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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钰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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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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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艺人

1、乡间裁缝


我们小的时候,缺衣少食,长长的一年并不经常添做衣裳。只是在过年的时候请上裁缝师傅上门,为一家人添做几件像样的衣服,那可是非常开心的事了。而我的外公就是一个乡村的裁缝,我外公姓温,乡邻们都叫他温师,我猜测可能是祖传的手艺。

一般这时候外公都用扁担挑着缝纫机(一头放机头,一头放机箱、熨斗)去给人做衣服。主家到了那天都是热情款待,准备的吃食都是招待贵客的标准,因为外公家人口多,我母亲兄妹6人,这时候母亲就会带一个妹妹去主家蹭饭吃,而且一次只带一个,隔天再换一个,怕一次去多了主家有想法。

那个年代能做的起衣服的人不多,因为做衣服用的布匹就是拿钱也买不到,需要布票才能在供销社买到。裁缝一来,先是安装好缝纫机,接着取来家里的一块干净门板,用两张长条凳支好,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台了,工作台上摆放着剪刀、布尺,还有那种古老的熨斗(烧木炭的那种),周围是一些零碎的布料。先要给大人孩子量身体,捏着一块画粉做好各种标记。接着剪刀再娴熟地“咔嚓咔嚓”裁剪布料,缝纫机也“嗒嗒嗒”开始工作了。

裁缝用的尺子与众不同,叫做三元尺,每尺长三十五厘米,比市尺略长。其实,三元尺本是轩辕尺的讹传。根据《周易·系辞》里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裁缝就奉轩辕黄帝为祖师爷,把尺子叫轩辕尺。

外公做事很认真,他做的衣服非常合身合体,所以他是周围村里的常客。那时候,做新衣的款式很简单,都是千篇一律的,男人中山装,女人开领外套,而孩子们的上衣是带“表袋”的。所谓表袋,就是胸前有一个口袋,上面加了一个小盖,那时还时兴皮筋裤——因为孩子们打小都是穿皮筋做裤头的开裆裤。

外公在一个村里从东家忙到西家,往往要忙上一个大冬天。等他忙完活计,年的脚步也就慢慢近了,他们收拾停当,依旧挑着那副裁缝的家当,一路轻松地回家过年去了。在孩子们的期待中,新年到了,大人孩子也穿上了新衣,个个精神抖擞,孩子们漾开了如花的笑靥。


2、赤脚医生


因为体弱多病,小时候跑的最多的地方是一个叫“四方岭”的地方,那是一个孤零零的四方形土坡,面积大约几千平方,上面是唯一一栋那个年代最洋气的两层青砖楼房,楼板都是木质的,采用的都是四四方方的松木做岭和楼板,里面有两个机构在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一个是商店,一个就是卫生所。我三叔就在卫生所里,他是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我们小时候最害怕的人,只要听说方医生来了,能起到止哭的作用。

我三叔就是通过选拔在县医院学的医,回来后就在“四方岭”卫生所当了“赤脚医生”,没有固定工资的。初期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后来每月可以拿大队一些补贴。即便如此,他依然得到村民的敬重,大家的印象里都认为他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类似于古时候的乡绅。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或雨雪交加的日子,只要有病人叫到,他就会赴诊,就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回成本钱,记得我每次感冒发烧都去打青霉素,(针扎在屁股上的那种),一次大约5分钱。有时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就得倒贴成本费了。

赤脚医生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里的医生高明,但有时大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赤脚医生反而治得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外婆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县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不见丝毫好转,三叔就让拉到我家,然后自己鼓捣一个电疗仪每天理疗和吃中药,大约三个月后自己就走回家了。我母亲的慢性腿肌肉痉挛也是通过这台自创的电疗仪治好的,那个时代就有了现代医学的理疗概念可以说非常了不起了。

三叔最痛苦的是每年小孩的溺水,因地处江南池塘多水,计划生育政策未实施,每家均有3-5个小孩,大多处于放养,导致每年夏季均有小孩溺亡,我们每年开学总有那么一个两个同学淹水死亡,虽然老师、家长不停地教育,事故却总是不停地发生,每抢救一个三叔均精疲力尽,特别是经过抢救依然无效,最痛苦的除了亲人就是三叔了。

“四方岭”卫生所大约保留了十多年,里面只有我三叔和“刘家河”的刘医生两个人,后来因撤乡并镇,卫生所一度迁至三叔自己家里,再后来迁到方家铺,但其性质一直没变。随着时代的变迁,卫生所曾培养过几个学徒,后来都考上执业医师离开了,只有他们两个一直干到现在。虽然科技教育不断向前发展,许多乡村都建立了医院,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渐渐地被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取代了。但偏远乡村医务所还是那些赤脚医生担纲,我三叔虽然年近七旬,却依然活跃在乡村的土路上,用他不太灵敏的双手托起乡亲的病痛。


