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瑜在慌乱中突然想起一件事,自己忘了带手机充电器。看着仅剩一个格的电量,他不情愿地把一个焦急而执着的来电摁哑了……
电话是妻子打来的,应该是她那边找到了充电器,或者又想起安顿其它应该注意的什么。女人的唠叨和担忧,对于即将进入新环境的男人来说,或许可以算作最朴素的情感表白,况且他这是去有着一定危险性的传染病医院采访。这个地方,平时听起来就有点与众不同,何况是全市人民都在防控疫情的非常时期。这是他们夫妻之间,十七年后的又一次分别。说心里话,妻子的那一份担忧,听起来也许有点自私,但成瑜是理解的。像抗击非典疫情那次,她只是担忧,再三叮嘱,唠唠叨叨,却从未有半点拖后腿的意思。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防控工作,在全国范围展开。一个个严防严控的“网格”几乎在一夜间形成,决不给疫情的蔓延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红山市是北方的重点疫区之一,市委领导高度重视,要求新闻媒体全面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宣传工作,正确引导舆论,讴歌奋战在一线的白衣战士,用文字和画面把救治前沿的最新消息及时传递给广大市民,减少恐慌情绪,紧密配合全市的救治工作。成瑜在临时决定参加报道组的当天,妻子还在上班,她是协警,倒班,时间不确定。来不及和她说明情况,他就把这份文件放在餐桌上,下面写了一行字:
临时决定参加报道组,去郊外的市传染病医院采访,期间隔离,不能回家,你照顾好爸妈和孩子们。保重。
马上就要出发了,成瑜还是没找到那个专用充电器。他想给妻子打电话告别一声,电量不足,只好将这个闪现了一下的计划搁浅。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手机关掉,随时都有重要电话打进来。先这样扛着,晚上去了宾馆,想办法弄到充电器,然后再和妻子通话。现在除了宣传部或卫健委打来的电话,其它电话他都不准备接。关键时刻,别让手机给耽误了大事,他可是报道组的组长。成瑜一路担心妻子回家看到留言,主动给他打电话。占线,耗电。肯定会零零碎碎、反反复复叮嘱一大堆家常话,如何如何注意安全,千万不要把病毒给我们带回来之类的废话。对此,他除了理解,还是理解。毕竟俩个孩子还未成年,尚在集中精力培养中,如果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半路出了什么意外,那不是镜头面前的安慰能够解决的。等于自己把抚养儿女的全部责任,都甩给一个弱女子。
成瑜主动给妻子发了一条信息,就两字,“放心”。手机屏幕就又一次显示电量不足,自动关机的提示和他做了最后一次告别,手机就再也打不开了。成瑜万分焦急。他看着坐在大巴车后面,电视台的另外两名同行,想走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工作人员多次警告,严谨近距离接触。他们刚刚参加完疾控中心的培训,身上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捂着大口罩,分散坐着,互相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期尽快进入角色。临时组成的特别报道组这次去市传染病医院,进行现场采访,需要直接与医生、护士和患者交流。疾控中心的负责同志高度重视,提前给他们做了详细指导,针对每个工作与生活环节,包括一些能想到的程序和细节,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安全培训。为了便于安全高效工作,集中统一管理,市电视台,电台,报社三家媒体组成若干联合采访小组,分别在医院、居民小区、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交通要道等地采访。成瑜所在的特别报道组负责采访一线工作人员,他是报道组的组长。他想利用在车上的时间,和三家媒体的同行们做一下简单的沟通。当他与电视台的其中一位记者,距离不远时,突然怔了一下。他的思绪中,迅速闪现了一个身影。
