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山缺水,这是庙山留给我童年的印象。
看到“庙山”这个词,你或许会猜想那里一定有许多寺庙。然而,庙山,其实没有庙。只听老人讲,原来有庙,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拆除了。我无从考证它的历史,也无从证实庙山过去是否真的有庙,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庙山缺水。
庙山是一座村庄的名字,我外婆家就在这个村里,我度过了贫苦而快乐的童年生活。庙山坐落于西山坡,坡度很陡很大,以至于庙山的存在像镶嵌于西山坡的一块镜子,映照出庙山人的纯净善良和勤劳质朴。让庙山人赖以生存的便是一片白桦林,一片不大但却覆盖着整个西山坡的三分之一,这足以让庙山人骄傲而自豪。就在这片白桦林的旁边,零星地点缀着十二户人家,这就是庙山,一个小得令人容易忽略的村庄。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田地犹如一块块补丁,缝补着庙山人缺水的日子。
听老人讲,水是庙山人的命。小时候,我经常跟随舅舅到五里外的山那边去胆水。一次,担水回来时,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路面湿滑。舅舅累得气喘吁吁,我想替他担一会儿,但他不肯,说:“你个小子,还没有木桶大,怎么担得起啊,等你长大了,就能担水了!”但我执意要担,舅舅也拿我没有办法,便让我担一小段路。舅舅半蹲着取下扁担,放到我肩上,又缠了缠扁担两头的绳子,钩好两只木桶,我刚要起身,脚下一滑,水桶和人一同滚下了山坡,幸好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我。我强忍着疼痛,望着被碰坏的木桶和白花花的水,吓呆了。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到家的,只记得,舅舅像一只发怒的狮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捡起破损的木桶独自走了。望着舅舅渐渐远去,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视线。
庙山每家都一个很大的筲,专门用来装水的,能装四五担水,约三百多斤水。农闲时担来的水就积攒在筲里,以备急用。平时用的水大都装在缸里,缸不大,只能装一担水左右。还有不少坛子,下雨时接的雨水都装在坛子里,撒一把盐,澄几天,水就清了。我喝过坛子里的水,咸中略带泥土味儿,但很冰凉,很解渴。庙山人家的厨房里,到处是坛坛罐罐,舅舅家也一样,藏的都是水,不是油。那时候,我不懂水比油珍贵的道理,很多时候趁家里没人,就舀水和泥巴玩儿。
1986年,我离开庙山去上学。小学毕业后,去外婆家,发现担水不用木桶了,而是铁桶,木勺也换成了铁勺,方言叫铫子,用起来轻便,舀水煮饭都行。那时,大部分人家都开始用铁桶担水了,我家也是。几年后,又换成了塑料桶和塑料勺子,用起来更轻便了。参加工作后,去庙山的次数更少了,只是偶尔在给舅舅的电话中问一些有关庙山的事,但大都淡淡健忘了。
直到前几年的一个春节,去外婆家时,才发现庙山早已不是记忆中的庙山了。曾经泥泞陡峭的羊场小道已经变成了四米宽的水泥路,驴驮马拉的架子车都变成了农用三轮车和小汽车,每家门口都放着一台脱谷机。原来的土坯房都变成了砖木结构的房子,并安装了玻璃暖廊。尽管春节天气严寒,但暖廊里却夏天般温暖。
舅舅说:“现在都不养牛羊马了,种地用旋耕机。秋收后也不用碾场,脱谷机一两天就脱完庄稼了。”
我喝了一口茶,想起小时候帮舅舅担水的事,试探着问舅舅:“现在吃水不用担了,是用拖拉机拉还是?”
舅舅笑着说:“家家都拉了自来水,用水时打开水龙头一接就成了,方便的很。”
经他一说,我这才注意到,院子里旁边的水龙头。
我走过去,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哗哗流淌,像一支欢快的歌谣,歌谣里是几代人不懈地努力和渴望;晶莹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烁着梦幻般的色彩,色彩里绘就着庙山人幸福的未来和甜蜜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