3、理发匠


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位结巴爷爷,说话不利索,从辈分来讲是我老爷爷辈儿的,我经常没事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看他给人理发,看他手里拿着那种手动的油光锃亮的剃头推子,三下五除二就能把我们蓬松松的“鸡窝”剃成了光头,感觉很神奇,听着推子清脆的响声,就觉得心里痒痒的。

可能因为是邻居太熟了,别的小孩见着他就哭着跑开,一边嚷嚷“我不剃头,我不剃头”,大人眼疾手快一把就抓住,按在凳子上用推子使劲推。我则不怕,经常一脸笑容乖乖地坐正等他给我洗头和推成光头,脑门锃亮多凉快呀。

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小木箱子,木箱里装着推子、剃刀、剪子、梳子、肥皂以及一条镗刀片。(这种镗刀片一般都是理发匠自己特制的,由一条宽不过5、6公分,长不过1尺的厚帆布缝制,主要是镗剃刀的)。请他上门理发只需带个口信,有时只需要看见他就行,放下农具坐上板凳即可。乡里人理发大多是在农闲,或者端午、中秋、新年前,一般在那几天,他就在门前的空场上撑起一顶布篷子,起遮阳的作用,拿几条板凳和一把有靠背的竹椅子,长凳给等着的客人坐的,靠椅是给剃头的客人坐的,理发匠则是一直站着的。

泛红锈的铜壶坐在煤炉子上烧热水,旁边摆着一桶凉水。洗头用的是不大的铁盆或者铝盆,稀疏头发的浅浅半盆水就够了,小孩子不用水,直接按在条凳上推光。客人都是村里的乡亲,理发也便宜,一个头贰角钱,本村的大多是一年一付,付一个大人的钱还可以捎带一个小孩。

生意好时长凳上坐满了人,其实也就四五个老哥们,一起说说话,絮叨絮叨年景。最享受的是那些刮胡子刮脸的老人们,用软刷子在肥皂上沾一下,再把整个脸用刷子刷一遍,剃刀在镗刀片上正反镗几下,就听得刷刷的胡子就着泡沫掉落在地,刮完后拿面镜子照一下,然后美滋滋地哼着小曲回家。

现在,虽然大部分农村的孩子都随父母进了城,乡间理发匠还是有几个,但大部分已经集中到了乡镇,乡下只有留守老人,他们理发还需要走到不远的集镇上。记得上次我带着孩子回乡村老家,还见到了结巴爷爷的徒弟,他还在方家铺理发,只是租了一个小门面,很简单的几条长凳和两把沙发座椅。趁这个机会,我和孩子让他理了发。一边聊着天一边麻利地给我围上白大褂,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之后,他扫扫我脖子上的碎发屑,动作还是那样干净利落。我眼前不禁又浮现出小时候他师傅为我理发的情景,心里满满的都是温暖。


4、篾匠


我的家乡地处长江以南,属于丘陵地带,山林密布,楠竹是常见之物,因此,农家日常用具很多都是用竹子加工而成,如竹床、竹篮、筲箕、撮箕、箩筐、背篓、筛子、簸箕等等。

竹器美观大方,牢固结实,经久耐用,所以,村里做篾匠的人也有不少。但专职做篾匠的很少,大多是每家的男将都会那么一些,我父亲就是一个业余篾匠。小时候曾见过正宗的篾匠师傅帮我们家打竹床和箩筐,我至今还依然记得请篾匠上门的情景,在这一天父亲早早地就将楠竹从山上搬回家整理好,等师傅上门后就开始忙活。

我们村蔑器做的最好的是我一位本家爹爹,他家离我家很近,我小时候很喜欢到他家看他打蔑器。打蔑器首先需要工具,篾匠使用的工具看上去并不很复杂,一把将竹子劈成细篾的篾刀,蔑刀都是在铁匠铺特制的,非常锋利,弯弯地像镰刀但比镰刀厚实,刀把上安的木柄,刀口使用的是钢。再就是小锯、小凿子等,还有一件特殊的工具就是“度篾齿”,这玩意儿不大,却有些特别,用铁打成像小刀一样,安上一个木柄,有一面有一道特制的小槽,它的独特作用是插在一个地方,把柔软结实的篾从小槽中穿过去后,蔑的表面会修饰得更光滑和圆韵,这种刮蔑方式起到打磨的作用。

总的来说篾匠的基本功包括:砍、锯、切、剖、拉、撬、编、织、削、磨等。竹的青篾丝柔韧且极富弹性,可以剖成比头发还细的青篾丝,青篾最适合编织细密精致的篾器,加工成各类极具美感的篾制工艺品。黄篾柔韧性差,难以剖成很细的篾丝,故多用来编制大型的竹篾制品。做的扁担,要上肩轻松,刚韧恰当;编的筛子,要精巧漂亮,方圆周正;织的凉席,要光滑细腻,凉爽舒坦。

篾匠手艺是一门细致活,要经过多年磨练才能达到精熟的程度。篾匠的“细活”为传统工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守着旧手艺的同时,我们是否能寻找一些新的创意与突破,使自己的手艺与时俱进,免于流失。

