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归来,有话说
去年7月中旬,我和一位有学识,有情怀,有格局,长我3岁的王老师一同从商州出发,经过山东淄博专程去了河南省的兰考县。
王老师是我在商洛工作时的挚友。尽管我俩没有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过的经历,但却有在同一栋楼上办公3年的深度相处。我们俩的工作性质与工作内容,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俩在生活中走的很近,来往频繁的主要原因,是王老师渊博的知识储备,广博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语言表达,我对王老师崇拜有加。
我退休后的第一年,就邀请王老师一同来到了兰考县。
这一天,当我们从济宁乘坐的大巴车刚进入到兰考县境内,路旁的“裕䘵大道”,“焦裕䘵干部学院”等路标名牌就冲击了我俩敏感的神经。应该说,这一天的兰考,还是非常热的,尽管我有在西安承受高温天气的经历,但到了中原大地,这种热能的炽烤,还是让我多少有些始料不及。
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我们刚下大巴车,王老师就直奔“焦裕䘵纪念园”。当时我就有些懵圈了,为什么这么急呀?我在等公交车的间隙里,依约想通了王老师到兰考后就“冲动”的原因了。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大学语文老师,随后调到一家报社从事记者工作。他已经记不清楚在课堂上给大学生们讲了多少遍焦裕䘵同志的故事了,更记不清用手中的笔撰写了多少篇焦裕䘵同志事迹的文章了。今天亲临梦寐以求的故事发生地,他显得格外兴奋,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我再三劝说下,王老师还是赞同了我的建议。先找地方休息,尽可能地避免高温的辐射。下午三点多,我俩就来到了“焦裕䘵同志纪念园”。到了这里后,我们从革命烈士纪念碑、焦裕禄烈士墓、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等地方开始,仔细品读,全程记录。在碑高19.64米(寓意纪念焦裕禄同志1964年逝世)前瞩目敬仰,在毛主席手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以及“访贫问苦”、“查三害”的碑记前,驻足静思。来到“焦裕禄烈士之墓”,我和王老师深深地向焦裕䘵同志三鞠躬,当时都难以控制情绪。
当我俩来到“ 焦裕䘵同志纪念馆”,了解到这个纪念馆是1994年4月建成,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位于兰考县裕禄大道88号。我俩从纪念馆正门前的焦裕禄事迹群雕就开始了今天的学习。
在前言、序篇、神州赤子、临危受命、执政为民、干部楷模、今日兰考五个部分的栏目下,虔诚地瞻仰这位“县委书记的榜样”。
我俩对纪念馆内通过文字、照片、书法、绘画、音像、群雕、实物等真实、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资料,不落一张,不越过一处,认真阅读,全程记录。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王老师目睹着焦裕䘵同志的事迹,几度出现“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的场面。
我从兰考回来,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但焦裕䘵作为全国县委书记的榜样,他在兰考县工作时点点滴滴的事迹,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没有在重要岗位工作的经历,但我最为熟悉,或多或少有过工作交集的原三位同事都先后在他们工作的地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他们三位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造福一方,而且成为当地父老乡亲唾弃的对象,并对当地或单位的发展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我总是把他们三位在位时为群众所作的工作与焦裕䘵书记在兰考工作时的场景从不同方面进行对比。我越对比,心情就越不平静,这种不平静的心情,已经成为了一种激情,并一直在督促我,一定要找到其中能够说服我的理由。因此,我就把心里的这种无法平静的想法,再向王老师请教,请王老师用道理来抚平我的不安的心情。
王老师问我:“我们从兰考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在想焦裕䘵同志在兰考工作的事?”
我说:“只要我一想起我们在兰考学习了焦裕䘵同志的事迹,内心就无法平静。”
“为什么?”