十七年前,与他们一块同行的记者包越大哥,就是那次的一线报道组组长。然而……他在心里转了个弯,对其他几个同行说,在强化报道组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出色完成新的采访任务,或许是对包越老师在天之灵的最好安慰。的确,这个时候人人都应该提高警惕。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负责。他走过去,和那位护着摄像机的记者打了招呼,问了他的名字,提醒注意安全,互相配合。最终还是没提充电器型号的事。他犹豫着,一会到达目的地,不知该不该和他们借一下充电器。他不仅需要把采访到的内容,第一时间传回报社。他的手机必须保持二十四小时畅通,随时等候领导的指示。这个在平时不能算作问题的问题,此时让他为难了。因为宣传部和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在采访出发前,特别叮嘱过大家,非常时期,尽可能做到不互用东西等等。强化自身的安全防患意识和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同样重要,这是领导的原话。成瑜明白,他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充电器的事,绝不能让领导知道他的这个失误。
成瑜望着车窗外依稀可见的残雪,眼前却仿佛被一个朦胧的幻影阻挡着,渐渐地什么都看不清了。在通往远离市区的北山嘴路上,早春的凉风飕飕地嘶鸣着,偶尔呜咽几声,毫无暖意,风声透过厚厚的有机玻璃,刮起了他尘封多年的往事。
2003年SARS病毒肆意横行的那几个月,成瑜随同联合报道组去市里的传染病医院采访。他们深入到隔离的疫区采访,与市领导一块,几乎天天都和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近距离接触,以便更好地了解最新情况。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在危险的环境中,如何救治那些痛苦绝望的危重症病患者。“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们就要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挽救患者的生命。”这是医生全佳和他说的最动人的一句话,成瑜永远记着,因为有一件事情至今牵挂着他。通过那次现场采访,他深切地感受到,在灾难入侵时,这些白衣天使是多么的可爱。他们的无私和勇敢,与自觉担当的责任,早已融入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成瑜心想,也许人们的善良和美德,在日常生活中,被一件件琐事磨砺得有点看不到棱角。但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患者,一个个都表现得让人心动,随时都可能触动人们内心的柔软部分。尤其那些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让人感动的场面太多了。只可惜,他作为报社记者,不能像电视台记者那样,把最动人的场景直接展示在观众面前。正如电视台的包越大哥曾经说的那样,抗击疫情如在战场,一旦冲锋号想起,大家都在往前冲,没一个往后退的。这也是最真切的人性,谁在现场都能感觉到。医生们忘记了休息时间,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抢救生命,和时间赛跑,这是重症监护室的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目标。他们一边精心治疗,一边还得和患者说着鼓励的话。“战胜疫情,需要患者的配合,强大的自信心可以提高免疫力。”医生们对成瑜说过。在重症监护室,护士像护理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患者焦躁不安的情绪中,耐心呵护着病人,配合专业的护理措施。他们被厚厚的防护服包裹着,拖带着臃肿的身体,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扼制着死神的咽喉,不让靠近任何一个患者。那次采访,成瑜在重症隔离区,看到所有患者的吃喝拉撒都由护士负责,她们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除了护理以外,还在生活方面精心照料,用全部身心挽救每一个不幸被感染的生命。
那次,报道组在采访中得知,一个被沉重的呼吸压抑得有点绝望的老大爷,两天了拒绝进食,乘护士给他输液扎针的当儿,自己把氧气管拔掉。医生护士看到那位痛苦的老人,怎么说服他都不愿配合治疗,他们焦急地商量对策。在一位医生的推荐下,电视台的包越老兄,试着走近了那位老人。听了护士吴小倩的诉说,在主治医生全佳的帮助下,他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一次次来到老人的床前,耐心地与老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最终使那位老人痛苦的脸上现出了笑容。护士小吴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老人一勺一勺地喝下了她喂的米粥,医生、护士、记者们,在场的所有人,脸上也都露出欣慰的笑容。