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声

前几天路过一所小学，驻足观望校园内现代化的教学楼、塑胶跑道、玻璃钢篮球架、绿茵足球场，聆听郎朗的读书声和上课铃声，勾起了我对小学时光的思念。我的小学是在舒兰县第一小学度过的，五年时光承载着我童年的印记。童年的记忆既是脆弱的，也是刻骨的，那“叮当、叮当、叮当”的摇铃声由远及近，清脆的节拍由弱变强，深埋在记忆深处的童年故事再次泛起，我好想回到童年，好想回到课堂，好想朗读课文。走不完的是前方路，回不去的是旧时光，眼下我只有满心羡慕与祝福。

我想上学

五岁那年，我们举家从十几公里外的东富矿搬到了县城，由于没能落上城镇户口，姐姐哥哥上学的事情把父亲难坏了。姐姐读小学五年级，哥哥读小学四年级，父亲一连跑了十几趟学校，最后终于把他们安排插班上学了。那时的我一门心思就是想上学，天天粘着父亲嚷着要上学，父亲还真带我去学校，人学校嫌我小还没有城镇户口让我明年再来上学。回家的路上，我跟在父亲身后一路抹着眼泪。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也没有上过学前班，我是坐在父亲膝盖上开始识字的。那时，纸和笔都十分珍贵，父亲有时在地上、旧报纸上教我写字，有时拿一块刨好的木板教我写字，木板写满了字，父亲再刨一遍就又可以写字了。

每天早晨姐姐哥哥上学时候就是我最难过的时刻，我特别想跟着他们去学校玩儿，当然，也想逃避一个人被锁在家里的无助和困惑。我每天都支棱着耳朵听大门的动静，期盼着家人早点回来，只要听到大门的响声我就立刻兴奋起来，哪怕是风吹大门响都成了我的期盼。

那年的春天，父亲去上班、姐姐哥哥去上学，母亲背着小妹去开荒种地，我被一个人锁在家里。望着亲人远去的背影，一种莫名的孤独胆怯占满了我的全身。我天天盼着家人早点回来，时常趴在窗台上熟睡过去，一直睡到家人回来。最终，窗外的阳光和绿色引诱我鼓足勇气从一米多高的窗户爬了出去，第一次爬出去时还被重重地摔了个大腚墩，外面的感觉真好，那点疼痛根本不足挂齿。为了方便自由地爬进爬出，我自己用父亲的工具做了个板凳放在了窗下，每天从那里进出，母亲在院子里种的小菜被我尝了个遍。有一天，我壮着胆从大门缝里挤出去，沿着父亲带我去学校的路一个人跑去了学校，学校像磁铁牢牢地吸引着我。

舒兰第一小学据说是在日本人遗留的建筑基础上改建而成的，两排高大的老榆树围在学校的四周，树龄有几十年。春季树上挂满了榆树钱，香气诱人，四周的水沟里飘满了榆树钱，夏季时生长着许多红红的小鱼虫。整个校园到处都是被踩实的黄土地，操场上没有一株花草树木，只有教室后面那排高大的老榆树越过屋顶用绿色点缀着校园。学校的西侧是一段土围墙，一个堵上又被扒开，扒开又被堵上的墙豁一直屹立在那里。学校的北侧是一排土瓦结构的教室，新换上去的大红瓦与土墙纸窗户显得极其不搭。东侧是一排紧邻那排老榆树新建成的砖瓦教室，壕沟外边便是一条南北贯通的街路，玻璃窗把整个操场照得锃亮，每间教室都开着窗户上课，读书声直接传到了马路上，路过的人们都放慢了脚步。南侧中央位置便是学校的教员室，是日本人留下的老建筑，墙是木板条上抹上石灰伴麻刀泥而成，地上铺着松木红漆地板，虽然红漆早已褪色露出斑驳的木色，木板仍然完好无损，走起路来发出咚咚的声响。紧挨着教员室北侧是学校的领操台，也是校长老师讲话的地方。领操台前立着一对木制篮球架子，其中的一个篮球架子上挂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铁轨，每当上课或下课时就有人用锤子敲响它，那“当当当”的撞击声很响，有些震耳，能传的很远，这便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上课铃声，那铃声令我兴奋不已，像鸦片一样令我上瘾。