我就对王老师说。
焦裕䘵同志1922年8月16日生在山东省博山北崮山村。幼年时期,因生活所迫只读了几年书,就挑起了家中的生活重担。抗战时期他当过劳工,扛过长工。抗战胜利后,主动要求当民兵,于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南下,到河南,被分配到尉氏县工作,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优异的工作成绩,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1953年6月,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1962年6月,为支援农业,调任到尉氏任县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12月从山东来到河南任兰考县委书记,1964年1月26日离开了兰考人民。
从焦裕䘵同志的简历来看,他从到兰考工作到在兰考逝世,在兰考县的工作时间也就只有三个年头,为什么他在兰考工作的时间这么短,却在兰考人民心中的位置如此重要?为什么他在面临着“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无法活”的艰苦工作局面下,能够带领全县父老乡亲从涝灾频繁发生,风沙大、盐碱危害的困局中得到幸福生活。面对“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他针对兰考段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而兰考东坝头黄河正位于典型的“豆腐腰”地段。因地制宜,治理了黄河的威害与风沙的侵蚀。不仅让兰考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更为重要的是焦裕䘵三个字已经成为在兰考仍至全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我知道“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的道理。但与我的成长经历相似或比较熟悉的原三位同事,他们几乎有相同的家庭背景(农村出身),相同的工作经历(有主政地方或比较大的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接受了相同优质教育资源(都是从各自县上最好的高中毕业,经过高考后进入大学学习),在工作过的地方也都做出了不错的工作成绩。最后的结局也都相同(犯下了非常严重错误而锒铛入狱)。
焦裕䘵同志在兰考为人民服务的事迹和他们三位在工作中的表现,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是我长时间不能自己,也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不同的人,其价值观,世界观,苦乐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王老师说,我给你讲两个故事,如果你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或许你就会对纠结你的问题释然了。
春秋时期的楚国,也就是在楚康王执政的时期,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
故事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这个时期的楚国,屈建(子木)担任令尹,
屈建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好战。上任伊始,就消灭了吴国的附庸国舒国。第二年,屈建又联络秦国,楚秦联军共同进攻吴国。
当楚秦两国军队抵达吴国边境的时候,吴国人早已经有了防备,没有打胜仗的机会了。可就这么回去又觉得挺失败,干脆两国联军一商量,就去打郑国。
你打我,我打你,是春秋时期的常态。
郑国当时守卫边境的是皇颉,他突然发现楚国人和秦国人来了,立即率军迎战。没有准备的战争,其结果可想而知,郑军大败。
在皇颉弃车而逃的过程中,保性命保全性命,是他最佳的选择。其结果的被楚军的穿封戍活捉。穿封戍正要押着皇颉回师报喜,正在这时,楚康王的弟弟王子围迎面赶到。
“哈哈,我活捉了郑军主将,哈哈--”王子围来到近前,一把揪住皇颉就大喊大叫。
穿封戍看到这样的情景,立刻就懵了。明明是我在战场上奋力拼杀俘获了皇颉,这位怎么说是他捉住的?
“喂,搞错了吧?没看见我正押着他吗?”穿封戍说。
“我可没看见你押着他,是我抓住他的。”王子围直接就来了个耍无赖。
“是我捉住他的,你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是我捉住他的。”
就为这事,两个人争论不休,几乎要动手了。
正在这时,楚国最有学问的伯州犁来到了他俩面前。
“哎,咱们别争了,伯老来了,咱们问他,让他判断这个事情吧。”
“那,那行吧。”穿封戍没办法,只好答应。
两人把争论的问题交给了伯州犁。
“这事太简单了,谁捉的他,他自己最清楚啊,问他不就行了?我来问。”伯州犁有办法,听上去还真不错,穿封戍挺高兴,心想这不用再狡辩了吧。
伯州犁来到皇颉面前,说:“这位,看上去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一位文化人,有些事情你自己知道怎么办吧?”
皇颉一听这话,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不过,他确实是一位聪明人,也是一位有文化的人,他知道这句话一定有深层含义,自己要小心了。
伯州犁抬起手来(《左传》:“上其手。”),指着王子围说:“这位先生是王子围,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是我们大王最宠爱的弟弟。”
然后,伯州犁把手放下来(《左传》:“下其手。”),指着穿封戍说:“这位名叫穿封戍,楚国边境小县的县尹。”
皇颉现在啥都明白了。
“王子围和穿封戍,谁捉住了你?”伯州犁问。
“当我在战场上遇到了王子围时,我根本就打不过他,就被他逮住了。”
这个时候,伯州犁非常满意,王子围笑了,皇颉为自己是文化人而高兴了。
“颠倒是非,老子跟你拼了。”穿封戍暴喝一声,提起大戟,就要来跟王子围拼命。
王子围吓得脸色惨白,掉头就跑,幸亏在场人多,夺下了穿封戍手中的大戟。
这段故事,不仅创造了“上下其手”这个成语。而且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有些人玩弄手法,串通作弊的典型表现。