更多的是惊讶。传染病医院的一名副院长知道后,专门请包越给一线工作的护士们,做了一次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讲座。他拉着包越的手,感激地说,“包记者,你这个业余心理医生,还真有招数。患者再有一天不进食,一切药物治疗都将无效。”事后,成瑜和同行的另外几个记者,都好奇地请教这位老大哥,问他是用什么方法,“撬开”了患者的嘴。包越简单地总结说,“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成瑜决定就此事写一篇特写,他采访了主治医生全佳,护士吴小倩和那位老年患者,又和包越大哥进行了深入交谈。通过这件事,他深深感觉到,爱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记者包越在和老人进行的简短交流中,发现了患者的隐情。这位老大爷担心,万一不能彻底治愈,苟延残喘的他,将给家庭带来新的负担。他的老伴常年患病,儿子快三十岁了,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满足不了女方提出的买车买房条件,至今还没有娶媳妇。好不容易处了一个对象,正张罗着四处筹钱结婚,他又添了这么个怪病。老人呼吸日渐困难,反复说,索性早早了结算了。包越把老大爷的苦衷,当做自己家的事,他把主治医生全佳找来,对老人说,“这是我妻子,你好好配合她接受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出院,家里的困难我们帮您解决。您儿子娶媳妇需要多少钱,我们夫妻二人一定尽力。”老人被他们的真情和爱心感动了,流着泪说,“世上有这么好的人,就凭你们这句话,我现在不想死了,真想给你们跪下。”说着,两条腿在床上就弯成了一个跪的姿势。十分歉疚地说,“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包越说,他那次充当心理医生,主要是为了帮妻子的忙。看到妻子心急的样子,他心里特别难受,知道又发生了什么让她绕不开的事。作为主治医生,妻子全佳对这位拒绝进食的重症患者,十分担忧。她在走廊里拦住扛着摄像机的丈夫,焦急地说,“包越,你帮我个忙吧,说服那位患者吃饭,已经两天了,拒绝进食,再拖一天,就没办法救治了。”在这关键时期,病亡数字每增加一个个位数,就会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就这样,包越在妻子的精心包裹下,重新穿上防护服,坐在了患者的床头,试着和老人拉起了家常……
“你这是用爱心挽救了一个垂危的生命。”成瑜和同行的几个记者说。
“我就是帮妻子的忙,因为她是主治医生。”
包越说的很平淡,仿佛自己在帮助妻子完成了一件家务事。
作为报道组的组长,包越大哥常常在休息时,给同行的年轻记者讲幽默故事,可说着说着就教训起这些舞文弄墨的小兄弟们。他说,我们作为“战地记者”,看到身边的老百姓,有了投靠敌人的意愿,你难道不去说服制止吗?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文化人,掌握了语言,却不能把因绝望而动摇的人说服,那我们的语言还有力量吗?你们每天辛辛苦苦采访,写好文章发出去,如果不能让人看到希望,如果不能鼓舞所有人的信心,那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包越作为那次采访报道组的组长,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的同行。非常时期的采访任务,是全市疫情防控工作的晴雨表,而我们在一线采访,就相当于在雷区工作。他不仅在工作上实时指导比他年轻的同行们,而且在生活中高度重视每一个弟兄的安全。
那次一同采访,有个叫冉毅然的电台记者,年龄最小,非常活跃。每天晚上,第一件事,就是给女朋友发信息。小伙子心情特好,歌声悦耳动听,与包越大哥的笑话,共同丰富了报道组的夜生活,抚慰着长时间不能回家的同行。小冉高兴时,还给组里的每一个同事,看他女朋友的照片。有人便起哄说,小冉,你这是炫耀,故意勾起我们想家吧。包越大哥却幽默地反驳说,他自己的幸福太多,直往出溢,所以,一定要拿出来,和大家一块分享,你们自己把握好分寸,看看就行了,可别胡思乱想。引得大伙一阵发笑,小冉只好把女朋友的照片收起,写他的稿子去了。