现在的农用、家用蔑器很多已经被塑料制品代替,蔑器也大部分成为工艺品,纯手工制造的蔑器在许多旅游景点均有出售,而篾匠也大多不做蔑器了,只有很少技艺精湛的篾匠依靠制作蔑器工艺品坚守着这份传承。


5、蒸酒师


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大人们喝的酒都是自家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工业酒的说法,我家每年都要做一桌酒,(做一桌酒意思就是一次性蒸200斤稻谷,刚好蒸一笼,能放几十到上百斤谷酒),我父亲蒸酒一般是在隆冬时节,请他的发小兴才爹做酒(我们当地一般把蒸酒叫做酒),兴才爹是我们当地响当当的酿酒大师,他年轻时远走他乡,偶然一个机会拜师学会了酿酒绝技。这一门传统手艺在他手里延续了近30年,他也凭此养活了全家人。

谷酒酿造的工艺比较复杂,需要经历一道道繁琐的流程,完全依靠人力手工,而且半点马虎就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导致整个酿酒过程夭折。先要选择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在室外找一处有坡度的地方挖一个土炕,然后将一只大铁锅放在土炕上,这只大铁锅大约有3米的直径,然后是“蒸谷”、把浸泡过的稻谷用蒸笼放在大铁锅里蒸熟;第三道工序是“出甑泡水”,将蒸熟的稻谷取出重新浸泡;第四道工序是“复蒸、摊凉”;这四道工序需在一天内全部完成。

第五道工序是“拌曲、培菌糖化”,这道工序最重要,也是蒸酒师最保密的,一桌酒需要一斤左右的酒曲均匀地搅拌在蒸熟的稻谷里,而酒曲就是蒸酒师的绝活儿,按规矩是不外传的;第六道工序是“落缸发酵”,将拌好酒曲的稻谷放进一口大缸里,盖上塑料薄膜并箍筋缸口,以防跑气,这两道工序需要在第二天内完成,完成后蒸酒师就可以去下一家蒸稻谷了,因为发酵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蒸馏”了,将散发酒香的稻谷全部倒进蒸笼里,蒸笼上面也放一只略小一些的大铁锅,这只大铁锅上面要放大半锅的井水,主要起冷却的作用。如此才算全部完成,剩下的就是用木柴烧火蒸馏了,因此,对于柴火灶火候的把握,也是蒸酒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功夫。

每到蒸酒时,酒坊里面就热气蒸腾,柴火灶炉里面的干柴烈火噼噼啪啪响个不停,一股淡淡的谷粒发酵味儿扑鼻而来。我们这时候也会围上去,兴才爹这时就会拿酒盅接上一点头子酒(最开始蒸出的酒,微微带一点淡黄色),引诱我们喝下去,我们闻到这种香味基本上一抢而空,一人喝一小杯,大约半两左右,不一会就一个个东倒西歪,小脸红扑扑的,有的还醉倒在门楣边的鸡窝里,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这些工序每一道都必不可少,而且也要费些体力。已经蒸过的酒糟是养猪的好饲料,乡下一般用来喂猪。俗语说得好:无酒不为敬,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仪,因此,中国的酒文化,也就在这种古老传统的蒸酒工艺中得以传承。


6、铁匠


在我的家乡集镇上有一间铁匠铺,就在路口上,我们去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能看将铁匠铺的师傅和徒弟在忙活。每天天不亮,铁匠铺就开门了,这时只见师傅们穿上厚厚的灰褐色围裙,戴上手套就开始忙碌了起来,首先是“开炉”,将那塘用泥巴封住的火炉打开,填上煤炭,打开风箱,风箱一拉火炉里的炭火就热烈地燃烧起来。

铁匠铺打铁师傅也是很讲究传承,收徒都有严格的要求,第一条就是要有力气,没一把子力气抡不动那把大铁锤;其次要有聪明的头脑,要时刻领会师傅的意图,要随着师傅敲打的小锤随时改变击打力量和位置;最后还要做到心中有物,师傅打的是什么农具,什么样式的,如果心里没数,你就不会知道往哪个方向使力。

这时,铁匠师傅将要锻打的铁器先在火炉中烧红,然后再将烧红的铁器移到大铁墩上,一般由打铁徒弟手握大锤进行锻打,铁匠师傅左手握铁钳翻动铁料,右手握小锤,一边用特定的击打方式暗号指挥徒弟锻打,一边用小锤修改关键位置,使一块方铁打成圆铁棒或将粗铁棍打成细长铁棍。

可以说在老铁匠手中,坚硬的铁成方、成圆、成长、成扁、成尖皆可。有时打铁远远听来真的好像一支交响曲。风箱拉起,叮叮当当的很有节奏感,大锤沉闷、小锤清脆,两短一长或两长一短,悦耳动听。随着加热的需要,那风箱会在平缓均称的节奏中加速,强力的节拍中充满希望。那炉中的火苗,一起随风箱的节拍跳跃,在劲风的吹奏中升腾。待铁器热至彤红,铁铗快速夹至大铁墩上,一番铁锤上下,一串钉铛声响,一阵汗雨飘下,那铁件便成为匠者的理想器物,美感十足。

