或者黑笔写上“马，”“相，”“炮，”“卒”等字样，就是我们的象棋。这样的“象棋，”每走一步，就要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将棋子拈起来，很麻烦。可是我们很投入！他的智商不低，我们也凑合，常常杀到太阳晒竹床才罢休。过几天，他再来，棋盘上用红笔添上了几个大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可能是他有感而发？很细心的人啊！也可见那家对子女，是注意教养的。

也是饿的原因吧，我们都不回家里居住，节约体力。夜里，就在大厅地板上睡，铺一张席子，有风从外面吹来，很好睡觉。一起的还有几个老师，都是中年妇女，有的带着孩子，一起在这里度夏。后面那个平房里，却不安静。生病的老婆婆老是呻吟，；老爹爹低声劝慰。老师们偷偷地说，这婆婆，把爹爹磨坏了。有一天夜里，我照例睡着了，似乎听见窗户乒乒乓乓地响，懒得理，翻身又睡。第二天早上，老师们都偷偷说，昨天夜里，忽然刮起老大的风！教室玻璃都搞破了。在风中，她们听见外面走道里有急促的脚步声，伴着铁链拖地的声音。那婆婆夜里死了。大人都说，是阎王夜里派鬼吏来抓走的，铁链就是栓的婆婆。那么，这婆婆就是有罪了。可是她卧床多年，能有什么罪呢？老师们又传说，是前世犯了罪，今世来赎罪。这不免有些惊悚。好在年纪小，当时很快忘了。

暑假里，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幼儿园里混。有位保育员，有几个女儿，天天和我们一起玩耍。有一天，不知是谁，说起家庭成分。那大女儿昂着头骄傲地说，我们家，是贫农！小女儿不乐意了，说怎么是贫农？我们家，应该是“穷农！”说着挑衅似地看着我，似乎说：也把你家庭成分拿出来晒晒吧！我年纪小，一时不知所措，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家该划什么成分。她们看我狼狈，一起哄笑起来。我不能应对，心里很郁闷。她们家，凭什么就能那么穷！再说只听说有“贫下中农，”哪里来的“穷农？”郁闷了好几天。一天夜里，那家忽然传来打孩子的声音！伴着女儿求饶：“再不敢了啊！”原来那女儿们，高兴之余，将一双崭新的高筒球鞋，用剪刀将鞋面剪成框框，说是“凉鞋。”这样那鞋子就毁了。那时候工业品贵，一双高筒球鞋，起码要五元！这鞋子本来可以老大穿了老二穿，忽然就没了，家长的心疼，是可想而知的。就在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产生了不良情绪：叫你还做“穷农！”许多年后，我知道，她们家是有财产的，不但不够“穷农，”连“贫农”也够不上。

粮食越来越少，来上幼儿园的孩子也越来越少，到处都在压缩人员，家长回家，孩子自然就不来了。大约是在孩子少到不能维持的那个月，街里来了干部，召集几个老师开会。孩子少，这个院子用不着了，幼儿园将搬出去，老师也不要这么多，只留下一个人维持摊子，自负盈亏。立刻就有两个老师说不干了。最后，都说要我母亲把这个幼儿园维持住。母亲老实，同时也实在没有地方找工作，就同意了。

二

新幼儿园在老家鼓架坡街口那里，只有一间房。搬家那天，有人帮着把风琴和桌子搬到教室里，板凳是母亲带着我和哥哥搬的，距离有几百米，来回走了好多趟，到晚上才完工。

我立刻喜欢上了这屋子。地上是地板，窗户很大，一架风琴放在墙边，我们打开盖，叮叮咚咚在上面弹起来。或许是母亲的熏陶，我那时已经会唱好多歌了，而且会唱什么歌，在风琴上，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弹出相应的单音。哥哥自然更出色，很快他就能右手弹单音，左手弹低音伴奏。母亲也能弹。放学之后，那间小屋子里，常常有琴声传出。曲调简单，无非“东方红”、“白毛女”之类，但是作为演奏者，自有成就感在其中。