西南角是一个刚刚被拆除的日本人留下的旧水塔，红砖上面沾着白灰，砖堆很高，我整天爬到上面上去看学生们做广播体操、上体育课、跳皮筋、踢口袋……我常常恨自己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有我。

每当上课铃声一响，满操场的学生都跑回教室去上课，我也从砖头堆上偷偷地溜到教室窗户底下，开始偷听上课。那铃声让我又爱又恨，爱，铃声一响我又可以偷听课了，恨，那铃声一响课就结束了。起初我蹲在窗户地下偷听课，戴红袖标巡视的老师不让我偷听课，说我是“爬窗台”，看到老师走远我又跑回去听课，时间久了，老师见我是真喜欢学习，就没人撵我了。有几次还听到老师夸我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让那些不爱学习的孩子向我学习，珍惜课堂学习机会，我心里喜滋滋的，脸也发热。偷听课让我着迷，我每天都要从家里跑出去听课，遇到下雨天怕淋湿母亲给我纳的布鞋，每次都会把布鞋脱下来用手拎着，将小小的身子紧贴在墙上，雨水汇在一起从房檐倾泻到地上又溅到我身上，整个下半身都是湿的，身子在发抖，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牙在不停地碰撞，教室旁边那条深水沟滋生了许多蚊虫，我身上经常被蚊虫叮咬出许多红包，但这些都不会影响我听课，学生上课时我也跟着听课，学生放学时我赶在姐姐哥哥回家之前跑回家去，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听课到秋天，当所有的教室都用窗户纸糊上缝准备过冬时，再也无法听清老师讲课，我才恋恋不舍地停止了我的听课。唯有那清脆铃声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伴我度过那孤寂的冬天。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拍花”拐小孩的传闻，和今天的拐卖人口形式差不多，只是被拐的孩子去向和是否被换钱不得而知。母亲第一次发现找不见我时，顾不上放下身上背着的小妹，拖着一双缠足的小脚四处找我，嘶哑的呼唤声传遍了半条街，当母亲按着邻居的指引找到我时，我还在侧耳听课呢。母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的头，扭头领着我向家走去，我一直没敢抬头，只是用两只小手拉着母亲的手跟着走。当我缓过神儿时，发现自己两手浸满了汗，心想这下坏了，以后母亲再也不会让我跑出来听课，见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说我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我偷偷地用眼睛的余光瞄着母亲的表情，豆大的汗珠从母亲的额头滚下，惨白的脸上刚刚有了一些红晕。我知道这是母亲唯恐我被“拍花”的拐走受到了惊吓，我用小手轻揉着母亲那布满老茧的手，想以此来安慰母亲。当天晚上全家召开了批斗会，母亲用某某人家的孩子被“拍花”的拐走的案例吓唬我，姐姐哥哥也因为监管不利，这么久都没有发现我的行踪而被父母训斥，看到她们委屈的样子我心里也不好受。

窗前的凳子被母亲拆掉了，窗户也被父亲从外面用钉子给封死，我只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呆了两天。第三天我把窗户最下面的一块玻璃给卸了下来，吸取上次摔腚墩的教训，我这次先把双臂和头从窗户探出，然后收紧肚子慢慢从里面爬出，大头朝下双手着地，双脚登着墙慢慢落下，最后站起，整个过程相当连贯，顺利出来的我心中大喜，一溜烟跑向了学校。后来家里人还是知道我偷跑出去，但只是去学校听课，渐渐地也就不再担心了，只是叮嘱我别到处乱跑，到点赶紧回家等等。这便是我受过的学前教育，而且是免费的。