王老师对我说,一个人如果想要挣钱,并且想挣更多的钱,这样的人,麻烦就会接踵而来。老子的“无”,告诉我们的是“无形”、“无见”。但它是决定“有”的力量。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是无形的,但它决定着一个人的智慧、成就与幸福。人生不是物质的饕餮盛宴,而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当一个人内在开始腐化,外在的堕落就会无法避免。这也就是“态度决定高度,格局决定结局”的道理。
焦裕䘵同志只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县委书记的“一面旗帜”,他办公室里的办公设备,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焦裕禄在兰考期间,工作办公室和寝室就是在常委办公室旁边的几平方米小屋子里放上一张简易的木板床,一个破旧的写字台和书柜,一把旧藤椅。常委办公室摆放的是几张破木板桌和几条木长凳,上面摆放搪瓷缸和竹皮暖瓶,墙壁上张贴着马列和毛泽东像,墙的另一面悬挂的是兰考三害治理规划图,顶棚是用苇编吊顶。办公室的这些设施,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一心只有群众的办事的强大愿望与责任,对其它表面上的事情,根本不去思考,更不去顾及。
反之,你熟悉的这三位同事,他们的办公室里办公设施的气魄样子,我不去看,就知道非同一般。因为他们已经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表象上,根本没有从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去思考,并如何去解决影响父老乡亲的切身利益的大局去做工作,从这个角度上讲,受到审判,也是必然,更是自食其果。
再给你说个春秋时期宋国子罕的故事。宋国,是一个出哲学家的国家。子罕,名叫乐喜,字子罕。河南商丘人,他在宋国的职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宋国的建设部长外加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和工程质量领域里纪律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是妥妥的宋国国家领导人,并且手握大权。对于这位位高权重的人,想围猎他的人,肯定不在少数。
但子罕从来没有仗着权势贪污腐败,因为他是一位思维方式很别致,也很理智,堪称具有大智慧的人,并且在他身上已经体现出“春秋先贤”的全部特征。
子罕在家里的一个晚上,有人拿了一块宝玉要献给他。准确地说,是一块璞玉,也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璞玉。
“你拿走吧,我不要。”子罕拒绝了。
来人以为是子罕没有看清这块玉的真实“面目”,于是说:“这块玉我请行家看过了,是一块上等好玉,因此我才敢来献给你。”
子罕听后,说了一段流芳千古的话:“我把不贪作为我的宝贝,你把玉作为你的宝贝。你要是把玉给了我,我们就都没有宝贝了,还不如各自留着。”
来人还不甘心,又说了:“我说实话吧,我有这个宝贝,很怕来往各地不安全,把它献给你,是为了避免自己被谋财害命。”
子罕想了想,就暂时收下了这块玉。随后,他找人把玉加工好,卖了出去,把卖的钱给了来献宝的人,那人于是发了一笔大财,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老家,安心过起了自己的幸福日子。
有一年,宋国因遭受灾害,全国人民没有吃的,闹起了灾荒。子罕就去找宋平公,请求把公家的粮食借给老百姓。同时,子罕也把自己家的粮食借出去,而且还不要借据。大夫们也被要求把粮食借出去,有的大夫家里确实没有余粮,子罕就把自己的给他们一些,让他们借出去。子罕的行动,不仅使宋国平稳地度过了灾荒,老百姓都没有挨饿,而且整个宋国的官场氛围焕然一新,宋国的发展也从此走上了健康、稳定、良性的轨道。
王老师深情地说,主政一方的官员,必须要有“真金不怕火烧”的硬功夫,更要有强烈的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初衷。:绝对不能发生“为什么你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的现象。否则,就会“沉水入火,自取灭亡。”
1962年冬天,正是兰考遭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当年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同志来到了兰考。焦裕禄来到兰考以后,针对三害给兰考人民造成的灾难,他决心要摸清底数查出原因,他组成三害调查队,亲率队伍顶狂风,察风口,寻找风源,深入实地调查盐碱情况,趟着洪水急流,探查水流流向,在100多天的时间里,跋涉5000余里,跑遍了全县各个角落,完成了对全县所有沙、碱、涝的面积、分布情况及对农作物危害程度的勘察测量。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为治理“三害”做到了胸中有数。
“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初心,“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决心,“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信心,“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的决心,就是焦裕䘵同志给我们留下的不朽财富。
杨绛先生告诉我们:“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
有些人,如果看不到或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做的决策就是不完整或者说是有缺陷的决策,如果在诱惑面前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这与自己出问题就不远了。有位哲人说的非常好:“诱惑面前看陷井,机会面前看风险。”
哲学是灵魂的食物,人有灵魂就需要哲学思维,如果不懂得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要么在对立中让自己日益孤立,要么在表面和谐中,让自己变得虚伪。最终就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倒行逆失,迷失方向,抛弃初衷,遗害无穷。
王老师真不愧是大学里的好老师呀,从实践到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听了这些话,就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讲到此,王老师意犹未尽。接着他又从学习理解《道德经》中有关“道”的深刻含义,给讲我讲了我想知道,但又苦于不能理解,更不能与现实相结合,听起来深奥,但“道”就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都伴随在我们左右的活生生的故事。