孩子们进来了。都和我差不多大，也不分小班大班，混在一起玩耍。都是附近二药厂和江南瓦楞厂的。甚至喂奶的孩子也在这里！每天上午九点半，下午三点半，几个女职工匆匆从厂里来，给孩子喂奶。她们都很爽朗，一边奶孩子，一边毫无顾忌，大声谈论着工厂里的种种趣事。这也使我小小年龄，就听到了一些大人的故事。谁谁喜欢伺候丈夫啊，谁谁不喜欢丈夫啊，谁谁和婆婆势不两立啊，家长里短，十分有趣。这些妇女，都没有什么文化，进了工厂，有了组织，经济独立，加上当时工人地位高，所以她们的自豪感是明显的。说起“厂里，”有一种情结，很柔和亲切。她们和我母亲这些纯粹民国过来比较拘谨的人不同，但是和后来更年轻些的人又不同。她们身上还是有很深的传统道德的影子，很少说刺人伤人的话，就是互相有意见，说话也留有礼节，这其实就是中庸之道。

小小幼儿园，就母亲一个人操持，很辛苦。上午要上课，教孩子唱歌、朗诵或者做游戏，到十点钟，要把孩子家长带来的米和菜去蒸上，然后督促孩子们吃饭。午饭后是午睡，大孩子都伏在课桌上睡，有小孩子睡在摇篮里。母亲要去厨房把孩子们的碗筷洗干净，就由我和哥哥来监督孩子们睡觉，也要为小孩子摇动摇篮。午睡之后，大约两三点钟了，这时就有喜气，因为孩子们都知道家长要下班，要来接他们回家了。这时候安排他们做游戏，个个都很听话。做得最多的是“老鹰抓小鸡，”母亲站在前面，后面十几个“小鸡，”一个拉着一个的衣服后摆，对面是一个“老鹰，”母亲张开臂膀，护着“小鸡，”那“老鹰”左冲右突，要抓一个，却都被母亲挡住，直到最后，某个笨孩子躲闪不及，被抓住，于是换了角色，被抓的成了老鹰。另一个游戏类似，只是更简单。母亲站在一群孩子中央，口里念念有词：“小丽驾着一只船，船在水上慢慢转，小丽捉了许多鱼，小丽捉不着我！”到最后一个字，所有孩子都要下蹲，躲着“小丽，”蹲慢了，就被抓住，自己成了“小丽。”

也唱歌。那些歌曲都很优美，我想是母亲精心挑选了的。“蓝天高，绿水长，采菱的姑娘采菱忙，红菱出水荷花香，摘在手上喜在心，啦啦啦啦啦！”还有一个是电影插曲，“山连山来水汪汪，果树开花红艳艳，开渠引水灌良田，千里变成米粮川，一片锦绣好河山！”孩子们，尤其是那些小姑娘，都很聪明啊！很快就学会了。到家长来接，一片歌声，叫家长们欢喜。

哦，母亲的心灵深处，有着对美好的向往和欣赏。母亲文化不高，大约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这些东西，深深影响了我。

孩子们都走了，该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了。可是往往有个别孩子没有家长来接。其中一个男孩子，很胆怯，总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母亲是一个小厂的工人，那个厂常常加班，往往电灯亮了好久，那母亲才来。父亲呢？父亲死了。那时候粮食紧张，我们吃饭，那孩子便咬着手指，痴痴地看着。母亲不忍，拿个小碗，将高粱粉搅和的萝卜丸子给那孩子几个，那孩子很快吃完了，又痴痴地看着母亲。母亲没有法子，从自己碗里拨出几颗饭粒，那孩子便一颗一颗地吃。现在的人可能不能理解，须知那个时候，饭粒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那孩子的母亲终于来了，一脸的泪水，紧紧抱着孩子，对我母亲千恩万谢，往往泣不成声。