我的学堂

冬去春来，燕子又飞回了北方，屋檐下燕巢里几只刚出生的小燕子在嗷嗷待哺，我要上学啦！开学前，母亲给我全新手工缝制了一套新衣裳，以前都是捡哥姐穿剩的衣裳，那是我第一次穿全新衣裳。整个染布、裁剪、缝制的过程我都记忆犹新。母亲将煮饭锅刷净放上大半锅水，撕开蓝青纸袋把粉末状的染料倒入锅里，一边烧火加温，一边用木棍不停地搅拌，当锅里的蓝水沸腾时，把待染的白色粗布放进锅里煮沸大约二十分钟，待布均匀上色后再将布从锅里捞出，放到清水盆里不断清洗，直到停止掉色布就染好了。去皱是染布最后一道工序，母亲将晒干的染布折叠成长方形放在火炕上，在布上面放上块木板，木板上再压上一块石头，在石头重力和火炕热度作用下，染布很快就变得平整光滑。母亲虽不识字但心灵手巧，一块原本不够做一套衣服的染布竟多套裁出一个书包。

我急不可耐地站在炕上试穿了新衣服，心里乐开了花。对襟上衣的纽扣是母亲用边角布条编制而成的，左边是一排纽襻，右边是一排纽珠，一共七排，穿在身上挺拔利落。母亲告诉我衣服上的纽襻都是单数，唐装也是这样，五排、七排、九排，后来才知道中国结也是由纽襻演变而来。

书包是母亲利用染布的纹路一颠一倒缝制而成，底部是一块顺纹路的染布，上面是一块横纹路的染布，两条两指宽的书包跨带长短刚好，既可以斜跨在身上，也可以跨在单肩上，雨天还可以将书包一折抱在怀里避免淋湿了书，书包带着母亲的希望陪伴我度过了五年小学最美好的时光。

全校大多数学生都是白衬衫蓝裤子小白鞋。白鞋每次洗刷后都需要涂上一层白鞋粉，晒干后雪白雪白的，鞋粉经常把裤口染白。许多学生背着军绿色书包，有的书包上还绣着“为人民服务”红绒字，威风极了，装满铅笔、格尺、橡皮、小刀、铅笔梭子的铁制文具盒在书包里哗哗作响，节奏感很强让人眼红。

“当当当”洪亮的上课铃声敲开了我五年的小学生活，这是我期盼已久的声音，她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承载着我当时所有梦想。一年级新生六个班，我编在四班，我班共有四十六名同学。四班都是吃红粮本的城镇户籍生，我属于待落户籍生，对我来说什么户籍并不重要，能上学就行，坐进教室里那一刻我悬着的心才放下，那铃声才是真正属于我的铃声。

同学里我家经济条件属最差的，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对襟衣服和旧布鞋，身背母亲缝制的书包，坐在班级里显得有些不协调。同学们嫌我太土，分座位时都不愿意和我坐同桌。同桌的她，居然还在书桌中间划了一条界限，不过没过多久界限就被同桌的她用橡皮悄悄地擦掉了。

第一天老师点到我的名字时，我心中激动，高声庄严地喊“到！”，没想到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我望着他们心中暗下决心：学习上见高低，看谁笑到最后！这些自尊的受伤和挫折不但没有打消我的上学热情，反而更增强了我的斗志。