有时需要,师傅会把铁器放入水槽内,随着“嗞”地一声或者“噗、嗞”两声,一阵白色烟雾倏然飘起,淬火完成。铁匠铺师傅的淬火和回火的技术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淬火和回火技术,全凭经验,一般很难掌握。各种铁器,虽然外型制作看起来毫无二致、十分精美,但是,如果师傅的淬火或回火的技术不过关,制作的铁器也是很不耐用或者根本就不能用。“王麻子”剪刀之所以闻名于世,关键技术也是在于淬火和回火技术上。

打铁是男人的事业。当然,也有夫妻档的铁匠铺妻子充当大锤师傅的,但不多见,这是因为,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有句俗语说:“打铁先要身板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习主席也曾说过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打铁还需自身硬”,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每至烘炉生火之时,都是温度骤升,拉一阵风箱,可汗水满巾,抡一番铁锤,便会挥汗如注。那十几斤重的大锤抡番起落,需要超人的力量与气度。可见,打铁不仅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非一般人能掌握的。


7、泥瓦匠


几十年前在乡村,不论是盖土坯房、砖瓦房、甚至个别人家盖的小楼洋房,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去请什么专家学者或者测工搞什么论证和测量,其建筑队伍更不是什么建筑公司,顶多是十里八乡临时凑到一起的泥瓦匠外加几个小工,就在几声鞭炮声中开始了建筑施工。用的砖瓦也都是就地取材,最多买点水泥和河沙,泥瓦匠们是把泥和得越均匀越好,缝抹得越平越光越好。也有地方称之为“泥水匠”。

过去的农村大多砌土墙,一块土砖重二三十斤,墙砌到胸高以前,瓦匠可站在地上砌,墙高一超出胸部,瓦匠师傅就要站到已经砌好的墙上,由副手递砖给他,当墙砌到屋檐以上时,还得靠二传手往更高处转运砖,既要有强健的体魄,又得有一定的技巧。

不信你瞧,站在墙头的师傅砌好一块砖,身子一扭,望着下面喊:“来一块砖”,小工在墙下应一声:“来啦!”只见小工双手握住土砖腰部,两腿蹲成马步,弓着腰,把砖举至胸前,往裆里一甩,再站起身,把砖往上抛去,抛过额头时突然松手,那块土砖带着轻微的呼呼声,像一只方形的飞碟平稳地向上飞去。师傅见砖飞来,微微弯腰,伸出双手,待砖飞到一定高度,两手迅速卡住土砖的腰。之后,他站直身子,扭过身去,面向正砌着的墙。

师傅接砖前,已先接到一盘泥浆,他把泥浆均匀地拨在砌好的土墙上。砌好的土墙从师傅脚下一层层往上递减,每递减一层,留出半块砖的空,不一会,师傅面前便形成一溜儿阶梯,他在每一级阶梯上放一坨泥浆。师傅一手托起土砖,一手拿着瓦刀,他把阶梯上的泥巴分成左中右三坨,再把土砖墩上去。师傅立起瓦刀,在土砖腰部墩几下,被墩的土砖将泥巴压成一张饼,有些泥巴被挤到砖缝外,一坨一坨的,像要往下掉。杨师傅赶紧拿瓦刀在外墙上一勾,外墙立刻变得很平整。

师傅一口气砌完几块砖,站起来喘口气,喊一声:“泥巴”。小工在下面回答:“来啦”。这就是信号,只见小工把撮了泥巴的木掀在手中掂了掂,觉得把握住平衡,便两手端着木锨,蹲成马步,先把木锨往下一沉,再呼地一声往上抛。师傅站在墙头,侧过身去,一手平握瓦刀,另一只手张开,等木锨飞到胸前,师傅用瓦刀兜住木锨底部,张开的那只手则握住木锨把。上升的木锨像一只翩翩飞翔的大鸟,在小工和师傅的一放一抓中,瞬间完成一组优美的舞蹈动作。

瓦匠砌墙,都是从墙角砌起的,砌好两只墙角后,在两只墙角之间拉一条横线,以检验所砌墙是否成一条直线。每砌几层砖,瓦匠师傅都会跳下墙去,站在墙角,一只手高举吊线坨,一只手稳住晃动的线绳,然后眯起一只眼睛,看看他砌的墙是否与地面垂直。

土墙屋一般都盖不成楼房,不过,人们常常在与屋檐平齐的墙上安几根檩条,俗称“扯牵”,扯牵对两面墙起牵扯平衡作用。人们在“扯牵”上铺一层楼板,就做成一座小阁楼。真要盖楼,还得砌灰砖墙。过去的砖墙是“灌斗”的。所谓“灌斗”,是把灰砖砌成一个长方形的小匣子,匣子里灌满黄土,夯实,一个个小匣子错落着砌过去,这样的灌斗砖墙很结实,盖成高楼才会百年以至数百年屹立不倒。

