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收音机

我们家拥有第一台收音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那个晚霞满天的夏日黄昏至今记忆犹新。

村子里最早有收音机的是村西头的王老伯。王老伯虽然也身处深山老林，却非一般农人，经历绝对是一部传奇。因为经多见广，无论是行为还是思想上都是特立独行的。包产到户后的第二年，一个春阳灿烂的早晨，王老伯除草的贝母地里突然间就传出了响亮的说话声，口音和村里人完全不同。大家很是惊奇，一传十十传百，众人一起涌到王老伯的地头，一探究竟。王老伯拿一把小锄头，埋头给贝母除草松土，不远处的一棵木香下，一个黄挎包大小的黑匣子立在那，一阵说话一阵唱歌，好不热闹。人们忙问那是啥东西，那么小的一个匣匣，好像里面聚集了好多好多人。王老伯起身拍拍手上的土，把那个匣子拿过来给大家看。王老伯告诉大家那匣子叫收音机，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等好多电台的节目。大家更觉着惊奇了，家里的广播要连接外面的广播线才能响，这么个小匣子没有线，只装三节干电池，拧开开关就能放出声音，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村子里识字的人少，明白那收音机为啥能收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但是有一点大家记住了，那就是叫收音机的玩意随时可以收听好多种声音，不像家里的广播有时间限制。

从此，村子里陆续出现了第二台、第三台收音机，因为价钱不同，收音机的大小款式甚至颜色也不相同。我们渴望自家也能拥有一台收音机，哪怕是最小最小的那种也好，因为随着村子里收音机的增多，我的耳朵里也灌进去了“新闻和报纸摘要”“小喇叭”“电影录音剪辑”等名词，好多次站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听收音机，听得正如迷的时候，人家突然关掉了收音机，只好怏怏离开。好多次梦里都在听收音机，被自己的欢呼声惊醒了。可是我家太穷了，连老鼠都饿得待不住的家，哪里有余钱买收音机呢？

包产到户后的那年暑假，我起早贪黑地进山挖野药，连续挖了半个月的羌活、白芍、天南星等野药，目的单纯而明确，就是要买一台收音机。采挖的野药晒干之后背到马峡卖给药材收购站，换来了28元5角钱。顾不上抹一把满脸的汗水，我直奔百货商店，用27元五角买了一台“延河”牌收音机。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抱着“延河”步行四十多里路程回到家里，一整天没吃没喝竟然不觉着饥渴和困倦。自此，我家也有了收音机！我家的“延河”正面是淡绿色，背后的盖子是白色，揭开盖子，下面的凹里可以嵌进去四节一号干电池，还可以看见扣着的一个喇叭，再就是密密麻麻的管子和线路。收音机前面的右上方上下两个可以旋转的按钮，下面的是音量开关，上面的旋钮是选台的。

每天的早晚饭时间就是我们全家听收音机的时间。父亲听什么我们只能一起听，谁也不能挑战家长的权威。辛劳而忙碌的父亲，也只有在吃饭的时间听一会收音机，他最关注的就是天气预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倘若雨天不能干活，他就调到陕西广播电台，听一段秦腔。粘着收音机的是我，虽然已经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了，但我最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其次就是单田芳的评书《杨家将》，再就是“阅读与欣赏”节目。其实喜欢听的节目很多，就是不敢敞开听，因为四节一号干电池节省着听只能勉强支撑一个月时间，电耗完了，取出来立在火盆边烤烤，勉强凑合一两天。重新换一次电池要花近三块钱呢，要知道，那是一个鸡蛋卖五分钱的时代！

后来，随着家里经济的逐步好转，我们又买了收录两用机，我还给自己买过一个能装进衣兜里的袖珍收音机，下地干活，上山放牛都随身带着，给我清贫的青春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自1923年1月23日，由一个美国人投资的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在上海正式开始运营播放，距今天不到百年；自1953年中国研制出第一台全国产化“红星牌”电子管收音机到今天，也仅仅68年时间，但是收音机已经经历了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今天的数字广播，构造越来越简捷，音质越来越清晰，不由人惊叹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