在与同行们习惯性地分享了一个月的喜悦以后,突然,有几天,冉毅然说和他女朋友联系不上了。打电话,对方拒接。发信息,始终未回。小冉有点心急,工作心不在焉,夜不成寐,他自己开始了胡思乱想,整天无精打采。包越大哥既是报道组的组长,更是一位热心的兄长。同行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工作方面的大事,生活方面的小事,都愿意和他说。他曾经对成瑜说过,安全快乐地生活,就是为了很好完成采访任务。在这非常时期,不能让每一个弟兄有半点情绪,一定要以极大的热情和良好心态投入工作,时时处处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圆满完成任务。所以,他在工作之余,同样要为大家的生活琐事操心。
那天晚上采访结束,回到医院对面的小宾馆,冉毅然就又和包越大哥说起了他女朋友的事。“她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小记者冉毅然满脸迷茫地对包越大哥说,“要不我请假回去一趟。”包越幽默地说,这么大的事,咱们得开会研究一下。他组织大家共同讨论,帮助小冉分析对方的情感变化轨迹。在反复研读他们互发的信息后,仔细斟酌文字背后的心理秘密,大家一致认为,那个女的肯定另有心仪了。便劝他放下,重新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不知是谁说了这样一句:疫情不仅有可能吞噬人的生命,还在考验着人心。另一个接着说:也许你们自认为伟大的爱情,只不过是在平时的甜言蜜语包裹下,伪装成的美丽,其实里面都是败絮,根本不堪一击。还有一个电台的记者,直接说,正好借此机会,你看清了对方的心,干脆了断算了。没想到,大伙的劝说,起了反作用,小冉记者快要哭了,说他明天就回市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包越大哥却幽默地说,“咱们这是前线,哪能随便撤退,你想当逃兵是不是?再说‘军婚’是不能破坏的,请兄弟尽管放心。”说着,他又和小冉耳语了几句,那后生就转悲为喜了。大伙惊奇包越大哥的心理战术,佩服他的幽默天才,一致认为他就是弟兄们的开心果。
有一天,晚饭后,包越意外接到妻子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这是来到医院采访的二十多天以来,第一次见他们夫妻之间晚上通电话。包大哥怕影响成瑜他们写稿,就举着手机去楼道接电话了。看着他那写满幸福的神情,这几个小弟兄嘀咕着,一会儿,等包大哥回来,必须让他讲一讲,他和嫂子的罗曼史。有人插一句带酸味的牢骚,说包大哥每天给咱们做工作,让大伙像他一样保持乐观,那是因为他有乐观的资本和条件,毕竟天天都能和嫂子见面。成瑜说,你们别瞎猜,包大哥家里肯定有事,打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话,你们以为夫妻俩在说悄悄话吗?大伙便不再说风凉话了,都埋下头干自己的事。
大约一个小时后,包越大哥推门进来,满脸的沮丧。大伙惊奇,这么乐观的人,为什么接了老婆的一个电话,就变成这副模样,忧伤摁不住地从他的表情里一次次抬头。这不是他的风格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弟兄们的一再追问下,包越大哥说出了实情。
他们救助的一个孤残儿童,在福利院生病了,急性肠胃炎,病的很重。孩子哭着喊着要见全妈妈,福利院的阿姨没办法,只得给他们打电话。因为他们夫妻都在一线疫区工作,福利院的领导坚决不同意他们去看望。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同时要严格执行市政府发布的防控命令,他们只能轮流着在电话里和孩子说话。
那一夜,包越和同行的弟兄们讲述了,女医生全佳收养那个孤残儿童的往事,同时向大伙讲述了他和全佳医生的恋爱经过。成瑜他们都默默地听着,开始起哄让包大哥讲罗曼史的那几个小兄弟,脸上都挂了泪痕。
1998年,包越大学毕业,刚分配到电视台工作,是都市新闻栏目的一名实习记者。上班第一天,就接到市民打来的热线电话,说市医院一楼的住院部收费处附近,通往儿科门诊的走廊,长条椅子上,栓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大概是弃婴。主任派包越和另外一名女记者去医院采访,一路堵车,他们赶到现场时,围观的人们说,孩子刚刚被一名女大夫抱走。他们看到住院部收费室对面走廊的靠背椅子上,仍然系着一根红色的布带子,孩子不在了,椅子上还放着好心人给买的糖果、饼干、牛奶等食物。包越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心内科找到了这位女医生,是个年轻的实习医生。他们采访了这位叫全佳的美女医生。当晚,红山市所有关心百姓生活的市民,都通过电视收看到了一条特别的新闻:
狠心父母遗弃三岁患儿,美女医生救治孤残儿童。
……
记者包越、莎莎报道。
之后的日子里,包越对这件事又陆续进行了跟踪报道。