过去盖房子,一半归功于瓦匠,一半归功于木匠,现在盖高楼都不怎么靠木匠了,盖钢结构的厂房,连瓦匠也用得少,瓦匠只参与打地基。楼盖得越大,地基要求越高。在高大的框架下,要砌许多隔墙,才用得着瓦匠。而今农村人盖房,大多用钢筋水泥,即使砌墙,也搭脚手架,用红砖。这样一比较,我还是觉得,过去砌土坯墙的瓦匠技术含量高。据了解,以前农村不少的土坯房有许多是祖传的,住上四五十年很正常,做得好的有上百年历史,比现在城市里三十来年就要拆的商品房强多了。


8、弹匠


老覃是西梁湖区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洪水期间搬迁到我们村的,有一手弹棉花的手艺(俗称弹匠)。老覃家有六个丫头,没有儿子,在农村这种人家被称为“绝户”,很不好听,也无可奈何,因此,在我的记忆中,老覃很木呐,没什么话语,头两个丫头在搬迁时就已出嫁,嫁的是西梁湖老家渔民,搬迁后的三个丫头都嫁在我们当地,一个直接嫁给了我们村的邻居,最小的丫头和我是发小兼同学。

我小时候很喜欢到老覃家玩,除了因为写作业和他家丫头作伴,还有就是觉得弹棉花的声音很好听,“蹦、擦、擦,蹦、擦、擦”,很有节奏感。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弹棉花是个很有趣的事情,而且那些弹棉花的工具也很有特色。特别是那把专长长的弓,与射箭用的弓很像,而且还很大,还有那把圆溜溜的榔头,摸起来很光滑,用榔头敲击弓上的弦,沾取棉花,再把棉花拼成方形,听到的弹棉花的标志性声音就出来了。

元代王桢《农书、农器、纩絮门》载:“当时弹棉用木棉弹弓,用竹制成,四尺左右长,两头拿绳弦绷紧,用县弓来弹皮棉。”也有整年走乡串户为人弹棉花的手艺人,俗称“弹棉郎”。弹棉,实际上指的是弹棉胎,也有弹棉褥(垫被)。棉花去籽以后,再用弦弓来弹,絮棉被、棉衣的棉,就加工到这一步。

我经常没事就去老覃家,对于弹棉花工序也看得滚瓜烂熟。弹棉花工序其实很繁琐复杂,首先要将棉花弹活,丝缕理清才能拢成棉被形状,然后铺底线,拉面线后稍微压实,翻转弹定型,点缀花草,书写主人姓名等等,就能铺另面的网线了,最后扎角,均匀的碾压成型。如果是旧棉被翻新,那还得多一道工序,撤除旧有的网线。

老覃弹棉花还是有些绝活的,我们村附近十里八乡哪家嫁女了,都要请他上门,乡里习俗嫁女要八铺八盖,十多床棉被都需要老覃忙活,在没有人请他时,他就在家里,等人上门,比如有用旧棉絮弹成新棉被的,也有薄棉絮弹成厚棉絮的,一年四季都不得闲。从上世纪末起,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家里盖的,已经不仅仅是老的棉絮棉胎,取而代之的是品种繁多、色彩斑斓的各种各样晴论被、九孔被,奢侈一些的还有蚕丝被,对于这些方便简单又暖和的玩意儿,大多数人还是认同的。同时弹棉花的手艺也慢慢的被机械化操作所代替,这里便是一个机械化工厂,生产效率是老覃的几十倍。老覃慢慢就没有弹棉花了。

据说弹棉花还有一首歌,歌名就叫《弹棉花》,歌词是这样的:弹棉花啊弹棉花,半斤棉弹成八两八哟,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哟,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哎哟勒哟勒 哎哟勒哟勒,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那个姑娘要出嫁,弹棉花罗弹棉花,半斤棉弹出八两八哟,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哟,弹好了棉被姑娘要出嫁。这是一首呼唤爱情的歌曲,姑娘姓谭(弹)叫棉花,他站在高山上呼唤心上人……一唱就会引来花姑娘。这也许就是音乐的力量。

上次回乡,碰到一个发小,与老覃家做过多年的邻居,一问之下,得知老覃后来又搬回了西梁湖,那位与我们一起长大的发小丫头也回西梁湖去了,据说丫头嫁给了一位退伍转业的军官,老覃就跟着小女儿女婿生活,一起去了西梁湖岸边的赤壁市神山镇,他们家原来住的房子也已倒塌,只留下一堵斑驳的矮墙,和满目茂盛的藤蔓。


9、牛牙郎


说到牛牙郎,就想起我的爷爷,他是我们老家十里八乡有名的牛牙郎,爷爷身材矮小,身高大约不到一百六十公分。矮小的爷爷不擅长农事,在我的记忆中,他打鱼摸虾的功夫很高,时常在村前的小河和荷塘里用纱布做的“缯”捕鱼,做法是这样的,用两根弯曲的长竹竿挑起纱布的四个角,再用一根又粗又长的楠竹绑起来,用一条麻绳系着,放在流水的小河里或者村前屋后的荷塘里,等一会就可以拉起来,抓一些小鱼小虾,我们当地叫“搬缯”。