两次缺课

记忆中，读小学五年的时间里我只缺过两次课。第一次是在一年级后半学期，因我交不上三块五角钱学杂费被老师责令回家取钱，交不上学杂费就不让上课。其实，这也怨不得老师，交学杂费的通知早就下来了，全班没交的就剩我一个人。老师已催要过几次，我知道家里粮食已断顿每天靠土豆地瓜勉强维持，哪里有钱交学费，我一直憋着不想和母亲张嘴要钱，不想给家添难，能拖一天算一天吧。直到不让上课我急了，憋足勇气跑回家，正在院子里干活的母亲看见我垂着头回了家，以为我生病了立马放下手里的锄头奔了过来，我涨红着脸吞吞吐吐地告诉母亲不交学费老师不让上课。母亲蹲在地上足足想了有十分钟，然后站起身取下胳膊上的套袖，拍打完身上的尘土后又把套袖掖在杖子上，一边向外走着，一边让我看家。我知道母亲是去借钱，可去哪儿借呢？我们家在本地没有亲属，熟悉的邻居也不多。母亲出去有一个多小时，我站在大门口左顾右盼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终于从相反方向回来了。汗水顺着母亲的额头往下淌，几缕浸湿的头发粘在脸上，衣服领子已经变了颜色，手里攥着借来的一叠零钱。母亲没有和我说话，也没有把钱给我，径直走到水缸前喝完半瓢凉水后，喘了口气对我说：还差五毛钱。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我用无助的眼神望着母亲。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五毛钱真难坏了我的母亲。看到母亲的为难，我低声告诉母亲我不想再上学了，母亲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儿子，娘不识字是个睁眼瞎，没有文化受憋了半辈子，你们这辈子宁可受穷，再也不能受没有文化的憋。娘，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读书！母亲坚定表情和铮铮语言牢牢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母亲屋里屋外转了几圈，最后，狠狠心找来一个土篮子放上一些碎草，把原本准备孵小鸡的鸡蛋从鸡窝里一个一个地掏出来，领着我去学校边上的十字路口卖鸡蛋，家里准备养一群鸡的计划也泡了汤。当铃声从校园里传来时我的心就一阵紧缩，在我们母子俩的不断地叫卖下，鸡蛋终于卖完了，当我拿着三块五毛钱跑回学校时，已经开始上第四节课了。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为了借到钱拖着她那双缠足的小脚跑遍所有认识的人家，东拼西凑才借到三块钱。还钱时，母亲特意给人家带上一些自己种的蔬菜以表达谢意，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另一次是我高烧一夜，早晨母亲就带我去卫生院打针，打完针路过学校时，我和母亲说我要回班级上课。因高烧刚退我又没带书包，母亲想让我回家休息，见我执拗要去上课，母亲也只好同意了。那节语文课讲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老师讲完生字和拼音又领着大家读了两遍课文，然后问谁可以领读课文，我率先举起手，老师知道我没带书包，就问我可以吗？我说我可以背诵领读，我一字不错地背诵着领读了全篇课文，坐下后全班同学报以热烈掌声，老师表扬了我，我的脸红红的。

忘年之交：

二年级刚开学，那根悬挂在篮球架上的铁轨被换了下来，告别那“当当当”撞击铃声，取而代之的是手摇铃。手摇铃由手柄、击锤和铃身三部分构成，手柄是木制的，击锤是铁制的，铃身是黄铜制成的，在阳光下散发着金光，铃声就是号令，指挥着全校师生的上课下课、集合与解散，“叮当、叮当、叮当”的铃声清脆悦耳，如甘露滋润心田，我喜欢摇铃声。

手摇铃

我当时以为摇铃人就是学校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校最大的官，他指挥着学校一切行动，后来才知道摇铃人是学校的勤杂工叫“工友”。当时的摇铃人是一位姓陈的老校长，一个被打倒的“臭老九”。那时管知识分子统称为“臭老九”，排在其前八位的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臭老九”早年在日本留过学，写一手好粉笔字，他不仅会拉手风琴还会吹口琴。他那用剪子修过的胡子有半寸长，花白的头发像杂草一样生在头上，一副用胶布缠过腿的眼镜挂在鼻梁上，一根油乎乎的毛线绳系在两只眼镜腿上，摇铃时眼镜总是挂在胸前，洗白的中山装破着几个洞。学校里贴满了打倒“臭老九陈某某”的大字报，一些落井下石的老师和一些不明事理的学生经常往他身上吐唾沫扔菜叶，其中最坏的就数马家三兄弟。他每天都低着头弯着腰走路，看到有人走过来，他总是站在一旁谦卑地等人过去他再走。“臭老九”和我这个被冤枉的反革命后代的境遇差不多，只是我们家的反革命的排名比臭老九还要靠前，我很同情他，他也很喜欢我。从我偷听课时他就认识我，他一次也没驱赶过我，我经常去他工作和居住的水房找他请教一些问题，经常帮他把潮湿的被子拿出去晾晒，偶尔把母亲种的黄瓜带给他吃。他教我如何写粉笔字，如何出黑板报，他用手风琴教会我唱《我爱北京天门》，我在学校与马家三兄弟打架幸亏得到他的保护。“臭老九”和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后代成了忘年之交。四年级后半学期开学时“臭老九”被官复原职。人逢喜事精神爽，官复原职的他身穿一套亚麻料的深灰色中山装，上衣菱角分明地吊着四个兜，左上衣口袋插着两支钢笔，脚穿千层底的新布鞋一尘不染，脸刮得干干净净，两腮略有些铁青，半寸头发被修剪的整整齐齐，一副茶色新眼镜端正地戴在脸上，腰板挺拔面无表情不怒自威，俨然换了一个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看错人了呢，往日那些迫害过他的人一见到他都低着头或绕路而行，真是风水轮流转今日到陈家，“臭老九”也有扬眉吐气的日子，我既为他高兴，也羡慕他提前平反昭雪。“臭老九”对我一直很好，只是打那以后我很少去校长室，1978年我家也平反昭雪了我还专程跑去把结果告诉他，他只是眯着眼轻轻地叹了口气会心地笑了起来。我参加工作后专程去看望过退休在农村生活的“臭老九”，他腰还是那么挺拔，精神还是那么矍铄。