王老师说,老子《道德经》第29章的重要内容就是,“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和“去甚,去奢,去泰。”两句。
学习这一章,重点要正解理解“神器”的概念,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去甚,去奢,去泰。”并用“无为”和“有为”的哲学思想,指导我们的具体工作。是我想说的中心思想。
王老师深情地对我说。
王老师一讲到《道德经》,就显得神采飞扬,因为他已经学习、深悟了好长时间《道德经》的全部内容。悟“道”、讲“道”、传“道”,已经是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了。
他侃侃而谈。
“神器”这个词,其本义是指祭祀天地神祇的器具。古代王朝只有国君才拥有祭祀天地的资格。因此,也只有国君拥有神器。同时,我们也可以把“神器”理解为负责一个区域或一个单位的整个工作。就个人而言,可以理解为我们每个人具体的工作岗位。
对有些人来讲,绝对不能把自己主政工作的地方,看作是自己拥有的资源,自己手中的权力更不能视作是分配资源的工具,否则,就会“失之”,就会“败之”。作为干事创业的人,必须要懂得“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的道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初心,一个已经丢掉了初心的人,必然在大浪淘沙中迷失方向,甚至粉身碎骨。有些人拿国家的利益,用父老乡情的福祉作为施展个人理想的工具,那就会给社会和人民酿成更大的祸患。在诱惑丛生的现实面前,必须练就“天寒耐九秋”的功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永葆定力,负重前行。
对个人的具体工作而言,就要敬重岗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样才符合做人做事的道理。要把自己的岗位作为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场所,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为谋取私利的平台。更不能发生“一朝有权就失德”的事情。
老子告诫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如果谁想以国家利益作为个人事业的赌注,就会招致失败。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我们要保持一种平淡沉稳、从容自若的心态。切实做到远离浮躁,从容选择。努力消除个人的偏执、奢华和过分的行为方式。
“去甚,去奢,去泰”的道理告诉我们,人们都习惯于追求好的一面,而唾弃不好的一面。现实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有波澜壮阔的景象,也有难以把握事情的发生,我们要在低谷时要看到未来,在高潮时看到危机。更要“去甚(极端)、去奢(奢侈)、去泰(过度)”。
去甚,就是不执着于结果,付出努力不计得失;去奢,不追求奢侈享乐,要简单朴素;去泰,不懒惰懈怠,要积极上进。
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或从事具体工作的人,都要顺应自然规律办事,要能允许差异性与特殊性的存在与发展,不可强行,否则就变成削足适履了。要舍弃一切过度的措施,去除一切酷烈的举动。凡是奢侈的行径,都不要施张。
诗人泰戈尔说过:当鸟翼系上了黄金时,就飞不远了。
前几年非常流行一句话,叫“no do no die ”,也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意思。人都怕死,为什么有人会做死?《道德经》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显摆,不要得意,不要居功自傲,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人生最简单的处世之道,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光而不耀”。更要懂得“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的道理。很多人的错误,只知道在一条路上往前走,却完全忽略了在前行的路上也有死路。所以,做死的人,不是不怕死,而是正走在死亡的路上。
听了王老师我讲的这些故事和道理,我突然就明白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这段话能够长期流行的理由了。
是呀,我们每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如果能够看到自己的反面,就近乎于得道。顺利的时候想想风险何处可能发生,得意的时候想想灾祸定会来临。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人生顺境时,多想想失去了什么,逆境时,多想想得到了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定会处世无敌”的境界,也才能悟透“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道理。
听了王老师给我讲的这些哲理,深受启发,我就想起了《列子·说符》中的一则寓言: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 对曰:“取金时,不见人,徒见金.”
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从前齐国有个想得到金子的人,清晨穿好衣服带好帽子到市场去,走到卖金子的地方,抢了金子就走。衙役抓住了他,问他:“有这么多人都在场,你怎么敢抢人家的金子呢?”那人回答说:“我拿金子的时候,根本没看到人,只看到金子.”
这则寓言告诉,私欲是如何搅乱人的头脑,蒙蔽人的眼睛,导致人陷于主观片面性。这位齐人说得多么露骨:“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这绝非惊人之谈,原三位同事的结局,岂不是因为整个身心全部沉浸在黄金梦里吗?!是“不见人,徒见金”的现实典型案例。
(2024年10月4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