爷爷最大的爱好是四处游逛,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务正业,但他却是一个称职的“牛牙郎”,牙郎,顾名思义就是靠嘴皮子促成交易的中介,替买卖双方牵线搭桥,收取佣金。牛牙郎一靠信息灵通,哪个村庄有牛卖或者要买牛,一清二楚;二靠伶牙俐齿,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向卖家压价,向买家抬价,一压一抬,把双方的价格谈拢,做成生意。

不知道爷爷从哪里学来的技艺,他能一眼看出牛健康与否、年龄大小、体力如何、还能耕作几年等,还能看牛齿定牛龄。满口乳牙的叫嫩口,新长一双牙齿的叫一双,年轻力壮的叫四牙、六牙,到了中年的叫产口、斑脚,到了老年的叫做斑芯、白口、方身、元身。

记得我爷爷常常带着一些人在村前的“腊儿秋”山前的小树林做牛场交易,我没事就喜欢跟着去,一则看稀奇,二则在他们完成交易后爷爷会让走村串户的货郎挑一担馍馍给大家吃,我那时对吃可是最上心了。记得当时我们村周围10公里以内大约有十来个村庄,那时叫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两三头耕牛,多的也有十来头的。

那个年代一头牛的价格大概是一千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相当于三个全劳力一年的工分分红。牛的价格高,牛牙郎在开价时是乘以一百。比如一头牛价格一千三百元,代表卖家的牛牙郎就开价瓜挪(十三),代表买家的牛牙郎想还价一千两百元,就会问“能不能退一直(一百)”?如果卖家的心里底价是一千二百七十五元,就会说“最多退调目(二十五)”。成交了,主家会给各自的牛牙郎佣金,大约是百分之一到二。

在讨价还价时,有一套行话:十叫一困,二十叫落别,三十叫一挪,四十叫一歇,五十叫一叉,六十叫一乎,七十叫一槽,八十叫落花,九十叫落脚,一百叫一直。他们当着买卖双方的面,用行话讨价还价,甚至把自己的手伸进对方的袖筒里,暗中做手势,双方心领神会,外行在边上听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唧唧咕咕在说什么。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爷爷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牛牙郎,并且收了一个徒弟,此后的牛场都是那个徒弟在张罗,随着各家各户收入的增多,以及集镇开办了耕牛、肉牛交易市场,牛的交易彻底市场化操作,爷爷和他徒弟“失业”了,牛牙郎这个行当也就彻底消失了。


10、乡间武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陈真》盛行的时候,那时的我们大约十来岁,正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年纪,每到周日的晚上都集聚在14寸黑白电视机前,而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许多的半大小子都疯狂地迷恋上了武术,先是学电视里到处找一些武术套路的书籍自己在家练习,记得我还在房梁上挂了一个自制的沙袋,每天晚上都要练打拳。后来发展到练习各种所谓的秘籍,比如铁砂掌、铁头功、铁布衫等,记得我还准备了一块钢板,每天都用钢板在身上敲打,还有用麻袋装沙子,用手指往里插练习鹰爪功,根本就是乱来,直到邻村有个小伙子因为练功半夜猝死,大人们才阻止了我们的这些举动,不过,伙伴们的身体越来越好,个个身强体壮倒是真的。

我们村有一个很大的桃园,每年春夏之交正是桃子成熟的季节,有一年,我们十几个嘴馋的小伙伴就相约去桃园偷桃子吃,被看园老头发现了,不让我们摘,我们就骂老头,气得老头跺着脚说要揍我们,有个大点的伙伴(那时大一些的,有十七八岁了)不信邪,非要去树上摘,就和看园老头推搡起来,小伙年轻力壮,老头年近耄耋,可小伙不但没有推动老头,反而被老头威胁:如果打死不偿命,三个你都没命了,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哈哈大笑。后来才知道,老头会武术。

小时候听我爷爷说,我们村原是武术之村,看园老头那点功夫在我爷爷年轻那会儿比比皆是。到了解放以后,实行大集体,武术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拳脚打得过子弹吗?八十年代,取消了生产队,大家的生活条件又好了许多、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时间,可村里的人,不论老少,没人真的去学武术,那些会武术的都是在解放前练的,于是武术在我们村慢慢消亡了。说起武术为什么在我们村消亡,那些老人们总是不屑地说我们年轻人不爱吃苦,其实,武术对于解放后的人来说是没有用,那解放前人们为什么要学武术呢?