我要尊严

十年动乱时期，学校再也不是一块教书育人的净土，社会上污浊的风气笼罩着校园。当时，我们学校最有名气小混混首数马氏三兄弟，其实马家有四兄弟，分别叫马金、马银、马铜、马铁，马家父母是按金银铜铁金属排序给儿子取的名字，估计是想把四个儿子都培养成钢铁汉子，父母对四个儿子十分娇惯，马家四兄弟的大名威震整个县城。老大马金响应号召去黑龙江插队，剩下老二马银读五年级、老三马金蹲级到我们四年级三班、老四马铁在我们四班。这哥仨是学校甚至南城名副其实的“霸王”，他们仗着造反派起家担任植物油厂革委会主任的父亲和号称“母夜叉”时任街道革委会主任的母亲，为非作歹横行学校和南城。哥仨看谁不顺眼谁就倒了霉，轻则被扇几个嘴巴子挨几脚，重则就得见血去医院，他们甚至连老校长和班主任老师都敢打。偷东西、砸玻璃、放自行车气、割自行车胎、用火柴杆堵锁头、往女同学书包里放癞蛤蟆、偷窥女厕所等事情时有发生，南城一带到处都有马家兄弟的身影。他们哥仨在学校和社会上打伤人惹了祸，父母就假惺惺地提着瓶豆油去赔礼道歉，挨打的敢怒不敢言，收瓶豆油也就顺了气。我每天上学时，父母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惹事，我一直谨遵父母的教导，每天都谨小慎微，从不敢惹事，更不敢招惹马家兄弟。一直到四年级我和马家三兄弟都相安无事，我也是学校少数几个没有被他们欺负过的学生之一，其余的几个人非权既贵，他们也知道硬柿子不好捏。

二年级的早春学校去植树，马铁和我们几个男生负责去水塘担水浇树，马铁一边手拿柳条棍子站在水塘简易木头栈桥头上指挥着我们干活，一边在栈桥上又蹦又跳，“咔嚓”一声胳膊粗的松木栈桥断了，马铁一头栽到水里，我们几个被吓傻了，愣在那里不知所措，马铁不会游泳只喊了一声：救命，就沉到水中去了，我第一个反应过来，扔下肩上的水桶，沿着栈桥飞奔过去一个猛子扎入潜入水底，我摸到马铁时，他已经没有反应，我用力把他托出水面，栈桥上的老师和同学合力把他抬到了岸边吐着黄水，我被拉上岸时，冰水顺着棉衣棉裤往下流，嘴唇发紫浑身哆嗦，牙咔咔作响，北方三月水冰冷刺骨，冻硬的棉衣裤像百斤铠甲行动艰难，回到家里发起了高烧。老师和同学们都来我家看望我，马铁父母也拎着五斤豆油来我家表示对他儿子救命之恩的谢意，豆油被我父母谢绝了。除了我个子高身体好老实，这也是马家三兄弟没有欺负我的主要原因。