一个未婚女青年,收养孤残儿童。这件事在熟悉全佳的人们眼中,由一个不寻常的新闻事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笑话的谈资。包越对此有另一种认识,与全佳形成了默契。他们都这样想,一个孤残儿童,被父母遗弃了,无论什么原因,对孩子来讲都是极其不幸的,既然让我们碰上了,就应该尽力以爱相助。“如果,看一眼,绕着走开,良心将永远不安。虽然没有任何人逼着你去献爱心,但如果不去做,就等于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心理障碍。”这是心内科的医生全佳对记者包越说的最真切而深刻的一句话。包越在描述他们最初接触时的情景,感慨地插了这么一句。他说,“全佳说的那句话仿佛永远种在了我的心里,不仅生了根而且还发了芽。”
全佳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好多人的非议。尤其在她的亲友中,几乎无一人不反对。孩子留在家里谁来照顾,你刚刚参加工作,每个月不到五百元工资。也就够养活自己,还要给孩子治病。况且能不能治好,还是个天大的问号。否则,人家父母,就不会遗弃了。再说,你一个姑娘家,带着这么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将来咋嫁人。母亲虽然这样唠叨,但依然帮着女儿照顾着这个小小的不速之客。日子一天天地过着,人们渐渐习惯了,也就淡忘了,眼神里再没有了对全佳的异样。
不知从哪天开始,包越也加入了全佳救治孤残儿童的行动中。有些事情是模糊的,因为原本就没有太清的界限。比如爱与恨。有些记忆是清晰的,因为已经深入人心。随着日月的攀升,孩子的身体渐渐好起来,而且和他们有了很大的依恋。仿佛冥冥中有一种亲情在维系着,他们接触的越来越频繁,几乎谁也离不开谁。
一年以后,孩子的病基本已经治好,在民政部门和市儿童福利院的坚持下,全佳最终把这个孩子送到了福利院。告别的时候,孩子拖着一条瘸腿,拼着命哭喊。全佳满脸热泪,被几个同事强拉着,离开了福利院。包越做了全程采访。
这一切经过,包越都在现场。他不仅完成了采访任务,同时也和医生全佳建立了一种超乎于生存需要的特殊情感。他们共同牵挂着这个无辜的弃儿。他们给这个被父母遗弃的孤残儿童,取名叫童童。童心是无辜的,童心是纯洁的,童心是需要永远呵护的。
他们从此约定好,每个星期去一次儿童福利院,一起和孩子们过周末。包越骑自行车,带着全佳,几乎跑遍全市的儿童商城,给童童买许多好吃的,好玩的。因为,去了福利院,那些和童童一块玩耍的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同伴拥有了好吃的,好玩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全佳这样和包越说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突然有了比爱更神秘诱人的色彩。所有不幸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看了更加让人心痛。而痛与爱的转化,是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能理解,并永远恪守的道德总则。而,这种人性的大爱与任何利益毫无关系,是特殊环境中人的本能使然。他们就是这样走在一起的,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甜言蜜语的滋养。
……
记得有一天,由于连日来的劳累,成瑜仿佛是感冒了。在报道组引起一阵恐慌。在医生尚未出具检查结果的那天,几个小兄弟谨慎地躲着成瑜,比在传染病医院采访时还紧张。只有包越大哥,在完成紧张的采访任务后,热情周到地照顾着成瑜。当然,他作为报道组的负责人,在第一时间,督促大伙做好了一切安全防范工作。他从医院要了新的防护服,口罩,消毒液。对成瑜住的那个房间,进行了重点消毒,给每人发了防护服和口罩,加强了生活区的隔离。然后,把成瑜送到医院,做了相关检查。确定只是普通感冒,他才给宣传部的领导做了汇报。这个时候,尽量不要给领导增添麻烦。大家都平静下来后,他才显得非常紧张,叮嘱弟兄们一定不要再感冒。
那次集中采访非典疫情,他们在一块共同度过了将近三个月的日日夜夜,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包老兄!”成瑜居然喊了一下对面那个“全副武装”的记者,完全是潜意识在作祟。话已出口,他有点后悔。他刚才只问了一下姓名,因为戴着口罩,他好像只听清了对方说姓包,至于名字叫什么,的确没太听清,怎么就称呼人家“包老兄”。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他坐在一个车上的这位同行,尽管始终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又被严密的防护服罩着,但还是有点面熟。越看越像自己的老朋友,市电视台的包越老大哥。可,这又怎么可能呢?