爷爷告诉我,解放前,如果你单独出门,路上难免会遇上挑衅、抢劫等,武术可以让你自保;如果你会武术,盗贼就不敢轻视你,远离你家。如果俩人发生了纠纷,只能到几十公里远的县衙去告状,时间、费用等对农民来说都耗不起,不如打一架,嬴者有理,干脆利落。

从那次偷桃子以后,我们黏上了看园子的老头,非要他教我们武术,他看拗不过我们,就在园子里的空地上教了我们一套拳术、一套棍术和一套板凳功(农村那种长一米左右,宽十多公分,四条腿的板凳),当然,能坚持下来的只有几个人,第一个月我们净蹬马步了,只蹬了三天我上茅房解个大手都蹲不下去,全身都酸痛,尤其是大腿和屁股,咬牙坚持一个月之后就好多了,我们几个人断断续续学了大约一年,因小孩子玩心重,就都恢复常态,找其他好玩的东西去了,我还勉勉强强学会了一套拳术,几招棍术。

据村里老人们讲,武师爷爷小时候孤苦伶仃,三兄弟从小是孤儿,12岁就去给别人挖煤,因为个子矮小没少受别人欺负,估计是小时候拜师学的武术,后来经过努力三兄弟都成家立业,而且都开枝散叶、枝叶茂密,一大家子发展到一个大家族,在村里的地位也非常高。

再后来,因为挖掘民间武术,武师爷爷被我们县体育局请去表演了这套南拳和板凳功,并在省城做了汇报表演。回村后,老爷爷显得更精神了,开始督促他的子侄们练习各种套路,包括刀术、剑术、枪术,还有九节鞭。那段时间,每到农闲季节,总能在禾场上看到大小伙子们在那里舞刀弄剑,我那是还有些小,这些器械耍起来比较危险,就没练过,再后来因为上中学需要住校就彻底没有练习了。但不久,也就是两三年多以后,碰上严打,所有的刀剑什么的都被公安局收缴了,好不容易兴起来的乡村武术热被彻底浇灭了。

随着改革开发的大潮,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外打工或者学习,老爷爷也在世纪之交过世了,现在的村庄已经彻底十室九空,村民们大部分都搬到了县城或者省城,乡村武术已经消亡,只是我还记得些许,练习武术对身体还真有好处,虽然我现在年已不惑,在闲暇时依然可以坚持把年少时学的套路耍一遍,动作还算敏捷,这应该是乡村武术对我的回馈吧。因此,后来在儿子九岁时,给他报名在武汉一家武馆学了一年的武术,也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想。


11、乡村秀才


对于农村长大的人来说,红白喜事、春节等都是比较浓重的节日,少不了耍笔杆子的乡村秀才,那时的农村,上过学的凤毛麟角,能识字的就是秀才,而在每个村落,总有那么一两个识文断字、能拿的起笔墨的人。

记得我们村就有一位远近闻名的秀才,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上门请他写对联、记账等。秀才爷爷住我家隔壁,论辈分比我爷爷还要大两辈,因此,我们一律叫他秀才爷爷。据说他小时候家境很好,上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凡村里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总少不了他。谁家老人满七,总要请他去写礼单;谁家嫁闺女娶媳妇,也得请他去写对联;谁家老人逝世,也得请他去做祭文……总之,他在村里还真是个名人。

秀才爷爷家祖上是读书人,最风光时曾在省城为官,家中原有良田百亩,祖宅更是三进三重的青砖瓦房。直到其父辈,因为迷上赌博导致家道衰落,在后期更是因为其父辈押宝(将两枚铜钱旋转,用瓷碗盖上,双面字或纹都朝上为乾,反之为坤)输光了田地和祖宅,只剩下三间柴房,不曾想,解放后却因祸得福,被划为中农,免除了没收家产和打土豪的厄运。

尽管秀才爷爷在村里这么有名,可他还是四十好几才娶了媳妇。原因有二,一是他父母去世得早,他是跟着叔父长大的,没得房子,也更没有家产;二是他除了读书多能写得一手好字外,种庄稼干农活根本不如人,难怪人称他“秀才”嘛!这样一来,谁家的姑娘还能看得起他呢!

秀才爷爷除了干点自家的农活外,就是今天帮这家写礼单,明天帮那家做祭文,似乎从未收过工钱,只是能吃喝几天罢了,家境好的给个几包香烟。爱热闹似乎是乡里人的性格,可他似乎并不看重工钱,反正他就是乐意这样一年四季,来回于村里的红白喜事间,过着清贫而快乐的生活。

后来,有一年长江大洪水,江对岸的洪湖被整个淹没,有很多受灾的灾民拖儿带女到江南要饭,秀才爷爷就收养了一个孤儿做养子,养子当然是要改姓的,在农村,没有子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秀才爷爷含辛茹苦把养子养大并为他成家立业,就是为了将来老了为他养老送终。

改革开放后,秀才爷爷家终于苦尽甘来,不仅做起了五间青砖瓦房,还成为村大队文书,也算是人尽其才了。当然,他还是兼职村里的全部对联及祭文、礼单的撰写。秀才爷爷家有很多线装古书,因为爱好看书,我经常去他家看书,一来二去就和他成了忘年交,直到我去北京学习前,秀才爷爷还送了我几本他最真爱的《三言两拍宋话本》。再后来因一直在外面打拼,也没机会再见面。