四年级后半学期的一天，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起，电铃取代了手摇铃。一下课，同学们都好奇地围过去看个究竟，每栋教室的屋檐下都装上电铃，由两根电线把电铃串联在一起，电闸合上电铃就会骤响，那铃声急促让人血脉喷张。我最要好的同学无意间踩脏马铁的小白鞋，马铁上去就是一拳，那同学的鼻子马上就流出了血，马铁仍不解气接着又是一拳，那同学急忙躲闪马铁的拳头砸到了砖墙上，手立刻出血了，这小子疼的直叫唤，那同学连忙跑回了班级。马铁直接去三班喊来了马铜和一群小跟班，把我班教室里围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上课。眼见最要好的同学要吃大亏，我仗着有马铁救命恩人这层面子壮着胆去劝架，让马铁给我个面子就算啦，结果气急败坏的马铁上来就给我个大嘴巴，手指印清晰地留在脸上半个脸火辣辣的，他们不由分说把我们一通拳打脚踢，我抱着头满脑子都是父母叮嘱的话，我决定忍着。他们打累了，又让我们跪下给他们赔礼道歉，让我们管他们叫爷爷，我们俩既不跪也不叫，马家兄弟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傻B，一个反革命家的崽子也敢管我要面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再多管闲事儿弄死你。反革命字眼直刺我的心尖，怒火烧遍我的全身，父母的话再也拴不住我要男人尊严的劲头，我一个直拳就把马铁直挺挺地击倒在地上，我接着就抡起一条板凳直接砸向马铜，马铜刚转身要跑板凳就砸在他的右后背上，他身体的惯性推到了一排课桌。见马家哥俩都被打倒小跟班都夺门而逃，我又一次将板凳砸向刚爬起来的马铜，“咔嚓”一声板凳解体了，马铜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我抓住手中仅剩的板凳腿转身砸向了马铁，三板凳腿抡下去马铁就跪在地上告饶，我拽着同学就向教室外走去，临到门口我还照马铜的屁股踢了一脚，这小子蜷着身子嚎叫着，我见他没死也就放心了。我和那同学怕报复当天晚上都没敢回家住，第二天陈校长把双方家长都找到学校调解此事，马家父母叫嚣着要整治我们，“母夜叉”不依不饶地在学校骂了半天街，陈校长就用要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此事威胁马家父母同意和解，在陈校长的周旋下此事最终得到了和解，马家兄弟暂时消停一段时间。因讲哥们义气和为民治害我一战成名，来找我玩的同学一下子多了起来，其中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每天都有一群同学早早地汇集在我家大门口等我一起上学，业余时间我就领着他们举杠铃、玩哑铃、打沙袋、蹲马桩，压腿、练前空翻侧空翻、摔跤，大家体质得到了较大提升，我们的队伍也在日益壮大，为了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许多人眼里马家兄弟就是邪恶的代表而我就是正义的化身。打那以后，没有人敢再欺负我和我的哥们们，男人的尊严是找回来了，父母也为我操了许多心，陈校长也用他的方式帮助着我，这一切都要归结于那个时代。

惯子如杀子

废物、窝囊废、瞎咋呼、一群人打不过一个人、明的不行你们不会来暗的吗，马家兄弟回到家中被父母数落半宿，父母的怂恿鞭策着马家兄弟。马家兄弟的暂时消停只是表面的，酝酿报复扳回面子的想法一刻也没有停歇过，他们一直在寻找报复我的时机。我们的实力也在日益壮大，我身边每天都围着一群哥们儿，他们怀着对马家兄弟的恨力挺我，马家兄弟身边也有我们的朋友。三角刮刀、枪刺、手撑子、七节鞭、日本战刀样样齐全，马家兄弟磨刀霍霍，一场较量不可避免。