……
得到包越去世的消息,是在2003七月的一个下午。那天,成瑜在编排好最后一版稿件,准备送印刷厂付印时,突然接到市委宣传部张科长打来的电话。声音特别辎重,仿佛一辆超载的卡车,被淤泥拖住了前行的轮子。好一会,电话那边才把一句完整的话,隔着阴雨绵绵的天空,冷冷湿湿地传过来。当他把断断续续的几个字,又重新拼在一起时,没有读出声,就在心里崩溃了。
包越大哥的确去世了。成瑜在接到这个不幸消息的同时,也接受了一项任务。作为曾经在抗击非典疫情一线采访的记者同行,他现在含泪赶写一篇悼念文章,为这位和蔼的兄长,敬业的同行,曾经的同壕战友,用文字送行。
包越,男,1965年出生,共产党员,红山市电视台新闻部主任记者。现年35岁。他为了用镜头记录下,奋战在一线的白衣战士的工作剪影,把医护工作者的心声,把抗击非典疫情的感人事迹,第一时间传递给全市人民,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坚持深入一线采访。在与各位医生、护士及其患者的频繁接触中,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画面,永远定格在全市三百万人民的心中。而他,却由于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为了防止感染病毒,他每天和医护工作者一样,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防护眼镜,捂着大口罩,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像机,穿梭于市传染病医院的各个科室。在疫情面前,他坚守信念,自觉担当,深入现场,把最前沿的真实救治情况,和奋战在一线的感人事迹,通过声音和画面,及时传到老百姓的眼里和心中。为了挽救一位重症患者的生命,他和在一线工作的妻子商量,答应全力帮助那位老人,解决家里的困难。在老人彻底康复出院后,他们把家里的一万元存款,交到了老人手中。用爱心挽救了一个绝望的生命,帮助了一个困难的家庭。采访期间,他和妻子天天见面,但从未说过一句工作以外的体贴话,或者与救助无关的题外话。不是不想说,是真的没有时间。当你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面对众多患者痛苦的呻吟,时不时有人喊急救的呼声,还能有时间和心情说家里的话吗?电视台的记者包越和奋战在一线的医生全佳,在医院里只是工作关系,仿佛忘记了他们是夫妻。
包越作为报道组组长,时刻提醒同行,要用自己手中的武器,与白衣战士共同努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保卫战。尽管这些话语和书面的表达大家都清楚,但从他口里说出的每一句话,却别有一番意味。“咱们现在就类似于战地记者,不上前线,就对不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英雄。”闲暇后的包越老兄,总是用他的这句名言,鼓励着年轻的记者们,积极投身到一线,采访到最真实动人的新闻事件。用他的话说,现场采访不仅可以获取直接的新闻,更有利于增进与战士的友谊。在采访中,他就是这样鼓励那些感动了他无数次的英雄,用镜头记录下白衣战士们那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情境。他对同行们说的鼓励的话,既是说给对方听,更像是说给自己的。
成瑜作为报社的记者,主要依靠纸和笔,进入工作程序,要比电视台的记者轻松,年龄又比包越小好多。可,一天下来,依然累的够呛。再加上患了一次感冒,晚上写稿子时,总是精力不够,想早早睡觉。这时,包越就像老大哥一样,给他把洗脚水打好,让他把一天的疲乏洗掉再睡。每天采访结束,回到酒店,大伙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必要的消毒。包越大哥还盯着每一个弟兄,必须做好自身防护工作,生怕哪一位偷懒似的。他每天早晨起来,带着同行们一块锻炼身体。他幽默地说:“非典这个家伙,一天不投降,我们就得在前线待一天。我们要提高自身免疫力,绝不能受敌人的引诱,做投降派。”他总是用战士、敌人、前线这样的字眼,外加一个个笑话,鼓励着同行们,使大伙不觉得寂寞,每天都能在他那里收获快乐的笑声。