终于有机会回村,却听说秀才爷爷早在2000年后病逝了。从此以后村里再也没有人写对联了,虽然村里知书识字的人很多,而且教书的、当干部的人也不少,大学生也有好几个,凡村里有个的红白喜事什么,还真找不到人写礼单、写对联、写祭文更不用说了,即使有人勉强写,但似乎写起来也没有秀才爷爷写的好看,没有他写的有味。似乎只有这时村里人才想起秀才爷爷,才发现他这个“秀才”在村里是多么的重要。

再往后,因商业的发达,对联什么的全部都是批量印刷,农村的丧葬嫁娶也都由专业的服务队承接,乡村秀才彻底走进了历史,剩下的恐怕只有这个名词,以及时常走进梦里的过往时光和难忘的岁月。


12、木匠


木匠也是一种古老的职业,以木头为材料,伸展绳墨,用笔划线,后拿刨子刨平,再用量具测量,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家具和工艺品。木匠的祖师爷公认为鲁班,鲁班是春秋时鲁国人,姓公输,名般,后人称为鲁班。

鲁班不仅能建筑“宫室台榭”,而且在征战频繁的年代,曾造“云梯”、“勾强”等攻城、舟战的器械。相传他创造了“机关备具”的“木马车”;发明了曲尺、墨斗等多种木制工具;还发明磨子、碾子等,他的确是少有的勤劳、机巧的匠工,受到社会普遍的赞扬,称其为:“机械之圣”。对后世影响很大,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木工、石工、泥瓦匠等工艺部门共同祖师,尊称他为“鲁班爷”。

说到木匠,跟我很有缘分,不仅因为我自己差点成为木匠师傅,而且我家的亲戚中也有多个木匠,我四姨夫、小姨夫、表姐夫都是木匠,我也在二十出头时学过木匠,属于正式拜师了的木匠学徒。

记得我学木匠是在洪湖市的大沙湖农场,是被我师父带去的,我师父其实就是我们家的邻居,因与我家关系很好,在我刚刚高中毕业时,我父亲让我拜的师,他说:“荒年饿不到手艺人,多学一门手艺,就多一门谋生的手段”。我师父那时也只有二十五六岁,他主要是给做新房的农户制作门窗,还给大沙湖农场的一家单位加工木器,具体情景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是坐轮渡过的长江。

木工活儿是技术活儿,同时也是力气活儿,需要用到许多的工具,比如斧子、曲尺、各种类型的刨字,一字刨、园刨、短刨、长刨,以及墨斗、各种凿子,短凿、园凿、尖凿等,木匠也分种类,有专门做门窗、家具的,有专门做房屋装修吊顶、木地板的,还有专门做小木船的。

我做木匠活是从制作木工工具开始的,先用的是师傅的工具,师傅还帮我找到制作各种刨子的专用木料——栎树,这种树的木料经久赖用,木质紧密,适合制作木工工具,但加工时很费劲,非常坚硬。除此以外,还需要添置的工具包括斧子、钉锤、锯子、凿子、墨斗、曲尺等等。其中斧头就有两把,一把大的一把小的,大的用来砍原木之类的木料,小的用来切削成型的木料;锯子有三把,一把一米五左右的,用来锯原木及加工板材,一把一米二左右的用来锯成型的木料,还有一把条形的锯齿很窄的用来锯板材图形;凿子就更多了,宽的、窄的、尖的、圆的等等;曲尺也有好几把,都有不同的用途。

因为在高中时系统学过立体几何,对于各种木质家具、器具的结构能勾画出立体形状,学起画线来掌握得很快,不到两个月,我就能独自完成从树干到木料到门窗的加工。记得那次师傅要去农场八队干活,我一个人在家,差不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八扇门和十副窗户的制作,虽然做工粗糙了一些,但还算合格,师傅说只学了两个月就能做成这样很不错了。

后来因各种原因我很快就离开了大沙湖农场,学艺不精就四处闯荡去了,先是和高中同学一起去武汉某家具厂做工,后来跟我舅舅去乡下给他帮忙打家具。再后来还去表姐夫家帮他打船,我表姐夫是打船的一把好手,打船可以说是木匠的另一个工种。因家乡地处水乡,很多养鱼的农户需要小木船养鱼喂饲料和打鱼,木船的木料是我们当地一种叫水杉的树种,这种树成长很快,柔软性很强,适合弯曲成船的形状,但不易加工,特别是在结构的紧密性上要求很高,否则下水就会漏。而且打船一般是几只船一起开工,一只一只按顺序按工序慢慢做,急不得。

乡村手艺人还有很多,比如弹棉花的弹匠、修缝纫机的师傅、货郎、卖豆腐的大娘、敲米糖的大伯、以及学校里修钢笔的师傅等等。这些手艺人不仅靠自己的双手养活着自己和家人,同时也将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手艺传承了下来,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此文刊于《延河》2019年10月大散文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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