那时，整个南城都在马路中间挖自来水沟，沟两米多深三米多宽，沟两侧堵满了土，人们只好沿着土堆行走，秋季雨多到处都是泥水，原本就难走的路变得更加难走。马家兄弟终于等到了下手的机会，一天中午上学的路上，马家三兄弟和一群跟班在半路上截住了我，他们利用地形先把我和我的伙伴们分隔开，那些跟班恐吓住我的伙伴让他们无法帮助我也无法去报信。马家三兄弟一起向我围拢过来，我知道这次来者不善，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立刻退到一个高土堆上，背靠着自来水沟面对着红了眼的哥仨。手持三角刮刀的马银第一个冲了上来，嘴里还骂着：弄死你小兔崽子。马银高我一头也比我壮，我无处可退只好躲闪，三角刮刀带着风向我腹部刺了过来，“刺啦”一声衣服被刺开个大口子，一道一尺长的血印留在肚皮上，血染湿了衣服，幸亏躲闪及时否则肠子都会流出来。还没有来得及捂肚子，三角刮刀又刺向我的胸部，我急忙用力一跃跳到沟的对岸，马银由于用力过猛“扑通”一声掉进沟里，马铜急忙去救马银。抓住战机，我立马跳到马铁跟前，从上次以后马铁就畏惧我，见我奔他来了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哆嗦，趁马铁的日本战刀还没出鞘，我捧起一块烂泥向他的头上砸去，马铁被砸的满脸是泥，一腚墩坐在土堆上，我扑过去一边用右膝盖顶住他的下巴，一边夺下他手里的日本战刀，我用战刀的柄猛击马铁的头部，马铁双手抱着头“妈呀妈呀”地叫着。马铜见我把马铁按倒了也顾不上从沟里往上拉马银，转身向我扑来，我顺势一脚将马铁踹进了沟里，去迎战马铜。马家哥仨已有两个在沟里挣扎着，此时的我已排除了后部之忧，我从刀鞘里拔出了日本战刀，战刀的寒光有些瘆人，马铜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握着刺刀的双手在哆嗦。“这熊包”我心里骂到，我用日本战刀指着马铜吼道：放下刺刀，跳下去！趁马铜哆嗦犹豫之际，我做了个下劈动作，这小子也“噗通”一声跳到沟里，其实我没有砍人的勇气，现场汇聚了上百人，这时上课铃声响起，我拎着日本战刀跑回了班级。打那以后我经常拎着那把日本战刀玩，马家兄弟再也不敢欺负我。一九八三年严打时马家兄弟都被判了重刑，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己酿下的苦酒自己喝，家长惯子如杀子，这也是社会的悲哀。

手留余香

县城不大，一条小河将其分为南北，北城是有权有势人的居住区，南城是工人菜农的居住区，有南贫北贵之说。南城北城历来不和战事不断，谁也不服谁那时北城最有名的就数田子，以讲义气广交朋友著称，经常为各路朋友摆事儿。其爷爷是县革委会主任，父亲武装部长，可以说整个县城都是人家的，田子我只听说过没见过本人。自从我二战二捷马家兄弟后，名声大振，出头的椽子先遭风雨。五年级马上就要放寒假的一天，放学铃声刚刚响过，我们班走进来两个十七八岁的人，那两个径直走到我面前将一封信放在我书桌上，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我正在收拾书包一下子被闹蒙了。这是一封战书，下战书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田子，战书约定本周日下午两点双方各带十二个人在学校操场集合，是要打架还是讲和也没说清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横竖都得干，我挑选了十一个不怕死的伙伴们，制定了单挑和群殴两套方案，把日本战刀用白酒擦了几遍，火药枪装满了火药和车珠子，一切都妥当就等周日下午迎战田子。

周日下午，我和十一个弟兄早早地到了学校，两点刚到，学校大门口就冲进来十二辆自行车，十二辆自行车围着我们“刷刷”地转了两圈然后才停了下来。好家伙！十台清一色大金鹿牌脚闸自行车在我们面前一字排开，绿军装、棉军帽、翻毛军用大头鞋，军用棉手套，就是没有领章帽徽，否则就是标准的军人。居中的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对我说他就是田子，他也看不惯马家兄弟的嚣张劲，听说我打败了马家兄弟早就想来会会我，南城北城交个朋友从此讲和，听清他们的来意我们的心都放下了，预想中的一场群殴可以避免了。