已经三个月了,集中采访的记者们一直住在医院对面的那家小宾馆,没有和家人见过一次面。白天忙着采访,晚上闲暇时,难免有些孤独,包老兄就像幼儿园的阿姨,和每一个“小伙伴”谈心,针对弟兄们不同的心情,讲不同的故事给予宽慰,他总是变着法地讲笑话,让大伙开心,以此减除一天的疲乏。他这样做既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弟兄们的安全。包越大哥告诉同行们,心情好才能身体好,只有身体好,才能深入现场采访,才能在第一时间把医院救治的真实情况及时传递给老百姓,让居家隔离的市民,了解真实情况,彻底消除恐慌心理。他说,有些不知情的人们,通过口头等方式,有意无意地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引起一部分市民的恐慌。我们记者必须深入一线采访,对抗这样的谣言。
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几乎能注意到每一个细节。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在包越大哥的带领下,记者同行们越来越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无论多么累,必须当天,把采访的内容整理好,用照相机、摄像机和笔记本,把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的身影,展示在全市人民的面前。及时把白衣战士们可爱的形象,以及他们用顽强拼搏的精神与死神搏斗的决心和勇气,直接传递给广大市民。“作为战地记者,我们要把奋战在一线的感人事迹及时告诉大后方的老百姓。”无论多么疲累,包越大哥总是笑呵呵地这样对他的“战友”们说。
这不仅仅是他对同行的鼓励,也是他的自勉。他永远以一个战士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用手中的武器(摄像机)坚守一线,为防控疫情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成瑜在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
听到有人喊他“包老兄”,对面那个“全副武装”的记者,下意识地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说,“叔叔,您有什么事吗?”
成瑜很尴尬,原来是一位年轻人,而且是个晚辈。但他依然很纳闷,对面的这个年轻人,不仅长的和包越大哥非常像,而且说话声音、动作还很像。对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现场一线采访,市委宣传部要求,一定要派年轻的,身体素质好的记者参加。共产党员优先。成瑜考虑再三,还是把自己派了,因为,他想起了十七年前的情景,觉得,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年轻的记者,需要一位老大哥和他们在一块工作、生活、鼓励,帮他们解闷。而且,他有足够的经验,能够带领深入一线的年轻记者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
“你是……”成瑜隔着两层防护服,看着眼前这个臃肿的轮廓,感觉似曾相识,但又不能确定。
“我叫包必胜,电视台新闻部记者。”一个同样熟悉的声音回答说。
成瑜的脑海迅速浮起十七年前的那句玩笑,“我叫包月(越),我老婆叫全家(他总是把全佳说成全家),我儿子叫包必胜,我们全家上阵,疫情战无不胜。”
知道坐在大巴车后面,一直默默无语,用双手护着摄像机的那个年轻人,就是包越的儿子。成瑜心里涌起一股暗暗的忧伤,同时也无比感慨。在大年三十那天,他在电视里已经看到了女医生全佳,作为红山市驰援武汉的首批医疗工作队队长,正在接受记者采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凡是让你遇上的事,你绝对不会绕过去。成瑜在心里悄悄地和自己说,嫂子又一次冲在了前线,包大哥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有感应。而他们唯一的儿子,这个英俊的青年人,现在又子承父业,扛起了摄像机。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成瑜在心里说,“包老兄,您安息吧。兄弟我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孩子,像你当年照顾我们那样。”
快到医院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警车打着双闪,停在了路边,车上下来一个人,手里举着一个东西,向他们乘坐的大巴车使劲挥手。
妻子给他送来了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