夜里，常常要做账。账由哥哥做。一个是发票，收了学费，要开单据给家长，一个是流水账，买了抹布，扫帚，都要入账。小小幼儿园，自负盈亏，却有领导管着。刚开始，每个孩子每个月收费一元六毛，到食品价格飞涨，母亲和哥哥商量了好多次，决定把学费涨到两元一个月。先要向领导报告，当时就批准了，母亲又犹豫了几天，终于向家长说了。母亲像是很亏负人家似的，非常婉转客气地说，家长却个个都说应该应该！黑市上，粮票已经卖到两元一斤，政府开办的“高级商店”里，一个碗口大的饼子，一元一个。当时，人均工资是三十元。

做完账，做作业，然后睡觉。有许多小桌子，将它们靠墙拼在一起，做成一个大床，三个人睡在上面。我喜欢这“床。”我睡在里面靠墙的位置。冬天，把衣服啊，裤子啊，都紧紧地塞在墙边，也塞在被子口，灯熄了，外面北风呜呜地叫，窗子上的玻璃咔咔响着，身边是自己最信赖的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入睡，能做成各种各样的美梦。

春节要到了，必须要洗个澡，这是一件大事。天气冷，很早以前，母亲就开始预备柴火了，一个户口本，每月十斤柴，为攒柴火，我们去买筋节纠缠的树头子，这样的柴火，一斤计划，可以买两斤。连续几个月，攒到春节，就有了可以洗一次澡的柴火。洗澡那天像节日！用一只脚盆，倒上温热水，旁边一只铁桶，白白烧着柴火，另有一只煤炉，烧热水。一时暖烘烘的。我坐在脚盆里，哥哥在旁边添柴，母亲不时从炉子上提来热水加在盆子里。我看见自己的膝盖了，前面后面，密密麻麻的污点，肥皂打上去，用毛巾擦洗，立刻便白了一片。我舍不得一下子就擦光，用手指蘸着水，在腿上划十字。母亲笑着说：“快洗吧，哥哥还等着哩！”哥哥洗的时候，用一张床单拉起帘子，他在里面洗，自己给自己添柴火。母亲最后洗。然后将我们换下的衣服洗干净，晾在外面绳子上。

完成了洗澡，父亲就要从外地回了，正式过春节。年年如此啊！

幼儿园有邻居。一个大门进去，连我们是三家。叫我感兴趣的是对面那家老头子，我们叫他王爹爹。他家有一个很大的桌子，他将很大的纸铺在上面，用毛笔写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浪费纸？一个字，写得像桌子那样大！直到有一天，他把哥哥叫去，送了一本字帖我们，才知道他是书法家。那字帖是32开的，不厚，大约是专给学生用的。里面是毛笔字，抄录的唐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正楷，雄阔有力，作者是“王南舟，”哥哥说就是王爹爹。王爹爹胖胖的，总是像在笑，他和夫人住着，也不知有没有孩子？两人说话声音很低，从来不兴拌嘴。有一天，来了个年龄很老的婆婆，人们都笑，说是王爹爹的妈来了，当时正是家长接孩子的时候，家长们都偷偷说，要看王爹爹怎么从口里叫出“姆妈”来！谁知王爹爹踟躇再三，竟然叫老妈妈一声“婆婆！”一时哄堂大笑。其时王爹爹总有六七十岁了，不愿意仿效我们，围着母亲身后叫“姆妈，”也是情理之中。这段趣话，人们说了好多天。