田子提出双方以足球赛决胜负，以后输方听赢方的，输方称赢方为老大，踢平就哥们相称。足球我们学校就一个，只是上体育课时偶尔玩几下，一场正经比赛也没踢过，更没钱买足球。踢就踢吧决不能临阵退缩，踢球总比打架要好得多。双方各出一个裁判，其余的十一个人为一个队，双方各找来几块砖做球门，时间就一个小时，我特意安排人看着打铃。人家十一个人清一色的圆领军秋衣，我们十一个人大棉袄、红毛衣、棉胶鞋杂七杂八，没等开赛从阵势上就输五分。田子从自行车的网兜里取出一个黑白相间的新足球，扔到了操场中间，大家预热了十几分钟，开赛的铃声响起。我们一对一死死地盯住对方，粘住他们，绝不给他们进球的机会，球赛进行的如火如荼，不觉半个小时过去了，双方都没有进球，我希望双方踢个平局。这时田子带球到我们门前，我死死地缠着他，快到禁区前这小子对着我飞起一脚，我怕被大头鞋踢到急忙一闪身，他顺势原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球在大头鞋的作用下飞进了我们的大门，一比零。这下子把他们高兴坏了，在场地里手舞足蹈，指着自己高喊：“老大、老大”。他们的表现激怒了我们，我们迅速组织了连续大反攻，不一会就将比分扳成二比一，我们也学着他们指着自己喊：“老大、老大”。田子很生气，开始骂娘了。我们很高兴，心想只要坚持到铃响我们就是真正的老大了。田子把怨气都集中在眼前这半块砖头上，他助跑了几步对准砖头飞起一脚，“咔嚓”“妈呀”田子一头摔倒在地上，砖头文丝没动。等我跑到田子身边时他疼得在地上直打滚，血流了一地，我到砖头前仔细一看原来那砖头已冻在地上，翻毛大头鞋的鞋底和鞋邦就剩脚跟部分还连在一起，像一个张着血红大嘴的怪物，脚血肉模糊不知伤到哪里，所有人都被吓傻了。有人骑车去他家里报信，我们推来自行车准备推他去医院，结果他又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疼的“嗷嗷”直叫，情急之下我让大家把田子扶到我肩上，我背上他一路小跑奔向医院。三公路里多的路程我一口气跑到，到医院时我的头冒着热气，棉袄已被汗水湿透，蹲在地上足足喘息了十多分钟。田子的脚和小腿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医生用剪刀将大头鞋剪开，血流了一地。清洗完伤口医生就把他直接推进了手术室，这时医院院长陪着几位身着军装干部模样的人赶到了现场，看到田子的家人来了我就领着伙伴们离开了医院。伙伴们问我这场球赛应该是我们胜了，我说：平局。田子住院期间我去看过他两次，他一直说我够哥们义气，要和我拜把子，半年后田子出院了，他特意请我到他家里去玩，还特意送给我一顶军帽，我俩真成了好哥们。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偶尔相聚聊起小时候的事情时，他总指着自己的脚告诉大家说：他的这只脚是我给他保下来的。

小时候的亲历已经成为故事，过去已经成为了过去。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写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年代，……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黑暗的季节，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

当最后一节课的的下课铃声敲响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坐到这间教室听课了，一切都不可能从来，走出校门时我转身向学校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用我自己的方式向培育我五年的学校告别。

五年里，无论是上课，还是运动会，还是去劳动，还是生病发高烧，还是打架，学校活动我从没有落下过一次，更没有耽搁过一天课程，由于有父亲教我识字的功底，加上偷听课的学前铺垫，更主要是我很珍惜学习时光，我所有的考试都是满分，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奖状，这些奖状同时也记载着那个时代的荒唐与愚昧。我是从自我修正中走了出来的，比起那些没有走出来或走偏的同龄人，我是幸运的。

我喜欢那手摇铃声，清脆悠扬的铃声像钉子一样一下一下钉进了我的脑海，许多年以后，我还时常被上课铃声从睡梦中叫醒。

                                                                                 2020年8月7日于梅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