母亲一人撑着幼儿园，又要照顾我们，还要天不亮就起床，去菜场里寻找运输蔬菜的车子上落下来的老菜叶子，菜帮子，拿回来做成泡茶，弥补粮食的不足。母亲成天没有闲过。就有和母亲年龄相仿的街坊妇女，晚上来幼儿园，和母亲说说话。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肖的居民委员。她总有四五十岁了？胖胖的，和蔼，亲切，说话不紧不慢，永远与人为善。她是母亲的好友。两人互相恭恭敬敬的，她叫我母亲“三妈，”母亲叫她“二伯伯，”都是老年间传下来的称呼。她很善于开导人，母亲遇到困难，总是先去找她说，而她好像也总是能帮母亲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她说话十分温婉，和母亲谈家常，谈老年间的一些往事，两人的观点总是一致的。有时谈到生活的艰辛，母亲会落泪，她也陪着母亲叹息。现在想起来，她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能给艰难中的人带去温暖，这本身就是一种本领。她的身上，实在是具备了中国老传统中为人善良厚道的禀赋。另有几位妇女，也常来我们家，除了谈家常，有时还陪母亲打打牌。这些人，性格各异，有直爽的，有委婉的，但是她们都有一个共性：从来不伤人。哪怕说到自己非常不快的人和事，也是语气婉转，用词中庸，留有余地，绝无诋毁中伤，幸灾乐祸。故里这些老人们，来自民国年间，为人讲究和善，生怕有什么不当言辞，伤到别人，也怕被朋友取笑。那是一代民风！老人们都已作古，他们的事迹，想起来如同隔世。

幼儿园出门二十多米，有一口老井，井口一圈圆圆的大理石做成坎，拦住人们的脚步。井水清亮，站在井口朝里看，自己的脸庞清清楚楚，也有白云蓝天。夏天，我和哥哥将玻璃瓶里装上糖精水，用网兜装了，一根长绳子牵着，徐徐放进井里，过几个小时提出来，瓶子凉津津的，水也是凉的，我们叫做“酸梅汤。”

三

粮食紧张终于过去了。各项工作又恢复正轨，街道收回了幼儿园。本来，那个时代，是不允许个体私企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一人撑着幼儿园，对外的说法，也是“街办。”

选好了新的园址，在附近棋盘街上，做了个木牌：“棋盘街幼儿园，”这就是真正的街办了。分了大班小班，老师也来了。两个老师，一个姓何，一个姓杨，何老师中年，杨老师青年。何老师是北方人，一口北京腔，教小孩念儿歌：“小牛，小牛，蒸窝窝头！蒸的窝窝头，又香又软又好吃。老牛老牛，蒸窝窝头，蒸的窝窝头，像个大砖头！”很有趣。杨老师年轻，有文艺细胞，平时衣着干干净净的，有一回街道演出，方言话剧，“节约角把两角钱，”她主演女主角，在街道里很轰动一时。这两人，本来没有矛盾，可是何老师是负责人，上面要求开会，“移风易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何老师就在会上说了，杨老师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爱打扮，衣服不朴素。同时杨老师的丈夫，也是小资，头发是“包菜头，”鞋子是“鸭子鞋。”这是铁证，杨老师不得不服，会上作了检讨，回家把丈夫的鞋子舌头剪了。其实杨老师，哪里什么“小资”啊，不过一件红色的春装罢了，丈夫不过头发吹了风而已。杨老师郁闷，就向上面揭发，说何老师有一次看见孩子们午睡，说“真像一群猪娃！”这是严重污蔑革命后代！街道主管的张干事，很和气，也懂事，来了幼儿园，开了会，要求两人都“各自做自我批评，”指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后要团结。两人真的不顶真了。

粮食紧张过去了，供应还来不及恢复，幼儿园前面的院子，开有一个小窗口，是专门卖计划糕点的。所谓糕点，就只一种，圆圆的喜饼，每家凭购粮证，一个月可以购买五个。这甜食，是孩子们的最爱，大人当然也喜欢。忽然一天夜里，那小小的屋子竟然被人撬了门！丢失了二十多个喜饼，钱不多，但是涉及粮食，公安出动了，连警犬都来了，指纹脚印也做了，可是过了好久也没找到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盗贼离我们很近！是什么样的人呢？蒙着脸吗？飞檐走壁？叫我猜了好久。

四

幼儿园忽然又搬家。

这回是搬到了粮道街上，牌子也换了：“粮道街幼儿园。”规模应该是大了，增加了托儿所。这对于我倒不陌生，于是，中午时候摇孩子又成了我的爱好。

这个幼儿园在一个老式天井里面，很大的厅，摆放着十几个摇篮，邻居有好几家。我们在这个幼儿园的时间最久，直到我下放，母亲还在那里工作。那段时间，正是我将要懂事的时候，许多的人和事，至今都清晰记得。

增加了两个保育员，中年妇女，都姓张。她们都有孩子。厨房很大，老师们可以自己带米，在大蒸笼里蒸饭，所以老师的子女中午都来这里吃饭。一个张老师有两个儿子来吃饭，可是那小儿子，被叫做“四佬。”那么起码还应该有两个？终于有一天，张老师说了，那两个都不在了！她流着泪，说大儿子已经在武钢上班，很好的工人，在宿舍里吃了隔夜的饭，那饭是被野老鼠爬过的，儿子吃下去，得了出血热，几天就死了。“要是还在，今年都二十四了呀！”她声音沙哑，眼泪不多，已经哭干了。另一个儿子很小就病死了。现在这两个，还在读小学。另一位张老师丈夫很早去世，给她留下一个女儿，她守寡带着女儿，已经十几年了。“不找男人！”她倔强地对我母亲说：“男人哪有个好的？不是他生的，他不会疼！”她对女儿是无微不至。她只有四十几岁，看上去，说六十也不过分。那女儿倒是很聪明，待人接物，俨然大人一般。其实她比我还小一岁。我很少和她说话，大约她觉得我呆里呆气的，而我又觉得她懂得太多了？

后院住三家。一家夫妇都是街道干部，三个女儿，都不娇，说话很正规，似乎就是准备接街道干部的班的？有趣的是她们的名字。大的叫“和平，”是纪念朝鲜停战的，老二叫“反美，”不用说是那个年代的产物，老三也是不离美国，叫“超美！”“我们不但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还要超过他！”她们的父亲解释说。这解释叫人肃然起敬。

第二家养了几个孩子。老奶奶带着他们，做饭吃。奇怪的是那对夫妇，老是吵架！几乎无日不吵。老师们都去劝过。连街道干部也去说过，要他们“亲不亲，阶级亲，”可是没有效果。老奶奶有时候来幼儿园，和母亲她们谈家常，说到媳妇，似乎有些气愤，似乎说了些什么，大人不许我们听。老师们，都对那儿子有同情。原来那家儿子，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很敦厚老实，从来不在外面花钱，回家就帮着老奶奶做事。他言辞短，有时候他在家，一点声音都没有。媳妇是商店的，搞采购，漂亮婀娜，社会交往较广，有时候媳妇回家晚了，就吵架。他们的吵架，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我离开那里。许多年后，老奶奶早走了，儿子也在五十多岁癌症去世，媳妇一个人度晚年。那年她总有七十多了？一个年龄相仿的老汉常来她家，两人卿卿我我，话语不断。街邻都不知道老汉的底细，但是那媳妇说了，这老汉，将来是肯定要一起守到死的！街邻都说是那媳妇年轻时的老相好。

第三家平时没有故事。很大的一套房子，住着姐妹两家，都有孩子。一天早上，刚进幼儿园，就见人声鼎沸，老师邻居，都在谈着一件事，主讲是那妹妹。她有三十多岁，白皙丰满，眼睛圆圆的，闪着无畏。“我开始以为是看花了眼，可是直觉感到不对劲！”她说。原来她晚上洗澡，一扇窗子开着，外面是一个小学，窗口离地有一人多高，天热，她就没有关窗子。隐隐约约的，似乎感觉到窗口有什么晃动！她沉住气，稳稳地盯着窗口，好一会，看见了花白的头发，接着是一双贼眼！她大叫一声，外面一阵响动。她家人多，一下子去了七八个人，找到那里，窗口下面，码放着几块砖头，可见有人垫着砖头，偷看女主人洗澡。当时轰动了。学校夜里没有人，只有一个五十多的老右派，是监督劳动的，没有家，十多年孤单单一个人住学校一间板壁屋里。当时找到那屋子。那人矮小瘦弱，脸白得像纸，他矢口否认，可是他的头发，就是花白的！不容他诉说，人们将他扭到了派出所。从此就不知那人哪去了。幼儿园里，老师和家长都谈论着这事。“男人这种东西！”守寡的张老师愤愤地说：“就是怪物！”没有人应声。那男人五短身材，一脸猥琐，当然没有人同情他。可是为什么都沉默呢？我那时年龄小，什么也不懂。

前院还住着一家人。母女俩，母亲是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女儿比我大。那做母亲的说话很文雅，喜欢看小说。女儿很沉静，也读小说。人们叫那母亲“小姑。”小姑对我母亲很好，说我母亲厚道，又夸奖我们弟兄俩，说一家两个成绩好的，不简单！可是成绩很快没有用了，学校都停课去闹革命。很快，哥哥他们到了下放农村的时候了。那女儿也是要下放的，小姑犯了愁，一个宝贝女儿，她不放心。有一天，她跟我母亲说，现在下放，不是非要本学校一起走，可以跨校下放，她问我母亲，能不能叫哥哥把她女儿带着一起走？母亲问哥哥，哥哥似乎未置可否。但是哥哥去她们家，按那母亲的要求，给她们用木头做了一只小凳子。这叫小姑赞不绝口。那时候，工人是最光荣的，哥哥心灵手巧，是做工的好料子。那女儿是沉默寡言型的，也慢慢和哥哥说话了。两人说话声很低，听不清说的什么，彼此很是亲近。按说他们就要一起走了？谁知后来却是各走各的。哥哥和街坊几个男孩去了洪湖，那女孩大约是被政协单位安排，去了什么农场？都只十几岁，随波逐流，大人怎么说，孩子就怎么做。

幼儿园有一个奇怪的常客。一个女孩子，读初中。她是孤儿，不知被谁养大的，平时无聊，喜欢来幼儿园看孩子们游戏。老师们偷偷说，她学习很差。她的特点是说话很冲，总有无头无脑的话出来，叫人惊愕。人们都同情她，为她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她似乎什么意见都听？一时说要考技校，一时说要去八大员，一时说就去农村算了。“我要养羊子！”她喜滋滋地说：“要就去山区，那里好放羊！”有一次她问我，看过小羊羔的故事没有？我说没有。她便很认真地讲了那个故事，说失去妈妈的羊羔是多么孤单！她的眼睛似乎有晶亮的泪滴。她自己，正是一只失去妈妈的小羊羔吧？忽然一天，她穿着崭新的军衣，喜气洋洋走进来，说她已经报名去新疆建设兵团。那天，人们都谈着新疆，天山，戈壁，赛马。夜里，母亲叹息着说：“没娘的孩子啊！”说着紧紧把我们搂在怀里。她走的时候，来幼儿园跟大家告别，胸口很大的红花。汽车在外面等着，锣鼓喧天。人们谈论了她几天。

五

我终于也到下放的年龄了。这样就告别了幼儿园。到我招工回城，幼儿园已经换了几茬人，母亲她们都分配到了街道小厂里。那个幼儿园我路过几次，听见里面风琴响着，老师的歌声很年轻。

母亲的小厂是做塑料的。一台机器，热压出一些小器件，有操纵杆，两人用手操作。我有时去换母亲休息下。对面是一个姑娘，比我小两岁，中学毕业没有下放，到这小厂里做事。她母亲就是本街道另一个小厂的干部，大约是母亲介绍女儿来这里的？姑娘颀长，脸上有几颗雀斑，鼻子略略上翘，眼睛弯弯的，里面满是热情。她睁大眼睛看着我，问我农村的各种情况，问牛是什么样的？马是什么样的？我一一回答，她便咯咯笑着，银铃一样。

不久，我去单位报到，就很少去母亲那里了。有一回，听母亲说，那姑娘老是打听我的情况。母亲说姑娘很不错，平时总是照顾她。我年轻，什么也不放心里。几个月后，母亲退休，那个小厂也合并了，姑娘离开了小厂，去了一个国营工厂。有一回我半个多月没回家，到家就听母亲说，那姑娘来我们家了。听说我不常回家，寒暄了一阵就走了。那时也没有电话，以后就没有那姑娘的消息了。

我们街道，古旧的里巷，给我留下一些少年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